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沙尔政府执政以来的叙美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沙尔论文,关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20(2011)04-0075-05
叙利亚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邻国，也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又是反对以色列最坚定的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中东和平进程、应对中东局势恶化等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基辛格所说：“没有叙利亚参加的中东和平是不可思议的。”[1]而这种作用不可能在美国的缺席下得以实现，因为美国是事实上主导中东事务的国家之一。叙利亚与美国自1946年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就充满变数，变化不断。西北大学叙利亚问题研究专家王新刚教授在分析世纪之交时的叙美关系时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制裁是叙美关系演变中最主要的破坏性因素之一。”[2]并基于此分析了叙美关系为何震荡不定的客观原因。此外，该校的何志龙副教授也曾在《西亚非洲》中撰文，阐述了后冷战时期的叙美关系发展格局。
一、巴沙尔政府执政以来的叙美关系演进
2000年6月阿萨德逝世后，巴沙尔当选叙利亚复兴党总书记，并晋升为大将兼叙武装部队总司令。同年7月在总统选举中，巴沙尔·阿萨德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叙利亚总统。然而此时，中东时局发生了明显不利于阿拉伯方面的变化，其中尤以叙利亚最为突出。2000年3月叙以和谈再陷僵局，始终未有松动迹象。同年5月以色列撤军南黎巴嫩，叙利亚丧失了撬动叙以和谈的“支点”，同时其继续驻军黎巴嫩也遭到多方质疑。“9·11”事件后，叙利亚面临巨大的反恐压力。由于长期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等激进组织，叙利亚背上了“支持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恶名，被美国列入“黑名单”，招致美国的敌视和指责，致使叙利亚外交政策，尤其是如何妥善处理对美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03年美英联军占领伊拉克之后，叙利亚审时度势，一方面坚持外交政策的原则性，反对英美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基于美国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巴沙尔政府从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灵活、务实地调整叙利亚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斗争。纵观巴沙尔政府执政以来叙利亚与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被冠以“支恐”而与美关系出现倒退(2001年-2002年)。“9·11”事件后，美国以叙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为军火和人员进出伊拉克提供便利为由，多次要求叙关闭哈马斯等组织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并把叙列入6个“支持恐怖活动国家”的名单，致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此后，叙把改善和发展同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表示愿意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与国际社会合作，并向美国提供了一些恐怖组织的情报。但因美国迟迟不将叙从“支持恐怖活动国家”的名单中除名，两国关系不进反退。
2.伊拉克战争导致叙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2003年-2004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叙公开支持伊拉克的立场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一再指责叙支持伊拉克和藏匿伊领导人。2003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要求叙领导人“尽全力”封锁边界，防止萨达姆的追随者逃跑，并向美移交已在叙境内的被通缉的伊拉克人。同时，美国又指责叙拥有化学武器。叙利亚对美国的专横态度表示强烈不满，两国间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加深。对于叙利亚为何不积极推进修复与美关系反而在伊战中支持伊拉克的原因，王新刚教授认为：“叙利亚此举一方面表明其反对美国的包括‘倒萨’在内的任何可能导致中东局势复杂化的举措；另一方面则明显带有借力伊拉克危机，凸显阿以冲突的意图。这一立场和意图的背后隐含着更深层的动机，即通过伊拉克危机寻求推动叙以问题的新‘支点’，进而摆脱被动局面，重新掌握叙以和谈主动权。”[3]除此以外，笔者认为，巴沙尔力求继承其父遗志竭力促成的叙利亚与两伊轴心的政策也是一个潜在的导向性因素，这一点不会轻易地因为美国的大兵压境而在短时期内发生改变。2003年10月和11月，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对叙进行经济和外交制裁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布什总统12月签署了这一法案。所谓叙支持恐怖组织及试图获取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制裁法案使叙美关系急剧恶化。
3.叙美关系在黎巴嫩问题中的进一步激化(2005年-2006年)。2005年4月，在黎巴嫩国内力量的反对和国际社会压力下，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2005年黎巴嫩在没有外国占领军的情况下举行了选举，实现了所谓的“雪松革命”，赶走了亲叙利亚的政权，反叙利亚联盟组成了政府中的多数派。这个“民主化”成果受到了美国的保护，美国向黎巴嫩政府提供各种经济援助，帮助黎巴嫩政府尽快稳定国内局势。从2000年开始，美国每年对黎巴嫩的经济援助多达3 500万美元。在此次黎以冲突中，美国帮助黎巴嫩新政府巩固权力，打击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游击势力。美国眼中的“民主政权”恰好是反对叙利亚的政权，因此美国支持“民主”的目标便与反对叙利亚的目标达成了一致。在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刺杀事件和叙利亚驻军撤离黎巴嫩之后，叙美关系便出现连锁式的影响，并遭受到巴沙尔政府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打击。美国认为暗杀事件有叙利亚的背景，于是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以叙方支持恐怖活动为由召回美国驻叙大使，使馆工作一直由代办负责，并实施对叙利亚更强硬的制裁政策。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于5月17日发表强硬声明指出：“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完全停滞，美国孤立叙利亚的企图只能对叙利亚造成有限的损害。”[4]2006年7月，以色列借口真主党绑架两名以军士兵大举进攻黎巴嫩南部，打击受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与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4.叙利亚开始逐步寻求叙美关系的改善(2007-)。面对美国在伊战后伊拉克所谓民主进程发展过程中举步艰难的局面，美国开始考虑逐渐缓和与中东问题相关国家的紧张关系。同时，布什政府也考虑到国内大选临近，急需调整自己的单边主义政策，以缓和国内的反战浪潮。因此默许了在制裁叙利亚背景下美叙的一些官方对话。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彻底改变了对叙利亚进行全面制裁的政策，但却为叙利亚谋求破除叙美关系坚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007年3月12日叙利亚副外长梅克达德与到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埃伦·绍尔布赖就伊拉克难民问题举行了会谈，梅克达德在会谈后对新闻界表示，任何一项中东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的方式实现，叙方愿与美国就这一地区的所有问题进行认真的对话。梅克达德同绍尔布赖12日的会面是自2005年2月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害后美国召回驻叙利亚大使以来两国政府官员的首次正式会晤。这次会谈也是叙利亚政府向美国发出的一个示好的外交信号，然而布什政府并未对此作出积极的回应，反而拒绝同叙利亚和伊朗的官员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直接会谈，并就两国允许恐怖分子进入伊拉克及向伊境内的武装人员提供武器进行指责。
2007年5月29日，成功连任后，以巴沙尔为首的叙利亚当局依然面临解决国内许多棘手的问题。一是石油资源的枯竭引发经济发展的乏力和政权危机；二是受地区极端势力影响，国内安全局势动荡；三是处境孤立，急切需要重建与美国的关系。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促使下，叙利亚开始以相对积极的姿态寻求与美国修复关系。奥巴马新政府的上台给叙利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美国参议员约翰·克里2010年4月1日在大马士革与巴沙尔总统长达三小时的会谈中传达了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在巴以问题当中的高度关切，并称叙利亚是给该地区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关键一方。2月4日美国驻叙利亚新大使的任命也是美国对叙利亚显示外交诚意的阶段性举措。然而，这些看似积极的举措却都是美国在伊朗核危机阴云笼罩下出炉的对叙利亚的拉拢政策。而去年4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叙利亚为期两天的访问，却被美国政府发言人冠以“我们不鼓励美国高层官员进行这样的访问”的评价。可见，美国对叙利亚的猜忌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修复的。然而，如何防范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通过叙利亚与伊朗结成的反美反以阵线，重中之重就是如何改善与这一联盟之桥梁的叙利亚的关系。实践证明，布什政府对叙利亚孤立和惩罚的政策是失败的，这也是奥巴马政府自执政以来实施改善对阿拉伯国家关系及其拉拢政策的重要转变。
关于如何处理与叙利亚的关系，美国政府部分采纳了相关智库提出的建议：美国应放弃敌视叙利亚的政策，全面改善双方关系，其现实基础就是叙美应保持外交基础，而非全面对抗的敌对关系；美国要更加重视其盟友土耳其在改善美叙、叙以关系中的作用，同时通过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改善消除叙利亚的顾虑；推动叙以和谈，解决戈兰高地问题，实现叙以全面和解[5]。关于叙以问题中的核心问题，美中东问题特使米切尔也在数次访问叙利亚的过程中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即分两个阶段解决戈兰高地问题，首先成立以叙联合管理机构，双方合作发展该地区经济和旅游事业，把戈兰高地三分之一地区建设成为一个自然保护区或和平公园，对双方人员自由开放，不需要任何签证。该阶段目的在于建立双方之间信任，进而加强合作，然后再转入第二阶段以叙之间实现全面持久和平，以色列将戈兰高地的主权归还叙利亚。
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费尔特曼和夏皮罗于2009年3月7日访问叙利亚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实际上，在土耳其的斡旋下，以色列已经与叙利亚进行非直接谈判，叙利亚也表现出改善与以色列和西方关系的愿望。在给奥巴马的祝贺电报中，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希望对话能够成功地克服阻碍中东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的困难。”[6]美国推动以叙谈判，有利于削弱伊朗对叙利亚的影响，减少叙利亚对黎巴嫩局势的干预，同时减少巴以和谈面临的阻力。
二、影响叙美关系的几大因素
1.叙以和谈进程。巴沙尔执政前夕，即2000年3月叙以和谈再度陷入僵局，5月以色列军队又神速地撤出南黎巴嫩。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态表明，叙利亚丧失了撬动叙以和谈最有力的“支点”，对叙利亚来说，日后的和平进程将更加艰难。然而，叙利亚并未因此软化长期坚持的强硬立场，巴沙尔甚至发表更激烈的言辞，称锡安主义是比纳粹更恶劣的种族主义。舆论认为，巴沙尔执政不久即发表态度如此强硬的讲话，其用意是在国人面前树立新领导人的强者形象，避免新政府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被矮化，同时也是向以色列显示，叙政府领导人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强硬立场有任何改变。
另一方面，巴沙尔政府在叙以问题上也保持理智与克制，在继续坚持以色列必须撤出阿拉伯被占领土才能与其实现和平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也多次暗示不愿卷入广泛的阿以地区冲突中，对2001年4月和7月以军空袭叙军驻黎阵地，叙方没有做出激烈的军事反应。西方舆论认为，巴沙尔政府的态度已与前政府在叙以问题上显示出较明显的不同，即不再以所谓“抵抗阵线”以及军事联盟等手段对抗以色列，而是更多地关注叙以问题，希望以和平手段解决戈兰高地等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舆论也认为，叙政府虽与本地区极端民族、宗教等势力或组织有联系，但立场不尽相同，只要叙以双方妥善解决戈兰高地问题，叙以实现持久和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叙利亚一直试图同以色列谈判一项和平协议。虽然他们在2000年初接近达成一项协定，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却在最后时刻退却了。自那时以来，叙利亚人进行了无数的努力以重启谈判，并试图弥合他们的分歧。
2005年4月9日，叙以总统在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上实现了第一次握手。8月，叙以密谈文件最终形成，之后又进行了较少的修改。2006年发生黎以冲突，叙利亚建议进行副部长级的接触，并邀请美国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大卫·维尔奇参加讨论。2008年叙利亚还在法国、土耳其、卡塔尔的斡旋下同以色列举行了两轮间接谈判，并且已经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和谈方案，并准备在美国新政府上任和中东政策明朗之后开始叙以直接谈判。
2.叙伊“准同盟”关系。对于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叙利亚显然有着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并非叙本身有着强烈左右中东时局的能力，而是作为关键的一环，叙利亚却完全有能力成为中东政治僵体中的“活穴”。这一结点贯穿着中东地区伊斯兰的两大阵营，也连接着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在该地区最为劳神的反对力量。当然，对于美国而言，改善同叙利亚的关系最为优先的现实意义应该被赋予在其与伊朗的联系之上。叙利亚是伊朗在中东惟一的“盟友”国家。美国如果能够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并推动叙以和谈取得进展，不仅将对巴以和谈产生促进作用，还可能拆散伊叙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进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因此，“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以及与伊朗的关系，很可能成为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实施的两个重点。而叙利亚问题与这两个重点密切相关，改善美叙关系可能成为突破点。”[7]可见，美国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巴以问题和伊朗问题的发展态势。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威胁的级别，伊朗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也更有可能成为叙利亚与美国进一步接触的掣肘。
与共有邻国伊拉克的历史矛盾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催生而走到一起的伊朗和叙利亚，很难在一个地区外大国的突然压力下而分道扬镳。伊朗在美国向叙示好的同时也对叙利亚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伊朗第一副总统拉希米于今年4月30日在大马士革访问时表示，伊朗将全力支持叙利亚应对以色列的威胁，并且指出“伊朗将全力支持叙利亚应对任何威胁”。大马士革此前也并没有对华盛顿做出任何疏远德黑兰的承诺，叙伊关系对叙美关系是否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还有待美国对叙全方位政策的调适。
3.恐怖主义问题。恐怖主义是伊拉克战争前及战争中双方舌战最激烈的焦点问题。“9·11”事件后，双方曾多次在此问题上展开交锋。2002年6月，布什总统发表中东政策讲话时，要求叙利亚关闭恐怖分子营地并驱逐恐怖组织，还要求叙利亚在反恐战争中选择正义的一方。伊拉克战争后期，当双方舌战不断升级时，美国白宫发言人称叙利亚容留恐怖分子，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鲍威尔也表示，叙利亚不仅应检讨其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而且应特别检讨其在支持恐怖活动方面的所作所为，并暗示要对叙利亚实施外交和经济制裁。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圣战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总部)等早已被列入美国国务院“国际恐怖组织”黑名单。美国要求解除真主党武装，使其成为政治性组织，并要求叙利亚关闭哈马斯、圣战组织和人阵总部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而叙利亚一贯认为这些组织都是反对以色列占领的合法抵抗组织，拒绝美国的要求。
正因叙利亚制造麻烦的能力基本依靠的是它对许多恐怖组织的支持，特别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当然也包括对哈马斯和伊斯兰杰哈德这两个组织的支持。所以它不会轻易放弃或承诺不再对这些组织进行任何形式上的支持。然而，虽然这些组织都威胁到以色列，但与基地组织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包括黎巴嫩真主党)直接威胁到美国。
相反，在反恐问题上，叙利亚和美国的步调其实是可以协调的。由于本·拉登是一个逊尼派和伊斯兰激进分子，而阿萨德则是一个世俗国家的什叶派领导人，所以叙利亚政府和基地组织之间可以称得上是死敌。基地组织同与世俗的阿拉伯复兴党政府战斗了20多年的伊斯兰恐怖团体——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有联系[8]。这样一来，华盛顿与大马士革就有了基地组织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叙利亚与美国在全球反恐事务当中就有了合作而非表面上看似冲突的基础，叙利亚也只是支持那些议程主要集中在以色列身上的一组特定的恐怖组织，而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有的只是战术的博弈而非战略的背驰。
三、对叙美关系的评估及发展趋势的预测
叙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瓦迪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时指出：“美国需要叙利亚胜于叙利亚需要美国。美国在三个问题上需要叙利亚的支持：一是伊拉克问题，二是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三是安全问题”。瓦迪的这一表态大体上反映出了叙利亚对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对自己期望的理解和把握。叙美之间的长期矛盾造成了双方重大利益实现的诸多障碍。对此，二者都倾向于选择在可能的共同利益下的一种有限合作。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大马士革与华盛顿的目标就很接近：双方都不希望看到伊拉克实现联邦制，无论是宗教上的还是行政上的；双方都希望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解除各派人马的武装，并修改肃清复兴党的法律，以向逊尼派示好；双方希望伊拉克能建立世俗政权，而不是伊朗式的神权政治。因此，叙利亚向美方提供军事情报，严把战时叙伊边界等做法也就不足为奇。此外，文中提及的两国政府均面临着来自基地组织的共有威胁也为其提供了合作的重要契机，叙利亚也可以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关键盟友。
虽然叙利亚在多种场合下都强调自己对于美国的中东战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美国发展关系常有被“利用”之嫌，但美国对于叙利亚来说也并非仅仅是游离于其对外政策的“宿敌”。自从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后，其地缘战略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更重要的是失去了黎巴嫩问题这一撬动叙以和谈的战略“支点”，进而丧失了叙以和谈的最重要甚至是最后一张王牌，在叙以和谈问题上已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因此，巴沙尔政府不得不考虑与美改善关系，以免来自于以美的共同压力和过分孤立的局面。另外，叙美关系的改善，也会使沙特等亲美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的关系为之有所提升。
在美国看来，叙利亚虽说是美国声称的推动中东和平的一大障碍——叙利亚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仍然与以色列维持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9]——但考虑到叙利亚的特殊地位和其在解决中东问题中不可逾越的现实，美国会采取一系列的外交举措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叙利亚对其在中东地区利益的不利影响。
此外，以色列在叙美关系中依旧会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近年来以色列因叙利亚向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提供飞毛腿导弹而大肆指责叙利亚并向美国施压，使其对叙利亚的回暖趋势再遇波折。虽然去年美国在民用航空、通讯设备和技术、信息设备及软硬件等方面解除了对叙利亚的禁运，但美国还是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决定再将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延长一年。然而真正使美国做出谨慎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敏感因素并非叙以之间的旧账新争，而是美国深感不安的叙伊之间越走越近的“兄弟”关系。今年美驻叙利亚新大使的任命折射出叙利亚与伊朗的关系“深深困扰着中东地区和美国”。美国不得不做出战略上的让步，以使叙利亚向着美国设想的新孤立政策靠拢。可是叙利亚却深知比起美国这个强大的中东制衡者，伊朗有着更加可以信赖的历史合作经验和相对可靠的应急保障，也正由于这种特殊的连带关系和以色列势力在美国国会的潜在羁绊，导致了奥巴马总统钦点的叙利亚新大使迟迟没能通过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可以预知的是，叙美关系不会在短时期内迅速升温，叙利亚反美的长期基调也不会出现明显改变的迹象。2011年年初中东政治乱局的连锁效应也会使巴沙尔政府更加谨慎的处理与美国及其中东政治盟友以色列的关系，顺应民众对西方强硬的政治立场，尽最大可能的避免在其境内的几个敏感城市发生反政府武装暴动。在特殊的地缘政治版图下，加之美国的长期制裁，巴沙尔政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只能基于一种模糊的政治期望，并在很大程度上严格受制于地区局势的诸多变数，而处在一个变而不革的观望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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