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美国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美国论文,在华论文,百余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籍可考的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上可上溯至唐初。约在635年， 基督教的分支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曾一度由波斯传入中国，史称“景教”。景教在唐代的影响不大，仅限于宗室。唐亡，景教也随之绝迹。元初，基督教罗马教派也进入中国传教（被蒙古人称为“也里可温教”），但同样没有作为，至元末而中绝。（注：参见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0页。）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基督教各派在殖民主义的裹挟下，以前所未有的势头第三度东来，历经曲折后，最终在中国扎下了根。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更是活动频频。他们上下渗透，步步深入，纵情活跃于中国剧变的历史舞台上，“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注：陈旭麓语，见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从唐初至1955 年最后一批西方传教士被逐出中国大陆，数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经久不衰的兴趣。
美国学术界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以下简称“传教史”）的研究，概括而言，有这样一些特点：（1）起步较迟，却发展迅速， 后来居上。（2）学者们最为注重的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两个历史时期。 而对19世纪30年代以前各个时期的研究，则较为分散零碎，或语焉不详。（3）在不同的时期，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研究状况也大不相同。 百余年来美国的传教史研究，按历史时期划分，大体可分为4 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末，是研究的滥觞时期；20世纪头50年，是研究的初步发展时期；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研究的消沉、复苏并走向进一步发展的时期；80年代初至今，是研究的繁荣、鼎盛时期。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学术界对传教史的研究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部分来华的传教士撰写并出版了一些概述性的传教简史、传记和回忆录，这标志着美国的传教史研究的开端。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美国商人和传教士迟至19世纪前半叶才大量来华经商与传教。1830年2月25日， 美国第一个海外传教团体——美部会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和美国海员之友传教会成员雅裨理（David Abeel， 他一年后转入美部会）随美国来华商船在广州登陆。以后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 ）等人和伯驾（ PeterParker）先后在1833和1834年到达广州。1847年美国卫理会传教士也在福州登陆。至1848年，在华美国传教士已有73人之多。（注：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5页。）此后，人数越来越多，到19世纪末，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华传教士逾1500人。（注：Please see Kenneth 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ew York＜hereafter abbrev.as N.Y.＞:Macmillan,1929).）这批传教士中的先行者，在抵华后不久， 便开始著书立说，向美国国内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藉以鼓动国内的支持者捐助其在华的传教事业。这些传教士的早期著作举要如下：
通史类，重要的有《中国总论》2卷（注：S.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Literature,Social Life,Arts,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N.Y. :1848).）和《基督教差会在华简史》（注： D.Willard Lyon,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N.Y.:1895).）。卫三畏（1812—1884），美部会传教士，1833年入华传教，创办广州印刷所，参与编辑《中国丛报》，1856年起任美驻华外交官，1876年去职回国后任教于耶鲁大学。他根据在华的亲身经历，撰成《中国总论》。在书中，卫三畏对中国的地理、政府、文化、社会、生活、宗教、艺术和历史等各个方面作了大百科全书式的概述。他还记述了1833年以来驻广州的外国人的体验，也表达了早期传教士们的观点。如他认为，中国人不仅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该书是美国早期最重要、最具权威性的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书籍之一，曾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李卫楼（ D.Willard Lyon,1870—1949），又名来会理，1895年来华传教，曾在天津创办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后赴上海、北京等地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他有感于在华教会资料的零散和匮乏，于是以实地考察、亲历资料为主，写成《基督教差会在华简史》一书，对在华新教差会的组织、结构、经费来源、个人情况及传教活动等做了初步的概述与总结。该书是美国传教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人物传记主要有：杰特《韩里塔·夏克夫人传记：在华的第一位美国女传教士》（注：J.B.Jeter,A Memoir of Mrs. Henrietta Shuck:The First American Female Missionary to China(Boston :1846).）， 裨治文夫人《裨治文传》（注： Eliza J.
Gillett Bridgman(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Y.:1864).）， 卫三畏儿子卫斐烈《卫三畏传》 （注：Frederick Wells Williams,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Missionary,Diplomatist,Sinologue(N.Y.:1889).），倪维斯夫人《倪维斯的生活：40年在华传教》（注：Helen S.C.Nevius,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N.Y.:1895).），史迪文斯《伯驾传》（注：George B.Stevens,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Peter Parker,Missionary,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1896).）等。这些传记大都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描写了传主在华的传奇式的传教活动与经历。
回忆录方面，这一时期最系统和最有特色的要数丁韪良的《花甲忆记》。（注：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South and North,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N.Y.:1896).）丁韪良（W.A.P.Martin）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在宁波布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美驻华公使列卫廉的翻译，曾参与《天津条约》的起草工作，1869年以后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916年死于北京。《花甲忆记》着力描写了他在华40多年的非同寻常的传教生涯，也记述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事，是当时回忆录的集大成之作。
这些传教士的早期著作，虽然内容大多以亲历、实地考察及记述教会团体活动与成就为主，尚处于自发状态，并停留在概述性阶段，但毕竟开创了传教史研究的新领域，并为这项研究在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丰富的史料基础。因而，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末应为传教史研究的滥觞时期。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与中国接触的逐步增多，特别是“门户开放”政策出笼后，美国对中国的兴趣戏剧性地浓厚起来。这为传教史研究提供了推动力。其时，不少学者纷纷涉足该领域，与传教士一道把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战以后，传教史研究的发展势头更猛了。太平洋战争使美国认识到，远东，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于是，美国政府便积极鼓励与支持学者们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诚如美国当代“中国学”之父费正清所言：“1945年以后，鼓励中国问题研究已逐渐成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注：费正清著，黎鸣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在政府的倡导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下，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学术界的热点。传教史研究也出现活跃的局面：有创见，有分量的专著、论文（含博士论文）不断涌现，视野和选题也更加广泛。
下面试按专题、分年代对20世纪头50年产生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一简要概述：
总论方面，一批经过系统研究、较有水平的著作陆续出版。主要有：宓契《中国和基督教》（注： Alexander Michie, China
and Christianity (Boston:1900).），史雅各《十字架征服中国》（注：Jacob Speicher,The Conquest of the Cross in China (N.Y.:1907).），吴费斯坦《天主教在中国（ 1860 — 1907 ）》（注： Bertram Wolferstan,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1860—1907(St.Louis:Herder,1909).），蒙特戈默丽《东方大地上的西方女性》（注：Helen B.Montgomery,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 An Outline Study of 50 Years of Women' s Work in Foreign Missions (N.Y.:Macmilla,1911).），麦瓜衣迪《与基督同在中国》（注：Joseph McQuaide,With Christ in China ( San Francisco:1916) .）， 威廉斯《使中国皈依基督的笑话》（注： Bascom W.Williams,The Joke of Christianizing China (N.Y.:1927).），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注：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Y.:Macmillan,1929).）， 古德利奇《美国天主教在华十周年》（注： L.Carrington Goodrich,"A Decade of American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Vol.15(1929).）， 巴尔鲁《危险的机会：基督徒在华的使命》（注： Earle
H.Ballou,Dangerous Opportunity: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N.Y.:Friendship Press,1940).）， 赖安《天主教徒眼中的中国》（注：Thomas Ryan,China Through Catholic Eyes ( Cincinnati, OH:Catholic Students Mission Crusade,1942).），Y.Y.许《中国教会》（注：Y.Y.Tsu,The Chinese Church: Partner in a World Mission (N.Y.:FriendshipPress,1944).），切斯特·苗编《在华基督徒的呼声》（注：Chester Miao(ed.), Christian Voices in China (N.Y.:Friendship Press,1948).），等等。这些著作均从总体上论述了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历史线索、不同的发展阶段、传教政策、教会组织及教会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冲击等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创见，启人思索。其中赖德烈（Kenneth S.Latourette ）《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一书最富盛名。赖氏是美国浸礼会国外传道会会员，1910至1917年曾在华传教，1918年回美国后一直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他结合在华的亲身经历，参考英文档案文献，以基督教徒的观点，全面述评了从裨治文来华至撰书时止的近百年传教史，他还对第一批传教士的态度和期望做了精彩的分析，并把这一阶段历史性地置于整个教会运动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较之李卫楼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简史》明显要技高一筹。该书是一本参考性极强的专著，曾给后世以强烈的影响。
兴办教育是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形成了一批代表性著述， 如：郭爱理《中国与教育自主（1807—1937）》（注：Alice H.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Educational Missionary in China,1807—1937 (Syracuse Univ.Press,1946).），对基督教在教育领域中的活动做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路威士《远东教育征服记》（注：Robert E.Lowis,The Educational Conquest of the Far East(N.Y.:1901).），从教育征服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佚名撰写的《山东学院的复兴》（注："A Revival in the Shantung College",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Vol.33,No.4(April,1901).），概述了基督教在山东兴办教育的过程； 伍德《在华基督教会学校注册的赞成与反对》（注：John W.Wood,"The Pro and Con of Registration of Christian School in China",The Sprit of Missions: An Illustrated Monthly Review of Christian Mission,Vol.93(1928).），对教会学校的注册问题做了全面论述；路易斯的《中国的女子教育》（注：Ida Belle Lewis,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N.Y.:Columbia Univ.Press,1919).），独辟蹊径，集中探讨了基督教与女子教育的问题，很有新意。
传教团体也是学者们比较感兴趣的课题，涌现出了一些有特色的专著，如李佳白的《“尚贤堂”计划书》（注： Gilbert
Reid,A Prospec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 N.Y.:Canton and Mains,1910).），对“尚贤堂”（专对中国上层阶级布道的差会）的宗旨、章程、组织、仪式等做了详尽的记述，并打出了“孔子加耶稣”的旗号，借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入会；兰钦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述评》（注：Milledge T.Ranki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Ph.D,Dissertation ＜hereafter abbrev.as Diss＞,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1928).），对协进会的成立、宗旨、 机构及活动进行了系统的述评和总结；毕范宇的《中国乡村教会：一个调查》（注：Frank W.Price,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A Survey(2nd edition,N.Y.:1948).），历述了乡村教会的创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以及组织结构方面的由来；力维韬的《美以美会在华百年史》（注：W.N.Lacy,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 (N. Y.:1948).），对美以美会在华百年兴衰史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做了深入的研究，该书资料丰富，是美以美会专题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传教士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普赖斯与林德贝克对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博士论文。普赖斯的《1830—1900年美国教会与美国对华外交》（注：Allen T.Price,America Mission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1830—1900(Ph.D,Diss,Harvard Univ.,1932).）侧重于宏观考察、评议19世纪的后70年教会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华外交的；林德贝克的《美国传教士与美国对华政策（1898— 1901 ）》（注：John Lindback,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1898—1901 (Ph.D,Diss.,Yale Univ.,1948).）则具体勾勒、分析1898年到1901年三年中传教士在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关于传教士与清政府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罗博塔姆《清宫中的耶稣会士》（注： Arnold H.Rowbotham,Missionary and Mandarin: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 Berkeley,CA: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42).），威勒克《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1784—1785）》（注： Bernward H.Willeke,Imperial Government and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during the Years 1784—1785(N.Y.:St.Bonaventure,1948).），均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传教士对清政府的影响，丰富了人们对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的认识。
关于教案研究，较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明恩溥。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次年（1901 年）， 他出版了两卷本专著《动乱中的中国》（注：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 (N.Y:1901).）， 全面概述了义和运动的起源及影响。作为传教士，明恩溥竭力使人们相信：不是宗教原因，而是经济的贫困致使排外主义高涨，从而导致义和团反基督教运动的爆发。不久，爱德华兹也出版了《火与剑在山西：洋人殉教与中国基督徒的故事》（注：E.H.Edwards,Fire and Sword in Shansi:The Story of the Martyrdom of Foreigners and Chinese Christians (N.Y.:Revell,1903).）， 对山西的反洋教运动做了系统研究。1933年克莱德发表《镂斐迪与天津教案》一文（注：Paul H.Clyde,"Frederick F.Low and the Tientsin Massacre",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2 (1933).），考察了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在天津教案中的作用与影响。
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也明显增多，而且学术水平也有所提高，代表作有： 博恒理的《梅子明传》（注： Henry D. Porter,William Scott Ament,Missionary of American Board to China(N.Y.:1911).），斯科特的《丁：山东的传道者》（注：C.E.Scott,"Ding,the Apostle of Shantung",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Vol.34,No.2(Feb,1911).），李提摩太的《留华45 年》（注：Timothy Richard,Forty-Five Years in China:Reminiscences(N. Y.: 1916).）， 海恩波的《马礼逊：一位营造师》（注：Marshall Broomhall,Robert Morrison,A Master Builder (N.Y.:1924).），桑德兰的《李佳白博士和他在华的独特传教》（注：J.T.Sunderland,"Dr.Gilbert Reid and his Unique Mission to China",Unity,Oct.24,1924,Chicago.），米勒的《24 个在华传教士的故事》（注：Basil W. Miller, Twenty- four Missionary Stories from China (Kansascity,MO:Beacon Hill Press,1948).）等等。
以上探讨，标志着美国的传教史研究逐步趋向成熟，也标志着传教史研究进入自觉的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已开始超过欧洲和其他国家。
（三）
然而，好景不长，二战以后勃兴的研究局面仅延续了几年，到50年代初便复归沉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才有改观。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受50年代初“大恐怖”（The Great Fear）的冲击。在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政策的迫害下，美国的中国研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传教史研究也不例外。其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传教士在大陆消失了（或自行撤退，或被驱逐出境），而且大陆的基督徒人数也锐减，这使得一些美国学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对华传教是一个错误的开端，也是一项失败的事业。尽管它留下了许多对中国思想变化与社会现代化有着一定影响的史料，很显然，由于其带有外来色彩，注定会在中国大陆消失。”（注：Daniel H. Bays(ed.),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Univ.Press,1996),p.vii.）因而大大减弱了他们对传教史研究的兴趣。其三，某些纯学术的考虑，也使得学者们裹足不前。不少学者认为，在外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方面，传教史研究仅能告诉人们有限的事情，因为它与外来因素有关，而且研究内容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及其在华活动，因而这一研究并不代表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而中国近代史上可供研究的课题也很多，且紧迫性又强，从而导致学者们对传教史研究的实际投入不多。
整个50年代，虽说传教史研究几近停顿，但仍有部分在此之前撰写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此外，麦卡锡时期过后，也还有少数研究者对传教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50年代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传教史研究的论文、论著仅数十篇、部。按年代择要列举如下：李欣宪的博士论文《根据中国需要进行的基督教教育的研究》（注：Peter Hsing-hsien Lee,A Study of Progressive Christian Education in Light of the Needs of China (Ph.D,Diss,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1950).）对基督教教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佚名撰《美国耶稣会士在上海》（注： American Jesuits in
Shanghai,Portraits of China(N.Y.:Herder,1950).）对美国耶稣会士在上海的传教活动做了宏观概述；卡拉汉的《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看基督教与革命》（注： Paul E. Callahan, "Christianity
and Revolution as Seen in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Papers on China,Vol.5(1951).）， 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了基督教与革命的关系；博德曼的《基督教对太平军叛乱的思想影响》（注：Eugene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Univ.of Wisconsin Press,1952).）， 首次深刻地分析了新教和新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起义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很有新意；山本澄子等人的《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注：Tatsuro Yamamoto and Sumiko Yamamoto,"The Anti-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2,No.2(Feb.1953).），对中国的反洋教运动做了精细的概述与分析； 小加拉格尔的译作《利玛窦日志》（注：Louis J.Gallagher,J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1583—1670(N.Y.:Random House,1953).）为英文世界研究利玛窦提供了便利；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注：John Leighton 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Y.:1954).）， 对他在华兴办教育和任驻华大使的外交活动有详尽的记载，资料丰富；杜斯的《科学和在中国拯救灵魂的工作：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注： Peter
Duus,"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the Life and Work of W.A.P.Martin,1827—1916",Papers on China,Vol.10(1956).）， 是一篇颇有特色的传记，对丁韪良在华传播西学及“拯救灵魂”的工作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费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注： John K.Fairbank,"Patterns behind the Tientsin Massac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0(1957).），是站在西方的立场诠释天津教案的著作，对后辈研究者影响颇大。柯文的《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注：Paul A.Cohen,"Missionary Approaches,Hudson Taylor and Timothy Richard",Papers on China,Vol.11(1957).），对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富有启发性。卡里—埃尔维斯的《中国与十字架：教会史研究》（注：Columbia O.S.B.Cary-Elwes,China and the Cross:Studies in Missionary History ( N.Y.:Longmas,1957).），是一部以分析见长的传教史著作。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1890—1952）》（注：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America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1952(Princeton Univ.Press,1958).），以丰富的史料详尽论述了1890年至1952年期间美国传教士在华的种种活动以及对中国社会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薛光前的《中国的决定：共产主义或基督教》（注： Paul Kwang Tsien Sih, Decision for China: Communism or Christianity (Chicago:Regnery,1959).）， 概述了中国人在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做出选择时的困惑。麦柯特彻恩的《19世纪美国和英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注：James M. McCutcheon,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Missionary
Concep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Ph.D, Diss,Univ. of Wisconsin,1959).），是一部系统研究英、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态度的博士论文，史料扎实，对了解英、美人的“中国文化观”很有帮助。
50年代末，饱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费正清开始反思“大恐怖”所造成的灾难，他认识到：“在中国问题上，办教育是对麦卡锡主义的最好回答。”（注：《费正清传》，第443页。 ）他一方面着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培养中国研究的新生代，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学术研究的复苏。他认为，加强传教史研究可能是中国研究向纵深发展的突破口，因为研究资料异常丰富的传教士档案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值得下力气研究。他与著名中国学专家刘广京等人，不仅亲自倡导与著述，而且积极组织学术讨论会和策划出版传教史的专题著作。他们率先在哈佛大学鼓励学生致力于传教史研究，并成功地促成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青年学者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1968年费正清在全美历史协会年会上以会长身份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严厉批评了过去很少有人注意从中国方面、运用中文资料研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从事的“福音”工作的现象，并呼吁学术界重视和加强传教史研究。（注： 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Dec.,1969).）在他的影响下，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于1972年在库埃纳瓦卡（Cuenavaca）举办了传教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 著名学者刘广京、 柯文、 韦斯特（Philip
West ）和小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Jr.）等与会，学者们就这一课题广泛、深入地进行了讨论， 1974年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美国在华的传教事业》（注：John K.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America (Harvard Univ.Press＜hereafter abbrev.as HUP＞,1974).）。刘广京也曾在1963 年出版的《美国人与中国人》（注： Kwang-Ching Liu,Americans and Chinese: A Historical Essayand ABibliography (HUP,1963).）一书的导言中就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传教史研究提出过切实有用的建议。1966年他还编辑出版了哈佛大学组织的关于传教史研讨会的论文、评论集《在华的美国传教士》（注：Kwang-Ching Liu,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HUP,1966).）。此外，60年代和70 年代的国际局势也有助于中国研究的复苏。国际形势的变化，如美苏关系的缓和、中苏的分裂、越战失败的震荡及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等等，都促使美国政府再度支持中国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纷纷重操旧业，以期更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国，为现实服务。因而从60年代开始，传教史研究出现复苏的迹象，尤其是到70年代末形成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势头，陆续涌现出了一批内容务实且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著和论文，择要概述如下：
在通论和通史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柯文《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 1860 — 1870 ）》（注：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 —1870(HUP,1963).），是这一时期全面考察反基督教观点并探讨传教士问题的扛鼎之作，其内容远远超出了1860—1870年的范围，并论及了许多附带事件。此外，书中还转载了许多中国反基督教的小册子、标语和传单，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便利。卢茨编著《在华基督教传教团：福音传教士之类的人》（注：Jessie G.Lutz(ed.),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Evangelists of What? (Boston:Heath,1965).），对传教士的福音工作做了系统的研究，尤其是书中列举的参考书目，对初学者非常重要。 卡尔森《 19 世纪中国传教成功的障碍》（注：Ellsworth C.Carlson,"Obstacles to Missionary Succes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Asian studies,Vol.4,No.1(1966).），概述了妨碍西方传教士在华成功传教的各种因素，较有新意。叶·西奥多的《儒教、基督教和中国》（注： Theodore T. Y. Yeh,Confucian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a (N.Y.: Philosophical liarary,1969).），对儒教和在华基督教的互动做了深入探讨。理查森编著《中国和基督教的责任：专题论丛》（注： WilliamJ.Richardson (ed.),China and Christian Responsibility, A Symposium (N.Y.:Maryknoll,1968).），是探索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又一部重要专题论文集。麦克莱伦《19世纪末中美传教士的态度》（注：Robert F.Mcclellan,Jr,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American Attitudes of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hurch history,1969.）， 系统考察了中美传教士在迎接新世纪挑战时的复杂心态。吴礼明的《1920— 1950 年中国的基督教和社会变化》（注：Lee-ming Ng,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hange:The Case of China,1920—1950(Ph.D,Diss,Princeton Univ.,1971).），是一篇有见地的博士论文，具体分析了基督教在20年代至50年代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麦温的《在华基督教会》（注：Wallace C.Merwin, Adventure in Unity: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Brand Raids, Mich:Eerdmans,1974).），对来华的基督教差会进行了综合性的述评， 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新见解。《中美相互影响：历史摘要》（注：John K.Fairbank, Chinese- American Interactions: A Historical Summary (Rutgers Univ.Press,1975).）是费正清在皮吉特海峡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的书稿，他在书中历史地考察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在华所起的作用，内有一章专门论述19世纪末传教活动的起源，很有深度。毕威尔《美国传教两百年透视》（注：R.Pierce Beaver (ed.),The compilation American Missions in Bicentennial Perspective (Pasad ena Calif.:Wm.Carey Library,1977).）也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一读。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注：Paul A.Cohen,"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Late Ch' ing, 1800 —1911(Cambridge Univ.Press,1978).），对1900年以前传教士的在华活动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反映了这一时期对传教士及其活动的研究的前沿水平。鲁宾斯坦《在华的美国新教传教运动（1827—1839）》（注：Murray A.Rubinstein, "The America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27—1839",America Studies,Vol.9,No.4(1979).），是全面、系统论述这段历史的出色之作。 怀特海德等人编著的论文集《中国和基督教》（注：James D. Whitehead, Yuming Shaw,and N.J.Girardot( eds.) , China and Christianity:Historical and Future Encounters (Notre Dame,Ind.:Univ.of Notre Dame Press,1979).）， 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罗马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方式、传教活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做了综合研究。
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是这一时期研究者新开辟的领域，收获甚丰。研究成果主要有：章文新《共产党中国的教会：一个基督徒的评价》（注：Francis P.Jones,The Church in Communist China: A Protestant Appraisal (N.Y.:Friendship Press,1962).），霍京《人民中国的上帝仆人》（注：Katherine Hockin,Servants of God in People's China (N.Y.:Friendship Press,1962).），贝茨《基督教在人民共和国》（注：M.Searle Bates,"Christiani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China Notes,Vol.6,No.2(1968).）， 里查德·布什《共产党中国的宗教》，（注：Richard C. Bush, Jr.,Religion in Communist China(Nashville:Abingdon Press,1970).）恩斯沃思《美国天主教传教活动与共产党中国（1945—1953）》（注：Sister V.Unsworth,American Catholic Missions and Communist China,1945—1953(Ph,D,Diss,New York Univ.,1976).），海隆《敌对：美国天主教义和中国共产主义》（注：William C. Hearon,The Confrontation:American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Communism,1945—1962 (B.A.thesis,N.Y.:Vassar College,1975).）等等，都有开拓意义，值得注意。
这一时期，对教会教育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进展。宏观研究方面，刘广京的《中国的早期基督教书院》（注：Kwang-Ching Liu,"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0,No.1 (Nov,1960).），对晚清基督教高等院校做了全面述评，并对教会学校的社会价值做了独特的阐释，体现了这一时期教会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卢茨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 1950 ）》（注：Jessie G.Lutz,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1850 — 1950(Cornell Univ.Press,1971).）， 也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百年历史及其与中国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做了全面的探讨。纽约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推动了教会院校校史研究的发展。该会积极组织和出版了系列教会学校史，如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简史》（注：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 Historical Sketch (N.Y.: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hereafter abbrev. as UBCCC＞,1954).）， 科贝特《齐鲁大学》（注： Charles Cobett,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N.Y.:UBCCC,1955).），克拉伦斯·戴《之江大学》（注：Charence B.Day,Hang Chow University:A Brief History (N.Y.:UBCCC,1955).），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注： Mary Lamberton, St.John' s University,Shanghai,1879—1951 (N.Y.:UBCCC,1955).）， 德本康夫人和切斯特合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注： Mrs.Lawrence Thurston and Ruth M.Chester,Ginling College (N.Y.:UBCCC,1955).），华莱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注：L.Ethel Wallace,Hwa Nan College:The Women' 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Y.:UBCCC,1956).），南希《苏州东吴大学》（注：W.B.Nance,Soochow University (N.Y.:UBCCC,1956).）， 艾德敷《燕京大学》（注：Dwight W.Edwards,Yenching University ( N.Y.: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with a section by Y.P.Mei on Yenching in Chengtu,1959).），约翰·科《华中大学》（注：John L.Coe,Huachung University (N.Y.:UBCCC,1962).），沃姆斯利《华西协和大学》（注：Lewis C.Walmsley,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N.Y.:UBCCC,1974).），等。此外，佩德诺探讨了华北协和大学的创办过程（注：Roberto M.Paterno,"Devello Z.Sheffiel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North China College",Papers on China,Vol.14(1960).）， 科贝特写成《岭南大学》（注：Charles H.Corbett,Lingnan University (New York:Trustees of Lingnan Univ.,1963).）， 希巴斯撰述《上海大学史》（注：John B. Hipps,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Shanghai (Valley Forge,Pa.:Board of Founders of the Univ.of Shanghai,1964).）， 霍尔登在对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院做了专门研究后，出版了《中国的耶鲁（1901— 1951 ）》（注：Reuben Holden,Yale in China:The Mainland,1901—1951 (New Haven: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1964).）一书。鲍尔斯具体考察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在1917— 1951 年的兴衰史（注： John Z Bowers,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17—1951 (N.Y.: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1972).）， 福梅龄《罗氏医社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富有成效的合作记录（1914—1951）》（注：Mary E.Ferguson,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1914—1951 (N.Y.:China Medical Board,1970).），揭示了罗氏医社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关系，并对协和医学院的沿革做了历史的考察，从而丰富了人们对教会院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的了解。另外，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注：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HUP,1976).）从中西关系的视角对燕京大学进行了审视。他指出，燕大是植根于新教事业和中国精神的世界主义理想的真实体，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超越。这一见解富有启发性。此外，韦斯特还引用了燕大的档案和大量中文资料。陈启云《梁启超所受的“教会教育”》（注：Chen,Chi-Yun,"Liang Chi-chao' s Missionary Education:A Case Study of Missionary Influence on the Reformers",Papers on China,Vol.16(1962).），深入研究了传教士对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在华教会教育的作用。
这一时期教案研究的成果也不少。玛丽·兰钦《1895年古田教案：基督教对抗斋教》（注：Mary B.Rankin,"The Ku- tien Incident(1895):Christians Versus the Tsai-hui",Papers on China,Vol.15(1961).），考察了基督教与斋教之间的摩擦、对抗并引发教案的历史过程。柯文《中国的反基督教传统》（注：Paul A.Cohen, "The Anti-Christian Tradition In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0,No.2 (Feb,1961).）是用历史的眼光分析中国反洋教运动各种因素的论著。 珀塞尔《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注： Victor Purcell,The Boxer Uprising:A Back-ground Study ( Cambridge Univ.Press,1963).），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作了全面考察。小海亚特《1895年成都的骚动》（注：Ikwin T.Hyatt,Jr.,"The Chengtu Riots (1895):Myths and Politics",Papers on China,Vol. 18(1964).），韦尔利《英国、中国和反教骚乱（1891—1900 ）》（注：Edmund S.Wehrle,Britain,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1891—1900 (Univ.of Minnesota Press,1966).）， 佩特诺《1891年长江流域反教会骚乱》（注：Roberto M.Paterno, The Yangtze Valley Anti-missionary Riots of 1891 (Ph.D,Diss., Harvard Univ.,1967).），保罗逊《1895年四川暴乱与美国“传教士外交”》（注：George E.Paulsen,"The Szechwan Riots of 1895 and American 'Missionary Diplomac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8(1969).），都对19世纪末年长江流域的反基督教运动做了深入探讨。韦斯特《济南的教产纠纷（1887—1891）》（注：Philip West,"The Tsinan Property Disputes (1887—1891):Gentry Loss and Missionary,Victory",Papers on China,Vol.20(1966).）另辟蹊径，对济南的教产纠纷做了新的探索。利津格《天津惨案以后教案的模式（1870—1875）》（注： Charles A. Litzinger, "Patterns of Missionary Case Following the Tientsin Massacre,1870—1875",Papers on China,Vol.23(1970).），对天津教案以后5 年中发生的大小教案的模式进行了全面考察，该文对费正清《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一文做了补充和发展。
学者们对教会团体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创获较多。小海亚特《在华新教教会（1877—1890）》（注： Irwin T. Hyatt, Jr,"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77—1890",Papers on China,Vol.17(1963).），对美国新教在华的活动做了历史的考察，并对传教士在华以医学、教育和救荒为重点的慈善工作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62）》（注：Shirley Garrett,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1895—1926(HUP,1970).），对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进行了个案研究。福赛思《驻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团体（1895—1905）》（注：Sidneg A.Forsythe,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1895—1905(HUP,1971).）， 运用社会学原理与方法探讨了世纪之交美部会在华北的传教活动。德鲁克《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作用（1890—1927）》（注： Alice Drucker, "The Role of the YWC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omen's Movement,1890—1927",Social Service Review,Vol.53,No. 3(Sept,1979).），探讨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影响， 是基督教女青年会个案研究的新探索。此外，威德默《十八世纪俄国在华传教士团》（注： Eric Widmer,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UP,1976).），对18世纪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探讨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西方传教士在各省传教活动的个案研究，这一时期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例如，雷伊《牛仔传教士在广西》（注：Rex Ray,Cowboy Missionary in Kwangsi (Nshville:Brodman,1964).），概述了美国传教士在广西的传教活动。黄逸空《香港浸礼会的历史》（注：Wong,Paul Yat-Keung,The History of Baptist Missions in Hong Kong (Ph.D,Diss,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1974).），深入探讨了香港浸礼会从清末到20世纪70年代的变迁史。魏杨波《在广东省的天主教活动与中国人的反应（1848—1885）》（注：Jean-Paal Wiest,Catholic Activities in Kwangtung Province and Chinese Responses,1848—1885 (Ph.D,Diss.,Univ.of Washington,1977).），对天主教在广东的活动以及天主教士与广东人的互动做了全面、细致的考述。赖恩赐《基督教福音与台湾文化的碰撞（1865—1895）》（注：Lai,En-tse,The Encounter of Christian Gospel and Formosanculture,1865—1895 (Ph.D,Diss, Claremont Univ.,1970).）具体考察了基督教义与台湾本地文化的冲突、磨擦的历史过程。此外，个案分析20世纪50—60年代新教传教士在台湾传教活动的著作还有：大卫·廖《没有回应：抵抗或忽视？在台湾的客家人显示一共同的传教问题》（注：David C. E. Liao, The Unresponsive:Resistant or Neglected?
The Hakka Chinese in Taiwan Illustrate a Common Missions Problem (Chicago:Moody Press,1972).）， 拉伯尔《改变台湾的新教：创造性回应的呐喊》（注：Dorothy A.Raber,Protestantism in Changing Taiwan:A Call toCreative Response (Pasadena,Calif.:Wm.Carey Library,1978).）等。这些研究地方传教史的富有特色的成果，对于提高整个基督教在华活动的宏观研究水平当大有益处。这一时期，对一些著名传教士在华生活和经历进行深入考察的著作和论文也不少。如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19世纪的中国》（注：Adrian A.Bennett, John Fryer: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UP,1967).）， 麦克唐纳《乔治·L.马凯：19世纪台湾传教事业取得的成就》（注：Graeme McDonald,"George L.Mackay:Missionary Success in Nineteenth Century Taiwan." Papers on China,Vol.21(1968).），小海亚特《山东的狄考文牧师》（注：Irwin G.Hyatt, Jr., "The Missionary as Entrepreneur: Calvin Mateer in Shantung."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Vol.49,No.4(winter,1911).）， 保罗·博尔《李提摩太之救荒事业与变法思想（1876—1884）》（注：Paul R.Bohr,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e of National Reform,1876 —1884 (HUP,1972).），古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注：Edward 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UP,1973).），卡尔森《福州传教士（1847—1880）》（注：Ellsworth C.Carlson,The Foochow Missionaries,1847—1880 (HUP,1974).），小海亚特《19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注：Irwin J.Hyatt,Jr.,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Three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UP,1976).），科维尔《中国进步的先驱丁韪良》（注：Ralph R.Covell,W.A.P.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 Washington:Christian Univ.Press,1978).）等。这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仅概述了传教士的生平事迹，也为进一步考察新教在华传教事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新教与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巴尼特的研究较有影响。这一时期，巴尼特撰写了《长老会传教士和在华的教会出版事业》（注：Suzanne W.Barnett, "Silent Evangelism: Presbyterians and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1807—1860",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Vol.49,No.4 (winter,1971).）和《新教的传教事业及其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的活动》（注： Suzanne
W.Barnett, Practical evangelism:
Protestant
Miss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to China,1820— 1850(Ph.D,Diss.,Harvard Univ.,1973).）两文，对相关问题做了探讨。
有关传教士与戒食鸦片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有一些文章专门对此进行了考察， 如贝蒂《新教传教活动与中国的鸦片》（注：Hilary J.Beattie,"Protestant Missions and Opium in China,1858—1895",Papers on China,Vol.22A (1969).）和洛德威克《中国人、传教士和在中国戒除鸦片的国际努力（1890—1916）》（注：Kathleen L.Lodwick,Chinese, Missionary and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end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1890—1916(Ph. D,Diss.,Univ.of Arizona,1976).）。此外费伊《鸦片战争时期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注：Peter W.Fay,"The French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During the Opium War",Modern Asian Studies,Vol.4,No.2(1970).）也论及戒烟问题。
关于传教士与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进展。如袁中登《罗孝全与太平军叛乱》（注： Yuan, Chung Teng, "Reverend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1(Nov,1963).）和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注：Jen,Yu- w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Yale Univ.Press,1973).）， 都系统考察了基督教对太平天国起义的作用和影响。另外，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编的《太平军叛乱的历史与文献》（注：Franz Michael and Chang,Chung-li(eds.),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第2卷和第3卷中，还载有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译文。
这一时期，不少学者还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李珍华《北京的耶稣会会士和欧洲的儒家学说》（注：Lee,Joseph Jr.,"Jesuits in Peking and Confucianism in Europe, A Study in Culture Borrowing",Social Studies,1963.）和芒格洛《17 世纪传教士对儒家学说的解释》（注：David E. Mungello, Seventeenth
Century
Missionary
Interpretation
ofConfucianism(Philosophy East & West,1976).），就传教士对儒学的影响， 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探索，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此外，黄河清《明末清初中国反对西方宗教和科学》（注：Wong, George Ho- Ching, China's Opposition to Western Religion and Science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Ch' ing (Ph.D,Diss.,Univ.of Washington,1958).）， 郎企鸿《唐朝景教传教士的政治活动》（注： Lam, Chi- hung,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the Tang Dynasty (Ph.D,Diss.,Univ.of Denver,1975).）都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丰富了传教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