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文化的共性和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共性论文,个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的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中，某些观点有一个没有明确提出来论证的理论前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它的文化，它不仅以文化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而且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也以不同类型的文化而区别开来。例如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是：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天人合一的文化，一个是主客二分的文化。这个前提能成立吗？这涉及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关系，本文试图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
文化是什么？这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否则，各人所理解的文化各不相同，问题就无法讨论下去了。事实上人们对文化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都承认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文化就是人化或社会化，即经过人或社会加工改造过的东西都是文化，也就是文明，因而文化或文明可以分为三类：物质文化（物质文明）、制度文化（制度文明）和精神文化（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就是精神文化或精神，它包括精神领域里的一切东西，如思想、意识、感情、意志、知识、信仰、能力等人的主观活动及其成果（科学、理论、学说、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教育、技术、风俗、习惯、爱好等）。还有一种更狭窄的了解，即一般所说文化水平中的文化，主要指科学知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不包括宗教、道德、风俗等因素。在这几种理解中，有没有一种是更加合理的呢？
我认为是有的，即狭义的理解。有三点理由：一、有较多的人倾向于这种狭义的理解。许多人都把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并列，认为三者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那就是说，经济、政治不是文化，文化是区别于经济、政治的东西，即只能是精神的东西。约定俗成，多数人的用法当然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二、即使是广义的文化，如食文化、酒文化、穿文化等，实质上指的并不是食品、酒、衣服等物质实体，而是包含在这些物质实体中的精神因素，如科学、知识、技术、风俗、习惯、美感、趣味、使用的方法或方式等等，其中包含的精神因素愈多，其文化水平愈高；食仅能裹腹，衣仅能蔽体，则没有什么文化可言。三、只有把文化看成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有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言；如果文化的外延同人类社会的外延是完全一致的，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无从谈起了，那样，问题将变成文化中的几个组成部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对文化采取狭义的理解不仅是约定俗成，而且也是合理的，至于那种更狭义的理解往往是指文化中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只是为了行文或表述的方便，很难说是文化的确切的含义。
从上述理解出发，我们来看看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由于经济、政治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个问题就主要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还是文化？这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文化史观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起最后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它最后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基本面貌，是它的不同类型区别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而唯物史观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一种颇为典型的文化史观，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和不满足罢了”，换句话说，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样法就是方式、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他又说“文化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他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基本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种文化决定了三种社会。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科学技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宗教。科学技术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伦理道德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宗教处理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伦理道德社会是它的高级阶段，宗教社会是它的最高阶段。人类社会应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但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并未经过科学技术社会阶段，处于早熟状态，因此国力孱弱，备受欺凌，而西方社会尚处于低级阶段，虽国力强大，但人们生活弊端甚多。他从这种观点出发，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就是要把三者结合起来，即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西方文化成分，复兴中国文化，真正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进一步再过渡到宗教社会阶段，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成熟的最高阶段。显然，梁漱溟把文化看成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它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区别不同社会类型的根本标准。这种观点是与唯物史观根本不同的文化史观。
英国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另一种文化史观，即宗教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文明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经济、政治和文化，其中文化是文明的核心和精髓，而文化中最根本的是宗教，“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不同类型的宗教决定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因此，他根据不同类型的文化，确切点说，根据不同类型的宗教，把世界区分为二十多个类型的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俄罗斯和东亚的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中国、朝鲜、日本等）。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史就是文化史或宗教史。
名噪一时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对世界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许多观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国学者也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我这里只想评论一下它的理论基础——一种文化史观。他认为“文明是一种文化的实体”，“文明是人们的最高文化凝聚物”，这同汤因比的观点是一致的：文化是文明中最根本的东西。他也把文化同政治、经济并列，认为“以文化和文明划分这些国家集团远比以政治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来进行划分有意义”。在他看来，“文明间的差异不仅是现实的差异，而且还是基本的差异”，而文明间的差异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不同文明的人们既在权利和义务、自由和权威、平等和等级的关系何者更重要有分歧，也在神人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市民与国家关系、双亲和孩子关系、夫妇关系等方面持不同看法。这些差异作为历史的积累非短期所能消除，它们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间的差异更为根本。”因此，“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按照亨廷顿关于文明、文化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文化史或思想观念史。亨廷顿也像汤因比那样把世界划分为若干文明，他说汤因比所确认的二十一种主要的文明大多数已消逝，只留下了六种文明，因此，他把世界划分为七或八种文明，“它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未来最大的冲突将沿着分隔这些文明的断裂带进行。”（以上引文均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
从以上举例，我们可以概括出文化史观或文明型态历史观的几个特点：一、划分世界不同地区的主要标准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政治制度，而是文明或作为文明的核心的文化。二、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并共同组成人类社会，属于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三、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东西。亨廷顿的文明型态历史观比汤因比更重视经济政治的作用。他并不否认在冷战期间世界曾由于经济政治的差异而划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不过这种划分今天过时了。他在文章的后部甚至承认：“权力上的差距以及为军事、经济和机构组织权力的争夺斗争是西方和其他文明冲突的一个根源；而文化上的差异，也即基本价值和信仰的差异则是冲突的第二个根源。”（同上）如果这里的“一个”和“第二个”意味着最根本的和较根本的，那么，这就同文化史观的基本观点矛盾了，因为文化史观是把文化放在最根本的地位，而经济、政治只能占据次根本的地位。当然，从《文明的冲突》整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来看，这种论断可能是亨廷顿的偶尔失言。
同文化史观相反，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根基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产物；经济和政治又是文化的基础、根基，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而经济、政治和文化又通过直接和间接的、简单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立体网络，文化的作用是巨大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最后的根基、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最后的动力是经济，这是不能含糊的。所谓“经济”当然不仅是经济制度，它首先是一定水平的社会物质生产，即人类的经济生活，然后才是建立在物质生产上的经济制度。所谓“文化”当然不仅是意识形态或思想上层建筑，它首先是直接反映物质生产的精神因素如科学知识、语言等，然后才是反映经济制度、政治活动的思想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系统地论证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但这些思想已包含在他们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理论之中。毛泽东正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证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确认了文化的重要地位。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接着他就引证了马克思的话来说明他的观点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毛泽东运用这个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认为中国的旧文化是封建文化，当时的文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中国要建立的新文化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对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有一个正确理解问题，它有可能使人误认为经济只包括经济制度，即唯物史观所说的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文化就是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或唯物史观所说的上层建筑，不包括那些非意识形态的东西如自然科学、语言等，这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显然包括那些全民族的科学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总起来看，唯物史观认为，一、人类社会可以区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与文化史观一致的。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中最根本的或起最后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不是文化。三、划分世界各个地区、国家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包括生产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而不是文化。这后两点是与文化史观相反的。
文化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巨大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具有独立性和稳定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是决不可忽视的。文化史观强调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而它对文化问题的分析和论证往往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唯心史观，是片面的，从整体上说是不科学的。因此，不但不能以文化史观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指导思想，也不能以它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它的合理的因素，但也应防止它可能产生的模糊、动摇唯物史观，引导人们忽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和政治的重大作用的消极影响。
二
如果只有唯物史观才是科学的，就应该以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而不能以文化史观为指导。正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毛泽东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我国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中，许多人回避用什么观点来指导这个问题，而是就事论事，就文化论文化，例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问题就是这样。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思想，这导致科学技术不发达，但天人（自然与人）关系和谐，而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主客二分思想，这导致科学技术发达，但天人关系紧张。有些人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由于这个争论涉及用什么观点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一切文化的问题，下面试作一些分析。
表达这个观点的论著很多，陈国谦教授的一段话讲得最为明确、集中、简练。他在《关于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在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凭逻辑抽象能力取同去异，追求普遍统一性，促使科学技术发达，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实际认识和改造能力；但如果停留于主客二分阶段，主客彼此隔绝，人与环境无法交融，心灵难得自由，实际生活亦可能引致环境的破坏性反作用。中国文化主张主客混沌，凭生命直觉任万物自然，创造了万物一体、人与自然交融的内心高远界；但缺乏主客二分的理性精神，难以发展近代科学技术，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上缺乏实践能动性。可见中西文化各执一端，各自的长处亦正是各自的短处。如何从主客二分达到主客一体，从人与环境分离达到人与环境相融，是环境哲学的根本问题。”同年《哲学研究》第4期罗卜的文章《国粹·复古·文化》针锋相对地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人类文化发育史所遵循的共同规律表明：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多样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某种思潮可以成为主宰大众文化的主流，但绝不可能有万古不变的单一文化图景。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化史，而文化史本身就是多重因素彼此交融的产物。任何文化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所谓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文化，中国文化是主客浑沌（或天人合一）文化，是一种任意的虚构。”
“任何文化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话讲得很对，但罗卜并没有讲清楚中国文化的共性是什么，西方文化的共性是什么，更没有讲清楚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什么，陈国谦倒是从他的视角讲了中国文化的共性（天人合一），西方文化的共性（主客二分），但也没有讲人类文化有没有共性，如果有，共性是什么。我认为文化无疑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姿多彩的，但它也有共性。文化的共性，或曰普遍性、一般性，又分为若干层次，否定共性是不对的，只承认地区文化的共性，否定人类文化的共性也是不对的。当然，共性是什么也是要进一步研究的。那么，人类文化的共性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方式，最一般的方式就是从各地区、各时代的文化现象中寻求其共同点，但这样找到的共同点不一定是最根本的，因为文化现象十分复杂，极其多样化，很难归纳。另一种方式是从其根源去寻求，也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文化看成在经济、政治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现象，而不能离开社会实践，就文化谈文化。
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和人类社会都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所谓历史归根到底不外是人的社会实践的总和。人类社会的文化，作为与经济、政治并列的人类社会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其根源也是人的社会实践。因此，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社会实践的共性与个性决定的。那么，社会实践的共性是什么呢？
实践的最根本的共性是实践的本质，即自觉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的活动。一是改造，二是自觉。所谓自觉不仅是有意图、有目的，而且是有思想指导，即多多少少的规律性认识的指导。有自觉而无改造，即无实际行动，谈不上实践；有改造而无自觉，则是动物式的活动，也谈不上人的实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以它的成员的自觉改造活动为基础。不管哪个地区的社会，不管哪个时代的社会，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文化既是以社会实践为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它的共性就应该是社会成员的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这种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是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必然具有，而且不能不有的，否则它就只有萎缩、凋零、消亡。
诚然，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家们真正科学地认识到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历史上的作用是很晚的事情，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大约于150年前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由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绝大多数都是轻视劳动的，从而也是轻视实践的。但是，既然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死存亡所系的活动，怎么可能没有思想家对它有所认识呢？而且，一个人即使对实践活动的意义毫无认识，在实际行动中也不能不对世界进行自觉的改造。试想，人类在进行采集、渔猎、畜牧、农业、工业生产活动的漫长过程中怎么可能不按照一定的规律性认识来指导自己的改造活动呢？这种活动怎么可能不反映到自己的头脑里并影响自己的文化活动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的文献中摘引大量言论来印证这种推断。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的最根本的共性应该是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这是应该首先明确的，然后才谈得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即特殊性或个性。如果只谈它们之间的差别而忽视它们的共性，这种差别就会成为割裂，成为难以理解的虚构。我们不妨用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一下天人合一思想和主客二分思想。
“天人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多种含义，其中包含的神秘的封建的含义暂时不予考虑，这里只谈其中包含的合理思想。一、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是一体，人不能存在于自然之外，人自始至终是自然的一部分。这当然是对的，也是有意义的，可以防止我们去做破坏自然的蠢事。二、天人合一是指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即人们所熟知的生态平衡，但所谓“和谐”、“平衡”都是从人的角度说的，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和谐与平衡。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动植物、治理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并不是因为自然界有什么权利，完全是为了人类自己。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就是最宜于人类居住、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自然界本身是无所谓和谐不和谐的。因此，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只能采取更加自觉地改造自然的办法，而决不能抛弃科学技术、停止自觉地改造自然，让自然界回到人类出现时的原始状态。不存在是否要改造自然的问题，只存在怎样改造自然的问题：是把自然界改造得更宜于人类的生活，还是只顾局部利益与眼前利益而把自然界改造得越来越不宜于人类的生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此理解的“天人合一”，不但与改造自然不冲突，而且正是人类自觉改造自然的积极后果。
“主客二分”当然也有一个理解问题。有的人把主客二分理解为主客对立，理解为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地索取和掠夺，而且把生态平稳的破坏归罪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并把它说成是西方文化的共性，似乎它不是中国文化的共性，这完全是对主客二分的误解。正确地理解的主客二分，不过是指人在实践与认识的过程中把自己与客观世界相对地区别开来，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类不毁灭，人类永远要把自己看成主体，而把世界看成客体。至于人如何处理主客关系，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不能因为主客关系处理不好就根本否定主客关系，那不是因噎废食吗？
主客体的区分，人把自己从浑沌的世界里区别出来，是在类人猿变为人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在劳动和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的。从逻辑上说，首先是实践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然后是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还有评价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这种区分将与人类相终始。主客二分从空间上讲是普遍的，不仅西方那里有主客二分，中国这里的主客二分一点也不少。人的活动只要是自觉的活动，人就是作为主体来活动。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家把区分主客的唯物主义叫做二元论，那完全是一种歪曲和诬蔑。
主客二分并不排斥主客统一，主客统一也是首先在劳动和实践的过程中发生的，那就是改造世界的成功，是主体目的的实现。主客统一在认识活动和评价活动中也时时出现。上面讲的天人合一从一定意义讲也就是主客统一。因此，主客二分与天人合一，如果给以合理的解释，实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不仅是不冲突的，而且是相互依存的、互补的，谁也离不开谁。只有主客统一而无主客二分，那就没有人类及其活动；只有主客二分而无主客统一，那就会使人类无法生存和发展下去。西方人，东方人，北方人，南方人，概莫能外。主客二分与主客统一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它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主客二分的文化和没有主客统一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偏重一个方面的文化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如果中华民族偏重主客统一，而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它能绵延存在到今天而且日益兴旺发达吗？如果西方各国偏重主客二分，它们能创造出高度的现代文明吗？
那么，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是否各自有其共同的特色呢？这当然是有的，人类文化的共性只能通过多种文化的特殊性、个性表现出来。这些特殊性、个性对于各自文化来讲，也是普遍性、共性。把“天人合一”看成中国文化的共同特性，把“主客二分”看成西方文化的共同特性，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即使说中国文化偏重于主客统一，西方文化偏重于主客二分，也是难以成立的。你可以在中国思想家中找出许多强调主客统一的话，我也可以在中国思想家中找出同样多的强调主客二分的话；你可以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出许多强调主客二分的话，我也可以在西方思想家中找出同样多的强调主客统一的话。但是，这并不是说，各种文化没有任何共同的特性。中国理论界除了以主客统一与主客二分来区分中西文化之外，还提到另外一些中西文化的区分，如中国文化强调把整体摆在第一位（整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把个人摆在第一位（个人主义）；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西方文化重视宗教；中国文化强调精神享受，西方文化强调物质享受；中国文化重视经世致用，西方文化重视系统研究。这些说法都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有些说法却不见得能成立。除了上面提到的主客统一与主客二分而外，有人认为中国哲学以“和为贵”，“仇必和而解”，而西方哲学，特别是包括在西方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斗，“仇则仇到底”，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无论中西，思想家们都是讲和的多，强调斗的毕竟是少数，但中国文化史斗的纪录决不次于西方。有人讲过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砍书，这是不错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年代当然强调斗争，但在从革命过渡到建设时，和，即统一，就成了主旋律。毛泽东讲斗也讲和，邓小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也没有忘记斗争，这些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人类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的差别与比较是一个大题目。为了创建21世纪的文化，为了各种文化互相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应该广泛而深入地研讨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忽视整个人类文化的共性——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共性，各种文化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吸取将成为不可能。我们经常听到世界各种文化要融合，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要融合的主张，如果人类文化没有共性，这种融合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21世纪的文化将在人类历史新阶段，亦即人类社会实践新阶段的基础上来建立，它更加离不开人类文化的根本共性——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思想。
三
人类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问题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时争论过这个问题，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争论。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本土的东西，而是舶来品，它的传播导致民族文化传统的失落和断裂。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只能是本土的东西，即儒家思想和其他本土的思想。这就否定了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任何共同之处或相通之处。然而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包含了许多对于东西方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既然具有普遍意义，只要能找到它们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就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种表现形式，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来自中国实践，又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实践，这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又是中国特有的思想体系，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精髓，正如儒家思想曾是中国封建文化的精髓一样。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而不是舶来品。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精神系统，其主要部分（主体）当然是本土的，外来的因素（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只能是局部，起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是局部。马克思主义只是文化因素，不是一个文化的完整体系，不可能取代中国文化。它作为指导思想也不是以其纯粹原有的形态起作用，而是通过其中国化的形态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起作用。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它没有变成德国文化，也没有变成苏联文化或俄国文化。它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今天当然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问题，重新分析和汲取问题，但根本不存在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出现的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问题，有的只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断裂，或说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断裂。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逆转的；今日中国存在着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恢复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做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结论，这一结论在今天也是正确的，但要加上一个特点，即现代化的特点。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化的文化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无疑也应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来建设，即首先按照唯物史观来区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各个因素，其次按照唯物史观来处理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再者，还要考虑到，在我国的文化中所包括的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因素，即传统文化因素，和从国外传播进来的文化因素，特别是西方文化因素。它们的力量都是很大的，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始终存在如何正确处理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中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问题始终是我国理论界的一个热烈讨论的问题，已发表的论著甚多，但谈论具体文化问题的论著多，而研究文化基本问题的论著偏少，这不利于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认为关键的关键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来作出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结论，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避免不知不觉间陷入文化史观的窠臼，以文化史观为指导来考察中国文化问题，并进而以文化史观为指导来考虑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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