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地三青山为例_三清山论文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关系——以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目的地论文,居民论文,三清山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4-01

      doi:10.11820/dlkxjz.2014.04.015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居民是旅游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刘丽梅等，2010)，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强烈影响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唐承财等，2013)。对居民感知和态度的研究理论已经较为成熟，当前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以下几方面：①针对不同类型旅游案例地和旅游活动研究，某些特殊旅游类型尤其需要关注居民的感知与态度，如生态旅游类型(Zhang et al，2012；史春云等，2010)，古村落旅游(卢松等，2009)，世界遗产地(Nicholas et al，2009)，城市地域和少数民族地区(杨兴柱等，2005；李志飞，2006)，重要节庆活动(Prayag et al，2013)。②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研究，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不同，进而居民旅游支持度也具有差异(Smith et al，1998；Dierich et al，2009；Kim et al，2013；汪德根等，2011)。③基于居民不同感知和态度的居民分类研究，如理性支持者、片面支持者、恼怒支持者、积极支持者等分类(Doxey，1975；苏勤等，2004；史春云等，2007)。④居民感知影响因素模型变量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对居民感知的前后向结构要素进行建模分析，如地方感、居民参与度、旅游发展期望、满意度、支持度等(汪侠等，2010；杜宗斌等，2013)。⑤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运用比较法，对不同景区或同一景区外围、过渡、核心区的居民感知对比研究(刘益，2006；李东和等，2008)。

      旅游地快速发展时期，居民受到的旅游影响程度不断增加，居民在享受旅游发展获益的同时，也面临旅游地游客大量输入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往文献中，居民对旅游感知的理论模型，比较经典的有经济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三分法(Cottrell et al，2013；陈晓艳，2008)和成本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获益感知(正面旅游影响感知)二分法(Vargas-Sanchez et al，2011；许振晓等，2009；汪侠等，2010)。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将居民感知分为“成本感知”、“物质性获益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是对居民旅游发展感知二分法理论的扩充与延伸。本文将进一步探索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结构特点，并检验旅游影响感知是否对居民地方感产生作用，意在总结验证文献成果基础上有所创新。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采集

      三清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是以花岗岩峰林、象形石和松林景观为特点，兼有道教文化的山岳型旅游景区，拥有长达16000 m的高空栈道，风景壮丽，可分为核心景区和外围缓冲区。

      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主要由社区居民自主填写完成，针对部分文化程度较低而对问卷理解存在困难的居民进行解释并辅助完成问卷。问卷设计包括居民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和有关地方感、旅游影响感知、满意度等几个维度的信息，维度问卷采用Likert五分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问卷发放地依据三清山景区的实地情况，范围是核心景区两个主体入口周边和外围环山公路节点居民区，对象是景区附近商铺、流动摊位和周边居住区的居民。采取便利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调查法。2013年6月9-16日发放问卷330份，回收280份，有效问卷27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2.12%。

      2.2 人口学特征统计

      居民调查基本信息显示(表1)：女性居民比例为57.3%，说明留守居民女性居多，并与旅游业服务型工作性质相关。受调查居民45岁以下占78.7%，说明景区附近常住居民年龄偏中青年，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85.6%是上饶市原住民，14.4%是外来务工常住居民，居住时间＞20年的居民占47.4%，显示大部分调查对象是原住民(native resident)。职业构成中与旅游相关职业(包括面向游客的私营业主、宾馆饭店等服务人员)达68.5%，三清山旅游给当地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居民平均月收入集中1000～3000元，占34.5%，大部分居民还处于中低收入阶段。

      

      

      2.3 模型构建

      2.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问卷题项的总体Cronbach's a值为0.866，问卷的信度很高，KMO值为0.833，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显著，效度值较好，适合因子分析。选用主成分方法，旋转法采用最大方差法，固定抽取4个因子，对除满意度以外的感知题项进行因子分析(表2)。剔除载荷量＜0.5的“提高知名度”题项，得到4个主成分，解释的总方差累积59.3%，基本达到提取因子的要求。因子1包括保护传统文化、吸引外出大学生和村民回乡、增加与外界交流和提升当地形象，偏重情感层面的间接获益，并且属于居民旅游获益感知题项，可归纳为情感性获益感知；因子2为居民地方感维度；因子3包括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吸引投资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属于居民直接物质获益，归纳为物质性获益感知；因子4为居民成本感知维度。物质性获益、情感性获益在管理学、社会学文献研究中应用较多(赵晓煜等，2010；方楚等，2011)。为方便分析说明，将“吸引外出大学生回来”和“吸引外出村民回乡”概括为一个题项“吸引外出居民”，同理，“物价上涨”和“房价上涨”概括为题项“物价房价上涨”。

      2.3.2 理论基础及假设模型

      Jurowski等(1994)认为，滨海旅游地居民地方感越强越能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强烈地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环境方面的负向影响；McCool等(1994)发现地方感强的人比地方感低的人能更多感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正向影响；旅游地居民的满意度建立在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基础上(汪侠等，2010)。国内外学者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结构研究较为成熟(表3)，但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内部作用关系鲜有研究，也很少涉及旅游影响感知是否反作用于地方感，本文就此展开分析，在借鉴文献研究基础上，引入地方感、成本感知、物质性获益感知、情感性获益感知、满意度5个潜变量和6条基本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图1)。

      

      6条基本假设如下：

      H1：地方感与居民成本感知存在负相关关系；

      H2：地方感与居民物质性获益感知存在正相关关系；

      H3：地方感与居民情感性获益感知存在正相关关系；

      H4：成本感知对满意度存在负向影响；

      H5：物质性获益感知对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

      H6：情感性获益感知对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

      

      图1 居民旅游感知结构理论模型

      Fig.1 Conceptual model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拟合

      Cronbach's a是检验潜变量内部信度的重要指标，结构方程变量题项的总体a系数为0.816，信度较高，内部一致性较好。地方感a系数最高0.848，潜变量的成本感知和满意度a系数最低为0.624，量表信度值在0.624～0.848范围内，满足a系数＞0.6的标准要求(表4)。

      对参与构建结构方程变量的总量表及潜在变量分维度进行效度分析，总量表KMO值为0.837，说明量表题项间有同质性，适合提取共同变量。Bartlertt's球体检验卡方值在58.138～442.697，总量表为1639.4，均在0.001水平下达到显著。

      利用AMOS2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按照模型修正提示，增加了合理的路径连接。如增设情感性获益感知和物质性获益感知的共变关系，地方感和满意度回归路径，还有部分测量变量的残差共变关系(表4)；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参数如(表5)，绝对拟合指数、增值拟合指数和简约拟合指数均达到拟合要求，拟合情况较好。

      

      3.2 路径分析

      测量模型中，因子载荷在0.49～0.85之间，符合因子载荷＞0.4的标准，基本满足测量变量对潜变量的说明。综合信度值在0.63～0.85之间，说明测量变量内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

      地方感与成本感知相关系数为-0.14，呈负向不显著相关，地方感与物质性获益感知和情感性获益感知均显著正相关，其中地方感与情感性获益感知尤其显著。旅游地快速发展时期，旅游带来的经济、环境、文化的负面影响并未抵消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旅游发展的负面代价对居民地方感情影响不显著。地方感用来形容居民对地方的认同和依恋的情感，这种情感与旅游的情感性获益是本质共同的感受，地方情感越深感受到形象提升等旅游情感获益越强，而这种情感获益的增加会加深居民地方感。同样，地方情感会促进居民对旅游带来的物质获益的判断，而直接的物质获益同样会增加居民对地方的好感。总体来说，在旅游发展阶段居民的获益感知是地方感和满意度态度的最重要中介变量，情感性获益相对物质性获益中介作用更显著。

      物质性获益感知和情感性获益感知相关系数为0.63，呈正向显著影响，说明三清山景区居民间接的情感获益与直接的物质获益感知相互促进，积极的情感性基础如旅游地形象提升、与外界交流增多、吸引外出的居民返乡、保护传统文化会正向反馈给物质性获益感知。同样，收入的提升等直接物质获益会促进居民感受到精神获益。

      地方感对满意度呈正向显著影响，地方感越强，居民对旅游发展和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满意度路径分析结果与理论假设一致。其中，成本感知对满意度为负向不显著影响，说明三清山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未显著影响居民的满意度。物质性获益感知对满意度为正向不显著影响，情感性获益感知对满意度为正向显著影响

      数据分析说明旅游发展带给居民情感获益比物质获益更能提高居民满意度，这并非暗示物质获益就不重要，而是物质获益和情感获益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游客到来让居民感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地方荣誉感，并认为这样将会有益物质获益的增加尽管现阶段物质获益并不多，但是良好的情感接纳能产生好的物质获益的愿景，因此，情感获益感知对地方感和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更强。

      3.3 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感知比较

      旅游区的常住人口统称为旅游地居民。区域尺度研究时，为分析不同户籍来源的居民地方感、旅游影响感知、态度等的差异，文中根据实地情况把旅游地居民按“市域”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表6)。三清山为怀玉山脉主峰，主体景区位于上饶市。家乡是三清山周边的居民地方感较强，非上饶市的外来务工居民对三清山的地方感理论上稍弱，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感知对比能客观揭示地方感强弱带来的感知差异。

      (1)计算变化情况：

      

      式中：R为原住民感知得分；NR为非原住民感知得分；变化情况ν表明原住民相对于非原住民的感知程度的变化。

      地方感题项原住民普遍高于非原住民的感知，符合理论假设，出生在当地的居民对旅游地具有比外来人口更深厚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情感性获益感知题项原住民普遍高于非原住民，原住民比外来居民更易感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情感获益，如旅游地形象提升带来的情感认同原住民感受更敏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图2)表明，地方感和情感性获益感知有显著正向相关，此处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原住民比外来常住居民有更深的地方感情和更敏感的旅游非物质获益感知。

      

      图2 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2 Standard path coefficients for SEM

      原住民大部分成本感知高于非原住民，如“房价物价上涨”、“环境污染”、“拉大贫富差距”题项，而类似情感性成本的“破坏淳朴民风”感知弱于非原住民，说明原住民在旅游地长期生活，对身边的成本变化感受较非原住民更加敏感，但是对“民风遭受破坏”感知较弱。物质性获益题项，原住民较外来人口对旅游发展带来的“提高收入”、“促进设施建设”感知更高，可能外来居民挤占了原住民的就业空间和旅游市场，外来居民对“增加就业”和“吸引投资”感知高于原住民。

      原住民对旅游发展可能预期更高，因而受旅游业发展吸引来的非原住民相对更加“满意旅游发展”。原住民地方情感深厚，更加“满意当地生活”。无论是景区当地的原住民还是旅游吸引来的外来常住居民，满意度测量项平均值都达到3.49分以上，说明居民满意度较好，这对于处于快速发展期的三清山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是很好的支持。

      

      4 结论

      居民地方感(社区依恋/地方依恋)、旅游影响感知与满意度研究成果颇多，结论大同小异。已有文献多研究地方感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因果关系，而本文验证了旅游影响感知同样作用于居民地方感，并在因子分析基础上细分了旅游影响感知的维度。

      研究得到部分结论印证以往的研究结论，地方感(社区依恋)对居民满意度(支持度)有显著积极影响(Nicholas et al，2009；汪侠等，2010)；地方感对旅游获益感知影响远大于对成本感知(许振晓等，2009)；居民获益感知对居民满意度/支持度有直接显著积极影响(Lee，2013；许振晓等，2009；程绍文等，2010；史春云等，2010；汪侠等，2010)；成本感知对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史春云等，2010)；居民地方感和旅游获益感知是满意度/支持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史春云等，2010)。

      本研究发现，案例地物质性获益感知对满意度影响不显著，而居民情感性获益对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居民可能感受到的物质获益有限，而物质性获益感知和情感性获益感知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而良好的情感获益会让居民坚信将来物质获益愿景会更好，因此，情感获益对居民满意度路径影响更显著。鉴于此，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可增加对居民情感获益的投入，如增加环境投入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并开发当地的特色文化，加大景区营销宣传，从而提升景区形象，给居民营造更好的旅游物质获益预期，增加居民满意度，进而提高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支持度，有益景区可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得到的新认识是，旅游地居民长期受到旅游发展和主客交流的影响，居民地方感也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验证了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地方感具有反馈作用，两者相互影响，即旅游给当地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变化会影响居民的地方情感。案例地成本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不显著。获益感知与地方感相互作用显著，其中情感性获益相对物质性获益感知对地方感的作用更明显。

      居民的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对比研究发现，原住民地方感更强，而且情感性获益感知更高，物质性获益感知中“提高收入”感知更强烈，对旅游发展的成本感知也更敏感。原住民对旅游发展的预期更高(尹立杰等，2012)，因而，“满意旅游发展”一项感知低于非原住民，原住民更加“满意当地生活”。

      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尽管测量变量的因子载荷较好，但文中潜变量对应的测量变量数量不多，对潜变量的解释说明仍然有限，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增加测量变量进行验证。文中根据研究需要将“满意当地生活”题项作为“满意度”变量测量指标，与个别文献中归入“地方感”变量不同，这种变化影响大小需要进一步探讨。为方便研究，将“物价上涨”和“房价上涨”合并为一个题项“物价房价上涨”，这种测量指标的合并对整个结构方程拟合效果的影响还需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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