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耕地论文,人口论文,农业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是作者“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系列论文中之第一篇。作者对该时期江南农业生产中人口、耕地、技术、农民经营方式进行了探讨，对以往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十三、十四世纪江南社会经济发展“转折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本文中作者认为虽然南宋末及元末江南人口有较大波动，但总体上呈增长的态势。作者进而指出江南人口变化的地域趋势：人口之增加主要集中在东部低田地带的苏州和嘉兴，而人口之减少则主要发生在江南西部和北部高田地带之各府州，即人口分布重心由西部和北部逐渐转移到东部。作者指出该时期江南人口城市化水平可能略有下降，但程度轻微；与此相关，江南农业劳动力之供给亦未有大的变化。再从耕地方面看，作者认为元代江南耕地可能较南宋有一定增加，而明初则与元代大致相同。但耕地品质却颇有改善，特别是元明二代以疏浚河道为主的水利建设，大大改善了土壤的理化性状，使得耕地的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一、“十三、十四世纪转折”论：一个正在受到挑战的旧有共识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元代严重受挫，从而自宋至明初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
以上看法，是过去中外史坛上的一种共识。尽管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但是支持“转折”论的学者在以下主要方面意见仍然一致：第一，在南宋末年与明朝初年之间，中国的社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这个变化的结果，使得以后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与以前时期出现重大差异，因此形成“转折”。具体地说，就是经过这个“转折”，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由以前的“唐宋变革”变成了“明清停滞”。
以上“转折”论的诸要点，近年来已受到若干挑战。一些元史学者近来提出：元代并不是一个“黑暗时代”；相反，在元代时期，中国经济在唐宋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上升，“有长足的进步”。不过，他们尚未提出有力的证据以支持其论点[1]。许多农史学者也认为元代与宋代一同构成了中国“南方农业突飞猛进”的阶段，而明清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纵深发展”、从而“达到顶峰”的阶段，因此元代及其前后几十年并不存在“转折”[2]。最后，从最新的一些关于唐宋和明清的研究成果来看，至少就江南地区而言，以往盛行的若干重要理论如“唐宋变革”论和“明清停滞”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3]。既然没有唐宋变革和明清停滞，那么十四世纪的转折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尽管至今为止尚未见有专门的著作对此“转折”问题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对前述的“转折”论确实已经提出了有力挑战。从此意义上来说，“转折”论尽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坛上仍然还占据着主流见解的地位，但它的基础已经动摇。
鉴于上述情况，对“十四世纪究竟是否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转折时期”作一个专门的研究，极有必要。本文以及探讨之二、之三、之四一组文章就是一个在这方面的尝试。在讨论展开以前，我们需要做出以下说明：
（一）本组论文所考察的时期，是自宋末至明初，亦即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在主张“转折”论的学者中间，虽然有一些学者笼统地说这个“转折”发生在十四世纪，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此“转折”始于十三世纪而终于十四世纪中期或十五世纪初期。我们认为：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转折的话，它应当最可能发生在元代或元代及其前后数十年，因为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而元代所发生的变化，并不会恰恰限于十四世纪。此外，众所周知，在江南以往一千余年的历史中，元代所遗留下来的史料最为稀少，而宋末与明初两个时期的史料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因此，为了更好地观察发生在元代的经济变化，把考察的时间范围延伸到宋末和明初。这从史料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也正因如此，在本文中，我们将有关观点合称为“十三、十四世纪转折”论。
（二）本组文章所考察的地区，限定于“江南”。江南本是一个界限不甚明确而且不断变化的地理概念，但是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对其作了界定，并说明了作此界定的理由[4]。据此界定，本文中的“江南”地区，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大体相当于唐宋的浙西路地区，尽管唐宋的浙西包括了不在上述八府之列的严州，而且宋代的浙西也不包括江宁。我们之所以挑选这个地区作为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事实上，以往关于近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许多重大结论（例如“唐宋变革”论和“明清停滞”论），都主要是从对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研究而得出来的。因此，以江南为考察对象而对“转折”论做出的批判，也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
（三）本组文章所考察的主要对象，是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尽管“十三、十四世纪转折”论所说的“转折”包括了广泛的内容，但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农业变化乃是任何社会经济重大变化的基础，因此从农业变化来看是否有“转折”，应是很合乎逻辑的。由于农业的变化以人口、耕地和技术的变化为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在此时期，江南的人口、耕地和农业技术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我们还要进而考察农民的经营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在对农民的经营方式变化的考察中，探讨的重点是农民的经营规模和亩产量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上述这些变化具有什么特点和性质？为此，我们将把这一时期江南农业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与唐宋和明清两个时期江南农业生产的长期变化相比较，看看它们是否朝着同一方向？变化的速度是否有很大不同？很明显，如果不是朝着同一方向、或者变化速度大不相同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将这一时期视为一个“转折”的时期。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转折”可言了。
二、宋末至明初江南的人口变化
尽管一向很少有人对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以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这个时期却被说成是一个“人口压力”严重的时期。然而情况是否真的如此，还须进行认真的讨论。
（一）南宋、元和明初江南的人口数量估计
宋末至明初江南历史予人的普遍印象之一，是在此时期中，由于发生了宋元对抗、元军征服、元朝暴政、元末战争、明初强制性移民等一系列事件，元代江南人口遭受了颇大的损失。这种观点也得到人口史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支持。例如曹树基指出：蒙古人从北方草原带来的鼠疫，导致了中国内地人口的巨大损失，四川人口死亡殆尽，两广人口也病死大半。江南的情况，曹氏未提及，不过肯定也未能幸免于这场肆虐欧业大陆的可怕瘟疫。元朝统一后，各种传染病仍然多次大面积流行。其中与江南有关者，有发生于1308年、 1333年、 1360年、 1362年的几次，有的引起了大量死亡[5]。此外，元代江南还经常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例如发生于1307、1308、1329、1334、1337、1344年的灾害，规模都颇大），对于人口变化也有相当大影响[6]。这些马尔萨斯的“积极制衡”特别集中地发生在十四世纪中期。据时人所记，“自兵兴以来，生民之难极矣。以江南言之，饥馑瘟疫无岁无之”；“江南盗寇充斥，人民死兵戈者十七八”[7]。到了明初，虽然战乱停止，瘟疫也不再流行，但是水旱灾害的发生似乎更加频繁[8]。
然而，上述“积极制衡”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似乎并不像一般想象中的那么大。事实上，元军攻占江南时，由于蒙古人原有的屠杀政策已经改变，所以江南人口损失较少[9]。而在灭宋之后至红巾军起义之前（1279—1351）的70余年中，江南因战乱而死亡的人口可以说微乎其微[10]。在此时期中，尽管政治腐败，但是也尚称“盛世”，所以死于暴政的人数，看来也不会很多[11]。瘟疫和水旱灾害确实引起了相当数量的人口损失，不过因此而致的死亡率是否会高于南宋时期或明代末期的相应死亡率，则很难说[12]。因此之故，在元代的大部分时间内，江南人口基本上是在稳步增长。丘树森和王颋已指出元代江浙等南宋故地出现了程度不等的人口增长[13]，而葛剑雄也认为江南发达地区人口在增长，尽管幅度不可能太大。从全国来看，人口的增长一直维持到1340年代初期[14]。至于江南，由于较少战乱灾害，这个增长还会持续得更长些，似乎一直到1351年红巾军起义之前。当然这个增长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一种有波动的增长[15]。元代政府曾根据地方人口的多少，数度调整行政单位，将人口较多的县升为州，或将下州升为中州，中州升为上州。在1295年的调整中，海宁、长兴、崇德、昆山、吴江、嘉定、宜兴、无锡都被升为中州。而按此时的规定，有户4万至5万者为下州，5万至10万者为中州[16]。在元末战乱中，江南所遭受的人口损失可能超过元灭宋时。
斯波义信使用多种地方志和其他资料，得出这一时期江南人口数字如下（表1）
〔1〕包括明清的嘉兴与松江两府。
资料来源：据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1988年），146表4中所给的各州府面积与人口密度计算得出。
以上数字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有些与当时发生的事件相符（如杭州在元末死人极多），但有的则明显相悖（如江宁元末人口损失微小，明初又为国都所在，人口肯定多于元代）。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元明之际的人口变化。
丘树森与王颋估计元末江浙、江西、湖广东部、河南西部的人口损失高达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二[17]。但葛剑雄已指出丘、王二氏对元代后期人口的估计缺乏依据[18]，因此他们关于元末人口损失的估计也有问题。江南在此期间人口的实际损失，从元代与明初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来看，大约为元代人口的四分之一（表2）：
从江南在元末明初所发生的事件对人口的影响来看，江南在这一时期蒙受了颇大的人口损失，但似乎不可能达到丘、王二氏所说的五分之二或表2所显示的四分之一之多。
江南在1355年以前尚称安定[19]。到了这一年，张士诚自高邮进军江南，未遭元军抵抗，“弓不发矢，剑不接刃”地占领了苏州[20]。张氏随后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肃清其他割据势力，建立“东吴”政权。而也是在同一年，朱元璋占领了江南西部，建立了“西吴”政权。作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张、朱两大军事力量，都颇注意争取民心，少有滥杀平民之举。元朝在江南残余势力——杨完者的苗军在嘉兴、松江一带滥杀无辜，但不久即被张士诚消灭，而张士诚又于1367年被朱元璋消灭。在1355—67年之间的十二年中，嘉兴、松江、杭州等地蒙受了严重破坏，但是最强大的张、朱两大军事集团，“大小百余战皆在常州、长兴、江阴之壤”[21]，即战斗主要发生在江南平原的外围地带。而且，在这些战斗中，除了湖州、常州之战外，其余战役并不激烈，不少地方甚至是不战而降[22]。在江南的核心地区——苏州一带，在1367年一直未经战火。1367年朱军围困苏州达十月之久，但最后张氏仍然以“救一城人命”为念，“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23]。而朱军纪律严明，攻克苏州而“吴人安堵如故”[24]。至于明初强制性迁移江南居民到外地，主要涉及少数富豪之家，实际迁出人数并不很多[25]。总的来说，十四世纪后期江南的人口总数，即使比十四世纪前期有减少，差距也决不会很大。
那么，这个损失大概是多少呢？这里，我们将表1中三个时期数字都齐的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的人口相加（江宁明初人口数字依照表1调整），得到如下结果（表3）：
据此，则明初江南人口约为元代的90%，而为南宋的113%。这个比例，我们觉得比前面的那些估计更接近实际情况。如用表2中的元代常州和明代嘉兴（包括松江）数字补入表1，则可得表4：
表4中明初人口约为元代的84%，比表3中的相应比例(89%)低一些，但仍然表明丘、王二氏的估计太过偏高。因此比较保险的估计，应当是明初人口比元代后期盛时大约减少了十分之一或略多于十分之一。又，据表3和表4，元代江南总人口可能在1000万左右，明初在900万左右，而南宋后期则在800万左右。在这三个数字中，明初数字的可靠程度较高，元代其次，而宋末则较差。傅宗文估计十一世纪后期（1068—85）江南人口最多时，总数约为600万[26]。根据宋代官方统计数字，在1080—1223年间，整个两浙路的户数增加了21%，口数增加了25%[27]。而用傅氏的估计和我们的估计作比较，这一时期江南的人口增加了1/3。江南（即浙西）是行在所在，人口增加幅度大于浙东及两浙总数，也是合乎情理的。由此而言，我们对南宋后期江南人口的估计，看来也还未超出实际太远。当然，正如何炳棣已指出的那样，南宋至明初的官方人口数字并不可信[28]，因此我们不能过多地依赖这些数字。不过，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得不把这些数字作为参考。
（二）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变化的地域趋势
下面，我们还将对宋末至明初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所体现出来的地域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最足以表现这一趋势的，是斯波义信根据多种来源的官方人口数字所制的宋末至明初江南各地人口密度表。兹将此表照录于下（表5）：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自南宋末至明初，苏州和江宁的人口一直在稳步上升，杭州、镇江的人口则在稳步下降。此外，自元至明初，嘉兴的人口略有上升，而常州、湖州的人口则在下降。这个变化趋势表现了：（一）这一时期江南的人口增加，主要集中在东部低田地带的苏州和嘉兴（明代之苏州、松江、嘉兴三府及太仓州），而人口减少则主要是发生在位处江南西部和北部高田地带的各州府。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到了明初，江南人口的重心已从西部和北部转移到东部；（二）江南人口重心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像国都这样的大都市在或不在江南，并未对这一时期江南人口变化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元代杭州和江宁的人口并不比南宋和明初少许多，就是一个证明）。尽管用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所作的分析肯定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是这些数字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与对更次一级地区所作的分析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一致的[29]。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一时期江南人口变化的一大特点，是人口重心从西部和北部转移到东部。
因此，在自宋末至明初的一个半世纪中，江南的总人口总的来说处于相对平稳的上升之中，尽管在宋末、元末两个时期（特别是后一时期）曾出现较大的波动。更重要的是，在此时期中，江南人口的重心，由西部和北部逐渐转移到了东部。这预示了江南农业的重心，可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三）农村人口
从现有的一些户口记载来看，南宋后期江南的城市化水平似乎相当地高。例如坊郭户数在总户数中的比重，咸淳时的临安府高达47.6%，嘉定时的丹徒县也达37.12%。不过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因为终南宋之世，镇江和建康都一直是国防军事重镇，城市人口很大一部分的生计都与军队有关（镇江都统司统兵47000人，建康都统司统兵50000人）。而在临安及其周围，大约有禁军7—10万人、厢兵7000余人和官僚4—5万人。连上他们的家眷，总数还要多得多。倘若除去这些人口不计，这些城市人口数量肯定会低一些。然而即使如此，嘉定时的镇江府府治丹徒县，坊郭户总数也只有8698户，17万口。而这几乎已是镇江全府的坊郭户人口（嘉定和咸淳时的镇江府分别为14.7%和12.0%）。建康是江南仅次于杭、苏的大城，但据叶梦得在南宋初追忆，“承平时，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计者，十七万有奇，流寓商贩游手往来不与……。”[30]情况看来与镇江相差不很大。事实上，即使是临安的城市居民数，一般认为在30万户、150万人左右。但伊懋可已指出从粮食销售和消费量来推测，可能只有60—70万[31]。而林正秋的研究更表明：南宋后期杭州的城市人口，大约为124000户、60余万口[32]。至于江南一般州府县的城市人口比例，肯定比以上城市要低得多，因为宋代江南文献极少说到江南一般州府县治人口众多，而小城镇的数量也很有限。此外，在与江南毗邻的徽州、严州淳安县和绍兴府和嵊县，在南宋后期坊郭户的比重更大大低于10%（分别为2.9%、7.1%和3.6%），即使是当时最重要的海外贸易中心——庆元府府城鄞县，有关比重也只是12.8%[33]。以此为参照，除去行在临安府外，南宋末期江南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恐怕不会超过10%。加上临安府，真正的城市人口似乎也难说超过15%[34]。在元代，尽管临安不再是首都，但是从表4可见，该地人口减少幅度似乎并不很大[35]。明初江南城市比元代盛时萧条，城市人口可能有所下降。但南京成为首都，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下降。总之，由于史料的缺乏，宋末至明初江南城市化水平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已难知晓，但是从仅存的史料来分析，我们的印象是：在此时期，江南城市化水平可能略有下降，但程度轻微。
因此之故，宋末至明初，尽管江南的人口和城市化水平都有一些变化，但都不很大，而且经过相互抵消，农村人口的变化似乎更小。这意味着江南的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在这个时期中变化不大。
三、宋末至明初江南耕地的变化
耕地的变化，包括数量和品质两方面的变化。然而在以往对于宋末至明初江南耕地的研究中，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后一方面）的变化，均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耕地数量的变化
从现存的史料而言，江南历史上较为完全和较为可靠的官方耕地数字，应当首推明初数字。《大明会典》中保留了苏南5个府（苏、松、常、镇、宁）的洪武26年统计数，但没有浙北3个府（杭、嘉、湖）的数字。兹以万历时这3个府的数字补之，得表6：
如果苏南5个府也采用万历数字，那么总数大约是4500万亩。洪武二十六年的数字比实际数字要高，而万历数字则更接近于真实，主要原因之一是明初进行耕地调查时，通常沿袭前代之旧，以“围”（或“圩”）为单位来统计，即将围内所有土地都视为耕地。但实际上围内土地并不都是耕地，还包括若干荒地、池沼、沟渠和堤岸等。万历调查目的在均税，所以调查结果比较切近实际[36]。因此，上面所得到的4800万亩的数字，应当是明初江南耕地总数的上限。
据周生春《试论宋代江南水利田的开发和地主所有制的特点》（《中国农史》，1995第3期），经过长期的开发，到了南宋后期，江南的可耕地已大致开垦完毕，江南若干重要府县在南宋末期与明清时期的耕地数字如下（表7）：
在以上数字中，常熟县因疆界变化很大，致使南宋数字远大于明清数字。江宁、上元、溧水三地，南宋数字只包括田，而明清数字则包括“田、地、山、塘”，因而前者比后者小。其余六地，南宋数字与明 清数字相差都不很大。在另一著作中，周氏估计南宋太湖流域有耕地约28800000亩，已接近今日该地区的耕地面积[37]。在这些耕地中，大约10000000亩是围田，大部分成于南宋[38]。当然，我们要指出：周氏估计所依据的是官方耕地数字，而正如何炳棣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官方数字（特别是明清额田数）并不能代表真实的耕地面积[39]。不过从周氏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江南的主体——太湖平原以及丹阳湖平原上，到了南宋末期，可耕荒地看来确实已大致开垦完毕了。因此之故，南宋人士屡屡说道：“吴中……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40]，“浙间无寸土不耕”[41]，“闽、浙之邦，土狭人畴，田无不耕，固不待劝”[42]，两浙“无不耕之地”[43]。因此今日一些宋史学者也认为“到南宋中期，闽、浙地区耕地的增加已经达到极限”[44]。
尽管江南可耕地基本上在南宋后期已得到开垦，但是宋末至明初之间，江南的耕地数量仍有一些变化。兹从何炳棣收集的若干地方的官方耕地数字中，将有关江南者摘录如下（表8）：
资料来源：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51-55，表1。
从以上数字来看，有一些地方耕地数字变化很大。不过这些变化大多与行政单位（县、府）的疆域变动有关（例如江阴）。在疆域变化不大的地方，有些县（如海宁、桐乡），南宋至明初耕地数字变化不大；有些（如溧水、乌程、武康）宋、元之间有颇大增加，而元、明之间则大体一致。更多的府、县则是元与明初差异不很大。当然也有与以上情况相反的例子。不过总的来说，元代耕地可能比南宋有一定的增加，而明初则与元代似乎大致相同。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文献中看到：松江府（宋华亭县）南宋末期耕地约为4700000亩，元代为4572200亩，明初则为5132000亩，波动幅度在3—10%以内[45]。元代江阴的耕地约为1243500亩，与南宋末期的1253602亩相差无几[46]。而苏州的田地，元代数字大概与洪武十二年(1379)数字相同，为6749000亩[47]。到洪武二十四年统计时升至9850671亩，增加了15%[48]。这些数字所表现的情况，与我们在上面所作的分析结果也大体一致。
当然，官方耕地数字并不一定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特别是在元代，由于没有进行过耕地调查，官方数字有很多是抄袭南宋末期的，因此更加不可靠。明初江南各地耕地数量，大多较以前有所增加，但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有许多荒地被开垦成为农田，而且还因为大量隐额之田被清查出来[49]。而耕地数量的减少，有时也是因为过去浮报太过之故[50]。因此，这里我们可以说的只是：在宋末至明初的时期，江南农田的数量有增加，但是似乎增加的幅度并不是非常明显。
（二）耕地品质的变化
尽管在此时期江南耕地总面积看来变化不大，但是耕地的品质却有颇大改善。这与江南水利的改进有密切关系。元代江南水利专家周文英说：“所谓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浙右”[51]。江南水田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评价，一个主要原因是江南有较好的水利系统，能够较有保证地供给水稻生长所需的水分。但是这个水利系统的建成和改进，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知道，江南在地理上由三个部分组成：东部的江南平原，西北部的宁镇丘陵和西南部的浙西山地。而江南平原又包括了两个主要地带：沿海沿江的高田地带和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如果再作进一步区分，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还可分为北部相对较高的地带和南部最为低洼的地带。宁镇丘陵也可以分为北部沿江平原地带和南部丘陵地带；而浙西山地则包括一些河谷平原和真正的山地[52]。
在江南西部与北部的高田地带，由于夏季降雨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53]，兴修水利主要着眼于储水防旱。从景定《建康志》、至大《金陵新志》和乾隆《镇江府志》卷2引咸淳《镇江志》中所记来看，南宋和元代宁镇地区兴建的陂塘堰坝的数量，都大大超过前代。张芳指出这与一地区山田的开发有关[54]。而在山田较多的地方，除了修建较大的陂塘堰坝外，开挖小型的池塘也是一个有效可行的办法。早在南宋初年，陈旉就已提出挖塘蓄水，这个方法在元代和明初有了改进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此时期江南民间通书《居家必用事类》，已将此种蓄水法作为生活必需知识向读者介绍。不仅如此，此种蓄水法比陈旉所言又有改进。陈旉的办法是在“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55]。但元代《居家必用事类》戌集9“蓄水法”却说：“种田作池，蓄水深一丈，可以荫二十种（引者案：‘种’字当为‘亩’字之误）田，今江南多用筒水车以备之”。后一种方法不仅可以节省耕地，而且从明清的史籍来看，由于这种池塘水较深，还可养鱼。由于这种方法比前者更为实用有效，故一直延用到后代，成为江南西部与北部高田地带农田的主要供水方式[56]。这种方法的普遍运用，大大改善了高田地带的农田生产能力，自然是一个进步。
江南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的江南平原。但是如周文英所说：“苏、湖、常、秀土田高下不等，以十分为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57]。因为江南平原地势本来就低下易涝，所以一旦遇到暴雨久雨，低田受淹乃为常事，一如南宋江南水利专家杨矩所言：“苏、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为害滋甚”[58]。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水利系统，才能避免这种情况。而建设这样一个水利系统的主要方法，按照宋代以来江南水利专家和农人的意见，主要是“作堤”和“疏水”[1]。
南宋江南大量围垦低地为田，主要用的是前一方法。由于“只管围田，不管治水，终于造成水系混乱，使太湖水利矛盾进一步复杂化”[2]。到了元代，需要着重解决的是太湖排水不畅的问题，所以治水的特点是使用后一方法[3]。具体来说，元代江南的“疏水”，主要是疏浚吴淞江及其南北诸大浦，并开始疏导浏河及其通长江的港浦。同时，政府还规定了圩岸规格标准，督促兴修，使得堤岸建设标准化，更加牢固。因此终元一代，太湖地区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比宋代有所减少。到了明代初期，政府更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重点是导吴淞江之水由浏河入江，并导淀泖之水由黄浦入海，等等[4]。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元和明初江南地方政府在治水方面都是颇为积极有为的。南宋时期江南进行的大型水利工程有七次，每次用工自数万至二十余万之多[5]。元代初期三十余年，朝廷对江南水利“废而不治”，致使“浙西河港、围岸、闸窦，无官整治，遂致废坏”[6]。但是到了中期，则改变了态度，两度在江南设置都水庸田司，尔后又设立行都水监，并曾有任仁发等水利专家领导，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官方组织的治水活动，直到1330年代末还在进行[7]。至于明初，政府的努力更为积极，并有夏元吉这样的著名专家领导大规模的治水工程。
元、明以疏浚河道为主的水利建设，对江南耕地有着重大的意义。宋代的围垦低地，虽然大大增加了耕地的数量，但是因整个江南平原尚处于“强湿”状态[8]，加上围垦造成的水系混乱，许多新垦之田（即围田）不仅极易遭受水淹之灾，而且因土壤含水过多，难以种植麦、豆、油菜等旱地作物。大泽正昭指出南宋江南平原水田生产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生产十分不稳定[9]，而且我们在后面还将指出南宋江南平原水田以麦为后作的一年二作制也并不普遍，原因正在于此。元代和明初治水重点转向浚河，不仅是为了洪水期间的排涝，而且也使得大多数低田之水平时能够排泄出去，从而提高土壤的干燥程度，消除农田的过湿状态[10]。
滨岛敦俊将江南的农田开发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农田开垦，滨岛氏称为“外延式开发”，主要特点是围垦荒地（特别是低洼之地），以增加农田面积。第二阶段是农田改良，滨岛氏称之为“内涵式开发”，其主要特点是：(1)消除“内部边疆”，即开垦原来大圩内的大量荒地；(2)实行“干田化”，即改造低湿耕地，提高耕地土壤的熟化程度[11]。其中，“干田化”的意义尤大。因为江南向以水多为患，大圩内水无法排出，必然造成大量农田受涝。因此北田英人指出宋元以及明前半期江南大片农田受淹是常事[12]。而从农学的角度来看，稻田长期淹水，对土壤有极为不良的影响，会严重削弱土地的生产能力[13]。
“干田化”主要采取的方法，除了疏通河道排水外，就是“分圩”，即将一个大圩分为众多小圩。由于小圩面积有限，符合当时排灌工具工作能力，因此“分圩”能够有效地排出农田积水，使之干燥化。这一农田改良活动的目的和标志，是将低湿土地改造为可以种植冬季旱地作物的良田。农田的改良，使得在同一耕地上的水旱轮作成为可能；而这种水旱轮作，反过来又对农田的改良起到积极的作用[14]。
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分圩”这个名词虽然出现于明代，但是这种方法却在元代就已出现，因此在《王祯农书》已有反映。该书中的“柜田”，实即与同一出处中之“围田”（圩田）相对的小圩[15]。因此，一般认为“分圩”始于明代中期，实际上在元代已经开始，不过用的是“柜田”之名。
滨岛敦俊认为这个“干田化”过程发生于明代中期，结束于明末[16]。而斯波义信则认为发生在南宋末至明代，而元代则是“干田化”向“三角洲下部”（即太湖以东平原）的中心部分（即宋代苏州、嘉兴）推进的时代。这一进展特别表现在官田的面积上。官田数量在南宋末至明初增加了三倍，而这些田地大都是利用较好的土地。到了明代前半期，原来易涝的“三角洲下部”的“中心部分”，已完全被改造成了肥沃的耕地[17]。从我们在前面所谈情况来看，我认为“干田化”过程应当是开始于元代。而从我另外的研究来看，它还一直继续到清代[18]。宋末至明初时期是此过程的早期阶段，因此在江南平原上还有大量的低湿耕地有待进一步改良，不过像南宋华亭（后世松江）那种“连亘百里，弥望皆陂湖沮泽，当春农事方兴，则桔槔蔽野，比尽力于积水，而后能树艺”的情况[19]，却也逐渐不多见了。因此，这个早期的“干田化”对江南农业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容低估。
土地的生产能力（即地力），是一个内涵颇多的概念，不仅包括土壤中的养分含量，而且包括土壤的理化性状及生物性状等。江南农田改良的结果，使得耕地生产能力有明显提高。北田英人认为在宋元明清期间，江南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有所改善[20]，这和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农田品质不断改善是相符的。因此，尽管水文的变化和水利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确实有着不利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在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生产的土地条件却在不断改善。
此外，在这一时期，江南水利建设使用的工具也有进步。任仁发《水利问答》说：“浙西治水，
堰、坝水、函石、仓石屯、蘧除、土帚、剌子、水管、铜轴、铁筢、木坎、木井、木
、木匝、水车、风车、手戽、桔槔等器，陇西未必有也”[21]。其中，风车在水利活动中的使用，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又，森田明认为：江南农田改良的关键是排水，而主要依靠的排水工具是龙骨车[22]。使用风力带动龙骨车，自然会大大提高排水的效率，因此风车的使用对“干田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此风车的使用，也表现了江南在农田改良方面的进步。
最后，我们要强调：耕地品质的改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江南耕地品质之优良，早已脍炙人口，典型的例子如前引周文英所说：“所谓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浙右”。自唐代以来，由于江南水田农业的发展，较之华北和其他地区的农田，江南耕地的品质的确更高。但事实上，甚至到了南宋，江南很多地方的水田（特别是那些“强湿”的水田），不仅亩产量很低，而且生产很不稳定[23]。若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比，显然有颇大的差距[24]。如果心存“江南水田必定高产”这样一个成见，自然很容易将江南平原上少数的高产记录普遍化，从而导致对明初以前江南农田品质的过高估计。
VARIATIONS OF POPULATION AND FARMLAND IN JIANGNAN（江南）
FROM THE LATE SONG DYNASTY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bstract
The author has maken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Changjiang River during the 13 and 14th centuries.This paper is the first.Having examined on population,farmland,technology,manage-type,the author put forth different view to the traditional view,which consistent that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Jiangnan（江南）turned back dramatically.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ough there were evident population-fluctuatings in the late Song dynasty and the late Yuan dynasty,on the whole the population took on aincreasing trend.The populationvariation's region-tendency indicates that the increasing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such as Suzhou prefecture and Jiaxin prefecture,where farmlands were lower,and the decreasing mainly took place in the western and the northern,that is to say,the distribution-gravity of the population transfered from the western and the northern to the eastern.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at it is probably the level of suburbanizing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n Jiangnan descended,but only to a very small extend.Revelant to this,the labour-affording of agriculture did not change evidently.So far as farmland be concerned,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comparing with the Song dynasty,in the Yuan dynasty the farmland probably increased to some extend,an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t was equal to that of theYuan dynasty on the whole.But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s,which were concentrated on dredging rivercourse,enhanced the farmland'squality greatly,and this made the farmland's produce-ability raise obviously.
注释：
[1]例如韩儒林认为：仅仅因为元朝皇帝是蒙古人而将元代说成是“黑暗时代”，是“不科学的”；元朝统一结束了过去500多年的民族纷争与战乱，使中国各族人民能够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是历史的进步；蒙古灭宋后，废除了南宋苛税150余项，对经济发展颇为有利；在元末以前，长江以南（特别是江浙行省）的农业经济，在唐宋以来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一直在上升（韩儒林《元朝史》第378、387页）。师道纲等也批判了“长期以来元史研究中存在着的两种倾向”，即：（一）出于对蒙古人施行的民族压迫的反感，将当时社会看作一个“黑暗的时代”；（二）由于研究的欠缺，认为当时社会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与这两种观点相反，师氏认为元代中国农业“有长足的进步”，达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水平”（师道纲等《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元史论集》1979年）。但是韩氏在其著作中，并未对其观点进行论证。师氏等作了一些举证，列举了元朝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采取的一些措施（如设置劝农机构、奖励垦荒、大力屯田、兴修水利、减免租税等），并分析了元代三大农书所体现的技术成就。但是他并未指出这些措施的实行情况如何，也未说明这些技术成就的运用情况如何。因此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措施和成就对社会经济产生的作用到底如何。
[2]郭文韬：《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279、343页。
[3]大泽正昭(1996)对“唐宋变革”论作了迄今我所见的最全面和最有力的批判。李伯重(1997)则对“明清停滞”论进行了系统的深入的批判。这两部著作都是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有关讨论详见后文。
[4]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5]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12)上海。曹氏认为1308年瘟疫发生在绍兴、庆元、台州，但据《元史》卷22《武宗纪》，此次瘟疫发生于江浙。同一出处还记载，在此次“疠疫大作”中，“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有不忍闻”。
[6]例如在1307年的灾荒中，“越民死者殆尽，人相食以图苟安”（吾衍《闲居录》），“闽、越饥疫，露骸横籍”（刘埙《水云村泯稿》卷8《王公墓志铭》）。这次灾荒还造成大量的流民，直至1308年，在江浙行省管内的流民仍在130余万户之多（《元史》卷22《武宗纪》）。1329年的灾荒，也在江南的常州、镇江、湖州、江阴、建康以及相邻的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庆元造成60余万户的饥民（《元史》卷33《文宗纪》一）。1334年和1337年的灾害，也在江浙分别造成了59万户和40万户的饥民（《元史》卷38《顺帝纪》一，卷39《顺帝纪》二）。
[7]宋禧：《庸庵集》，收于《永乐大典》卷2538；王逢：《梧溪集》卷4《读吕节妇传》。引文中的“江南”，指的是元之江浙行省，范围比本文中所说的江南更大。
[8]例如仅就苏州一府而言，洪武一朝(1368—1398)有记录的水旱灾就达13次之多（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83—284）页。
[9]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3—218、222页。
[10]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第264页。史氏言在此时期中，中国因战乱而死之人大大减少。而江南在此时期中差不多没有受到战火蹂躏，所以可以说几乎无人死于战乱。
[11]元明之际的江南文人叶子奇说：“元朝自世祖统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矣”（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他的这种说法，表现了当时江南人对元朝统治的总结性评价。在这种统治下，由“人祸”引起的死亡肯定不可能很高。
[12]南宋时代，江浙一带多次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在整个江浙地区，瘟疫大规模流行至少发生过6次。而在杭州，由于记录比较完全，瘟疫流行的次数更多：仅在1146—1211年间，就达13次，而且时间越是往后，瘟疫发生频率也越高，死亡人数也越多。在1195—1211年的8年之中，竟然爆发8次之多，而且最后3次都引起大量死亡（曹树基1995）。而明代中国有记载的瘟疫流行中最严重的两次(1586—89、1539—44)，江南均未能幸免（伊懋可1973:311）。特别是1639—44年的那次瘟疫的大流行，在江南引起了大量的死亡。从目击者所留下的记述（如《沈氏奇荒纪事》等）来看，这次瘟疫之严重，似乎没有哪次元代江南的瘟疫能够相比。
[13]丘树森、王颋：《元代户口刍议》，收于《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
[14]丘树森和王颋认为元代实际人口最多的年份是“大德(1297—1307)末”或“至正(1341—1368)初”（丘树森和王颋《元代户口刍议》，见《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但大德末和至元初这两个年代相差30多年，而元朝统治不过80余年。因此丘、王二氏所说的时间实在过于模糊。葛剑雄认为应是至元初（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18页），兹从之。
[15]一个表现这种波动性成长的例子是镇江路。据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至宋嘉定间，所统惟三县，而户口之繁，视前代为最。北南混一，兹郡实先内附，兵不血刃，市不辍肆。故至元庚寅籍民之数，与嘉定等。大德辛丑(1301)秋七月，飓风大作，诸沙漂流。厥后丁未(1295)洎天历乙巳(1329)二纪之间，两罹荒乱，死亡转徙，在在有之。由今视昔，颇为不侔。比年以来，生聚涵育，渐复旧观矣”。可见在至顺(1330—32)修志以前，虽然出现过三次因自然灾害引起的人口减少，不过都是短暂的，自然灾害过去之后很快就恢复了。
[16]杨培桂：《元代地方政府》，浩潮出版社（台北），1975年。
[17]丘树森、王颋：《元代户口刍议》。
[18]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20—222页。
[19]林金树：《明初吴中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初探》，收于《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9《纪隆平》。
[21]支伟成：《吴王张士诚载记》卷1《张吴王割据疆域表》。
[22]林金树：《明初吴中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初探》，收于《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3]何乔远：《名山藏》卷44《天驱记》，祝允明《野记》卷1。
[24]《明史》卷125《徐达传》。
[25]林金树：《明初吴中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初探》，收于《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125页。
[27]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
[28]何炳棣：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936—1953.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9]例如斯波义信关于湖州的研究就明白地显示了这一趋势：在这个山地和平原大约各占一半的地区，南宋全州约有20万户，明初约22万户，所增约1/10。在南宋湖州东部低田地带和西部高田地带各有全州户数的一半；但是在明初东部户数却已占全州户数的70%,而西部户数则下降到30%（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第382—386页）。
[30]叶梦得：《建康集》卷4《建康掩骼记》
[31]Ewin,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2]林正秋：《南宋临安人口》，收于政协杭州市委会员编《南宋京城杭州》，1984年。
[33]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联经事业出版公司（台北），1984年。第7页—10表1。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3页表2—6。但是简核引文，梁氏关于丹徙县的户数有误。
[34]据表3和表4，元代江南总人口可能在1000万左右，而南宋后期江南总人口可能在800万左右。如果南宋江南城市化水平为15%，那么城市人口总数应为120万。这已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另外，我在饶济凡、李中清等的估计的基础上，推测明末江南人口城市化水平大约为15%左右（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London:Macmillan Press.Chapter.2 ）。
[35]南宋杭州的人口中，城市人口占了很大的比重，元代杭州人口仅比南宋略少，可见城市人口依然很多。元末杭州市民饿死十分之六七（陶宗仪《辍耕录》卷11《杭人遭难》）。因此在表3和表5中，明初杭州人口比南宋和元代少了很多。由此也可见，元代杭州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与南宋相差无几。此外，从马可·波罗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元代杭州的城市人口之众，不会少于南宋。
[36]详见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中国农史》1996年第1期。明初沿袭元代旧法以围计田，例如常熟。据洪武《苏州府志》卷10《田土》，元代该县有田地1111围，共计官民田1172502亩。洪武十二年的数字与此完全相同，显然是沿用旧数。
[37]周生春为证实其估计而使用的一些地方的耕地数字，不是南宋的，而是元代甚至明初的。因为宋代数字的缺乏，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在南宋末至明初之间江南耕地数量是否有变化，我们还须进一步研究。
[38]周生春：《论宋代围田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硕士论文），杭州大学历史系。
[39]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40]范成大：《吴郡志》卷2《风俗》。
[41]黄震：《黄氏日钞》卷78《咸淳八年劝农文》。
[42]许应龙：《东涧集》卷13《初至潮州劝农文》。
[43]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五·历代田赋之制》。
[44]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4年。
[45]正德《松江府志》卷6，万历《大明会典》卷17户部《田土》。
[46]万历《常州府志》卷4。
[47]明朝开国前（即吴国时期）江南的田土数字大多是因袭元末（当时朱元璋实行的是令民自实田的政策，并未进行调查）。洪武十五年的“经量”数字，也只不过是开国前数字的温和增加而已（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在苏州府，常熟的洪武十二年数字即与元代数字完全相同。因此苏州府的洪武12年数字，应当也是照抄元末数字而已。
[48]洪武《苏州府志》卷10《田亩》，《大明会典》卷17《田土》。
[49]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0]例如朱元璋于1358年在所占据的徽州“令民自实田，汇为版籍”。由于地方长官廉俭亲民，人民自实的数目，比元朝统治下的1315年“经理自实”数目减少了三分之一。过了26年后，官方统计数字仍然低于宋元数字（何炳棣：前引书第48、49页）。
[51]周文英：《三吴水利》。
[52]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第2期；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Chapter 3。
[53]祁延平：《苏南丘陵岗地水稻供水问题》，《地理》1963年第1期。
[54]张芳：《宁镇扬地区历史上的塘坝水利》，《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55]《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第二”。
[56]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57]周文英《三吴水利》。
[58]杨矩：《重开顾会浦记》。
[59] 见宋人范成大《水利图序》，元人吴执中《顺导水势》，明人何宜《水利策略》等。元代江南水利专家任仁发在《水利议答》中，引用宋代范仲淹的主张，说“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立，缺一不可”，但元代江南另一水利专家周文英在《三吴水利》中指出“于江面置闸节水，终非经久良法”。因此大概言之，作堤（修围）和疏水（浚河）是最重要的两法。本注及注4所引诸文，均收于姚文颢编《浙西水利书》。
[60] 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61] 正是由于南宋治水以筑堤围垦为主，所以修筑水门（斗门、闸、牐）甚多（斯波义信1988:379—380），而且宋代江南人士十分重视置闸。但到了元代，由于重点转到了疏浚，所以置闸的重要性也下降了。参阅本页注1。
[62] 郑肇经：《太湖水利技术史》，1987年，第16、17页。
[63]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165页。
[64] 任仁发：《水利议答》。
[65] 参阅吴执中《顺导水势》，以及《立行都水监》、《名臣事略》“吴松江记”、《泰定初开江》、《复立都水庸田司浚江河》、《至顺后水因闸患复开元堰直河》等文。
[66] 足立启二：《宋代两浙にゎけろ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7号。
[67] 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东京），1996年。
[68] 用任仁发的话来说，就是“水有所归，复有所泄，则震荡者平定，尚何淫潦之足忧哉！”（《任都水言开江》）。
[69] 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的投资活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论文集》（台北），1989年。
[70] 北田英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洲农业の进化と农村手工业に关すろ发展研究》，第二章，收于《1986—1987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 〉研究成果报告书》（高崎），1988年。
[71] 高亮之、李琳：《水稻气象生态》，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391页。
[72] 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73]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柜田”条云：“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诗曰：……大至连倾或百亩，内少塍埂殊宽平。……旁置瀽穴供吐纳，水旱不得为亏赢……”。显而易见，这就是“小圩”的特点。
[74] 滨岛敦俊：《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的投资活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
[75]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第43、186页。
[76] Li Bozhong:Agricultu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London,Macmillan Press.
[77] 杨矩：《重开顾会浦记》。
[78] 引北田英人书第3章。
[79] 转引自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3《水利》。
[80] 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中国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学际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东京），1984年。
[81] 例如北宋中期湖州的学田500亩，就因“濒湖多潦，岁入无几”，不能养士，政府只好再买好田719亩作学田（顾临《湖学田记》，收于嘉泰《吴兴志》卷11）。
[82] 例如，梁庚尧认为：南宋末年嘉兴一个农户耕田30亩，尚未必能维持一年生活（梁庚尧前引书第108页）。但据张履祥《补农书》“总论”，明末这里一个上农之家，种田的上限仅止是10亩。郭松义1984年更指出：在清代中期的江南，平均1亩耕地也就足以养活一个人。由此可见，南宋江南耕地的生产能力明显差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