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惠与全面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中国外交论文,王宠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16(2002)01-0061-04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原籍广东省东莞县，中华民国时期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宪法学家，曾担任国际联盟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被人誉为“法学泰斗”。王宠惠早年留学欧美，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宠惠追随孙中山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之后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多个重要职务，曾经任过名动一时的“好人政府”的总理。1936年王宠惠辞去国际法庭法官之职，返回国内。此时正当全国抗日高潮，王宠惠是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的重要人物，他从英美派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重开内战，主张和平解决。1937年3月蒋介石起用王宠惠继张群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担任外交部长不到半年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间紧张形势便将他推到了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前沿。
积极对日交涉 谋求和平解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8日王宠惠派外交部亚洲司科长董道宁赴日本大使馆，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本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与冀察当局寻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但是日军的积极军事行动，使华北的形势日趋危急。王宠惠于7月10日就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事正式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书面抗议，强烈谴责了日军的暴行，指出：“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1]（第106期p248）他要求日方正式向中国政府谢罪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保留中国外交部一切合法要求，为中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事变提供了余地。军事上，南京政府给宋哲元的指示是“不挑战必抗战”，如其因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而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援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2](p210)。9日起陆续调兵北上，以为第29军后援。
事变发生后，华北的冀察当局仍认为此次事变如九·一八事变一样是地方冲突，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所以一直同日方保持联系。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北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与北平市长秦德纯达成口头停战协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射击和军队撤回原防，国民党中央对这个地方性协议持默认态度。10日，日军炮轰宛平城，重燃战火。11日王宠惠就日军违约行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日军不遵守双方约定停止军事行动的做法，指出日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致使“卢沟桥事件又趋于严重，其责任自应由日方负之”[1]（第106辑p250）。7月12日王宠惠会晤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提出解决事件的方法：“一、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二、双方立即停止调兵”。但该建议遭到日高蛮横拒绝，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此后，在日军继续向华北增兵的形势下，蒋介石仍抱侥幸态度。严令停止抵抗，让冀察当局与日本人交涉。为防止日本绕开南京政府，压冀察当局屈服，从而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王宠惠于12日责令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讲话，警告日本政府不要玩弄阴谋伎俩，重申“任何解决办法，未经中央政府批准，自属无效”[3]。同时，他派外交部专员赴华北前线协助冀察当局与日本方面交涉，以避免中央和地方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王宠惠在15日的行政院会议上建议政府尽快决定未来方针，指出是否与日本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事关重大。王宠惠关于是否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的忧虑正反映出他作为外交部长所特有的敏感。当时在名义上是否与日本断交已无关重要。但是，一旦中日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中日双方便都具有了交战国资格，日本可以利用交战国的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输入中国，这样一来，中国的军需品能否自己自足便成为问题。相比较之下，断交有利于日本行使交战国权利，这对于还没有下定决心抗日的南京政府而言是不能不慎重对待的。王宠惠的提议引起了南京政府的重视，17日举行了专门讨论，决定进入战争状态后不宣布与日本断绝国交。同时还继续对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事变抱有幻想。蒋介石一再宣称：“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卢事的解决。”[1](p311～312)另一方面也采取措施，做抗战准备。7月29日、30日京、津相继失守南京政府的抗战决心日益坚定。
澄清事件真相 争取国际支持
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国对事变真相不是十分了解。日本外务省混淆视听，把责任全推到被侵略的中国身上，诳称：“此事件之原因，实由于中国历史以来抗日情绪”所致。南京政府外交部在王宠惠的主持下积极谋求同日方单方面交涉和平解决的同时，亦在国际社会上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揭露事件真相，争取国际社会的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一）寄希望于英美调停是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的主要外交取向
蒋介石认为英、法、美等国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会主动出面对日本采取扼制策略，从而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王宠惠对于英美调停也是抱有极大热忱，7月16日他请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Sir Hughes Knatchbull-hugessen)对日本进行试探。许阁森表示了英国愿意进行调停的意向，但要求中国保证北上的部队不会主动攻击日本。王宠惠在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后，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许阁森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美国驻日代办达兹(Games Dodds)，请其转达日本外务省，告以中国准备自17日起停止调动军队，亦希望日本采取同样行动，以求和平解决中日双方的争端。[4](p11)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蛮横拒绝的态度，强硬地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任何形式的调停，自行关闭了由第三国调停解决事变的大门。王宠惠为了寻求美国的支持，于7月16日、30日两次对美发表广播演说，宣称“远东危机将导源于中国之被侵略”，请求美国积极参加中日调停。但美国置若罔闻，态度低调，南京政府寻求英美联合调停的愿望落空。
（二）外交部在展开外交活动争取英美联合调停的同时，也寄希望于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进行制裁
事变爆发不久，外交部就命令驻外使节就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问题征询英、美等国的态度。英国表示反对中国把问题提交国联。认为“国联太不健全，恐无补事实”。法国虽然赞成中国的主张，但也认为国联会使人失望，于事无补。英法两国都认为“制止侵略的任何国际行动，除非能说服华盛顿参加，仅向国联申诉是不起作用的”，而美国又不愿陷入远东冲突旋涡[5](p461～462)。在此种情况下，外交部仍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出席于9月1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联大会第18届常会，据国联盟约第十、十一、十七条的规定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经过讨论，通过决议，认为应从速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讨论中国问题；同时在决议中表示“对于中国予以精神上之援助，并建议国联会员国应避免采取一切动作，其结果足以减少中国抵抗之能力，致增加中国在现在冲突中之困难”，“建议国联会员国应考虑各该国能单独协助中国至何种程度”。[6](p419～420)国联大会的决议表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多方努力，对于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联的软弱无力，以及操纵国联的英法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参加到制裁行动中来的不切合实际的心理，使得国联通过的决议没有任何制裁日本的具体措施，而是把解决中日冲突的难题推给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是为调解中日冲突而举行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会前英、法、美各国都表示反对讨论制裁日本，只有苏联主张制裁日本，但他主张集体安全，也不准备单独对日采取强硬行动。南京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及各国态度认真制定了参加会议的基本方针。10月24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将政府制定的方针电告中国代表团，要求出席会议的中方人员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使各国认识到“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负担”，“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7](p510)等。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由于英、法、美诸国对日本采取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使得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制裁日本侵略的协议，这大大打击了南京政府求助国际组织的热情。
（三）争取苏联的调停和与之签定互助条约亦是卢沟桥事变后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重点
自1935年10月起，中苏双方就签定一项秘密军事协定开始接触，但双方均存有戒心，致使谈判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至7月8日，王宠惠在送呈蒋介石的意见书中，依然主张对苏联的签定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的建议“不宜轻于拒绝，亦不宜轻于赞成”，“始终只允慎重考，迄未有切实之答复”[8](p326)。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蒋介石逐步认识到得到苏联支持的重要性，他命令王宠惠和孙科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就达成互助协定进行秘密协商。随着日本拒绝中日直接交涉和英美的调停，和平解决的幻想逐一破灭，南京政府加快了与苏联谈判的步伐。8月21日，王宠惠和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定，“不独对中苏两国间之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失”[9](p58)，表明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为苏联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装备的出售和援助提供了政治基础，对于日军的嚣张气焰是一个沉重打击，是南京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揭露日军暴行 鼓舞国人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宠惠在积极采取外交手段谋求解决中日争端的同时，充分利用电台等传播媒介，不断向欧美各国以及国内发表专题广播演说，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争取国际同情，鼓舞国人抗战。1937年7月30日，王宠惠即专门发表对美演说，阐明日本侵略中国将导致远东危机，力求引起美国注意。10月16日，王宠惠再次在电台作题为《暴日蛮行危及世界和平，请发动全力助我抗战》的对美广播演说。在演说中，他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指出日军对于“非战斗人员之惨加杀戮，不仅为一二少数人所指斥，亦为多数中立证人及国际记者所亲见，所有一切详情，早已为世界所周知”[10]，他提醒美国，日本之侵华将“危及整个东方之巨大利益”，“在日本统治下领域中，不复有商业之机会”[10]，若日本取得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增强日本的武力，危害世界的和平。最后，王宠惠“以正义与人道名义，向美国人民吁请两事，第一，请避免任何行动促使侵略者直接或间接受益。第二，请发动全力，对于中国此次生死关头之奋斗予以赞助”[10]1939年2月18日，值世界博览会在旧金山开幕之际，王宠惠再次发表对美广播，除祝贺博览会开幕外，呼吁美国人民“对于以武力破坏东方国际正义与秩序者，予以打击”[11]（第161期）以维持世界和平。王宠惠于1939年7月29日在电台向欧洲人民发表演说，呼吁欧洲各国帮助中国抗战，采取行动制裁日本。
王宠惠在广播电台积极披露日军暴行，激起世界各国人民对日本野蛮侵略行为的公愤，纷纷起来反对和制裁日本。美国劳工联合会一致决议加入英国劳工抵制日货运动，并联合其他各国工会采取一致行动抵制日货。英国抵制日货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并且通告欧美各国劳工团体，发动普及世界的抵制日货运动，直到日军从中国撤退为止。[12]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于1937年10月30日接受路透社采访，痛斥日本在华残杀盈千累万生灵的残暴行为，表示印度绝不会漠视旁观，将全力参加抵制日华运动。[13]1938年2月12日，在伦敦召开了由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发起的反侵略大会。参加者有英、美、法、苏等19国代表900余人。经两天讨论，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谴责日本危及世界和平的行为。
王宠惠除积极对外宣传外，亦重视对内宣传，鼓舞国人坚定抗战的决心。他于1939年3月18日对国内同胞做题为《抗战中之中国形势》的广播演说，他在演说中向全国同胞指出：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实际是破坏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已经引起世界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敌视。他向同胞阐明中国的抗战“是为了抵抗侵略而战，为保持己国之独立自由而战，为维护国联公约而战，是一条正义之途径，博得世界各国普遍之道义同情，和各种事实上之援助”[11]（第162期）。10月18日，王宠惠又在电台做了《我们的外交方针》的广播演说，斥责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指出除“抗战到底以外，绝对没有争取国家民族生存独立第二条路”，要求国人同叛国投敌分子作斗争。
王宠惠通过传播媒介的宣传，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取得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与理解；坚定了国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
结束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外交部长的王宠惠主持南京政府外交部进行了多元的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基本上采取了和平解决的外交取向，但这些争取和平的外交努力由于日本政府的横加阻碍和英、美等国对日的绥靖政策而收效甚微。然而王宠惠主持外交部，积极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谋求国际上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的外交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通过报刊和电台，向国内和国外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澄清了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误解，坚定了国人的抗战决心，为抗战取得最后的胜作出了贡献。
收稿日期：200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