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危机？（注：作者于1983 年在蒙特里尔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提交了此文的一个较早的版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学科论文,此文论文,较早论文,蒙特论文,里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今，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时常会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面临着一个人文学科的危机？人们及时地组织了各种讨论会，成立了各种委员会。结论大体上是令人释然的：毕竟，不是人文学科情况不妙——恰恰相反，研究和出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而是经费远远不足和学术职位数量太少。真正的危机在于大学，在于学校制度，在于普遍的社会状况。人文学科的表面危机其实在于经济上的削减，预算上的惨败。与这连成一体的，又是一些尊贵学科向各种更实用的专长——不管它们是技术的、自然科学的、还是和社会科学相联系的——的可悲屈服。
在对人文研究之于个人和对整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发表了必要的长篇大论之后，讨论会参与者和委员会成员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朝着他们各自的方向走开去了。
这些对人文研究的辩护在所采取的途径上多少有些不同。我们将对一些得到较好地表述的观点作一些简要的概述。
和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学术活动必须能够确立自己的信誉，这部分地是为了被允许继续从事正在从事的工作，部分地是为了实际地取得经济上的支持来从事这项工作。如今，人文研究的关键问题是要在经济支持危在旦夕之处确立信誉。
大体上说，有三种论证被用来确立学术活动的信誉：一种是适用于所有这类活动的一般性的论证，还有两个则对不同种类的学科具有不同的意义。
那个普遍适用的论证强调真理本身的价值和对真理的追求本身的价值。这个论证具有永久的意义，但此处我们不予以讨论。其它两类论证的意义因特殊的研究领域而异；研究是有用的，研究是具有文化上的培育功能的。在此，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类论证，因为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人文研究有其自己特有的品格。
当我们在这里说研究是有用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完成需要做的工作。研究可以有效地加以应用的含义是，探究的结果能够在一种目的合理的情形下加以应用，也就是说，作为产生某种我们（社会）认为可欲的东西的一种手段来加以使用。因此，物理科学，转化为应用性的技术研究后，能使我们建造更好的桥梁和飞机，更好的房屋和工厂。这样，这种目的合理的有用性的论证，从如下事实汲取其力量，即这类研究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是一件把钱投进去会带来收益的事情。
当然，当我们从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的时候，这一论证也有一个较为可疑的方面，而当我们意识到许多积极有用的研究的最终结果如何也同样可以转变成破坏性的目标时，可以看到，这一论证削弱上述两方面的力量也随之增长。而这一点适用于从核物理学到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的整个范围。
但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真正重要的是如下事实，即人文研究不能在目的合理的意义上加以应用，因此，当人文研究需要辩护时，剩下的只有教育的论证。对此，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其理由。
从方法论上讲，一门自然科学，比如古典物理学，是围绕着一些定律建立起来的，这些定律能被应用来完成各种目的合理的行动，而一门人文学科，比如文学史，则不提供这样的定律。我们要说，分界线就落在那些能被亨普尔的说明模式所涵盖的学科和那些不能被它涵盖的学科之间。（注：参见：C.G.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1942年））
我们可以这样来概述亨普尔的著名论点：科学说明是从一些给定的初始条件和一些一般规律出发所作的逻辑推论。在此，他的经典例子是汽车的水箱冰冻起来了。对此现象的说明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1 ）我们确信一些初始条件得到满足；这一夜汽车被置于户外，气温降至零下，水箱盛满了水，水箱只能承受一定的压力。（2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般规律，即水在结冰的过程中以一定的力量扩张。（3 ）因而我们（从1和2）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水箱在这一夜是一定要爆裂的。在这里，这些用来说明已发生事情的东西，也可用来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在一个霜冻的夜晚把汽车置于户外，水箱里有一定数量的水，水箱不能承受压力。如果我们知道水在结冰的过程中以很高的压力扩张，那么我们可以预测，你汽车的水箱将爆裂。但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如下观点，即你能利用你对这一规律的了解来使你的水箱爆裂，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因此，水在结冰过程中扩张的规律在一个目的合理的情形下可以是有用的。简言之，在说明、预测和这类技术规范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系。这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说，那些能够归在这一科学说明模式下的学科，能够通过有用性的论证而获得信誉。
象文学史这样的学科没有这样的定律，因此，这类学科不能依赖于有用性的论证来获得其信誉，而只能依赖于文化的论证（以及为所有学科共有的有关真理和对真理的追求之内在价值的论证）。（注：然而，还有更复杂的情形。象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样的人文学科会有助于打开新的视野，这些新视野会修改我们关于“指向目标的合理性”所指向的目标的观念。这样，文化价值就会影响我们对有用性的理解。而且，不使用亨普尔式定律的纯粹描述性的学科能够为指向目标的合理性提供有用的背景知识。）
这并不是说象物理学这样的学科不能有文化价值。有充分的理由说，所有学术的努力在文化上都是有益的。我们只是指出，象文学史这类学科，不能加以目的合理地使用，因此，只诉诸文化有益的论证。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当然可以说更多的东西。但就目前来说，够用就行了。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关于科学定律和各种形式的验证所说的话，相对来说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点，并主张人文学科可以否定性地界说为不适合亨普尔的说明模式的学科。这并不责成我们探讨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积极的界说——如果有的话——可以给予人文学科。下文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也不想介入这样的讨论，即在什么程度上，亨普尔模式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算是充分的。这么说就够了：无论在什么程度上，亨普尔式的说明性成分进入了传统的人文研究（如历史研究），这些成分都必须被认为是非人文性的。
在这基础上，我们主张，人文研究只能通过文化效益的论证来确立其信誉，而不能通过有用性论证。但应当记住的是，我们在此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使用有用性概念的，它是和指向目标的合理行动相联系的。因为，那种人文科学能够给予的教养显然也是“有用的”，因为，在一个共同体的各种必要条件中，具有对某种文化基础的要求；比如说，一个共同体要求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应该对当地的语言和传统有某种最低限度的熟悉和认同。这是十分重要的。“有用的”学科和“授予文化”学科之间的区分，不是那些对于满足该共同体的功能性要求来说是必要的或可欲的东西和那些仅仅有助于个体的欢乐和教化因而使他能以一种和共同体无关的方式达到自我实现的东西之间的区分。在人文主义者的自我理解中，下面这种情况标志着一种可悲的衰落，即认为应当从这样一个休闲娱乐的立场上来给人文学科作辩护。把思考建立在工作和娱乐的区分之上，在娱乐一边为人文学科寻找位置（视其为个体对文化商品的消费）。这是对教养和文化之于社会的不可或缺性的完全忽视，是对人文学科之为社会“有用”之物的巨大潜能视而不见。
自然，对有用性概念还可以说更多的东西；比如，什么对谁有用？我们不仅想到了不同的政治联盟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目标，而且特别想到了这样的问题，即谁的要求是真实的，谁的要求是虚假的，谁在真正地追求保持个人和传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如许多人将意识到的那样，将有用性概念应用于有用的东西所用的目的之上，是很成问题的。太阳上的时间无所谓7点或者7点半，同样，生活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无用。由此来看，那些人的文化提炼和那种文化——所有指向目标的合理性的创新都是相对于此而成为有用的——其本身既不是有用的也不是无用的。然而，上文我们提出的观点是，缺乏文化对社会是消极的，这很不同于以下事实：一种水平低得没有理由的文化教养本身是应当加以反对的。
在此，对我们的文化概念再多说几句是合适的。首先，让我们暂且注意，我们既可用作为一种活动的科学探究也可用作为最终成果的科学来分析科学的文化潜能。如上所述，所有的科学活动通过其对现象的探问的要求和对既理性又会犯错误的同行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承认的要求而对文化和教养有所贡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不再深究，（注：参见阿佩尔和哈贝马斯，两人都强调学术活动和科学活动，特别是进行争论的伦理预设。参见，比如，希尔贝克《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的语用学主义》，载《合理性和现代性》，奥斯陆，1993年。）而只须强调，研究的事业需要给研究者指派一种特别的社会角色。事实上，对真理的系统追求可以说是一件好事的理由之一就在于此。但是，在因研究的过程的参与者而增长的文化利益之外或之上，我们也可以从享受科学探究的成果中取得文化利益。在此，我们把文化部分地设想为获取知识的结果，部分地设想为塑造人的认同的结果，这种塑造是通过同化社会模式由此而成为某特定共同体的一员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启蒙和社会角色的承担都牵涉到了。文化和文化教养概念的更深层的意义可以说牵涉刚才提及的一个方面，即自我发展。（注：诸如洪堡和德国的教养
（Bildung ）传统。）
但当我们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时，很快就可以看清，在启蒙和社会角色的承担之间有一种联系。以这样的方式来吸收科学成果，即真正地理解它们，和试着概述一些相互孤立互不关联的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它要求我们对获取科学成果的方式有几分了解（认识到起作用的方法论预设和概念性的视角），以便在其恰当的脉络中来理解科学成果，也就是说，要对所说的和没有说的获得一种全面的和完整的把握。而这恰恰意味着要求一种反思性的吸收——一种自身具有文化传递价值的活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作为一种活动的科学和作为一种最终产品的科学之间作一种过于明确的划分，只是一种虚构，因为，后者预设了前者，这一点不只是对“使用者”自己是如此。而这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人文科学和其他科学的某个分界点：对前者来说，在更根本意义上，最终产品是只有那些“参与”者才能通达的。要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最终产品的“使用者”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沉浸于其间。而人们完全可以在最多只有一种大概的了解情况下很好地使用技术研究的最终产品——正如在没有关于电流的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也能按下开关，开亮电灯。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认为，所有的科学都能传递文化价值，部分地通过告诉我们在已知的和未知的之间、在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实例之间、在论证和它们在不同层次上立基于其上的各种理由之间做出区分，部分地通过告诉我们关于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物理现象的一些知识，人文研究通过将人视为文化主体来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在此，为了表明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大体上想一想不同的学科和不同建制的历史发生之间的联系方式。（注：参见帕森斯《社会的进化》，1977年。）作为一种建制的经济学（在发展社会学家的意义上）的出现和指向目标的合理性在操作上的进步同步，随着工业化的介入，这又和连续地从自然科学那里得到支持的技术的发展相联手。与此平行的是政治作为一种特别的建制的发展：如果说，指向目标的合理性在经济中的运作受制于金钱，那么，它在政治舞台上的运作是通过一种受控于司法的行政活动，由合法的权力行使所塑造而成的。经济学、法学以及到了一定阶段——社会科学和这些建制相关联。（注：中世纪末，在巴黎大学得到承认的是如下学科：1）语法，逻辑，辩证法——总称为“trivium”。2）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总称为“quadrivium”。这些都是artesliberales。 此外，还有医学、法律和神学方面的职业研究。）和经济和政治的建制化的领域相比，与基本的社会化和传统的延续有关的整个活动领域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是一块处女地——实际上未被指向目标的合理性的计划和行动所触及。然而，有一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随，即这些文化功能应当有所发挥，即使这仅仅是为了经济和政治的系统具备其文化性格和文化忠诚可以信赖的言词清晰的发言人。作为特定建制的艺术和文化领域之出现和人文科学的之取得其特定的地位一样是相当晚近的事。这个原本由语言—规范的“传承”（主要在家庭和直接的环境中）包办的文化领域，已经既受制于日益增多的政治干涉——其典型形态是以与学校教育和家庭生活有关的司法的形式，（注：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法兰克福，1981年，第二卷，第522—547页（特别是534、540页）。）也受制于经济的力量——当文化现象被商业化或者为了方便传媒而被扭曲时。（注：哈贝马斯，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法兰克福，1981年，第二卷，第512—522页。）确实，在使用这些来自发展社会学的概念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有的“体制”的“分化”时，必须作一些保留。但是，在当下语境中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研究分支是如何和职业相联系的，而职业又是和不同领域的发展相联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学科既无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无助于行政管理，而有助于作为一种建制的文化本身的巩固。
我们可以通过区分“主体间性”（生活世界）和“系统”来阐明人文研究及其主题的特征。（注：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术语决不是没有问题的：在什么程度上，我们可把它们理解为边界清晰的本体论现实？或者我们毋宁把它们理解为从特定视角出发所看到的主导方面？参见，T ·麦卡锡《理想和幻觉》，麻省，1991年，还可参见希尔贝克“生活的现代化”，载《合理性和现代性》。）在此，我们要作的区分，是主要受内化的规范和相互理解支配的行动和主要由指向目标的模式（系统）支配的行动之间的区分。这被用作区分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共同体的基础。行动和交往互动原本是由这样一些规范和概念所构成的，行动者只是采纳了——理解了并接受了——这些规范和概念，每个人都意识到，其它人也理解并接受了它们。实际上，这意味着存在着一种给人以确信的背景性共识。而以经济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则意味着不同的功能角色以及相关的规范和概念是依赖于劳动分工的结构方式的。人人都在买卖（包括劳动能力在内的）商品，通过被需要和利益——它们被视为是自然地被“给予”的——所驱动的指向目标合理性的行动，人们都在参与意在使自己的优势最大化的各种活动。在“主体间性”的框架内，行动的特征由行动者们借以相互理解的概念和规范所决定。而在“系统”中，行动和交往互动的相互作用则可以通过一种游戏理论的进路来分析。
在此，我们的观点是，人文研究是和作为在主体间性的世界——一个建构性地依赖于一种规范和概念的背景性共识的世界——中的具有创造性的行动者的人相关的，而不是和作为指向系统的行动者的人相关的。我们马上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观点，但先讨论一下主体间性的世界中的可能层次如“文化”、“社会”、认同，不会是不合适的。（注：参见哈贝马斯，1981，第二卷，第209页以下。） 这三个层次可以说同时出现在主体间性之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的相互依赖，但为了分析，我们可以依次一一对它们加以讨论。这样，“文化”代表了信念的传递，“社会”代表了由共同规范所构成的东西，“认同”代表了个体自我的塑造。不同的理论家可以说专注于其中之一——海德格尔专注于文化，杜尔凯姆专注于社会，弗洛姆专注于认同，只要提一下这三位，与之相应的危机现象，是意义的丧失（感到生活的空虚和无聊），是凝聚力的削弱（无规范，失范，意外），最后是认同危机（“它向性”和自我的削弱）。（注：无规范意义上的“失范”这个术语取自杜尔凯姆，“它向性”的这个术语取自大卫·里斯曼。）
总之，取自发展社会学的这些区分的真正意图是强调人文科学在我们的历史社会框架中的位置。我们在“人文科学”这一名目下既包括了人文研究又包括了它的主题。至此，我们对这种研究方法论基础的评论只是局限于说，人文科学并不立基于诉诸定律的亨普尔模式。利用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的概念，我们现在可以对人文研究本质上是什么给出某种积极的提示。主体间性的世界是通过以有关的行动者的相互承认和对概念的接受为基础的行动和态度而形成的，只要这一点得到了承认，那么，旨在追索和阐释这些概念和规范的研究道路是敞开的。当然，这就是“理解性”研究的基础。（注：参见阿佩尔的阐述（含有历史的概述）：《先验语用学视野下的说明和理解之争》，法兰克福，1979年。）
根据事实本身，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对构成主体间性世界的意义视域有某种了解。在一个探究的无尽的推理论辩的螺旋中，通过对我们的来源的细察，助以分析和反思，我们研究能够对它作更加充分的探讨。（注：有些人称之为“解释学的”，而其他人则称之为“和承载信息的材料相关的假设—演绎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和方法》，和达格芬·弗莱斯达尔和L.瓦雷：《论证理论和科学哲学》， 奥斯陆，1977年，第80页，特别是第107页以后。）
在这个范围中，有历史研究（就这些研究没有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吸取说明性的手段而言）、语言学、比较文学研究、各种审美的学科和哲学，更不必说具有现象学倾向的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现在，假定当下主体间语境的思想视域，每一个学术分支都能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远远超出了那些直接的可理解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到了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因此，我们当下的主张无过于说，人文研究的切入点必须对居住在相关的主体性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是可通达的（假定他们具有正常的能力，能清楚地表达，并愿意交往）。但我们确实还作了比通常的观点更强的主张，即所有形式的学问，必须在原则上对除了直接参与的人之外的其他人是可通达的（起码对那些愿意不辞辛劳“做课外作业”的人来说如此）。首先，立足于文化之授与的人文科学的最基本的信誉，将会极大地受到削弱，如果这类学问不能被不介入其中的人所获取的话。各种效用性学科能通过为不思理解的大众制造包装好的最终产品附以一套使用说明，来确立其信誉。而人文学术则必须不断地尽力公布其成果，以使公众中的足够大的一部分人能与之俱进。其次，确实，和其它学科的概念形成的基础相比，在人文研究中，概念形成的有效地基和呈现在主体间性中的概念有更紧密的联系。我们不是要否认，比方说，自然科学相当倚重于主体间层次上的相互理解（比如当研究者相互之间进行调解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科学概念可以进入日常生活，因此，不仅科学受慧于主体间性，主体间的世界也受慧于科学。我们所主张的是，人文研究必须一直自我定向于主体间性的视域，不管有关的概念要经历怎样进一步的加工和理论提炼。这一语境框架对人文研究来说是建构性的：在主体间性的背景下，细察行动、态度和交往——从那些在行动者对自我的理解和对情景的理解中明显地或含蓄地起核心作用的概念出发——人文研究所处理的就是这类事情。
这意味着人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比方说，在历史类的学科中，对各种活动和事件的叙述。这里的任务是对一些问题的追索，然后以可理解的——即在能使读者自己复活这些事件的意义上是可理解的——叙事形式将它们表述出来。在历史学家和实际介入历史的各方的精神视域产生差异的地方，便提出了从一个视域向另一个视域的置换的任务。而如果当读者和第三种视域相关时，那就应当由他或她来作些可比的置换以将他自己的视域和其他两个视域中的每一个联系起来。这又表明了人文学科如何要求读者“与之同行”，同时表明了它们如何包含了一种读者的“文化的提升”（Bildung），因为， 这一“置换”是一种亲身的介入过程，它将一个人自己的认同和文化背景投入认知过程。
众所周知，在写历史的过程中牵涉到许多原则性的问题，比如，有关发现当事人言行背后隐含的意图的问题——“对当事人比当事人自己理解得更好”的问题——这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达到，或者是采取一种比当事人更开广的视野来看待各种事件，或者是诉诸隐密的动机和刺激，甚至使用超过当事人认知范围的概念，以使对事件的叙述取得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尽管这种策略性的心存怀疑常常是相当合法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它导致了一种当事人和研究者之间可想象的相互理解的精神视域的产生，其终极目的便是提高这种理解。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如在哲学和文学研究中的结构分析一样，可以远远超过“行动者”（语言的使用者）在主体间性的背景下将他们自己联系于其上的概念视域。但这里的问题是要了解隐含在所做的、所说的和所思的东西——不管是它们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或语境）中的，还是比较一般化的——背后的预设。如此理解的话，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把这些学科也算作人文科学。
在很多情况下，人文学科所拥有的用来细察的事实是有限的——也许是易卜生的作品，或者罗丹的雕塑。即使在这里不可能有发掘出新事实的问题，人文学科仍然能够通过以在不断翻新的背景下和相互联系中——包括在研究者所处的特定时空中产生的各种新型洞见——重新解释给定的材料的方式，对这些课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注：参见J ·艾尔斯特，他把可能发现新事实视为方法论上合理的研究的一个要求。比如，《说明和辩证法》，奥斯陆，1979年，第108—109。）如此，我们拥有了一部未完成的、没有尽头的解释的史诗，作为一种原始作品和永远处于进化中的解释传统之间的与和取（give－and－take）的对话， 每当翻开新的一页，它就得到了延续，并且永远滚滚向前。（注：参见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概念。）
毕竟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即文学研究、艺术史以及其它各种特殊的“审美”学科，在不放弃它们在主体间性和论辩中的概基的情况下，也能对所研究的作品作出质的评价。这主要是由于和构成原始作品的精神视域相联系的特定的价值和规范与那些被解释传统所推进的价值和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必须了解的是，概念、规范和价值同样都是主体间性的构成性因素，因此，一个特定的主体间的世界—语境中的特定现象和特定行动的特征，即来源于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同时是概念性的、评价性的和规范性的，正如足球中的“球门”和“边角”一样。（注：参见伊丽莎白·安斯康姆论原始事实（《论原始事实》， 《分析》第18卷，第3期，1958年）。）
现在我们已经对人文学科和“主体间的世界”之间的积极关系作了一番考察。在转向讨论这些学科和“系统”之间的消极关系之前，我们接下去要简要地考察一下有几门人文学科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的一些更具特色的建制。
“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个概念是有歧义的。一方面，它包括了那种我们称之为人文的特殊研究，另一方面，它包含了更多的东西。比方说，文学研究堪称一座冰山的顶端，这个庞然大物的其余部分是由整个文字的建制构成的；作家写书，出版社出书，书商卖书，图书馆出借书，读者——不管是买书者还是借书者——读书，最后批评家评论书——或者是以文字发表的形式，或者是通过其他的争论渠道。所有这一切的绝大部分（很多人会说，真正的核心）是浸没在水中的，没有文学研究，文学照样存在，而没有作品（以及所有其它的一切），文学研究肯定不能存在。
这就又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文学研究真正能提供的是什么？没有它对我们有多大的妨碍？不能漠视确立信誉的问题：我们有文学的创作者、发行者、阅读者和评论者，还有那些在学校和传媒中将成长中的一代引进文学传统的人，我们还需要什么？
没有简单直接的答案。但是，通过强调如下事实，即主体间性不是某种大批量的“自然的产物”，而是一种易于停滞和衰落的脆弱的人造物，我们便能取得某种通往答案的途径。存在着一种永久的传统性的向新一代传递公共视域的需要，以一种适当的形式获取这种公共视域，需要个体从他或她的初始的社会化开始乃至其整个一生的个人的努力。在此，在主体间的传统——比方说母语——和分离的个体之间发生了一种脆弱的传递，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初次获得了文化的印记。这种传递可能被僵化和歪曲，但也可能被优化和提高；可以说，一方面，存在着保守的需要，同时，另一方面，存在着更新和批判的挑战的需要。我们面临着一种内在于所有文化的保守成分和激进成分之间的紧张，正是在有意识的接受和批判的保留之间的紧张之中，人文研究介入了。除了作为对真理的追求的一部分而具有其自身特殊的价值之外，文学研究还具有这种“再生的”功能；在新的和旧的之间，好的和不那么好的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人文研究的过程在文字的建制中具有一种透析作用，在最具启发性的语境中提出问题，区分恰当的和不恰当的解释，合适的和不合适的事例——总之是为了锻造和改良文学所要提供的生发新视野的洞见。
这个责任不单单与专业的研究人员有关，其他人完全可能有不小的贡献，但是，就目前考虑来说，被认可的专业研究有一种特殊的责任，这种责任给了它信誉。
在此，我们不想细述其他人文学科如何与不同的特定的建制相关联——它们和文学的建制有或大或小的相似性——以及它们的兴趣域如何通过学校、大众传媒、剧院和博物馆等而相互交叉的，以免我们的读者心生厌烦。
总结以上我们对有关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和建制的专门化的讨论，我们认为，人文研究试图对在主体间的领域中的创造性的作品和活动，进行探讨、解释、描述、评价和反思，其出发点是那些它们明显地或含蓄地吸收的概念。它们的信誉建立在文化这个层次上——这些学科帮助把它给予我们主体间世界的居民——并且总是和在那里建立起来并被永久化的精神视域相关。
在考察了人文科学和主体间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后，我们来看看人文科学和“系统”的关系。简要地说，我们的主张是，随着作为建制的政治和经济以牺牲主体间地构成的文化领域为代价的不断扩展，人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客观的结构所决定，相对独立于相互接受的规范。（注：参见希尔贝克：《实践学的反思》载《合理性和现代性》。）与此相应，人文科学和人文研究的文化培育教养的潜力也随之减小。这就是人文科学的危机所在。
能够只依赖于来自我们主体间框架中的概念来“看”的事物也来越少。经济、政治和技术运用概念——常常通过特定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来使用——这些概念对于那些置身于主体间层次的人的视角来说，是无法通达的，或者，对于任何一种人文研究能对之有所助益的视角来说，都是无法通达的。（注：参见希尔贝克《科学和伦理》。J ·梅里的实践学为人文立场所不能使人看清的东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希尔贝克主编的《实践学》论文集中他的文章，奥斯陆，1983年，以及我在《语境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一文中的批评，载《合理性和现代性》。）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存在着一种传统上由人文科学和人文研究所认定的教育潜力的显著的下降。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以一种通过伦理反思和一种分类的政治科学来进一步发展他的有主体间性基础的概念的方式，来理解他自己和城邦事务似乎是可行的。如今，如果我们想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获得一种充分的理解，我们得依赖于把我们和大量学科联系起来的传递洞见的复杂之链（既包括“系统”也包括“主体间性”）。这是一项具有令人可怕的复杂性的事业，决非单单人文科学所能胜任”（注：以交往的互动（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一种片面的取向，导致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以理解为核心的社会学的解释学唯心主义”。相应地，以系统／环境模式为基础的片面性，产生了各种走捷径的社会理论：从那些自社会生物学生出的大量变种一直到N ·卢曼风格的更为精制的货色。）确实，这对人文科学是一个危机，对于世界，对于文化——我们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危机。
因此，人文科学的基本责任是承认自己的历史限度。在此，文化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是必要的，它能使我们把文化不只理解为私人财产，一种闲暇的职业，而是一种功能上不可或缺的，不停地和其它建制相互作用的，调解视角的主体间的结构。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能发挥人文科学所正当地控制的能量，既充分地意识到它们的影响的价值，也充分地意识到它们需要其它类型的工作的补充。
看清这一切对于每个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意味着什么是不容易的，或者，在最一般的层面上说些中肯的话也是不容易的。这只能留待每个研究者个人去弄清楚，对于他的特殊领域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作一个总体的概括，只能强调加强这些学术领域的工作是多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我们社会中的结构性问题有一个清醒的意识。
也许，我们能做的是勾划一下一些错误的行事方式。（1 ）有些人对我们所谈论的问题简直毫无知觉——未被对这些问题的内在焦虑所触动，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愉快而平静地继续他们的工作。（2）有些人感到了问题的存在，并且感到了加强人文研究的需要， 但是没有意识到已发生的结构性的畸变，这是缺乏眼力的热诚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特征。（3）其他一些人倒是对结构性的问题有所见闻， 并且在一些仪式性和政治性场合提出了问题，但这对他们的工作方式没有影响，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周末的意识形态家。（4）最后， 有些人表现出了一种试图跟上这些新观念的真诚的努力，并且热情地将它们引入人文研究，但是，他们对发展社会学却缺乏一种恰当的把握。他们以一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宣称，书籍是商品，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简言之，他们是业余的社会学家。
但是，这个世界不只是对人文研究者来说是越来越困难了。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牵涉到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越来越难以看清他人行动的意义，因为它所属的行动模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各种事情和其它发生的事情，以一种我们难以预见的方式，相互纠缠，既和我们自己异化，它们自己也相互异化。这导致了团结和友谊的解体，使我们既丧失了人格的完整性，也丧失了对一种合理的与和取（give－and－take ）——不管它是与主体间性世界中和我们最接近的那些东西相关的，还是与经济的和政治的结构性问题相关的——来说是必要的纲领性视角。因为，行政问题和文化危机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但在这里，我们不想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我将另文探讨这个问题。（注：参见“生活世界的现代化”，载《合理性和现代性》。）
来稿日期：1998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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