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湖南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教育扶贫研究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广西航空物流研究中心 郑雁玲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田 宇
摘 要： 教育扶贫被认为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尤其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是国家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研究很少关注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问题，缺少对片区教育扶贫成效的实证研究。通过湖南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2012-2016年度的经济与教育发展数据对该地区教育扶贫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发现该片区教育的发展与减贫还未进入良性协调发展阶段，教育没有成为扶贫攻坚的有效手段；教育扶贫的协调发展在区域内存在不平衡现象，地区间内部空间集聚和东西差异明显。
关键词： 连片特困区 教育扶贫 耦合协调度
一、引言
扶贫攻坚是“十三五”规划的重中之重，如何确保贫困人口彻底稳定地脱离贫困，同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须从教育入手。让贫困地区的适龄人群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彻底稳定脱贫的重要途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扶贫的现状与发展是事关2020年我国全面脱贫的关键性问题，但目前研究很少关注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一类群的教育扶贫问题。因此，以湖南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37个县（市、区）（以下简称“湖南片区”）为研究对象，从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研究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在该片区如何相互作用，二者是否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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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如果将教育发展水平和扶贫成效看作两个系统，其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但是耦合度指标只能反映系统间的关联程度，难以客观描述系统间协调发展的水平高低。当两个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或者较高时，均可以得到耦合度高的结论。为了全面衡量教育水平与扶贫成效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评价。耦合协调度可以量化协同程度，区分子系统间是否为良性的协同关系。根据耦合协调度的内涵，将教育发展与减贫效应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定义为：D=｛C×T｝1/2式中，D为教育发展与减贫效应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C是耦合度，T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T=Au1+Bu2，其中：U1、U2分别表示教育发展与减贫效应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值，a、b为待定系数且a+b=1，反映的是教育发展-减贫效应在整体协调发展过程中，各个子系统的相对重要程度。由于在本研究中教育发展与减贫效应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按a=b=1/2为其赋值。
三、计算与分析
1. 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研究湖南片区37县（市、区）的教育与扶贫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需要构建衡量教育水平与扶贫成效的指标体系。本研究选取2013-2017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其中教育水平选取中等学校数、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小学数、小学在校学生数等4个基础教育指标；扶贫成效选取各县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3个指标。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定量分析降维处理，按特征值大于 1的标准共提取出两个公因子。根据因子荷载及主成分分析，获取扶贫成效和教育水平两个系统的公因子及其测量指标（见表1）。
表1 湖南片区教育扶贫指标体系及因子载荷
2. 教育水平与扶贫成效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维度横向比较分析
为了清晰直观地反映耦合协调度数值所表示的含义及其阶段性特征，参考相关研究，将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七个等级：优质协调、中度协调、轻度协调、勉强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以2016年为例，分类结果（见表2）。
表2 湖南片区2016年度教育扶贫耦合协调度类型
Referring to Figure 8 and Figure 9, Table 1～Table 3, we can calculate the EDC rotation angular velocity at poi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20 points on the upper trajectory, as shown in Table 4.
湖南片区教育扶贫的协同程度的地区差异较大，反映在2012-2016年度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与均值之比均超过30%，而且这一比例总体上随时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湖南片区教育扶贫协同发展在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而且地区差异趋于扩大。
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来看，教育扶贫的协同发展存在集聚现象。表现为如果一个地区的协调度水平较高的话，其周边地区也普遍较高；反之一个地区的协调度水平较低，其周边地区也可能同样较低。另一个现象是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东西差异。从表2可见，达到协调状态的县（市、区）绝大多数位于片区东部，而片区西部，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湘西”地区，则集中了几乎所有耦合失调的地区，仅有的例外是怀化市的鹤城区和湘西自治州的吉首市，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地区属于地级市的中心城区，经济与教育相对发达。
3. 教育水平与扶贫成效耦合协调发展的时间维度纵向比较分析
从时间演变（见下图）来看，湖南片区2012-2016年期间教育扶贫总体的耦合协调度略有上升，均值从0.463增加到0.474，但总体上仍一直处于轻度失调状态（0.4＜D均值≤0.5）。从不同的协调类型观察，2012-2016年期间，从未出现过优质协调的地区；但始终存在中度协调、轻度协调、勉强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几种状态并存，中度协调和轻度协调地区略有增加，勉强协调地区数量下降较多，从11个减少到7个；中度失调地区有所增多，严重失调和轻度失调地区基本保持不变。总体上各个县（市、区）在此期间所属耦合协调类型的变化不大。
从计算结果看，湖南片区的耦合协调度有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轻度协调和中度协调等状态，其中中度失调的县（市、区）数量最多（24.32%)，其次依次为轻度失调（21.62%）、勉强协调（18.92%）、轻度协调（16.22%）、严重失调（10.81%）、中度协调（8.11%）。总体而言，半数以上的地区（21个）处于失调状态（包括严重、中度、轻度失调），占湖南片区37个县（市、区）近57%；没有一个地区达到优质协调，轻度、中度协调地区只有9个，还有7个地区处于勉强协调，达到协调状态的只占总数的43%。表明对于湖南片区的大部分县（市、区）而言，教育的发展和减贫还没有进入良性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教育的减贫作用在湖南片区大部分地区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泰勒提出的课程开发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是经八年的实验总结出来的，他在《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一书中提出三种课程开发模式，即“目标模式”“过程模式”“情景模式”。我国当代课程理论专家钟启泉等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学科、学生、社会是课程设计的三大基础；三种基本的价值取向，即以学科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课程的结构需要考虑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基本价值取向，二是方法技术[5]。这些观点对微课的设计开发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依据中外课程原理，结合我国微课（程）发展具体情况及微课（程）的基本特征，提出三种设计开发模式。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湖南片区教育减贫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模型结果显示：教育发展对地区减贫的促进作用在湖南片区未得到充分发挥。2012-2016年期间，湖南片区的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的耦合协调度没有一个地区达到优质协调；尽管期间耦合协调度数值略有提升，但总体水平一直处于轻度失调状态。而且数量上处于失调状态的地区数量明显大于处于协调状态的地区。说明对于湖南片区的大部分县（市、区）而言，教育的发展和减贫还没有进入良性协调发展阶段，教育的减贫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没有成为扶贫攻坚的有效手段。
教育扶贫的协同发展程度在区域内不平衡，片区内部存在空间集聚和显著东西差异。从耦合协调度的类型来看，2012-2016年一直存在中度协调、轻度协调、勉强协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几种状态并存的局面，而且各县（市、区）在各年度的耦合协调类型变化不大。期间内耦合协调度的变异系数都在30%以上，总体上呈现上升，说明教育扶贫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而且这一状况未得到改善。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的区域绝大多数集中在片区的东部的娄底、邵阳、常德地区，而协调度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片区西部的怀化、湘西自治州、张家界等地，即传统的“湘西”地区。
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帮助贫困群体脱贫的重要手段，围绕湖南片区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一主题，为了真正发挥教育的益贫作用，今后需要从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两方面共同推进教育扶贫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 佳.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研究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3
[2]李兴洲.公平正义：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J].教育研究，2017
[3]谢君君.教育扶贫研究述评[J].复旦教育论坛，2012
文章编号： ISSN2095-6711/Z01-2019-12-0239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单位资助教育部规划课题，项目编号：FFB170634；中国物流学会物流教改教研课题，课题编号：JZW201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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