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高教发展史中的两种价值取向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英国论文,发展史论文,近代论文,高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个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而高等教育则对上层社会世界观的形成起导向作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则往往是指由上层社会价值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本文主要就近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进行一些历史的回顾、反思与评析。
一 传统的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从英格兰九公学到牛津、剑桥
英国近代高等教育与法国、德国相比，明显落后许多。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方兴未艾之时，就于1794年创建了巴黎理工学院；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洪堡、费希特等人则于1810年在复兴德意志民族的呼声中创建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而英国迟至1825年才由诗人坎贝尔发起“新大学运动”，经过筹资募款使资产阶级的新型大学伦敦大学于1836年正式建立起来。
然而，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不滞后，尤其是英格兰的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13世纪建立的牛津、剑桥和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并尊为“欧洲大学之母”，中世纪后期陆续兴办的9所私立公学也因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和独特的管理方式而在欧洲享有盛誉。两者一起构成了传统的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的核心。
公学是由私人资助和管理的男性寄宿制中等学校，具有文法学校的性质，它专门培养准备升入牛津、剑桥两所名牌大学以及准备跻身英国军界、政界、宗教界、法律界高级官吏阶层的人士。公学的招生数额有相当的局限，学生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付出昂贵的学费才有可能迈进公学的门坎。然而，公学的教学质量却是欧洲一流的，其高年级学生的水平已相当于欧洲其它国家已完成了中等教育的学生的水平了。
公学大多有悠久的历史，它们是在中世纪时期由英格兰皇室、贵族或富商巨贾陆续建立起来以培养其子弟的。伊登公学是爱德华六世于1552年创建的，威斯特敏斯特公学是伊丽莎白女王于1559年创立的，泰勒公学于1560年由伦敦的默钱特·泰勒公司创建，拉格比公学于1567年由伦敦大商人L·谢里夫兴建。而且，在历史上英格兰较好的文法学校都试图挤进公学的行列，故公学的数量由1867年确认的9所上升到1923年确认的11所，然而人们仍习惯于称“英格兰九公学”，即指17世纪以前已经建立起来的9所公学。
英格兰公学一般都设有升入牛津、剑桥两所名牌大学的奖学金，有的甚至与这两所大学有直接的联系。而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在生员的社会背景、学校的管理制度及培养目标等方面与英格兰九公学是一脉相承的。两所大学都起源于贵族子弟自由聚居以探讨学问和交友游学的学园。两所大学的学生都必须居住在大学下属各学院，由宗教倾向性很强的独身的学监作为导师而进行管理，学校生员的学术地位往往由中世纪盛行的辩才（口试）而奠定，具有高等文法学校的倾向。在中世纪牛津和剑桥就与苏格兰九公学一起构成了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的核心：公学是基础环节，是国家统治者、社会名流与精英的铸模机构；牛津和剑桥则是上层环节，是对那些注定要跻身于英国上层社会的青年实施最后阶段教育的机构。也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人要进入社会上层集团，往往要先在公学打下基础，然后入牛津或剑桥深造，通过这一传统的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进入上流社会的特殊文化圈。
在这个贵族教育体系中，牛津、剑桥和公学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两者都实行严格的入学考试（牛津和剑桥还举行宗教考试以排斥宗教异己者），两者的寄宿生都得参加各学校的传统活动如板球赛、橄榄球赛、骑马、打猎等。这样昂贵的学费和寄宿费，在进入公学和牛津、剑桥之前的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就使财富成为了跨入公学和两大学的首要条件，保证了两者的生员大多来源于英国的大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家庭，它既体现了这一贵族教育体系的排他性，又便于学生在学校中塑成共同的文化习性和牢固的人际关系，这种同一社会圈子的认同感对毕业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人士有着持久而潜在的影响。第二，“九公学”和牛津、剑桥历来都强调古典人文学科的设置。因为两者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的品格、信念和内聚力，学生从古典人文学科中吸收贵族社会的价值观念，易于产生共同的人生态度和目标，所以，忽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及技术教育，一直是“九公学”与牛津、剑桥的问题。第三，最重要的是“九公学”和牛津、剑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贵族主义的绅士教育观。绅士是以贵族群体的礼教习俗为行为准则，绅士教育观强调自由主义的人格教育，通过古典人文学科的熏陶和自由主义的教育，通过寄宿学校中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服从性的等级人际关系，通过牛津、剑桥中的导师制，通过各学校的种种体育与娱乐竞赛活动，培养出贵族社会价值观念所界定的道德、责任感和团队精神（或称学校精神）[1]。总而言之，无论从学生的来源、教学内容的设置及教育培养目标，这个贵族教育体系都是为了保持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在英格兰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为了加强贵族社会的凝聚力，保持土地贵族的统治地位。对此，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埃文斯指出：公学和牛津、剑桥“与其说是教育机构，毋宁说是培养领导能力和竞技能力的社会机构”[2]。公学及牛津、剑桥毕业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可以从政界要人的学历分析中得到证实：在18世纪20年代英国共有6所大学，19世纪40年代有9所，从1721年到1846年英国共经历了24届首相换届，然而，在24个首相中就有20人毕业于牛津、剑桥。
“九公学”与牛津、剑桥在英格兰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使英格兰教育制度在历史上形成了两个互不沟通的体系：一个是贵族教育体系；另一个是廉价的大众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属济贫性质，有强烈的宗教教育倾向，资金严重不足，发展不完备，它只包括星期日学校、教会学校、济贫学校、高等小学及技术学校等以小学基础教育为主的初中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就学年限一般只持续到13岁能参加社会劳动为止。这两个教育体系的分立比欧洲大陆国家更为明显，它反映了英国社会（尤其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分裂特征，反之又进一步加深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对立。总之，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使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严重缺乏对社会中间阶层子女施教的教育设施，甚至对现今英国的教育发展仍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 资产阶级教育体系的兴起：从苏格兰的大学到伦敦大学
一般说来，教育体现着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它既巩固社会的原有结构，又离不开时代的变化。在英国教育史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近代工业社会的形成，曾经历了资产阶级近代教育观念向封建贵族教育观念的挑战，它集中地体现为科学的实用主义的教育向传统的贵族自由主义教育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增设了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型教育设置。此后英国高等教育中出现了两种价值取向并存的局面。
挑战首先来自那些与牛津和剑桥沿不同方向发展的苏格兰各大学。苏格兰的4所大学建立于中世纪晚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格拉斯哥大学（1495年建）与爱丁堡大学（1583年建）[3]。而且，由于在17、18世纪受到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荷兰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影响，苏格兰的大学比英格兰的大学更具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苏格兰的大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管理体制上大多实行了教授负责制。这是由爱丁堡大学首倡的，1708年爱丁堡议会授权爱丁堡大学各专业的教授，可向听讲者直接收费作为工资报酬的主要来源，其标准为每个学生选听一门课支付3个几尼。由于学生选课有绝对的自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收入就相对丰厚。这样既吸引了人才，又增加了竞争的因素。第二，苏格兰的大学一般不实行寄宿制（圣·安吉尔大学除外）。这种管理制度为无力支付昂贵学费和寄宿费的社会中下层子弟提供了方便，故苏格兰各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比较广泛。据统计，18世纪末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有一半来自工商行业的家庭，其中又有1/2属劳动者阶层[4]。第三，苏格兰的大学较为重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性技术学科的教育。英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家梅·特雷弗说道：“苏格兰的大学培养了近代英国的大部分医生、工程师和其它专业技术人才。”[5]历史学家埃文斯则评论道：“牛津、剑桥主要是为了加强学生成为绅士的社会地位，爱丁堡大学则以其医学研究、格拉斯哥大学以其科学研究而著称于世。”[6]
得益于这种民主、科学的管理体制和实用性的施教方针，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成为苏格兰大学的辉煌时期。当时，那些追求专业技术才能的英格兰人宁可选择到苏格兰的大学就学，而不是牛津和剑桥。爱丁堡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已聚集了一批欧洲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在竞争中以才能求生存，在各专业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8纪中叶以前，苏格兰青年跨洋过海到荷兰等国的高等学府求学，此时，苏格兰的大学反而吸引了来自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威尔士地区的青年，特别是那些因不信奉国教而无法进入牛津、剑桥和因对拿破仑战争而无法到欧洲大陆游学的年轻人。这样，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欧洲旧式大学普遍面临危机而入学率一度下跌的时候，苏格兰的大学却享有很高的声誉，培养出了杰出的人物。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拉塞尔首相和帕麦斯顿首相，工业革命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热力学家布莱克、化学家罗巴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明家瓦特都在苏格兰的大学学习或工作过。
这时，苏格兰的高等教育与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一个反差和对比。仅就新生入学率而言，牛津和剑桥两大学都呈现了一度的衰落。1630年牛津大学招生500名，到18世纪中叶年招生数降为200名，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回升为500名左右。剑桥1620年招生500名，18世纪60年代年招生100多名，19世纪60年代又回升为200多名[7]。原因之一是，人们深深感到这两所旧式大学的狭隘的教权主义、贵族教育观及重文轻理的课程设置无法把学生培养成新兴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有鉴于此，自19世纪初牛津和剑桥开始了一些微小的改革，如改革考试制度，自中世纪以来两大学一直只实行口试，到19世纪中叶两校各学科都已建立起了规范的学位笔试制度。然而，对两所旧式大学的重要改革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的。1849年拉塞尔首相组织皇家调查委员会，对两校进行了3年的调查，此后20年间以此为基础对两大学进行了逐步的改革。主要内容为：
（一）使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与宗教分离
1854年和1856年的法案取消了对学士学位考生的宗教考试。1871年法案允许不信奉国教者获得高级学位、评议员职位并参与学校的管理。1877年又废除了学监必须独身的规定。这样，使两大学基本上摆脱了宗教的控制。
（二）对寄宿制进行了适当的改革
牛津于1868年、剑桥于1869年分别作出决定，允许录取不在两大学下属各学院寄宿的学生入学。这样，使无力负担寄宿费的社会中下层子弟有可能进入牛津、剑桥，学生来源的社会性和地区性都广泛多了。
（三）在教学法和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调整
自19世纪50年代后，两校下属各学院加强了对课堂教学的重视，开设了一批应用性新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新课程，逐渐建立起校级的自然科学大实验室，70年代还发展了跨院课程的讲授。这样，加强了智力教育和人才教育的趋势。
以上改革是工业社会新观念对传统教育制度的一次冲击。然而，从根本上说，牛津和剑桥仍未成为为工业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地方。在古典人文学科衰落后，代之而起的是历史、法学等新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教学发展仍然很慢。据统计，在1900年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注册中，古典人文学科的考生占34%，历史类占33%，自然科学类占8%，数学类为6%……。到1914年该校新生的注册中历史类为31%，古典人文学科为22%，自然科学类仅上升为8%……。剑桥的情况要好一些，据剑桥三一学院考生名册统计，1900年学自然科学的占27%，学古典人文学科的占25%，学数学类的为16%，学历史类为10%；1914年学自然科学的仍居首位，为22%，其次是学历史的，为19%[8]。
在改造牛津、剑桥等旧式大学的同时，伦敦大学在蒸汽机与铁路的凯歌声中诞生了。1825年诗人坎贝尔呼吁开办一所能为从“技工”到“富翁”之间的各社会阶层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大学。于是，资产阶级和一些不信奉国教者从1828年开始筹资建立伦敦大学。在六个主要的创始人中就有三人是来自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家边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伦敦大学是一所由许多院校组成的综合性大学，从建立时起就与宗教分离，实行教授负责制和非寄宿制，并允许在英国任何一所大学注册读书的学生参加伦敦大学的学位证书考试；后来又规定没有大学学历的自学者也可申请参加伦敦大学的学位考试，这就使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机会进入伦敦大学或得到其学位；而且，伦敦大学的课程设置具有为工业社会服务的强烈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伦敦大学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发展很快，到1851年已有29个学院和近60所医专附属于伦敦大学了，其中有不少学院是世界著名的，如贝德福德学院是英国第一所允许女子获得学位的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皇家理工学院等也享有世界性声誉；而且，除了在英国本土外，伦敦大学的附属学院还广泛分布在锡兰、孟加拉、马耳他、加拿大等英属殖民地。
伦敦大学的成立是近代英国高教发展史中的杰出成就，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科学的实用主义人才教育观。更重要的是，伦敦大学的创立还带动了一大批新型大学的建立。遍布于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工业城市的曼彻斯特大学(1851)、利兹大学(1874)、布莱斯通大学(1876)、谢菲尔德大学(1879)、伯明翰大学(1880)、利物浦大学(1881)、诺丁汉大学(1888)、雷丁大学(1894)、埃克斯特大学(1894)等都是在伦敦大学的带动下，由地方企业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筹资兴办的，“这些大学的目标与牛津、剑桥显然不同，它们的办学资金大多来源于地方工业家，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这些地方性大学强调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新兴学科的教学，以满足国家的需要”[9]。从这个意义上说，伦敦大学堪称英国现代大学之母。
三 两种价值取向的互补共存
综上所述，在近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沿袭中世纪传统的英格兰贵族自由主义绅士教育观；另一种是借鉴于荷兰教育体系，由苏格兰各大学——伦敦大学——新兴地方大学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人才教育观。一般说来，贵族自由主义绅士教育观的特质中存在着有助于保持英国文化传统和促使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合理因素。“不列颠社会和政治精英集团的超常的生存能力，它把自己的统治延续到20世纪晚期的能力，部分地应归功于英格兰教育制度——英格兰的公学和旧式大学。”[10]的确，英格兰“九公学”和牛津、剑桥培养了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对共同目标的超常意识，培养了社会精英的集体人格和凝聚力，构成了近代英国以渐进的改革之路实现其政治与社会现代化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11]。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公学和牛津、剑桥所代表的传统的教育观和教育体系有相当的局限性，它的重人格教育轻人才教育、重文轻理、重理论轻应用的倾向，无法较快较好地培养出现代工业社会所急需的人才。正如威勒所说：“公学和牛津、剑桥的高材生很少愿意去工业部门工作，结果英国虽有许多科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却缺乏足够的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12]与德意志的教育能培养出西门子一类的集科学家、工程学家和经营管理家三种才能于一身的现代化人才相比，传统英格兰贵族教育体系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九公学”和牛津、剑桥的强烈的贵族排他性和保守的等级观念，也不利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社会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这一教育体系对现今英国高等教育中技术教育的滞后，普及程度的偏低，以及英国社会尚存的保守的等级观念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然而，由于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在近代早期就沿着不同于牛津、剑桥的道路发展，由于新建的伦敦大学奉行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的人才教育观，由于在19世纪的下半叶有十多所地方大学沿伦敦大学的方向建立了起来，它们共同体现了工业社会兴起后资产阶级的教育观念和价值取向：强调高等教育中的民主化和平民化趋势，强调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服务，强调高等教育要加强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性人文学科的教学，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就打破了中世纪土地贵族对高等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弥补了英国传统高教体系的不足，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往往是一个长达数世纪的长线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学科内，这些新兴的现代大学在教学质量和国际声誉方面仍然无法与牛津和剑桥相比。而且，在探讨近代英国高教发展史时人们往往仍习惯仅以牛津和剑桥的发展为其代表。
总之，在近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的确存在着两种教育观和两个发展走向。尽管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是相斥相逆的，但在实践的发展中却是互补共存的，而且越接近现代其相融和互补的趋势就越强烈。因此，要全面地考察近代英国教育发展史，必须对两者都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切不可以点代面。
注释：
[1]Edward Royle,Modern Britain,A Social History 1750-1985.London,1987,P.391.
[2]Eric J.Evans,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Longman,1983,P.317.
[3]笔者曾在格拉斯哥大学进修，并对爱丁堡大学和阿伯丁大学进行过短期访问。关于英国高校建设的历史，见拙文：《英国高校建设的历史脉络》，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4]Edward Royle,OP·Cit.,P.373.
[5]May Trevor,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Longman,1987,P.219.
[6]Eric J.Evans,OP·Cit.,P.317.
[7]Edward Royle,OP·Cit.,P.368.
[8]Edward Royle,OP·Cit.,P.372.
[9]May Trevor,OP·Cit.,P.220.
[10]Edward Royle,OP·Cit.,P.389.
[11]关于英国统治阶级行为模式与政治现代化稳定发展之关系，见拙文：《近代英国两次议会改革之比较》，载云南大学《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
[12]Martin J.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the Industrial Spirit.Cambridge,1982,P.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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