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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领导对一女孩耍流氓，女孩强烈反抗，领导骂道：‘小妞，别闹了，我可是有背景的人！’女孩一听，顿时笑了：‘大叔，别闹了，我可是有微博的人。’”这样一条影射现实生活中负面事件的具体案例①的段子在互联网上一度广为流传，成千上万的网民在自己的微博中转发并评论这个虚构出来的、颇有点精神胜利色彩的斗争故事，他们或愤慨，或鄙夷，或痛斥恶人而同情弱者，千般情状，不一而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样一个段子不仅是一种怨刺，更是一种希望、一种寄托——他们渴望打破传统媒体的“中心化”结构，渴望打破信息传播的垄断壁垒，获得向世界发言的权力，并以此改变公共领域的话语格局。这样一个段子以及由此表达的这样一种渴望，伴随着微博的发展而广为流传，绝非偶然。事实上，从“人大”代表微博议政到公安机关微博公关，从“李开复辞职门”到“唐骏学历门”，从“仇子明被通缉”到“李盟盟被落榜”，伴随着一个个社会事件借助微博的发酵与蔓延，微博的辐射面日益广泛，影响力日益深刻。“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思考微博的传播特性，剖析它对公共领域以及我们的信息方式、感知方式的多重影响，是本文的基本任务。
一、碎片之链
微博(昵称“围脖”，写微博也因此被称为“织围脖”)，源自英文“micro-blog”，即“微型博客”，它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与获取的平台、一种开放的互联网社交服务。微博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和传统的博客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它是一种非正式的迷你型博客，一种可以即时发布和分享信息的类似博客的互联网工具。
1.碎片化：140字的限制
微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微”，每条微博的内容不得超过140个字。这样一种限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表达的束缚，实际上是一举两得——不仅与博客和Facebook等以往的社交平台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它大大节省了沟通成本，降低了沟通门槛，而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原创性内容爆发性地被创造出来。
原创性内容的爆发是和写作的碎片化联系在一起的。就内容而言，发发感慨，晒晒心情，记录现场，报道进展，微博的内容无论是个人生活的琐碎细节，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滚动传播，或者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话题争辩，每一条的内容都十分有限，呈现出“碎片化”甚至“口水化”的特征。就写作方式而言，博客的写作不论文采如何，都是要考虑内容的内在逻辑的，这其中包括观点的中心性、材料的关联性、表达的准确性、内容的完整性等等。而微博写作由于篇幅的限制，在这一方面的要求显然要低得多。如果说博客写作是“面”的细描，追求整体性和层次感，必须关注内在逻辑的话，那么，微博的写作更多的是“点”的挥洒，追求片断性和简捷性，对于背景性和关联性的东西常常存而不论。相对而言，博客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瞻前顾后、起承转合，微博则是冲口而出、信手拈来、三言两语、七嘴八舌。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全球最早也最著名的微博网站名字就叫“Twitter”(“Twitter”在中文世界一般称之为“推特”，由此，微博网友一般互称“推友”)，这个词在英文里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这是不是预示着一个众声喧哗时代的到来？
2.兼容性：API第三方应用
兼容性是微博最重要的特征，正是它使得微博成为移动互联时代最耀眼的明星。微博的兼容性得益于它的技术特性，即所谓的开放的API模式。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是指应用编程接口，开放的API是指可供第三方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应用编程接口，是网站服务商将自己的网站服务集合成一系列开放的API以便第三方开发者使用的一种技术应用模式。以Twitter为例，由于它对用户开放API，用户据此开发出了上万种围绕Twitter的第三方应用，这些第三方应用反过来又大大增强了Twitter原有的应用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
正因为如此，微博能够整合各类传播工具，表现出异常强大的开放性。以往的博客只能通过网络页面进行内容更新，微博用户的内容更新方式则变得十分广泛：在线页面、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桌面客户端、电子邮件，甚至输入法。在线页面不仅是指微博服务提供商自己的页面，它还包括一切使用本服务商提供的开放的API接口的页面，从理论上讲，其数量之巨难以想象；即时通讯工具也有很多，最常见的包括MSN、QQ、GTalk、Skype等等。事实上，在微博世界里，超过半数的内容来自手机、即时通讯工具等第三方应用。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手机短信这一方式，电脑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平滑衔接，一条微博的发布和一条短信的发出没有任何区别，微博使用的技术门槛和写作门槛由此大幅降低。这样，微博的更新和传播几乎实现了真正的随时随地，“发现”与“分享”也变得唾手可得。
3.定制化：单向确认关注
作为一种以“分享”与“发现”为主要特征的信息传播方式，微博的信息传播是一种主动的人际圈传播。通过微博的“关注功能”(follow)，用户自由选择某些特定的信息源(其他微博作者或微博网站上的官方信息)，成为其他人的“关注者”或“粉丝”(follower)，用户选择的内容会自动聚集到阅读器或者页面上，从而实现用户页面的个性化定制；与此同时，用户对一些信息源的选择意味着对大量的未关注信息源的放弃，这样，无效信息就不会自己“送货上门”。从这个角度来讲，关注功能大大提高了信息的选择性和主动性。
同以往的即时通讯工具最大的不同是，关注别人不需要被关注者的同意，换言之，愿意关注谁是你自己的事情，即使被关注者也无法干涉。这样一种“后背对前脸式”的关注模式，与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相比似乎互动性有所减弱，但它的优势在于，微博不强调“好友”关系，这反而增强了信息传播的轻松性和广泛性。
4.裂变性：两种路径交互作用
微博的每一个用户既关注别人又可能被别人关注，因此他既是信息发布者，又是信息接收者，同时还是一个信息中转站。这就使得任何一条信息的传播都可能通过两条路径展开：一种是“发散路径”，信息一旦发布，所有的关注者的页面都能在第一时间自动显示该条信息；一种是“转发路径”，一旦有一位关注者转发或者评论某条信息，他的所有关注者也同样可以实时接收该信息。当“发散路径”和“转发路径”相互交叉、相互作用时，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几何级倍增，这就是微博的裂变式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决定什么样的信息传播得最广或者不能传播，因为这完全是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决定的——被转发的次数越多，传播的范围一定越广。
相对于一对一的线性传播以及一对多的结构传播，微博的裂变式传播模式是信息传播的巨大飞跃。按照“六度空间”理论，每一个微博用户发出的任意一条信息，只需要六次点击就可能传递到任何一个微博用户的界面。而对于一条热门信息而言，被转发六次的时间也许只在几秒钟之内。微博的这种超乎寻常的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使人们对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正是由于微博的上述种种技术特性，我们才有如此断言：2009年7月，当推特网站(Twitter.Com)将它的首页的广告语由“你在做什么”换成了“分享和发现世界各处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宣布一个新的媒体时代——微博时代的到来，一个信息生产的全民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信息的当事人、观察者、传播者、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不仅被完全打破，而且相互变换，“分享”与“发现”不再是少数人或者少数机构的特权，而是成为人人可能享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利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成为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并且必然要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不论它是作为一种建设性力量，还是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在这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得到了又一次有力的证明。
二、公共领域
作为一个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公共领域位于政治权力之外，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独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众多的独立个体同时在场，就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利益问题展开交流与对话，从而形成一个由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织就的意义网络。也就是说，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不仅是政治现实的批判力量，也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其中的理性对话是公共领域得以构建的首要条件。毋庸置疑，“公共领域”这个首先由汉娜·阿伦特提出并经由哈贝马斯诠释的概念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为要同时满足“位于权力之外”、“全民参与”、“理性讨论”和“公共利益”这四个条件，在现实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更是一个可能不断接近的政治目标。作为当今网络传播的最新和最具潜力的形式，微博发挥出比网络论坛和博客更强大的信息传播力量和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被认为是“永不落幕的新闻发布会”，甚至是“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③。就其传播特性而言，微博是现有技术和社会条件下最有可能接近公共领域这一政治乌托邦的方式，它几乎是天然地要对公共领域格局产生影响。
1.去魅/复魅：多元话语集散地
微博篇幅受到的强制性限制，尽管会导致信息的碎片化和零散化，但它的现实意义却不可小觑。篇幅的限制实际上是写作门槛和准入资格的降低，可以说，篇幅的限制“将平民拉到了和莎士比亚同样的水平线上”④。这句话虽则夸张，但却揭示了两方面的深刻变化：第一、平民可以拥有和“莎士比亚”同样平等的写作和发布信息的权利(微博信息的排列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与发布者的个人地位和威望无关)；第二、“莎士比亚”必须用平民可以接受的语言方式来写作和发布信息，因为在这里长篇大论无法发表，晦涩深奥的内容只能被海量的信息迅速湮没。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所谓的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⑤。从这个角度讲，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了多元话语的集散地。
门槛降低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去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也是一个“复魅”(Enchantment)的过程，“去”的是权威之魅、阶层之魅，“复”的是草根之魅、平权之魅。这样一个双重过程的直接后果就是，微博不仅使得信息、信息传播者、信息分享者数量巨增，更使得其在类型上大为丰富⑨；不仅使草根阶层获得了“信息的接近权”，使原本沉默的大多数获得了发声的机会，更使他们获得了与社会精英或者意见领袖同样地被倾听的机会。如果说，传统媒体以及博客是精英阶层的话语场的话，那么，微博则最大可能地为草根阶层话语的有效传播提供了舞台。根据2010年11月16日召开的中国首届微博开发者大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10月底，新浪微博用户数已达5000万，平均每天发布超过2500万条微博信息。而从2010年8月28日到10月底，新浪微博用户平均每月增长了1000万。根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的预计，中国互联网实际不重复的微博独立用户数，2011年、2012年、2013年将分别达到1亿、1.68亿、2.53亿人左右。微博覆盖人数之广、发展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2.转发：草根舆论放大器
舆论是公众的意见或言论。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的自发，二是来源于有目的的引导。意见是舆论的核心，也是舆论的本体，舆论问题归根结底是意见的流动问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是公民精神的独立性，也就是意见表达的独立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贝马斯对以广播和电视为主导的电子传媒时代的公共领域的可能性相当悲观，甚至持一定的否定立场。他说：“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⑥哈贝马斯的悲观体现了深刻的现实洞察力。事实上，在网络信息技术诞生之前，所谓的公共领域只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被权力集团和精英阶层扭曲和利用的空间。由于议程设置、媒体过滤、形形色色的非独立的意见领袖等的主导因素的存在，草根阶层的声音或者被湮没或者被压制或者被同化，即使被倾听，也是精英阶层选择的结果。这样，一个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就逐渐沦为一个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伪公共领域”。
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草根阶层开始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但只有微博的出现才使得草根的意见不仅得到真正表达的机会，而且得到了广泛传播的可能。BBS论坛固然一直是草根活跃的栖息地，但一般而言，BBS论坛中的意见和信息很难得到精英阶层的关注；博客尽管被视为“自媒体”(WE MEDIA)⑦时代的代表，但这种“自媒体”不仅有较高的写作门槛，其传播的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客作者(博主)在现实世界的“精英性”。与BBS论坛和博客相比，微博的特别之处至少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草根意见的大规模转发和聚集，这是草根舆论发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二是草根阶层与精英、准精英阶层的具体互动，这是草根舆论穿越社会阶层和媒体壁垒的现实路径；三是微博的裂变式传播方式，这是草根舆论广泛传播的技术保证和虚拟助推器。当这三个方面形成某种合力时，草根意见就将既在虚拟世界又在现实世界、既在草根阶层又在精英阶层得到传播和放大——放大不仅意味着广泛传播，而且是超预期、超常态的传播。事实上，转发就是一种关注，就是一种表达，就是一种力量，这一点在微博世界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2010年8月发生的“李盟盟事件”中，因为县招办的失职，在高考中获得高分的李盟盟险些与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事件在微博上曝光后，立即引来了数十万网友的转发和评论。更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出了“致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的一封微信”，以期引起相关部门关注。随着一些名人和明星的加盟，事件由微博延伸到了网媒，由网媒串烧到了纸媒。在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李盟盟最终如愿以偿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数万网友高呼“万能的围脖，神奇的围脖，正义的围脖，友爱的围脖”。而在今年9月发生的“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以及稍早前发生的“仇子明被通缉事件”中，无论是维权的当事人还是揭黑的记者，微博都成为他们向外界传递信息、同外界交换信息的唯一方式。难怪有网友惊呼：“微博竟成了对付恶霸和地主的最强有力武器。技术之幸，社会之不幸。呜呼哀哉！！”⑧马克斯·韦伯说，权力意味着“一个人或者很多人在某一种共同体行动中哪怕遇到其他参加者的反抗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的机会”⑨。微博恰恰赋予了人们这种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并因此成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批判的强大武器。
3.对话：交往理性试验区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生产方式一样，媒介方式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之一。作为一种新型媒介方式，如果说微博有可能成为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志的话，那么最基本的理由在于，微博正在成为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交往理性是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言说者共享的理性。与只有一个维度、只涉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传统理性不同，交往理性是双维度的，涉及不同言说者的对话关系，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达成。在微博当中，除了前述的关注和转发功能之外，还有“评论功能”、“回复功能”、“私信功能”等，这些功能不仅为用户之间的信息交换提供了条件，也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对话和理解提供了条件。
在“被交警咆哮事件”中，一位网络知名人士本来想通过微博对交警展开群众声讨和人肉搜索，结果却在网友的连续追问下不得不承认自己违章停车在先的事实。“今天中国网络论坛上的整体氛围可能是盲目的、急切的、有中心的、容易引导的，但微博好像不太一样”⑩。这其中的基本原因，一是微博用户在类型上的多样性，二是微博方便而广泛的对话功能。广东省公安厅的“微博公关”表明，“通过微博这种看起来很民间、很草根的方式跟公众搭建起交流平台，也有利于消除公众情绪的极端化倾向，消除隔阂和偏见。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更加有利于工作的开展”(11)。显然，微博不仅丰富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生活就其本质说就是对话的”(12)，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它强调对话参与者的相互碰撞，彼此启发。事实上，不仅是具体的转发、回复、评论和私信功能等的“微型对话”，整个的微博世界就是一个由不同规模的对话构成的“复调”系统，微博本身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纠错和补偿能力。不仅如此，微博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系统。由于它的广泛的第三方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兼容性，微博世界和博客世界、“主流媒体”世界的信息交换和交互作用也都从未间断地发生着，这也使得它的自我纠错和补偿机制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能量。
为了避免“信息死角”的出现和讨论成员的缄默不语，桑斯坦曾经大声疾呼实施“协商前的匿名、秘密投票”，甚至建议一些群体成员“唱反调，力主一种与群体倾向相反的立场”(13)。微博的技术设计可以说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信息死角”：一方面，是实名注册还是假名注册，这纯粹是网友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微博的异常多样和强大的第三方应用功能，不仅成为用户躲避封锁和屏蔽的重要途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保证用户在发表言论之后逃遁无形。这就难怪，仇子明在被通缉后还敢公然在微博上叫板“有本事就抓到我”。
三、即逝公众
就其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而言，微博确实“看上去很美”。但是，如果由此全面肯定微博的现实意义，就有可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沼。且不说微博网站的商业性特征、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电子监控、以及微博依旧存在的用户壁垒，单就微博内容和传播方式的碎片化特征对人们信息接收方式和感知方式的影响来讲，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整体而言，微博就是一个又一个散落的碎片织成的“碎片之链”，即便是“对话”在不断地发生，这种“对话”却既可能是问答相应，也可能是有问无答，还可能是答非所问；而微博网友则更接近于传播学意义上的“即逝公众”或“短暂群体”(fugitive communities)(14)，而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能够“理性讨论”的民主社会的公众。民主社会的公众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民主传统，他们是现实生活中多元的民主实践者，具有稳定的社会交往性(sociability)，能够在民主制度所保障的经常而持续的公共生活中一以贯之地发挥作用。即逝公众天然地疏离和拆解一切旧的体制和话语，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潜能；他们与主流媒体保持距离甚至持一种怀疑和鄙视的态度，发挥着独特的公共舆论作用。但同时，他们缺乏民主素养，尤其缺乏稳定的社会交往理性——他们随着媒体事件的发生临时形成，也随着媒体事件的消失烟消云散。在对公共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即逝公众不仅患上了“坏消息综合症”，而且其感知方式与“震惊体验”和“速度魔鬼”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1.“坏消息综合症”
美国尼尔森公司的一项关于亚太各国网络用户的调查报告声称，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关于产品的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上述调查仅仅局限在消费品领域。如果将网民热衷于分享负面评论的这一习惯扩展到整个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中国网民对“坏消息”确实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近感。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传播中，人们总是对腐败、侵权、道德败坏、天灾人祸等充满兴趣。这样一种“坏消息综合症”由于微博的出现而表现得更加突出——在微博上，越是那些负面的消息和批评性的评论就越能激发起广泛的转载和评论热潮，而且常常是在既没有弄清楚青红皂白，又没有弄清楚消息来源之前。从“谢霆锋儿子酷似陈冠希”到“王小丫画作售价千万”，从“舟曲救灾记者身亡”到“北京地铁发生爆炸”，从“草根博主微博求婚”到“抑郁男孩直播自杀”，很多在微博上被广为转发和评论、甚至引起“微博地震”的信息，后来或者被证明是空穴来风，或者被指责为歪曲事实，或者被揭发为自我炒作，或者被发现纯粹是恶作剧。
实事求是地说，“坏消息综合症”并非中国媒体人群所独有，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它与“社会的不完美”有关，更与“人性的不完美”有关。“我们人性中的自私，使我们更愿意接受坏消息，更喜欢消费坏消息中的暴力和血腥，在负面新闻中当轻松的旁观者，在坏消息中享受那种置身事外的幸运感，以坏消息滋养某种愤懑的情绪和阴暗的欲望”(15)。但是，中国人的“坏消息综合症”似乎更胜一筹，一个很大的原因却来自“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在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上的强烈反差。“主流媒体”偏重文化宣传而轻视信息传播，加之在构建宏大叙事的过程中过于功利化，人们对它通常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以博客、论坛等为代表的“自媒体”经过最近几年的“野蛮生长”，反而变成了某种程度的“新主流媒体”，成了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微博的传播特性，则将这种反差推向了极端。事实上，当微博上的网友潮水一般地转发或评论某些“坏消息”时，他们未必真的会认为所转发的就是事实真相；更多的时候，转发和评论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只是在转发一种莫名的“世界感”——这种“世界感”在“主流媒体”及其“宏大叙事”中往往是被压抑、被屏蔽的。其实，“坏消息综合症”的微博“患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以一种消极但坚韧的方式维护着基本的、朴素的价值观，但他们也确实容易滋生愤懑和悲观的情绪，容易削弱公共领域彼此信任和相互对话的基础。这一点，从下面这个“段子”当中可以略见一斑：“微博泡久了，口味越来越重了：1、矿难死亡100人以下，只看不转；2、拆迁、城管等导致自杀、被杀10人以下，只看不转；3、100年以下一遇洪水，只看不转；4、散步1万人以下，只看不转；5、酒后飞车时速150公里以下，只看不转；6、贪污1000万元以下的，只看不转；7、情人编制一个班以下的，只看不转。”这个“段子”尽管饱含讥讽和夸张，但却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微博信息给人们造成的负面的精神冲击，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民意识的溃不成军。
2.“震惊体验”
选择是把双刃剑。当微博以其碎片化的内容和传播方式创造了“发现”与“分享”的新世界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两个基本问题：一是140字的篇幅到底能有多大价值？二是一条信息到底能在电脑屏幕上停留多久？与此相关的两个基本事实则是：第一，一次只能发送140个字的微博很难交待清楚一件哪怕只是略微复杂的事件，也很难表达清楚一段思考的前后脉络，在微博的世界里，能够真正被人有效阅读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些简单明了、更可能是耸人听闻、富于冲击力的消息。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以及社会讽刺性的“段子”往往能在微博的世界里得到广泛的传播，而思想性、辩证性的文字常常被湮没在微博信息的汪洋大海中。第二，“关注”还是“不关注”？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关注”足够多的话，海量信息不断涌现，要在其中找到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恐怕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而如果减少“关注”，那么页面上显示的信息则会匮乏，微博的意义和力量显然将大打折扣。“关注”与“不关注”、“信息”与“价值”在这里形成了悖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每天关注的大量信息中，真正值得一读、值得一评、值得回应、值得转发的信息可谓少之又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超过一半的用户在注册了微博之后就不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显然，问题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太杂，信息的有用与否很难厘清，有用的信息难以找寻。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堵塞一点也不比信息短缺更让人焦虑。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本雅明曾经用“经验”和“体验”来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不同精神文化方面的影响。“体验”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些特定的事件产生的即时感受，而“经验”则是指通过长期的认知所获得的常识，它是人们所熟悉的、可预测的，其特点是连续性和重复性。在本雅明看来，由于信息的激增和节奏的加快，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仅仅拥有瞬间的破碎的体验，这些体验无法同传统的知识和记忆贮藏达成整合，其价值大大降低。“震惊体验”则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最核心的体验，它是人类的心智面对接踵而来的纷繁复杂的外界刺激时无法将它们吸收而产生的一种即时感触。本雅明认为，随着“震惊体验”在日常生活中的频繁出现，整个人类经验结构发生了改变：作为传统经验概念基石的记忆遭到破坏，经验内涵的完整性被肢解，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那个使我的生存获得意义的“经验”被无意义的“体验”消蚀了(16)。
本雅明在运用这对概念的时候，一方面表现出对已然丧失的经验能力的怀念，另一方面也试图从经验的丧失中获得一种革命性力量。这是其矛盾的一面，也是其深刻的一面。用本雅明的这对概念来考察作为“碎片之链”的微博，我们可以发现，微博为我们提供了“体验”而磨损了“经验”，提供了“信息”而消弥了“意义”。“信息”和“意义”的区别在于，信息是零碎的事物，而意义是将零碎的事物整合成的一个大的有机体；信息只是一个指事符号，而意义则是一个象征符号；信息需要被处理，而意义需要被阐释。微博在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同时，却造成了意义的缺失。正如海姆所说：“我们收集的只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在这个信息时代……所获得的信息越多，可能有的意义便越少，这就是所谓的收益递减率。”(17)当然，正如本雅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这种缺失既可能是一种经验能力的丧失，也可能是一种新力量的策源地。
3.“速度魔鬼”
即便是具体到其最具传播优势的对突发事件的关注方面，微博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缺憾，一则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对信息往往既无辨别亦无筛选，仅仅如是我闻，或道听途说；二则是仅仅满足于强烈的现场感，对事件的起因与结果，对事实真相常常不闻不问，漠不关心(18)。从这个意义上讲，微博只有现场不求真相，只有片段不求整体，只有瞬间不求时间，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种猎奇。一个显著的事实是，这些突发事件大多只会沦为一种谈资，不会也不可能切断人们业已自动化了的、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微博难有持续关注的话题。正如有“段子”所描述的：“贪污案被强拆迁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强拆迁被高房价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高房价被地沟油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地沟油被假疫苗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假疫苗被旱灾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旱灾被矿难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矿难被地震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看吧，地震马上就被世博转移了视线。”在充分享受信息获取的高速度和巨大数量的时候，人们也在以更高的速度遗忘。米兰·昆德拉关于“速度魔鬼”的描述用在微博时代显得尤其妥帖：“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我们宁可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它加快步伐，因为要我们明白它不再希望让大家回忆；它对自己也厌烦了，也恶心了；它要一口吹掉记忆微弱的火苗。”(19)
当“记忆微弱的火苗”被一口吹掉的时候，历史感的淡漠便成了必然。历史感是一种在流动中寻求位置的意识，它是一个时代的整个社会风貌、心理习俗、意识形态、生存条件等汇成的“综合信息”，“是一种对于时间的生存感受”(20)。由于只是着眼于一系列具体的个别事件，而不能够将现在置于同过去与未来的相互关联之中，置于“长时程”和历史的“无限延续性”之中，缺乏历史感的人既无法理解历史，也难以深刻理解现实。这一点正如布洛赫所说，“历史不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堆积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理解现在的惟一方法是离开现在并把现在看作连续过程中的一个部分”(21)。而伴随着历史感的淡漠，为了避免在社会交往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人们害怕自己不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信息——即便是大量的垃圾信息会使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反倒被湮没，即便是这些信息与信息之间很难建立起联系，即便是关注的很多信息可能不是我们本来想要关注的，于是，人们习惯了囫囵吞枣式地接受信息，难有批判思考的空间，沉思默想、去粗取细、去伪存真的能力也因此日渐丧失。这样，信息堵塞和历史感的淡漠形成了一个因果交替的循环。
应该认识到，微博以及由此充分发展起来的即逝公众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尽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意义仍然是有限的。毕竟，新媒体并不会自动产生符合公共领域的理性诉求的新公众，当人们在为一种新媒体的力量欢呼雀跃的时候，也必须时刻注意这种新媒体意义的复杂性。
注释：
①中国银行河南固始县支行行长闵某酒后猥亵并殴打一女子，该县副县长张某不但未予制止，还劝被打女子说：“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参见《都市快报》2010年4月10日第11版。
②Dewey,J.,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McMillan Co.,1915,p.4.
③参见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0年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252页。
④参见百度百科《微博》，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567099?wtp=tt-。
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5页。
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⑦“we Media”，又译为“共享媒体”或者“我们媒体”，这个概念来自于美国学者吉尔默(Dan Gillmor)。在他看来，媒体发展有三次革命性的突破，分别是传统媒体(Old Media)、新媒体(New Media)和“自媒体”(We Media)。
⑧参见网友CYUZX发表于2010年9月18日的新浪微博，网址：http://t.sina.com.cn/1610031084。
⑨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46页。
⑩参见凤凰网评论《微博是个好东西》，网址：http://media.ifeng.com/critical/detaiL_2010_09/11/2490149_0.shtml。
(11)刘伊曼：《广东公安的微博革命》，载《今晚报》2010年6月20日。
(12)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
(13)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14)“短暂群体”的说法来自于美国传播学家吉特林(T.Gitlin)，徐贲由此演绎出“即逝公众”的概念。参见徐贲《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网址：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3858。
(15)曹林：《“坏消息综合症”缘自人性的不完美》，载《中国青年报》2010年8月6日。
(16)关于“经验”和“体验”的论述参见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6—168页。
(17)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金吾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18)在对北京前门地区的一桩凶杀案进行实地探访并通过微博观察和交流之后，一位记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前门事件过去了2个多月，甚至没有多少人再记得它，也很少有人继续揣摩那晚各种消息来源中互相矛盾的细节，更没有多少人会去追问凶手为什么要在那里杀人。”(谭翊飞：《微博的力量》，《南方传媒研究》第21期，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这样一种感慨恰恰印证了微博世界普遍存在的缺憾。
(19)米兰·昆德拉：《慢》，马振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20)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21)转引自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