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的永恒丰碑——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序”和“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丰碑论文,著作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几十篇“序”和“跋”，这些“序”和“跋”或者概述写作的历史背景，基本思想；或者对某些问题作补充说明和修正某些错误；或者回答著作发表以来某些学者、政客的恶意攻击；或者对再版时所作的修改作出解释。其内容十分丰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特别是洋溢其中的科学精神是一座永恒的丰碑。它对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重大的意义。
一
科学精神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以及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奥秘的过程中形成的普遍认同并加以遵循的价值准则、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是科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源泉。科学精神造就的是一种理性化的人格气质，它往往首先被科学家内化为个人品格，成为科学家的“良心”，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升华为社会精神和社会人格，成为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科学是一种探索客观规律的理性活动，是追求真理的艰难历程，因此科学精神首先是不畏艰险的求知探索精神。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和跋中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这既是对读者的勉励，也是马克思一生的写照。马克思从1843年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直至1883年逝世，付出了40年辛勤、顽强和一丝不苟的劳动，才写下《资本论》这一宏篇巨著。从1843年开始到1857年的15年，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创作做了研究准备，他钻研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和大量反映经济状况的统计资料，写下了多达30多本的读书笔记，即《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系列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 979年版，第45页。)
从1857年到1863年的6年间，马克思对前15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写下了 一系列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其间，1859年6月公开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在作了21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总结的基础上，从1863年8月起，马克思才正式开始以《资本论》为标题进行写作。
恩格斯在谈到《资本论》的创作时说：在“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有可能。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有可能，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页。)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总是竭力掌握全部研究材料，搞清各种学说发展的线索，得出科学的结论，洋溢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探索精神。《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后续部分迟迟不能出版，恩格斯曾带着几分责备的口吻对马克思说：“……拖延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你的过于严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5页。)。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版序言和英文版序言中谈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引证方法，指出马克思的引证分两类：第一类“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第二类是“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第30页。)而且“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在《资本论》的难以计数的引文中“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恩格斯估计马克思“大概把书名写错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事实上，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 是记错了页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1页注 49。)《资本论》的所有引文都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其“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这段引文引来 了长达20年之久的争论。1872年一个匿名作者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的文章，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别有用心地指责马克思歪曲了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 6日预算演说中引用的一句话。马克思撰文反驳，马克思逝世后，其女爱琳娜·马克思 继续撰文反驳某些人借此对马克思的恶意攻击。辩论结果，证实马克思“只是把格莱斯 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 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44页。)回忆这段历史，恩格斯深有感触地写道：“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 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马克思在世时，《资本论》只出版了第1卷，恩格斯以对科学研究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继承了马克思的未竟事业，不顾年事已高以及繁重的社会工作，整整用了11年零9个月的时间，以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2、3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因为，马克思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虽然材料的主要部分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有的地方阐述不完全，只写了几个不连贯的句子，有的材料没有分类，许多字迹潦草。可想而知，要使《资本论》第2、3卷“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对于这一项既无名又无利的事情，恩格斯硬是乐此不疲把它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他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解释自己为 什么没有对《反杜林论》作全面修改时写道：“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 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9页。)“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责任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注：《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页。)
二
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活动，其目的是求真，即获得关于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而要求真，就必须务实，即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去分析和研究，找出客观规律。科学知识体系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人类思维中的凝结，科学知识的获得容不得半点虚伪和作假。所以求真务实是科学精神最本质的特征，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盛行一种浮躁的，虚假的学术风气，不论在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还是天体演化等各学科，“体系”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杜林就是典型代表。恩格斯对此深恶痛绝，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抨击，他指出，这些假学问家的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他把这种假科学称之为“价廉质劣”的“高超的胡说”，指出这些人之所以放肆地泡制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妄想出人头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真理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所以真理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任何人都只能在历史提供的条件下去认识，因而都是有局限性的，都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自命自己的理论句句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相反，他们一再反对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全正确的前提下，他们坦然承认宣言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过时了”；某些提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某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所以他们强调，宣言所阐述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 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 版社1972年版，第228—229页。)时刻坚持用发展着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时刻准 备放弃自己的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全的、过时的或错误的理论，用新的理论和观点取而 代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要求人们尊重实践 、尊重历史、尊重群众。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宣言》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显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认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9页。)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宣言》一旦发表，它就成为“历史文件”，而历史是无法修改的，否则就是篡改历史。但是《宣言》作为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党纲，必须力求提供各方面正确的理论(不仅仅是基本原理的正确)，特别是当实践已经证明某些结论、提法，或观点不准确时，更应该予以修正。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通常通过“序言”或注解加以说明。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明显是不准确的，因为照此说法，原始社会也存在阶级斗争了。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在多次再版中都没有修改，而只是在序言中改为：“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并且在再版正文的脚注中指出：“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造成这种失误的原因是因为“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只是在后来，随着哈克斯特豪森、毛勒以及摩尔根等人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的揭示，人们才知道，“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化的，马克思恩格斯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但不会使读者因《宣言》个别提法的不确切而责怪他们，相反，更令人对他们肃然起敬。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但“历史文件”不能事后随便修改，就是个人著作，也不能事后修改而仍然署原写作时间。如果确有必要修改，也要加以说明。《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所做的演讲而写的，首次发表于1849年4月，以后作为单行本出版，并多次再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恩格斯认为这是必需的，首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过程，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到19世纪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马克思在1859年以前的著作中，有个别地方同以后写的著作的论点不同，有些用语不妥当， 有些观点有错误，例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就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加以区分 ，认为“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 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事实， 也谈不上有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二，“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 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这里的“作者”当然是指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从来就坚 持要按最初的原文再版他的著作。如要修改，也要加以说明。他不想美化自己，掩饰自 己。“读者”之所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以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 作”，是因为读者有权了解真像，了解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历程，有权不受蒙蔽和欺骗。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恩格斯说：“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 这些著作的任何一个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341页。)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
当然，并非任何著作在任何情况下再版时都不能修改，同样是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普通版本”是不能修改的。但是1891年为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需要 将它作为“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 何修改地重版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0页 。)恩格斯认为，“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普通版本”是两回事，为了宣传的目 的，“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因此，恩格斯对《 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版作了修改。修改归结为一点，就是将原稿上“工人为取得工 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改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是政治经济学中极重要 的问题。恩格斯相信，他所做的“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指马克思——引 者)的心愿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 )
《资本论》第一册出版后，“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连反对他(指马克思——引者)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同时，许多朋友和工人也写信给马克思，建议他对某些章节作一些修改，使之更完善。马克思虚心接受这些意见，他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时许多地方作了修改，并且在“第二版跋”中作了说明，这种修改是马克思本人在同一研究过程中的精益求精，表现了马克思虚怀若谷、严于自我批评的科学精神。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就要有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恩格斯写道：马克思“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这同样适用于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著作中的不足，毫不掩饰地作自我解剖。1888年恩格斯在谈到1845—1846年他同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一方面指出这本书系统地阐述和解释了“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另方面又坦率承认，“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208页。)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有一处小小的经 济学错误，尽管对全书毫无影响，而且论敌也没有发觉，但是恩格斯在该书再版序言中 仍然作了说明：“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 士可惜没有发觉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 0页。)杜林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恩格斯为了批判杜林的错误理论，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其中有的领域例如自然科学，是恩格斯并不十分熟悉的，尽管恩格斯努力学习，深入钻研，使该书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恩格斯在该书的再版序言中坦然承认，自己虽然用了八年时间去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仍处于“脱毛”过程中，因此该书“关于自然科学理论的那部分”，“叙述得极其笨拙……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一次自我批评”，希望读者“对于表达上稍有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给予“谅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第51页。)
三
科学研究既然是追求真理的过程，就必然贯穿着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的交互作用。所以，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灵魂。波普指出：“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并不在于他掌握了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于他采取无所顾忌的批判态度和坚持不懈地对真理的追求”。(注：转引自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3页。)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于他们有着永不枯竭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们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任何权威和偶像，不屈服任何外来压力，敢于怀疑，勇于探索，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是一个信奉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者，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担任编辑和主编期间，由于接触到社会各阶级围绕着“物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使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产生了怀疑，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通过批判，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且得出了影响他一生研究方向的重要结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关系，“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进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哲学起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使他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的 旧唯物主义性质和唯心史观，于是他们于1845—1846年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该 书是批判和创新的典型结合。恩格斯写道：“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 研我们的见解’——主要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 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 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版，第207页。)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批判，包括自我批判——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 和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主要是费尔巴哈哲学，来实现哲学创新，即阐述历史唯物主 义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总可以发现批判和创新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 。通过批判错误理论和观点，从正面阐扬自己的科学理论。“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 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成为马克思、恩 格斯的理论特色。他们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 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继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的成果，写出了《资本论》这样的宏篇巨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叙述了他此前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850年马克思来到英国博物馆，这里的研究条 件使他决定“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所以，马克思坦言：“我的见解，不 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 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页。)
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树立和践行，必须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和最高价值。居里夫人曾说：“我和其他科学家一样，坚信科学是一项非常美好的事业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注：转引自李汉林：《科学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特殊性，使它更容易遭受统治阶级和旧势力的攻击，甚至围剿，更需要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马克思写道：“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5页。)《资本论》发表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也引来了统治阶级及其学者的攻击，马克思写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又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 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 ，让人们去说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
四
科学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是人类作为整体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奥秘的历史性进程，因此对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观点要有宽容精神和公平精神。要全面评价他人的学术成果，尊重他人的人格，遵守学术争论的规范，这是科学精神题中应有之义，自以为是，以势压人，唯我独尊，偏执狂等等，是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对黑格尔哲学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当19世纪60年代，德国知识界某些自负的平庸者完全否定黑格尔，“把他当作一条‘死狗’”时，马克思却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第237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但又申明：“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因长期以来工作忙，没有把这一点说清楚，是“欠着一笔信誉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5页，第208页。)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的评价，他们力求全面和公正，不以偏概全。既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充分肯定他们的成绩和贡献；即分析他们的错误的个人原因，又分析社会历史原因。例如在批判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局限性时，恩格斯分析了产生这种局限性的自然科学根源，并且说道：“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在指出康德和休谟的不可论时，恩格斯紧接着写道：“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处处可见这种公正的、宽容的科学精神。
科学研究领域常常充满了各种不同理论、观点和学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学术批判、学术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遵守学术批判和争鸣的规则，以平等、公正、 宽容的态度对待论敌，是一种美德，一种风度，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民主学术氛围 。由于杜林泡制了“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迫使恩格 斯不得不应战，写下了《反杜林论》。在该书再版时，尽管恩格斯发现其中的某些不足 之处，“很想修改某些叙述”，但他认为：“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也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页。)柏林大学由于杜林的学术观点以及他对大学教授的猛烈攻 击而剥夺了他的教学自由，恩格斯认为这是“过分不公正的态度”，应该“遵守文字论 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50页。)
科学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接力赛跑。任何人的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借助前人或他人的成果，但不能剽窃他人成果，贪天功为已有。恩格斯曾经愤怒地谴责英国原始历史学派 “竭力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但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已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恩格斯对摩尔根的成果给予极高的评价，指出：“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称其《古代社会》一书是“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材料，加以理论上的升华，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是多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恩格斯在该书第一版序言中还特地就该书“哪些是原来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补充的”作了说明，并且表示：“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做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评述了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主要代表人物马丁·路德和托马斯·闵采尔。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郑重说明：本书“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来的。他那本书(指《伟大农民战争史——引者》)虽然有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了，但他们的科学精神是一座不朽的永恒丰碑，值得当今中国学术界认真学习，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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