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的观察与思考——文献档案的历史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晚年论文,文献论文,档案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5-0029-08
欧洲大陆经济的发展远没有成熟到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
1888年8月，恩格斯同老朋友C·肖莱马以及爱琳娜夫妇一起去美国和加拿大等地作旅行考察。在归来所乘的“纽约号”轮船上，他以独特的视角，在轮船公文用笺上写下了《美国旅行印象》：“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the most go ahead 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①从此往后，恩格斯一直以睿智的眼光，注视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
1895年，恩格斯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为在柏林出版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单行本写了一篇导言。在这篇导言中，他分析了当时自己和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决战已经开始的历史背景。他指出，当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同时，在恩格斯看来，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他们不可能有丝毫的怀疑，即“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但是，恩格斯承认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②
在他看来，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事实上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始：在英国，谷物法的废除以及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它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它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德国经过1866年到1870年的革命才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从而充分发展起来，使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美国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成为发展最快的国家。因此，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和发展空间。恩格斯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③
这不仅是恩格斯自我批判精神的一个展示，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特点。个别论断和结论难免有失误，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所依据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失效。但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理论价值。既然经济发展所需时间远比原来假定的要长得多，那么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也必然是《共产党宣言》所不可能预见到的。
资本的发展正向“正义和仁爱让步”
1892年，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斯图加特出版德文第2版时，恩格斯为该版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④于是，他决定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同时，恩格斯也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描写的情况，“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⑤，因此“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⑥。他意识到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策略，所以需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作重新认识。
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⑦随着新的交通工具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方式也获得了巨大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在生产领域，对资本家来说，“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⑧，早年资本家对工人使用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在商业流通领域，那些低劣的手腕和花招曾被看作本国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已不适用于彼此紧密联系和制约的广阔市场。“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⑨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恩格斯以波兰犹太人和德国人为例，说明在大工业时代，过去那条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的老规矩，已经声誉扫地。因为“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⑩。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的秘密所在。
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在竞争中更具优势，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想法”，并采取一系列“改良措施”来改善劳资关系，使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直接冲突的方式逐渐地被和平的方式所取代。于是，工厂区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使工人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城市的卫生状况也有所改善，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筑了宽阔的街道等。恩格斯在分析其中的原因时写道：“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11)
恩格斯承认这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但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因为工厂主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12)
在政治领域，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也已成为法律，两个官方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对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恩格斯指出：“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成果。”(13)到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实现上台执政。这就提出了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掌握政权的可能。
剥削具有“暂时的历史正当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对“剥削”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评判剥削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剥削现象是生产力更快发展的必要代价，这时的剥削关系就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他指出，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14)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道义上来认识或谴责剥削，经济学上和道义上有时是矛盾的，在道义上该被诅咒的东西，在经济学上有时可能是合理的东西。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剥削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具有“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即合理性。对此，1887年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发表反驳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A·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的文章《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5)中，有一段极为明确的论述：“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16)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从一定的劳动生产率出发，才能对剥削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作出自然而合理的解释，否则就只能将剥削的存在归结为人的恶意，因而他们都反对从正义、公平等道德或法权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谴责。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时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17)只有了解了剥削的历史必然性，才能科学地说明剥削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才能使无产阶级自觉地为剥削的最终消灭去积极创造条件。
按照宪法办事的国家有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890年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非法地位转到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该党于同年10月召开了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1875年的《哥达纲领》。从1891年5月起，李卜克内西着手起草纲领。
接到草案后，恩格斯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草案的各个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他首先肯定了这个草案，“现在这个草案大大优于以前的那个纲领”(18)。同时，根据19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对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针对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的说法，恩格斯指出：“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些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19)针对草案中关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的提法，恩格斯认为，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20)
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就认为根据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足以使党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并力图使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没有否认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可能，但他认为这是有条件的，在考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21)以上这些修改意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党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设想通过股份制实现社会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看到“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22)，并详细说明了“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23)，它通过银行和交易所“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向企业发放巨额贷款，使其扩大生产规模，改造生产技术，吞并中小企业，“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24)面对着欧美大工业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新特点，尤其是股份制的产生预示着生产力发展对财产社会化的自动促成，马克思主要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牢牢抓住股份制的“两权分离”，逐步形成了关于在经济上通过股份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
首先，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生产的发展。股份制产生以前，资本积累主要依靠企业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这种方式由于受到剩余价值量增长的限制，速度比较缓慢。股份制则有迅速集中资本的功能。马克思指出：“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25)其次，马克思认为，股份资本是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6)。再次，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的分离。他指出，在这些股份制企业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27)。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所有者拥有的资本与经营才能的不对称。他们只得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权让给具有专门才能的人，而这些人却不一定具有开办企业所需的资本。两权分离打破了传统的独资或合伙自营的经营管理形式，有利于实现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最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28)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29)
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立和对抗是不可克服的，而到了90年代《资本论》第3卷出版时，至少可以看到一种积极的、非对抗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形式。
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对马克思生前还未能看到却已初见端倪的股份公司的新发展作了重要补充，他在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后加了一个注释，指出：“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30)
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股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组织，其规模已今非昔比，已经是马克思曾经提及过的那种股份公司的“二次方”或“三次方”；二是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必将发挥出一种重要的历史作用，那就是“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
普选权已由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1895年1月30日，《前进报》经理费舍打算把马克思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三篇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出版，并请求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一篇导言。这项建议符合恩格斯的夙愿，用他的话说，马克思这些文章“有巨大价值”(31)，因此在复信中，恩格斯基本同意了这一计划，并写下了著名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篇重要政治论文，它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作了精辟的论述。
1892年11月3日，恩格斯在写给拉法格的一封信中就谈到：“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因此，必须制订新的革命策略。一个时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还拿不出一个定见。”(32)现在，恩格斯以他才华横溢的生动笔调，描绘了这个正在酝酿之中但还没有最后成型的新策略。
在《导言》中，恩格斯探索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方式。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恩格斯认为，普选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方式，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恩格斯认为，普选权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最主要的是因为斗争的条件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由于军队的组织状况、军事技术的发展、先进武器的运用、城区新建街道等条件发生了对军队有利而对起义者不利的重大变化，1848年革命时期的巷战方式已经陈旧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他们必须“明白应该做什么”。(33)因此，党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对人民群众进行启发、教育、组织和训练，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斗争，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恩格斯指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大部分人民群众。“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34)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以加强社会主义运动，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样的信念：“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35)利用合法斗争的一切可能性和由此积聚力量来尽快地进行必要的不合法斗争，是为将来的决战作准备的最好方法。
但是，在单行本还未出版前，《前进报》发表了一篇《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其中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因而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恩格斯看到后，对这种不光彩的行为非常气愤，马上于4月1日写信给考茨基说：“今天我惊讶地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对我只字未提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36)4月3日，在给拉法格的书信中，恩格斯又一次对此事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37)
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作为新的武器、作为新的斗争策略的重要意义，并且高度估计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晚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所作的重大贡献。
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是共和国。后来，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明确提出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适宜的政治形式。为了区别于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马克思把这种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称为“社会共和国”。恩格斯晚年除了仍然坚持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外，还在写于1891年6月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38)
恩格斯这里说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是当时资产阶级国家中最进步的国家形式，是争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组织形式，当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这种形式将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称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所以，恩格斯认为，鉴于在当时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形势下，如果在纲领中不能直接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那就应当特别强调有必要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否则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自己的斗争阵地和斗争原则。
1892年2月2日，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G·博维奥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指责转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那些意大利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太轻视政权形式问题。同时，他还指责德国社会党人和恩格斯不明确要取得的政权，到底“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39)
2月6日，恩格斯用法文写了《恩格斯答可尊敬的G·博维奥》一文。他在文中驳斥了G·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轻视政权具体形式的指责，重申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他指出：“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40)同时，恩格斯声明，无论是自己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从来没有说过“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类似的话。
1894年3月6日，恩格斯给拉法格写信，再次强调不要把形式同内容混淆，不要被那些鼓吹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共和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论调所迷惑。他写道：“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随时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41)
这些文献档案说明，恩格斯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在政体上的历史联系，肯定两者之间除了本质区别外，还有历史的继承性。当然，从阶级内容上来理解恩格斯的论断，这里所说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的民主共和国，绝不是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改造的新型的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受国家性质即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也取决于它的内容。
较低的社会形式不能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关注。在1875年发表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曾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封信，之后，俄国社会主义者作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并再三请求恩格斯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于是，1894年1月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专门为之撰写了一篇《跋》。
在该文中，恩格斯谈到了特卡乔夫，指出自己的抨击就是针对他“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这种幼稚观点的；恩格斯又谈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位比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高明的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作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恩格斯还通过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再一次重提俄国的发展前途问题：“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42)结果，恩格斯断然否定了农民公社本身存在着向较高的公有制形式过渡的因素：“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因此，如果一般的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公社本身的错，而完全是由于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43)
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与其在《流亡者文献》中所表述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表明他始终强调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而不赞成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看法。在肯定俄国公社发展的两种可能性时，恩格斯更强调社会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44)
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未来社会只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去提出社会发展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但是，恩格斯承认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缩短发展的进程。关于这一点，他留下了下面的解释：“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45)
恩格斯还根据形势的发展，要求俄国革命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恩格斯指出，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46)。因为当时资本主义革命的形势已见端倪，民粹派成立了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且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而俄国革命一旦发生，就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以有力的支持，并为这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所以，恩格斯也认为，如果我们在大约10年或20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47)。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保存农村公社向高级形式过渡已经没多大可能。可见，根据17年前后俄国形势发生的变化，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要旨所在。
未来社会的特征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
对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及其特征，晚年恩格斯从来没有去进行详尽的设计和描述，而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来获得对未来社会的认识。
1886年1月26日，费边社领导人E·皮斯给恩格斯写了一封短笺，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第二天，恩格斯在给E·皮斯的回信中，告诉这位费边社领导人，“我的时间现在已被无法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48)。但是，恩格斯认为，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9)
1890年8月16日，德国布雷斯劳大学教授O·伯尼尔为准备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写信请教恩格斯。他提出的问题是：在目前社会各阶级的教育、认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适宜和可能？8月21日，恩格斯写了回信，指出缺乏一致认识的情况是存在的，但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在作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后，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0)可见，恩格斯没有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凝固的形态，而是一个充满辩证运动的、经常变化和改革的有机整体。
1893年5月13日，法国《费加罗报》第133号上刊登了两天前该刊记者对恩格斯的一篇访谈。当记者问到“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时，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51)同年5月17日，恩格斯写信给F·左尔格，随函附寄了这篇谈话的剪报，并附带说明：这份访谈记录“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的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52)。
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它具体的实现形式即“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加以区分。在他看来，公有制的本质表现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则表现为某一历史阶段上体现公有制本质的具体途径。恩格斯不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有某种固定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而应把它们看做是不断变化、发展和完善的。他强调自己是不断发展论者，因而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这是晚年恩格斯一再强调的方法论原则。
“自由人联合体”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在《莱茵报》时期，在论述国家的内容与作用时，马克思第一次用“自由人联合体”指称自己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的目的和实质内容就是要培养理性的自由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将人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个人自由”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53)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正式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著作第二章的末尾推出了一个经典性结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在这里，他们鲜明地表达了其社会理想，即“自由人联合体”，其本质特征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和谐统一。当然，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展开和深化，还是在马克思系统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之后。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55)在这里，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所以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还是念念不忘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1894年1月3日，一位意大利记者G·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新创办的《新纪元》周刊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意大利诗人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1月9日，恩格斯在G·卡内帕来信的背面写了回信的草稿，他坦言：“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恩格斯还是作了明确的回答：“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社会评论》杂志社出版的意大利文版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6)
恩格斯认为，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摆脱任何剥削，是个人真正自由、个人与社会内在的有机联系以及人的一切能力和才干充分发展的基本的决定性条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是未来新纪元的基本思想。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34页。
②③(18)(19)(20)(21)(33)(34)(35)(38)(39)(40)(41)(42)(43)(44)(45)(46)(47)(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4卷第538页，第540页，第407页，第410页，第410页，第414页，第549—550页，第551页，第550—551页，第415页，第442页，第443页，第671页，第456页，第456—457页，第458—459页，第459页，第463页，第463—464页，第561—562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1卷第365页，第365—366页，第370页，第368页，第367页，第366页，第366页，第367页，第373页，第380页，第5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9卷第155—156页。
(15)恩格斯考虑到亲自出面反对A·门格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利用来替这个在资产阶级科学界只属三流的人物吹嘘，所以他认为用《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文章的形式回击是恰当的。他本人起初打算写文章的基本部分，但是疾病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工作，文章最后由K·考茨基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写成了。1887年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后来在1905年出版的《新时代》杂志索引中指出了文章作者是恩格斯和K·考茨基。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557—55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3卷第545页。
(22)(23)(26)(27)(28)(29)(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7卷第499页，第529页，第494—495页，第495页，第495页，第497页，第496—497页。
(24)(25)(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5卷第722页，第724页，第9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4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05页。
(36)(37)(49)(50)(52)(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10卷第699页，第700页，第548页，第588页，第653页，第666页。
(48)指对《资本论》第2、3卷的整理和出版。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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