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民空间的建构中解构移民形象
——评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
SEBASTJAN JEMEC（宋钧瑭）
作为温州人，社会学家王春光自然关心来自其家乡的移民的存在与发展，而此反映于该书对巴黎温州人的关怀及细节的描述与分析上。作者从各种方面及与之相关的空间与空间因素来回顾研究对象的过去发展，分析当代状况与假设未来挑战。该书与作者于2000年出版的《巴黎的温州人》的不同在于：20年后巴黎温州人在发展上面临新的困境及寻找新的路径。该书作为近20年之久的跟踪研究，其启发在于：一，移民在其圈内如何生存与发展；二，移民如何看待其圈外的主流社会。本文认为，至于前者，作者从各方面展现当前温州人内部的竞争与合作及未来的挑战问题，并解构巴黎温州人表面上的一体化群体性。而后者，相关案例的研究对象均面临认同困境，而且由于认同困境来自于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的交往过程，因而读者能听取温州人（尤其是第二、三代）对法国的观点而不仅是对我群的观点。在学术反思中，对融合途径的问题，作者已作出比较有效的阐释并使之理论化。本文先从研究方法、理论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三个方面，简单评估该书的研究价值；再从解构及论述选择两个维度，初步探索作者由此而塑造的独特性移民形象。
研究方法
该书研究方法为学者学术探索成就的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基于常人研究，作者关注个人与个户家庭特殊案例，包括深度访谈和个案拓展①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第7页，第79页。 ，此类似于草根研究。如作者所言，此研究“采用的是定性的常人民族志方式，不追求研究对象的代表性”②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第7页，第79页。 。
二，该书作为跟踪研究，作者以19年的时间进行长期观察。以便发现温州人在巴黎的适应、生存与生活中的具体变化过程。对田野调查时的观察及其后的文本写作过程进行回顾反思，发现研究对象在某种现象中的变迁是十分重要的，以此能肯定或否定某种范式，同时在个人科研发展中能够充分自我反思。细致的调查使作者再次发现温州人的变化，并展示其经济地位提高所带来的变化：如资金流程的变化，即1990年代温州人将在法国赚到的资金带到中国，而自2008年起有人开始将在中国赚到的资金带入法国以拓展生意③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第7页，第79页。 。
理论
作者运用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将“空间”分为经济空间（第二章：“做”市场、第三章：跨国与族群竞合）、社会空间（第四章）、文化空间（第五章：寻根与信仰）及政策空间（第六章）四种空间表现。第七章总结其研究，作者加上了自己的空间理论：弹性空间。
一，作者精通温州话，许多中外学者做不到，由此作者能获得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与研究对象有地缘关系与语言亲密性，但研究对象所在的主流社会，对作者而言是一个异文化。因此，对作者而言，研究他所闻所见的巴黎温州人的情况可能是在一种他者文化中进行的自我反思。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
上述作者在各种移民的空间中的徘徊，反映出田野调查的基本困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考虑两点：
作者借着上述理论探讨了巴黎温州人在构筑其生存与发展空间时采用何种具体的做法：一，巴黎温州人集聚的地理空间是否有社会、文化之意？二，他们在空间里生产（“做”市场），又如何生产空间（聚居区，如“温州”一条街）①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17页，第7页，154页。 ？每一章大致围绕着一个空间表现；此结构使得分析过程较完整，可读性较高。但由于使用上述理论框架本身的问题以及该书本身结构的重复性问题，其缺点在于，假如这几种理论性空间反映于巴黎温州人的社会事实（日常生活）中的重叠、重复、重建甚至冲突，致使该书无法避免重复性的结构与写作风格。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与文本两方的重复性导致作者在各种空间中徘徊，以及在选择案例、描述与论述三个研究方面的问题。
下面是使用MATLAB仿真得出的图5，图像的纵轴是开发商建设普通房的概率，横轴是推广时间，因此曲线反映了概率水平随着推广过程进行产生的变化。
温州人在巴黎的生存空间中发展时，其社会经济扩展有两个过程：既是封闭性我群强化，也是逐渐融入。这两个过程与空间并存，随着温州后裔的生存与交往空间的扩大（如学校、与法国人交往、突破族裔经济），造成自我认同与融合的困境。但无论是温州移民、在法国出生的后代或从未离开温州的人，在根基性的论述中皆有共同之处：“温州性”。作者透过词语与论述选择，加上案例选择，证明、建构甚至想象中国国内与海外的温州人对此跨国群体的认同与归属。但对反思研究者的角色而言，关键一环则是，作者动机在于给读者展示一个在“异国他乡”有效地保持其独特性及特殊性的群体。虽作者否定追求代表性，但在其论述中仍维持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中国移民研究中，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以及特殊性（distinctiveness）两种叙述具有其学术争议。对前者，研究移民问题的地理学家Ronald Skeldon认为，现有研究由于偏向于例外主义，因此过于强化独特文化上的“中华性”，却忽视现实性的移民状况（migrant situation）。即不应视中国移民为概括化的、单一的旅外社群，而应将多元化的华人放在更大的研究框架上并与其他移民群体进行比较② Skeldon Ronald.The Chinese Overseas：The End of Exceptionalism?In Mette Thun?ed.，Beyond Chinatown:New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a.Copenhagen，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2007，p.45 。对后者，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程希认为，华人的特殊性不在于华人对祖籍国的原始联系或文化联系，而表现于祖籍国政府对华人的态度以及国家机关中的各种有关侨务的机构③ Cheng Xi（程希）.The‘Distinctiveness’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Perceiv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Mette Thun?ed.，Beyond Chinatown:New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a.Copenhagen，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2007，p.49-64（translated by Mette Guldberg），p.53 。若说世界上的华人华裔被认为具有某种“中华性”，该书在例外主义与特殊性叙述意义下便展示为一群移民在各种空间复杂性中仍持一种“温州性”。
二，同乡关怀。同乡之间的关怀无论强烈与否都反映于日常生活中。但在学术领域，像该书如此过于关怀很可能导致主观性。在研究人类社会时全然客观的立场难以实现，也过于理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此种关系，尤其是“温州式”的打交道，使作者能够收集其他人无法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但容易导致主观性的相互依靠，使学术客观性服从于同乡关怀。在此下，基本的学术规范如何坚持？
研究对象以生于温州的第一代移民为主，一系列的案例也反映此研究对象的选择。本文认为一方面这是必然的，由于作者本身的背景，与年长的温州人进行交流相对容易。另一方面此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意的，如作者在讨论认同时强化家乡情结与祖先信仰，等于维持该书的根基性论述以及符合对故乡认同的理想观念。但谈及后代，他们不完全是作者理想中的“温州人”，因为他们更容易容纳各种身份。作者也需承认其“老乡们”的此种变化。此群体并非单一，这证明跟踪与定性研究的长处：一方面，由于共同文化特征（方言、经营模式）及集聚的时空持续性，研究对象在巴黎大都市较容易“被发现”“被认出”，其时空的持续性也容易由各个案例选择来证明。加上作者的优势，研究对象相对容易写进文本。另一方面，由于该书的定性研究，巴黎温州人并非完全是单一群体，而是由各种家庭背景、年龄年代差异、生计等日常挑战与矛盾而形成的聚居的移民社群。于此，作者对巴黎温州人内部的论述可谓是一种解构：若仔细阅读作者所言的“不追求研究对象的代表性”②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17页，第7页，154页。 ，此一说法如何在文本写作中实现，便可假设作者在面临如何处理各种案例的连接性与逻辑性，同时面临承认自我学术反思、再解释与再思考的难度。如作者强调祖先信仰在维系家庭或家族的稳定性与连续中的必要性，并透过案例证明祖先信仰可以确保对祖籍国的国家认同③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17页，第7页，154页。 。但透过其他案例，作者也发现不符合根基性论述的一些例外，如后代没有祖先认同感，又如基督教信仰与祖先信仰的冲突①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149页，93页，44页，153页，191页，77页 。
解构
我国语文教学中有着编选字表的传统。《千字文》(1000字)、《三字经》(1248字)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素材。黎锦熙在1922年发表的《国语基本语词的统计研究》(《国文学会丛刊》1卷1号)，是现代意义上的字频统计分析[4]。
成功的、全面的研究作品应包含比较分析，而移民研究应该具有各个移民群体如何生存于同样的社会空间中的一些案例，以将移民问题放在更大的语境上。与法国、中国及东南亚移民历史问题相关，书中提及法国潮汕人，即自东南亚再度移民法国的潮汕裔④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149页，93页，44页，153页，191页，77页 ；又提及为温州人打工的非温州大陆移民，如东北人⑤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149页，93页，44页，153页，191页，77页 ；而在巴黎原有的多元化语境下简单提及巴黎的犹太人⑥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149页，93页，44页，153页，191页，77页 ，但总体而言书中各个移民群体之间的比较处于平面的解释。再者，移民研究应包含第一代移民与东道国（或第二代与出生国）两方社会角度并对之作分析与比较。深度琢磨法国或巴黎本身虽并非该书的目标，但本文认为该书中缺乏比较多视角的分析与论述，书中提及巴黎人与温州人交往的案例大多仅从温州人圈内的角度。另外有几次与法国官方的访谈，也缺乏深度。在此种二元对立状态的研究中，由于作者的论述选择及其对同乡们的关怀，使移民群体巴黎温州人成为自我中心的主体。实际上，对书中的温州人而言，东道国社会与文化既是外在世界也是同化力量。因此，本文认为不足有三：
另一方面，在词语的选择上，作者有所讲究。如作者选择温州“人”一词并在文本描述中一律使用之，而未用温州“移民”。本文认为此有深意，因为符合该书论述：假如在文本中用“移民”一词，便表示本身意义的转变，身已不在出生国或出生地，逐渐脱离根基。因此“移民”带来身份划分，即“温州移民”在东道国往往是移民；而“温州人”一词则展示他们作为温州人及其后代对“自己人”的关怀及依托。书标题为《移民空间的建构》，因此表面上“移民”一题是该书主题；但实际上副标题为“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本文认为此才是核心，因为描述与词语选择同时偏向于根基论的论述。
论述选择：东道国与出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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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塑造特殊性。通过个案展示，作者也涉及温州人与法国人交往的一些成功，表面上超越了以移民社群为中心且二元对立的论述。但这些成功似乎均是法国人接受温州人的思维与行为；相反，他们似乎难以接受东道国的思维与行为，如要求法国政府允许周日工作；或因无法习惯法国方式而对某习俗进行“温州化”，如在自己所建立的教堂里一起吃饭⑦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149页，93页，44页，153页，191页，77页 。此表示移民在适应过程中所采取的有意的策略。虽有不少温州人到法国后皈依基督教或天主教，但极少去当地教堂或与当地教徒交往⑧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149页，93页，44页，153页，191页，77页 。看到难以融合的事实，作者批评温州移民的对外封闭性，而对于他们在谋生中的违法行为案例，声明自己并不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⑨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149页，93页，44页，153页，191页，77页 。但作者同时以温州文化特色、教育水平差异及交流障碍等因素为研究对象找借口。在此种特殊性叙述中，往往视东道国为外在世界即使之单一化。
二、单方角度。若研究对象并非单一化，从而法国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东道国还是出生国也非单一化：对年代不同的研究对象（第一代与第二、三代）而言，法国有着不同的含义与不同层面的认同感。在代沟方面，值得进一步研究移民社群内部，以及其同祖籍国与东道国（出生国）多层关系的差距与当前态势。如在空间概念下，一座城市的各个市区的特征不一致，因为其中的社会事实与社会分子是十分多元的。一项比较位于巴黎的一个住宅区与一个商业区的两条“唐人街”的研究表示，因环境与生活水平问题，在住宅区做批发会导致当地居民的反抗，因此当地的政府、居民协会、华人商人会甚至犹太商家经过展览与节日表演试图建立共识① Chuang Ya-Han and Trémon，Anne-Christine.Problematizing ”Chinatowns”：Conflicts and Narratives Surrounding Chinese Quarters in and around Paris.In Bernard Wong and Tan Chee-Beng ed.，Chinatowns around the World：Gilded Ghetto，Ethnopolis，and Cultural Diaspora.Leiden：Brill，2013，p.199 。而从事批发者在商业区则更有良好的发展空间。甚至当地政府视经济区为中法交流“平台”，由此原来仅在当地语境下存在的、被了解的移民与法国居民关系，在新的国际化语境中被再解释、再放大；“法国性”与“中国性”之间的边界在国际合作语境下反而变得更明显② Chuang Ya-Han and Trémon，Anne-Christine.Problematizing ”Chinatowns”：Conflicts and Narratives Surrounding Chinese Quarters in and around Paris.In Bernard Wong and Tan Chee-Beng ed.，Chinatowns around the World：Gilded Ghetto，Ethnopolis，and Cultural Diaspora.Leiden：Brill，2013，p.p.211，p.190 。在这种所谓的“文化化的叙述”（culturalizing narrative）下，两个市区从事批发的中国移民在接触当地社会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上的矛盾及合作③ Chuang Ya-Han and Trémon，Anne-Christine.Problematizing ”Chinatowns”：Conflicts and Narratives Surrounding Chinese Quarters in and around Paris.In Bernard Wong and Tan Chee-Beng ed.，Chinatowns around the World：Gilded Ghetto，Ethnopolis，and Cultural Diaspora.Leiden：Brill，2013，p.p.211，p.190 。与之相关，在总结其研究时，王春光虽写道“文化沟通难于经济交换”④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91页，187页，191页 ，但同时缺乏考虑移民如何被外来力量所理解与解释。于是，借鉴“文化化的叙述”，在移民空间研究中不应忽视当地居民与政府的参与，因为移民空间难以只属于该群体及其族裔经济：无论多么封闭，“外界”却对之做出各种解释，而同样外界的主流社会并非单一。在研究社会事实参与者中能发现各种社会分子对研究对象解释的多元性，并且能意识到社会语境的流变性，才意味着解构整体化的研究对象的形象。
平地式农村一般是指海拔高差小于50 m的农村，整体上地势极为平坦，耕地条件好且极易连成片，村庄建设、农田划分等受自然布局的影响较小。此外，山体以小山坡为主，交通极为便捷；河流地势较低且一般从耕地区域穿过，植被以生态林为主。在“田—水—宅—林”的基本格局上，在建设生态网络时必需充分利用现有格局，进而建设“田—林”、“路—林”和“水—林”的乡村生态园。
既然逆变器是自控变频的，定子磁链矢量Ψs的瞬间转速参照转子磁链矢量Ψr的转速而调节，致使定、转子磁链矢量之间的交角δsr处于受控状态，这就充分说明定子磁链具有相位自控的特征。
三、同化叙述。不可否认欧洲近年政治及媒体一定程度上右倾，但问题在于该书论述是否视主流文化为一种绝对同化力量，而祖籍国与祖籍地则在精神与文化上优越于东道国。这是否代表从“东方大国”角度看待“小”欧洲政治及移民问题？作者数次提及中国经济崛起与欧洲经济不景气而后者导致社会及移民问题，有一定道理；但作者不能不认可法国较好的福利，其社会具有人道主义与对外来者的容纳意识。其实在福利与社会保障以及移民融合问题上，此种论述的潜在价值或许在于给其他国家镜像：难道要求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与合作等同于强制性同化吗？实际上，此种悖论成为今日欧洲诸国实施移民政策者的当务之急，同时，也成为从事研究移民的学者应该自我反思的问题。
总结
借鉴社会空间论总结其研究，作者在第七章建构了中法两国空间之间及巴黎温州人内部空间之间的三重空间⑤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91页，187页，191页 。理想中巴黎温州人的第三空间因位于两国之间应有文化沟通桥梁的价值。此应有利于巴黎温州人寻找新的路径以解决今天的困境。但三重空间的建构发展有限，作者承认巴黎温州人“经济互动并不一定带来社会互动和社会空间的扩展，且更多停留在利益交换上，而情感和认知交流较少，不足以形成社会交往和增进社会资本”⑥ 王春光：《移民空间的建构——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91页，187页，191页 。但是，此种“文化沟通难于经济交换”的社会事实并非静态，文化沟通的参与者并非单一。同时，在研究探索中不断再接触与再解释研究对象，只有如此由特殊性论述倾向而塑造的移民形象才能被解构，在社会本真中才能促进更为良好的文化沟通。文化沟通，在多元性与流变性的移民状况中等同于移民的社会化过程；文化沟通是否难于经济交换——此社会事实的焦点未来有何意义、有何变化——这些问题给下一批研究者留下了探索融合问题的空间。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9）01-0093-04
［收稿日期］ 2019-01-03
［作者简介］ SEBASTJAN JEMEC（宋钧瑭），斯洛文尼亚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人类学。
（责任编辑：李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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