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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作为本世纪中叶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十几年来，其固有名称受到冲击。这一现象并非我国所独有。早在80年代中期，在前苏联，科学家们就цнформатцка（情报学）这一术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苏联科学院权威人士认为，цнформатцка应定义为计算机技术设备加工数据的一门科学。这就推翻了60年代初由米哈依洛夫教授等人创立的并长期得到情报界公认的术语“цнформатцка”涵义。尽管前苏联情报界对这一术语内涵的更迭提出了异议，认为科学院关于цнформатцка的定义是不恰当的，它没有划清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界限，但也无济于事。在1986年前苏联科学院的正式文件中仍采用上述的定义。这场争论也波及到捷克等一些东欧国家。[1]
我国“情报学”这一术语也出现了失稳。1992年在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国家科委宣布“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随之，一些著名大学的图书情报系纷纷更名为信息管理系。一些学者在论文和专著中将以前称为“情报学”的内容冠以“信息学”，并大声疾呼“情报学”应更名为“信息学”。凡此种种，说明我国情报学学科名称正经受猛烈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情况与前苏联的情况不同，这一冲击不是来自外部科学界，而是来自内部情报界。就这一点来说，情报学学科名称能否稳固，已是影响学科建设与发展走向的重大原则问题了。
“科技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不是一次成功的举措。1992年9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宣布：经国家科委研究决定，从这次会议开始，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据此，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名为“科技信息司”，“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以适应改革与发展形势的需要。至于其它情报单位是否改名的问题，拟由各级主管部门自行决定。关于改名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将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理。
这一更名举措，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等登出小标题：“我国今后不再使用‘科技情报’，代之以‘科技信息’。”从舆论上为科技情报更名推波助澜。
然而，自更名之日起5年多过去了。全国科技情报机构的名称是否都改名为科技信息机构呢？在我国报刊上再也见不到“科技情报”字眼呢了？客观现实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问题。笔者偶然翻阅了1997年8月6日《科技日报》第四版，统计了对万方数据（集团）Chinalnfo开业的祝贺单位名称。在93个涉及科技情报的机构中竟有45个单位仍保留“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名称，约占一半。[2]这说明了科技情报的更名效应并不象更名推行者想象的那么大。作为主管全国科技情报的国家科委没有以行政命令强行统一科技情报研究机构的名称，这是很明智的，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次倡导更名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尝试。从适应当代改革与发展形势来审视，这次更名没有解决图书情报、信息、咨询纳入信息产业的体制问题，只不过作作表面文章而已。
“科技情报”改名为“科技信息”不仅未使名词术语标准化、精密化，反而造成更大的混乱，给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尤其给情报学学科的建设，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科技情报”这一术语在广大群众中流行40多年。人们已破除了50年代对“情报”的神秘感，逐渐适应和习惯了“科技情报”并对其内涵和功能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如今，“科技情报”突然改为“科技信息”，人们不禁要问：更名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意味着情报外延的拓宽，以至情报与信息两个概念可以等同？“信息”与“情报”究竟有无区别等，在人们中间引起了迷惘。
(2)我国科技情报机构与西方的信息机构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我国科技情报机构从事报研究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我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这一名称恰如其份地反映了这一机构出版发行检索刊物、数据库和调研报告等生产情报的行业，同时也与近十几年来社会上纷纷成立的信息机构和咨询机构划清了界限。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上的信息机构和咨询机构大都是中介商，以盈利为目的，而我国科技情报机构是事业单位，应以社会效益为主。如今，科技情报机构改名为科技信息机构，意味着其业务重点的转向，使几十年苦心经营的阵地和特色模糊不清。事实上，我国许多科技情报机构，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袭击和政策的误导，已将其主要精力放在所谓“创收”和发展其它产业上，把80年代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办公大楼、文献库房和阅览大楼出租、开办商店，追逐经济效益，基本上放弃了原有的阵地，给我国社会行业的均衡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误区。[3]这次科技情报更名助长了这一风气的蔓延。
(3)“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有人说，这是为了与国际术语接轨。确实，在西方的文献中信息与情报都用Information来表达，这似乎给人们造成信息与情报是一码事的假象。殊不知，英语Informa-tion是一个多义词，有时指信息、消息；有时指情报、数据、资料，还有时指知识。而汉语中采用信息、情报、知识三个术语，消除了西方语言产生歧义的多义性，这正是汉语的优点。如今，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使本来明确的术语变得模棱两可。这种与国际术语接轨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4)“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势必会导致“情报学”改为“信息学”。在情报学领域中，情报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奠基性概念。情报学的基本内容与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一奠基性概念基础之上的。如若“情报学”改为“信息学”，不仅与原有情报学基本内容相悖，而且还在科学体系中造成两个“信息学”并存的局面，这不是给情报学的学科定位带来混乱，又是什么呢？何况“信息学”这一名称在学术界习惯用于通讯领域。情报学若改为信息学，很可能导致情报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原有地位下调或消亡。
信息与情报不能划等号。笔者认为，“科学情报”更名为“科技信息”的起因之一在于一部分人对情报与信息的概念模糊不清，或者认为情报与信息没有区分的必要。目前，有关情报、信息的概念和定义不下百余种，学术界对这两个术语的涵义争论很大。但有一点似乎是多数人所公认的：情报是加过工的，有针对性的、能解决问题的信息或知识。当然有一部分人认为情报与信息没有原则区别，可以等同和相互取代。这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争鸣。通过争鸣，情报与信息的概念会更精密，有利于情报学科建设。
笔者认为，信息与情报是有区别的。情报是一种特定的信息，只存在人类社会当中。信息是广谱概念，外延宽广。情报是专指概念，内涵精深。当然，信息与情报有很多共性，它们都具有通讯功能，影响功能，协调功能，但两者也有区别。
(1)存在范围不同：情报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信息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且还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信息流通。蜜蜂彼此之间以舞蹈方式表示采蜜的地点。这种生物之间情况的交流就是信息，而不是情报。
(2)存在方式不同：情报是处于激活状态的知识。它要求把原始信息加工处理和分析研究，一般都要经过选择和定向。人类社会中有数不清的信息在流动，不能把所有传递的信息都看成情报。只有那些对需求者有用的知识，才能称之为情报。而信息是事物的一种普遍存在方式，是反映的一个方面。在反映的过程中一个物体就与另一物体交换了信息。
(3)影响程度不同：信息表现为一种普通的通讯联系，彼此相互影响。一般说来，信息对接收一方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信息接收一方的相关程度。若不相关或相关程度小，接受一方可能不反应或者反应冷淡，产生下意识动作。如果相关程度大就会反应强烈，采取有意识的行动。而情报是需求者采取行动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影响需求者行动的成败，因此，情报对需求者的影响是极其强烈的。
(4)目的要求不同：情报的获取和传递是有目的地、有意识地进行，是为将要采取某种行动和决策服务的，而信息的传递，一般没有明显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5)可靠水平不同：情报与需求者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因此，要求情报准确可靠，不要把未经鉴别的原始信息当成情报。情报要对各种信息加以处理，排除一切虚假成份，要确保真实适用。而信息的水份很多，不能拿来就用。
(6)时间界限不同：情报影响未来的行动，而行动有时间的要求。错过时机，可能导致行动失败和决策失误，因此要及时准确地把情报传送到需求者那里，否则，情报就会失去价值。而信息，时间是无关紧要的。有的信息瞬时即逝，有的信息长久存在。例如，天上星光闪闪，发出光的信息，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7)量化难度不同：信息大都是公开的，易于显露和被人察觉，其量化较为容易，而情报大都是隐蔽的，不易暴露和被人察觉，它涉及到主体的吸收状态，其量化是困难的。
(8)哲学涵义的不同：信息是客体，是客观物质多样化的反映，主要在人脑之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运动，而情报是主体对信息客体的吸收与整合，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主要在人脑之内的思维领域中运动。
(9)经济涵义的不同：信息是资源，是粗糙的原料，有待开发，而情报是物资，是增值的产品，有待利用。信息不能直接变成生产力，必须经过鉴别、加工和处理，被主体吸收，变成情报，才能用于生产物质财富。
当前，在即将兴起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与情报的界限更加明确了。为什么全球经济界在信息经济的基础上提出知识经济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太泛、太杂、太乱。真正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的，是有用的知识。因此，知识经济要求对信息中的有用知识进行深度整理和加工。这正是科技情报工作的真正内涵。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信息、情报、知识的本质展开深入论述。笔者非常赞同钱学森院士给情报下的定义：情报是能解决问题的、激活了的知识。[4]这一定义既简炼，又概括，准确地陈述了情报的实质。
情报学学科名称不宜改动。情报学是研究情报规律性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以科技情报为主体，其研究范围包括情报的搜索、选择、序化、传递和使用以及产业化和社会化等特定内容。情报学这一术语已在我国使用40多年，现已牢固进入汉语词条中。国家教委已把情报学定为一级学科并设立了博士点。实际情况表明，情报学在我国大地上已扎根、生芽、稳健地成长。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现有的情报学名称并未阻碍其发展。若将“情报学”改名为“信息学”，不仅不会使情报学增辉，反而引起混乱，甚至失去情报学在科学体系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宋健院士在1995年全国软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事物的名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其本质与内涵的理解。一个名字叫开之后，只要不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宜轻易改变，要尊重约定成俗的语言，否则，可能在部分人之中产生迷惘或引起新的争论，转移注意力。”[5]笔者赞成这一原则看法，认为情报学目前的名称不宜更改。
情报学的另一叫法为情报科学。这两个术语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若按钱学森院士关于思维学与思维科学区分的原则，情报学则是情报科学的基础理论。至于情报学归属哪一个学科群，笔者同意钱学森院士几十年前的提法：情报学属于思维科学。[4]当前情报学问认知范式演变，证实了这一提法的预见性。
情报学学科名称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学科的名称，宛如一篇文章的标题，从中可以看出其主旨和要点。学科名称往往是学科实质内容的缩影，集中体现其精髓，也是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主要标志。学科名称能否稳固是学科成熟的判据之一。目前，情报学学科名称受到冲击，说明情报学无论在名词术语和基本概念上，还是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待于探索和深化。笔者认为情报学今后的发展应走加深内涵和开拓创新之路，适应即将兴起的知识经济时代。
笔者撰写此文，意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抛砖引玉。同时也是对《情报科学》复刊的祝贺。祝愿《情报科学》也办出特色，营造学术争鸣气氛，促进情报学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