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的变迁研究
邢海燕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对裕固族的文化心理、族群认同及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都有着重要影响。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分析了甘肃省肃南县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情况。研究发现，当代裕固族藏传佛教既有一定程度的弱化，又处在不断复兴的过程中。这种复杂的变迁特征包括寺院规模变大但寺院和僧人数量不断减少、宗教信仰虔诚度出现代际差异等；而社会的转型、宗教信仰与地方政治的良好互动、市场经济和旅游文化的发展则是影响该地区宗教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裕固族；藏传佛教；宗教变迁；宗教复兴
藏传佛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对生活在该地的诸多少数民族影响巨大。除了藏族，还有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这些民族的生活习俗、社会心态和日常行为都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藏传佛教文化根植于少数民族的情感与意识中，对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及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都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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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国家政策及多种因素的影响，西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有着复兴的趋势，而研究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的变迁和复兴问题，不仅有利于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正确认识民族关系，而且也可为政府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和《“十三五”期间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实施提供参考资料和理论依据。
一、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
(一)关于藏传佛教变迁的研究
国内外对于宗教变迁的研究颇丰。藏传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与变迁虽然在不同地区表现各异，但近年来有着复兴的态势，如云南省兰坪县河西乡普米族社会的“白塔兴建”现象[1](P.38)、四川藏区的复兴现象[2](P.22)等。Melvyn Goldstein 和 Matthew Kapstein 在《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和文化身份认同》中聚焦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宗教文化的复兴，将藏传佛教的复兴放置到当代中国宗教文化复兴的文化背景下，探讨了在现代化、世俗化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藏区如何保持古代宗教文化以及维持藏族身份认同所面临的挑战。然而，更多的学者却认为，宗教复兴不仅仅意味着宗教信徒、宗教场所以及宗教活动的增多，更是宗教在公共领域地位的凸显，即宗教对公共领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Peter Berger) [3](P.122)。José Casanova指出，当代宗教的发展与世俗化理论的“私人化”(privatization)相反，当前宗教实际上表现出一种“去私人化”的特征，即“宗教抛弃它被安排在私人领域的地位，进入公民社会未分化的公共领域，并参与到正在进行的斗争、散漫的合法化以及重新划分边界的进程中”[4](PP.65～66)。部分中国学者也认为宗教复兴并不意味着宗教信徒或宗教组织在绝对数量上的增长，而是宗教在公共领域地位的凸显，尤其是指宗教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5][6][7][8]与此同时，还呈现出信仰结构明显变化、宗教交流规模空前、宗教矛盾不断涌现等特征。[9](P.42)
除此之外，学者们也关注到了藏传佛教的世俗化变迁现象[10][11][12][13][14][15]，不但从政教关系、经济关系、宗教教育和宗教情感的角度来展示藏传佛教的世俗化[16]，而且还从社会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宗教世俗化的表现[17]，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藏传佛教世俗化的表现、原因和影响[1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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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以上关于藏传佛教世俗化变迁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信仰观念的淡化；(2)宗教仪式简化，活动变少；(3)寺院规模变小，僧人数量减少；(4)宗教的影响力减弱，寺院学经制度弱化；(5)宗教的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等。但也有学者认为藏传佛教中的世俗化比较特殊，表现出信仰模式和宗教仪轨的民间化、简单化、小型化、多样化、日常化特点。[21]同时还呈现出一些特殊的发展倾向，比如与经济水平相关的私人化(家庭宗教活动从传统的宗教公共神圣空间“寺庙”向私人空间“家庭”转移)和外向化(信众的宗教信仰范围突破村落与寺庙基于地缘的传统互动关系向着更远空间发展)趋势。[22]
(二) 关于裕固族藏传佛教的研究
近年来，对于裕固族藏传佛教变迁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其中，20世纪90年代，阎天灵通过调查指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宗教弱化的现象及特点，即信教人数的下降、宗教观念的淡薄和信仰方式的世俗化。[23]随后，杨森和连珩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大部分裕固族群众存在宗教观念淡化、信教人数减少现象[24]。王兰也认为近年来裕固族在宗教观念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淡化。[25]然而，贾学锋和钟梅燕多次深入裕固族地区，发现该地区出现了修佛塔、建庙宇的热潮，婚丧嫁娶等方面的宗教礼仪逐步恢复，认为藏传佛教表现出了明显的复兴迹象。[26][27]与此同时，张玉国和蔺海鲲调查了肃南少数民族的法治和宗教信仰情况，结果显示，“裕固族及蒙古族、土族少数民族群众中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仰比例很高”[28]。
综上，以往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说明了藏传佛教复兴或世俗化的状况、特点及原因，为当代宗教的变迁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和依据。然而，大多数学者只注意到藏传佛教变迁的某一向度，要么只关注藏传佛教的复兴，要么只关注宗教的世俗化，缺乏从整体上把握藏传佛教变迁的复杂状况。而且，之前的研究缺乏历史维度的分析，对宗教复兴的重要特征——宗教在公共领域地位的凸显尤其是对宗教如何影响公共事务缺乏系统研究。鉴于此，笔者以甘肃省肃南县裕固族为例，在梳理裕固族藏传佛教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探讨该地区藏传佛教的变迁特征及影响因素。
二、肃南裕固族藏传佛教的历史发展及变迁
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现有人口1.4万余人，主要居住在肃南县康乐乡、大河乡、明花乡、皇城镇和红湾寺镇等地。肃南县地处祁连山北麓，现有人口37579人(2014)，除了裕固族外，还居住着藏族、汉族、土族、蒙古族、回族等其他民族。肃南裕固族及其先民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摩尼教和汉传佛教逐渐被藏传佛教所代替，裕固族现存的宗教只有藏传佛教和萨满教，历史上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信仰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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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之前：藏传佛教的兴盛时期
1958年之前，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影响巨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主要体现在寺院数量和僧人数量众多、寺院的宗教活动隆重、寺院和部落头领关系密切等方面。
1.基于部落建制的寺院群 裕固族作为以游牧为主的民族，过去常以部落为单位，且居住分散，常常是“五里一家，十里一户”。为了便于参加佛事活动，寺院往往以部落分布而建。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地区先后共有10余座寺院分布在各个部落，故有“什么寺院属什么部落”的说法。根据笔者搜集整理的相关资料和数据，1958年以前肃南县寺院位置、所属部落、规模及僧人数量等信息如表1所示。
表 1 1958年以前肃南县裕固族寺院统计表 [29]( PP.306～ 317)
表 2 1956年肃南县裕固族寺院僧人统计表 [29]( PP.306～ 317)
由于表1中的僧人人数仅指各寺兴盛时的数量，不能真实反映当时各寺僧人的数量，所以在这里以1956年肃南县裕固族寺院僧人统计表(表2)来补充表1的不足。
从表1可以看出，历史上裕固族寺院分布比较广泛，几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寺院兴盛时僧人数量众多、寺院规模也很大。然而，裕固族藏传佛教寺院内部组织比较简单，有的寺院有堪布活佛、喇嘛、法台等不同级别的职业宗教人士，有的寺院则只有僧官或提经，更多的是班弟(即普通的僧人)。喇嘛、堪布活佛一般可以转世，而提经、僧人是从有一定佛学知识的班弟中升上来的。由表2可知，1956年裕固族藏传佛教寺院有宗教人士共308人，而同一时期裕固族总人口约为3500人，所以，当时的僧众人数约占裕固族总人口的8.8%。如此高的僧俗比例是因为喇嘛在当地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尊敬。对裕固族家庭和个人来讲，成为喇嘛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按当地的习俗，如果家中男孩较多，家长会送一个甚至两个男孩去寺院当班弟，这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寺院僧人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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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历史上裕固族各寺院和甘青一带的藏传佛教寺院存有隶属关系，如青海互助县土族地区的佑宁寺(又名郭隆寺)曾管辖着裕固地区的红湾寺、康隆寺、夹道寺等，而裕固族其他寺院如景耀寺、长沟寺、水关寺、莲花寺、转轮寺和明海寺等则从属于青海省大通县的郭莽寺(又名广惠寺)。还有个别寺院接受双重管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裕固族与周边民族的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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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地方权力互动密切的宗教影响力 在清代，裕固族藏传佛教寺院势力显赫，寺院和世俗权力结合得非常密切，有时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如裕固族部落首领世袭其位必须经佑宁寺土观呼图克图批准，如果部落首领难以胜任，则先由土观活佛改派，再由清朝地方衙门以委任。有关部落中的重大事宜，部落首领需和寺院上层商量。[30](PP.206～207)
1958年前后，肃南县开展了废除封建部落制度和宗教中的封建压迫制度的斗争，这对当时裕固族藏传佛教发展的影响深远。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该地区的藏传佛教活动一度衰落甚至趋于消失。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裕固族藏传佛教寺院和部落首领的互动关系十分密切，寺院利用部落开展宗教活动，部落依靠宗教来巩固内部统制，所以在当时，寺院既是整个部落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整个部落的政治活动中心。
所以，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就像一张网一样，与裕固族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紧密交织，不断影响着他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比以前，目前裕固族地区的各类大型宗教仪式减少了很多，参与藏传佛教仪式的人数也远少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但在当地群众中，仍然有着浓厚的信仰基础。比如，在寺院的修建上，许多人都会慷慨解囊。据当地县政府官员说：“红湾寺里大殿的转经轮，当时寺院的人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一下有意愿的定制的，他们统一定制，好像是1100元一个。完了就是装点经书什么的。投点钱，把经书买上。因为无论是谁转这个经轮，都等于是给你念平安经了。所以说你看那个红湾寺，那几百个经轮装上了，都是个人投钱的。好多人愿意把钱花在这个地方。你到那个红湾寺，那里面的请的一排小佛像，那上面都写着谁谁谁请的。”(4) 根据2017年8月26日访谈录音整理。
其次，在裕固族丧礼中，要请僧人为死者相墓地，选择合适的阴宅。然后，将死者尸体收拢成胎儿的形状，称为“圆寂”，并将尸体装入白色布袋内，停尸几天，请喇嘛念经超度亡灵。在死者出殡时，一路上也要有喇嘛护送。另外，在一些特殊的时间，如死者的“头七”“七七”和“周年”等节点，死者家属也会请喇嘛来念经超度。而且，不论婚礼还是葬礼，招待宾客时，活佛和喇嘛都必须坐头席，体现了僧人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
与此同时，裕固族的节日庆典基本以藏传佛教中的纪念日为主。寺院里的主要宗教活动也是当地盛大的节日，称为“过会”或“放会”。像每座寺院每年都有定期的大会，如正月大会、四月大会、六月大会、十月大会等，每到初一、十五各寺还会举行一次小会。在放会之前，部落会召开会议，决定放会活动费用的摊派，在一般情况下，富裕的人家多出钱，贫困的家庭则少出。在放会期间，每座寺庙的僧侣们要吟诵经文、点酥油灯、跳“护法”“送食子”。裕固族信徒在放会期间要放“布施”、诵经，这一过程称为“切桃”。在施主放“切桃”时，他们还会请寺院里的僧人们诵经，祝福家庭人口平安、牛羊兴旺、风调雨顺等。
3.深嵌于民俗生活的信仰与象征仪式 一直以来，藏传佛教深入地影响着裕固族的文化和社会风俗。所以，裕固族家庭中最重要的摆设就是随处可见的藏传佛教佛像、唐卡以及作为“家神”的经书，而且，在人生的每个重要阶段，藏传佛教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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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78年之后：藏传佛教从衰落到复兴
但在历史上，裕固族地区的寺院和部落之间并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状态。民国时期，裕固族寺院势力有所衰落。在政治上，“七族黄番总管”是裕固族的最高统治者。宗教上层人士可以影响部落首领对部落的管理，但不能决定对部落的管理，有关部落大事的最终决定权仍牢牢掌握在部落首领手中。比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肃南地区的宗教领袖顾嘉堪布七世曾打算在长沟寺创办一所初级中学，但当地亚拉格部落头目坚决反对，导致他的愿望没有达成。由此可见，像顾嘉堪布这样在裕固族地区最有威望的宗教领袖人物，也不能决定或直接干预各部落的重大事情。但是，寺院上层人士与部落首领关系十分密切，对于很多重大的部落事务，部首领都会考虑宗教上层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与他们共同协商处理。诸如有“景耀寺僧人与裕固族大头目关系密切，凡寺院有大事，都要请大头目商量或出席，大头目每年去景耀寺一次，逢年过节景耀寺喇嘛派人携带礼物给大头目拜年”[31](P.47)等记载。
改革开放以后，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国家开始重视民族及宗教政策的落实，在政府的支持和僧俗信众筹资的基础上，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不断得到修缮与扩建，藏传佛教活动也逐步得到恢复。目前，肃南裕固族藏传佛教寺院有5座，其中康隆寺、明海寺、长沟寺、红湾寺为重修的寺院，德聚寺是2008年在原本无寺院的地方新建的。现在的明花乡也只有明海寺一座寺院，之前的莲花寺在“文革”时被拆后也没有重修。单纯从数量上看，目前肃南县的寺院数量低于1958年之前，但是，寺院数目的减少并没有给农牧民带来太多的不便，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宗教生活。在采访中，当地僧人说道：“像莲花那边现在人也少了，而且现在交通也比较方便，那边到这里就一条沙漠公路，路特别平，他们就直接可以到这边来了。他们过去的时候过不来，他们要从酒泉那边绕一个大弯，然后走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基本上就二三十公里，开着车就过来了。”(1) 根据2018年1月4日访谈录音整理。 由此可见，现在道路的修缮、交通的便捷使得人们去较远的寺院成为可能，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现在裕固族寺院的数量基本可以满足人们的宗教信仰需求。
学界在研究宗教复兴或宗教热现象时，指出宗教信徒人数的快速增长是宗教复兴最直接的证据[33](PP.163～179)，而在笔者的调查中也发现，受交通便利和不同族群之间交流频繁的影响，即便是寺院的数量减少了，但去寺院参加各类宗教活动的人数也可能会越来越多。在肃南地区，每年的正月十五和四月初八等宗教节日，去寺院烧香磕头、拜佛转经的裕固族群众络绎不绝。笔者在访谈明海寺的僧人时，他提到正月十五举办宗教活动时的盛况，“这几年宗教信仰强烈了。正月十五那天人特别多，添香的人一个接一个。这几年刚修好以后，信仰的人也多了。正月十五整个一整天，附近几十里的人都过来，像高台县的他们也过来。原来就像我们本地的来，他们来的比较少。现在，就是从武威、天水、马蹄那边生态移民过来的，都是往这边走，都来这边这个寺院。深受周围人的影响也形成自己的信仰，慢慢也会过来，只是信仰强度的问题”(2) 根据2018年1月4日访谈录音整理。 。实际上，这也印证了在宗教复兴过程中祷告者成分发生变化、虔诚程度提高、宗教兴趣增长等现象。[34]
式中，RI—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系数；沉积物中重金属i相对参比值的污染系数；Ci—重金属i的实测含量；重金属i的评价参比值，本研究以洞庭湖元素的背景值[4,19]作为参比值，Ba、V、Cr、Mn、Co、Ni、Cu、Zn、Pb的评价参比值依次为污染物i的毒性响应系数，反映重金属的毒性、污染水平和环境对重金属污染的敏感程度[22-23]．参考林丽钦[22]和徐争启等[23]的研究结果，9种重金属的毒性响应系数取值分别为Co = Ni= Cu =Pb = 5 > Ba = V = Cr = 2> Mn = Zn = 1．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等级划分如表1．
与此同时，在裕固族地区，宗教复兴的另外一个特点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的仪式又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比如现在不少裕固族孩子满月时会请僧人念经祈福，给孩子取经名。在孩子长到三岁左右的剃头仪式上，也会请僧人出席。有些家庭盖新房时也会请僧人到场。裕固族年轻人在结婚前大多会请僧人选择良辰吉日，并邀请他们见证婚礼过程。家里有人去世时会请僧人念经超度，到了“头七”“七七”“周年”等特殊的日子，死者家属还会请僧人来家念经，有的家庭还会去寺院点酥油灯和煨桑。正如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的那样，“以前请的就是家里不平安的。现在盖房的时候也请，娃娃剃头的时候也请，娃娃结婚的时候也请”(3) 根据2018年1月4日访谈录音整理。 。
而且，现在裕固族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迁，现代化的特征随处可见。然而，即便是在现代化的日常生活中，藏传佛教的影响依然深远，各种宗教元素随处可见。比如，系在树上、桥头和商家门口的各色哈达，裕固族饭店里悬挂的唐卡，车里摆放的小型转经筒和印有藏传佛教吉祥图案的香囊，等等。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物品也清晰地昭示着藏传佛教信仰在当地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在低温干燥地区，瓜类白粉病以有性世代的闭囊壳随病株残体遗留在田间越冬；在较温暖的地区，病菌以菌丝体在保护地（温室和塑料大棚内）的被害寄主植物上越冬。越冬后的闭囊壳一般在第二年的5月～6月份当气温20℃～25℃时释放出子囊孢子，或由菌丝体上产生分生孢子，在适宜的条件下侵入寄主，造成初次侵染。子囊孢子及分生孢子主要借气流传播，其次是雨水。当条件适宜时，在当年初发病的部位上又能产生大量分生孢子进行再次侵染。至晚秋，在受害部位再形成闭囊壳越冬。
三、当代肃南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变迁的特点
目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转型期的社会变迁导致裕固族地区的宗教变迁呈现出复杂的趋势，这种变迁既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也包括各种复兴活动，而导致这种复杂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017年，长三角地区研发强度达2.2%以上，已率先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整体区域创新投入在全国处于领先。以南京市为例，从2012年到2016年的五年时间里，南京R&D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增高，五年来R&D经费涨幅超过100亿元，实现了科技创新的大发展、大跨越。
(一)寺院和僧人数量减少，但寺院规模变大
现在的裕固族地区，寺院数目减少了许多，但大多数的寺院规模却变大了，寺院建筑更加宏伟壮观。如几年前完成扩建的红湾寺和长沟寺，金碧辉煌，气势恢宏，在规模上远胜之前。肃南地区的其他寺院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建，均为藏式建筑风格，成了当地知名的宗教景观之一。此外，当地还新建了不少藏传佛教标志物，如2006年9月，肃南县信教群众在县城红湾寺镇修建了佛塔三座。2011年，在位于县城以南的桦树湾新建了规模宏大的大经轮，藏语称“香巴拉却科”，直径9米，高24米，建筑占地面积676平方米。经轮主体为钢架结构，筒身为黄铜制造，轮座为滚珠轴承，大经轮外镶金箔，重150多吨，筒璧自上而下用紫铜浮雕的莲花、金刚、梵文六字真言等图案。经筒内供奉泥塑和纸印各类佛像八十八万尊[35]，该座经轮目前已经成为肃南县的标志性建筑，吸引了许多藏传佛教信徒和游客前来。
然而，与寺院气势恢宏的规模相比，当地僧人数量显得很少。据了解，目前明海寺有僧人4人，康隆寺4人，长沟寺1人，而规模宏大的红湾寺只有1名僧人。据当地老人说，红湾寺的这名僧人还是从马蹄寺请来照看寺院的。寺院僧人人数的减少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现在的家长更希望孩子接受现代教育。
2012年6月19日，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成功举办了2012′煤炭工业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发展论坛。吕英理事长出席论坛并致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副主任白泉等领导出席了论坛，有关省市煤炭管理部门、企业等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导、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共80多人参加了论坛。
综上，当前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规模的扩大和僧人数量减少是藏传佛教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二)宗教仪式减少，但信仰仍然浓厚
首先，在裕固族小孩出生后，要请喇嘛参加命名礼；成人以后，裕固族人还要取“经名”，即从藏文佛经上取一些名字。[32](PP.125～134)在裕固族婚俗中，主家也会先请喇嘛算出婚姻进程的各个节点，包括订婚和结婚的日子以及从娘家出发、戴头面的具体时辰等。在婚礼过程中，也会由喇嘛主持某些仪式，唱诵赞词，并代表主家向来客道谢；最后，无论是新娘离开娘家还是到达婆家都要给佛像献上哈达，以表达对佛主的敬意并祈求其保佑。
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大小小的宗教节日也越来越受到当地群众的重视。对于宗教信徒来说，他们以是否积极参与寺院的宗教活动衡量对佛祖的虔诚度，所以每个民众都会积极参与其中。而每座寺院都将宗教节日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精心准备，尽其所能。而通过成功举办某一个宗教节日，可以在众多寺院中展示实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增强对民众的吸引力。因此，寺院在举办宗教活动时会彼此竞争，都力争做得更好。
因此，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变迁的另一个特征是宗教仪式较少但信仰仍旧浓厚。究其原因在于宗教仪式属于行为层面，是宗教的外在体现，较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信仰则属于心理层面，是宗教的内在根源，更具稳定性。
(三)宗教信仰虔诚度出现代际差异
受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现在裕固族地区有着日常宗教实践，平时到寺院磕头烧香的多为老年人，年轻人的身影并不常见。而且这些老年人的信仰多发自内心，他们把藏传佛教当成一种精神寄托，信仰虔诚度比较高；而一些年轻人的宗教信仰有着从众心理或功利思想，虔诚度比较低。
在调研中，一位当地老人说，“现在年轻人的信仰没以前那么隆重了。现在早晨起来去寺院转一转，看一看，富裕点的，给个十块八块钱，主要去看人，红火！你说磕头，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了，老人里面还是有的。老人的宗教活动比之前还更浓了”(5) 根据2017年8月25日访谈肃南县养老院裕固族老人录音整理。 。应该说，裕固族宗教信仰虔诚度出现代际差异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教育的科学、理性观念削弱了宗教的神圣性；另一方面，频繁的人口流动降低了人们参与集体宗教仪式的可能性。此外，也与个人时间有关，工作使人们参与宗教节日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些现代因素对年轻人的影响较大，对老年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所以造成了在信仰的虔诚度上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
(四)宗教信仰与地方政治的互动良好
前文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藏传佛教与当地世俗权力结合得十分密切。而在当前，裕固族藏传佛教寺院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很密切，有着十分和谐的互动。一方面，当地政府对藏传佛教寺院关怀备至，进行依法管理；另一方面，当地宗教人士也积极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可以说，目前当地政府与寺院的关系是党和政府依法管理下的和谐互助。
来人姓乔，江山人，二十六岁，他见了陈颐磊，从裤带中掏出一张蜡纸刻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又新，速设法前来，我在风林街等候你。平。”
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年来当地政府不断改善宗教场所设施和僧人生活条件。据当地官员介绍，2010年以来，先后筹资2000余万元，完成红湾寺、明海寺、长沟寺等宗教场所的建设、维修和改造。当地政府还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加大对宗教场所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先后投资修建了寺院附近的桥梁和公路。另外，县政府还把僧人的医疗、养老等纳入民生保障。截至目前，肃南全县藏传佛教寺院僧人基本都纳入了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低保范围。每逢重大节日，当地民族宗教局、统战部官员还会给每位宗教人士发放600元的慰问金，并送上食用油、面粉、大米等物品。
此外，当地政府积极完善宗教管理机制，在县、乡两级成立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在乡、村两级配备专职宗教干事和宗教工作联系员。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的规范化管理，建立和完善藏传佛教寺院和教职人员管理档案和电子数据库，依法对寺院进行考核。另外，还定期对藏传佛教宗教人士进行系列培训，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在肃南县某寺院，笔者看到寺院喇嘛的书桌上除了佛学书籍外，还有很多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宣传资料，如肃南县统战部、民宗局和司法局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应知应会》《宗教事务条例》《法律法规进宗教场所知识读本》等。
与此同时，当地宗教人士也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做了很多贡献。当地裕固族寺院的宗教上层人士基本上都是肃南县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也都是县里的政协委员。当政府与农牧民发生利益冲突时，有名望的僧人会主动从中协调，确保社会稳定。调查中，牧民因为草场纠纷而发生矛盾时，往往会请当地僧人作为调停人，僧人也会公平公正地处理相关事宜，并且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当地的宗教人士还积极引导群众遵纪守法、与人为善，而当地农牧民也愿意接受僧人的引导。当地官员对笔者说：“像我们这些寺院里面的寺管会主任、僧人都是德高望重的，他们说什么话都是也分寸的，他们的引导都是很重要的，对这些信教群众，人家有时候说的一句话，比我们管用。”(6) 根据2018年1月9日访谈录音整理。 而且，藏传佛教对邪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使得肃南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邪教传播的事件。
由此可以看出，当地政府与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的良好互动，发挥了宗教的积极作用，不但可以利用传统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保障人民内部的团结，而且对构建良好的社区文化及道德体系有着积极影响，对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影响肃南裕固族藏传佛教变迁的因素
上文分析了裕固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在不同时段的变迁历史，应该说，近年来藏传佛教在该地有了很大程度的复兴。然而，这种复兴并不是简单的信徒数量增长或者宗教影响力的加深，而是具有一系列复杂特征的复合型变迁，具体表现如下。
(一)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
调查中发现，裕固族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以及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宗教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裕固族的社会结构由传统的部落制变为现在的村镇，原来同一部落的人现在并不居住在一起，所以之前按照每个部落举办宗教活动的传统被打破，这在无形中降低了原部落成员参与宗教活动的认同感。而且，频繁的社会流动使很多年轻人背井离乡，由于时间和距离的原因，往往无法回乡参与相关宗教活动，宗教在信众群体上必然会出现弱化趋势。
然而，社会的急剧变迁又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涌现，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难免会使人们产生无助性和无力感，这就为部分民众皈依宗教、寻找精神寄托提供了心理上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使宗教复兴。有学者指出，“急剧的社会变迁是新兴宗教崛起的沃土”[36]， 裕固族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和频繁的社会流动降低了当地的社会整合度，为了凝聚新的村镇成员，当地又会举办宗教活动以加强社会团结。因此，这种社会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已有宗教的复兴。
此外，国家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调整也深刻影响着宗教的变迁。比如，当地政府筹资对宗教场所进行的建设和改造，还把僧人的医疗、养老等纳入民生保障；由宗教上层人士担任佛教协会副会长或政协委员等职务，参与社会治理，这些措施都对当地的宗教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现代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加强
现代教育的发展对一个民族社会心理和综合素质的影响深远。肃南裕固族不但十分重视基础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全部免费，而且每百人中就有一个硕士，每千人中就有一个博士。笔者在肃南县明花乡调研时注意到，裕固族的家长在孩子初中时就把他们送到肃南县城、高台县城甚至是张掖市读书。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人们的思想变得更加理性，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寺院做班弟，因此寺院僧人数的减少在所难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当地藏传佛教的发展。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s），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等级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非等级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有学者认为，全球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利用宗教这种文化形式对西方的全球文化扩张的抗拒，是重新确认与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是对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同质化的逆反。[37]在裕固族地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不少文化精英和有志之士在努力恢复各种宗教文化传统，包括一些宗教仪式，其目的就是重新确立民族身份的认同。比如，通过参加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各种活动和仪式强化和重新确认集体记忆，再次认识族群文化，增强裕固族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些活动又推动了藏传佛教的复兴和发展。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给宗教复兴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张小平认为，市场经济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宗教热，一方面为宗教活动提供了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因给传统价值观带来危机感而引起宗教反弹。[38](PP.270～278)
在裕固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宗教设施的修建以及宗教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复兴。比如，寺院的重修和扩建、鄂博和佛塔的兴修、巨型转经筒的修建等，如果没有人们富裕的生活和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这些项目和活动就无法进行。但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人们的宗教信仰，对宗教复兴具有阻碍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货币利益和物质享乐，对于宗教这种看不到摸不着又不能带来直接回报的事物没有多大兴趣，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着宗教复兴。
引入商保公司经办服务是一种政府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组合，涉及到两者之间的影响互动以及政府在经营基本医疗保险过程中的角色变化。商保公司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及其构成要素设计是具有相关理论基础的，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3]、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4]、委托代理理论[5]、商保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模式[6]等。见图2
文化旅游作为当今的一大热门产业，对推动民族地区的宗教复兴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肃南县旅游资源相对于河西走廊上其他区县来说比较匮乏，其比较有竞争力的品牌是甘肃特有的裕固族文化和佛教寺院。除了赛马会和祭鄂博活动，裕固族藏传佛教寺院大都历史悠久，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且修建的金碧辉煌、气势恢宏，位置也多在风光优美的地方，这些优势都吸引着远方游客的到来。所以说，旅游业的发展拉动了宗教活动的兴盛和宗教设施的建设，因此，肃南裕固族宗教的复兴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小结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长期存在，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藏传佛教近年来出现的变迁态势，符合之前学者提出的宗教复兴特征，如信仰人数的增多、宗教场所的兴修、盛大宗教活动的举办等，政府出面组织的赛马会和祭鄂博等节日活动也符合伯格和卡萨诺瓦等人所说的宗教对公共事务影响的凸显。有学者认为，当下的宗教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热，它更多的是各界人士基于利益而齐心协力炒作的一个结果，即宗教是虚“火”非真“热”[39](PP.134～138)。杨凤岗也认为，“当代中国精神信仰领域的整体状况，可以说是‘宗教不彰，巫术盛行’”[40]，即制度性宗教发展后劲不足，弥散性宗教盛行于世。然而，在裕固族地区的情况恰好相反，实际上裕固族的制度性宗教——藏传佛教比民间宗教恢复的更好。而且，在裕固族地区的宗教恢复与发展并不是虚火，是真热，这点也与其他地区相区别。
但是，从裕固族近百年的宗教发展史来看，裕固族地区的宗教远没有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衰落。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裕固族传统部落社会结构的瓦解、人口的频繁流动也在动摇着民族宗教作为集体记忆的根基，社会的转型使得宗教无法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且，现代教育的发展使科学、理性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更倾向用科学而不是神学去解释周围的事物，这些都直接降低了宗教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地区的复兴与弱化并存，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加强、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等因素对裕固族宗教复兴起着促进作用，而现代教育的发展又限制着宗教的复兴。而更多的影响因素又是双向的，如国家宗教政策的调整、社会的急剧变迁、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教本身的发展情况等，这些因素既会促进宗教复兴，又可能导致宗教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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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北人口较少民族的民间宗教研究”(编号：17BMZ047)。
[收稿日期] 2018-11-25
[作者简介] 邢海燕，女，土族，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化人类学博士。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3.024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 2019) 03-0172-09
(责任编辑 李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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