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看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状况——基于1993—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类立项项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政论文,项目论文,国家论文,政治学论文,发展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历程，曾在1952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被取消。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观点，① 这对于该学科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自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恢复和重建阶段（1978—1985年）；第二，飞速发展阶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阶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②
另一方面，中国自1986年起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其中包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点课题、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等。国家社科基金是中国目前惟一的国家级的、资助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金项目，它面向高校、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党政机关、军队院校等研究机构，被社会科学界视为衡量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水平的重要标志。
那么，是否可以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角度来考察某一学科的发展状况呢？在法学和体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已有部分学者做了这方面的努力③。遗憾的是，在政治学科却还未见有相应的研究出现。本研究即是通过对1993—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政治学类项目进行统计分析，试图回答以下的问题：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来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状况如何？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有哪些经验，还存在哪些问题？
国家社科基金是中国政治学类最高级别的科研基金项目，分析该基金历年的政治学类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可以从宏观上分析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现状及发展方向；也有助于相关研究人员了解政治学领域学术资源的配置情况，为相关机构的学科建设决策提供一定参考。另外，中国传统上不是一个“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④，因而政治学研究向来比较缺乏数据，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定量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开展。本研究也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积累一定的数据。本文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⑤上“历史资料”栏目下“历年资助项目”中政治学类（1993—2008年）中的相关内容。
以下，笔者拟对所有立项项目从立项数量、项目研究主题、项目成果形式、获得立项机构分布等方面加以分析，以求对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政治学类项目做一个全方位的考察，从而在宏观上呈现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状况的大致图景。
一、立项数量的历年变迁
1993—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共资助了政治学类项目658项。这些项目主要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2004年后，为促进西部地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特单独设立了西部项目。
图1是国家社科基金历年在政治学领域立项的项目种类及数量图。从此图可以看出：
1.立项数目有了较大的增长。立项数从1993年的17项增加到2008年的82项，年均增长率为10.33％，基本上与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若以GDP为衡量尺度的话）同步，较于法学类（11.30％）和社会学类（9.62％）⑥ 的年均增长率差别不大。但如果从立项数量上来看，差别就比较明显了：法学类立项数从1993年的31项增加到2008年的172项；而社会学类则从1993年的29项增加到2008年的126项；与经济学（分为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两大门类）立项项目数量的差距就更大了。
2.各类项目中，重大项目只立项三次，1997年之后再无立项。重点项目数量，除1996年达到过8项之外，其他年份一直徘徊在5项以下，甚至有4年出现没有重点项目立项的情况。立项项目较多的是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这两类项目也都呈现出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与该基金项目评审“向西部项目和青年项目倾斜”的原则⑦ 相一致。
3.从2004年开始，为使国家社科基金能更多地惠及研究力量相对较弱的地区，该基金特设立西部项目。但西部项目立项数量并不稳定，如2007年出现无一立项的情况。
二、项目研究主题的变迁分析
在此，将政治学科的研究主题分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项目除外）、中国政治、国际关系、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五个分支。图2为不同分支领域所获得立项项目的分布图。从该图可以看出：
1.立项项目的研究领域主要以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和中国政治研究为主，两类项目立项总数为496项，占总立项数的75.38％。这与国家社科基金在项目研究主题的审批上“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足国情、立足当代”⑧ 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以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为研究主题的项目大多数为对策性研究，以“使其能更多地为各级决策者所重视和采纳”⑨ 为研究努力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品质。这一点也印证了其他学者关于中国行政学学术品质研究的结论⑩。
2.有关政治学理论项目一直较少，虽然在2003—2005年出现过一个小高峰期，但之后又明显减少。16年来，该领域总共立项46项，仅占总立项数的6.99％。这说明中国针对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明显不足，也导致了“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仍然不够雄厚”(11)。
3.涉及国际关系的项目很少，这主要是因为该主题的项目主要立项在另一个专门领域——“国际问题”中。可见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在中国还未归为政治学科下，这一方面与国际上通行的学科分类并不相符，说明了中国政治学所面临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仍有待系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关系问题研究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这与Nina Halpern早期研究的结论(12) 是一致的。
4.涉及官方意识形态的立项项目数量较多。虽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科门类中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史·党建”这两个专门的领域资助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但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因素，政治学研究还是较多地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在历年的课题指南中，特别是在1999年以后，大都明确要求围绕主流意识形态的热点进行申请立项。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政治学研究主题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采纳，使得不少政治学研究成为“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官方政策的阐释和评析，以及对一些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13) 的传播。
三、项目成果形式分析
历年来立项项目主要的成果形式为专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及少数其它形式。大量的项目研究成果都有两种形式。图3是统计关于项目成果形式的饼状图。从该图可以看出：
1.项目成果形式大部分是专著、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专著数量较多，说明中国政治学研究尚未构建起系统化的理论。以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为成果形式的项目，其研究周期大都比较短，且多数为就某问题进行的对策性研究。这也继续印证了上文论及的政治学／行政学学术品质的问题。
2.其它形式的研究成果太少。虽然出现了6个以电脑软件、2个以工具书为形式的项目成果，但尚未出现以数据库等形式的研究成果。这说明政治学研究中数据积累方面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成果形式多元化上亟须加强。
3.很少有较大型的调查类项目立项。缺乏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和案例，就无法为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地支撑。有学者指出，要将实证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推进到更高阶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从权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从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从空间政治向时间政治延伸，从质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它学科延伸。(14) 这方面，香港科技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建立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和清华大学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案例库的运作经验值得借鉴。
四、立项项目的机构和地域分布情况
1.获得立项的机构分布
将获得立项的机构分为高等院校、党校／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党政机关、以及其它机构5类，并将每一类机构历年获得的立项数量加以统计，所得到的图4为获得立项的机构分布折线图。从该图可以看出：
（1）历年来获得立项数量最多的机构是高等院校，且增长趋势十分明显；而其它机构获得的立项数目变化基本不大。16年来，高校共获得立项454项，占总立项数的69.00％，遥遥领先于其它类型的研究机构。
（2）中央及各省市级党校／行政学院获得立项数量也占一定比重，但该系统获得项目数在2001年之后基本没有明显的增长，因而其立项数占总体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另外，国家及各省市级社会科学院获得立项数量一直不多，这是一个值得社科院系统思考的问题。
（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所有的立项项目中只有一个项目是两个机构合作申请。其它项目虽然也有不少是团队申请，但都是一个机构的内部成员组成。可见，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它学科的相关研究中。(15)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跨机构合作的成本较高、难以协调，也体现出政治学领域中研究队伍的封闭性。但是，各机构的人才资源毕竟有限，机构之间合作的缺乏也往往会限制项目研究的质量。
2.获得立项数较多的机构情况
表1 是获得立项总数居前10位的研究机构列表。从表1可以看出：
（1）这12家研究机构所获得的项目总数占到了总立项数的33.74％，呈现出明显的聚集作用。这说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批既要考察选题的意义，也会考虑申请项目的课题组组成人员的研究水平。
（2）北京地区有6家机构名列其中，这说明了该地区政治学研究的整体实力。另外，从该表可以大体看出现阶段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研究的五大中心城市，即：北京、武汉、上海、长春、广州。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西部地区并未形成一个研究中心。
（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华中师范大学16年来共获得立项数为11项，其中至少有5项是其“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申请获批的。从中可以看出，专业研究中心在申请基金项目中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这也为其它机构发展各自的学科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要发展自己特色的研究领域或研究中心，从而形成专项研究的聚集效应。
3.立项项目的地区分布
为了分析获得立项的机构所处地域的情况，本文将这些机构所在的省市划分为五个片区，即北京、东北（包括3个省）、东部（包括9个省市）、中部（包括6个省）和西部（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单独列为一区是由于它获得的立项数目较多的缘故；其它四个大区则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开文件中的提法而划分的。图5为历年立项项目在各地区分布饼状图。从该图可以看出：
（1）北京作为一个单独的城市，其所获得的立项数目占总立项数的近四分之一（24.92％）。因此，北京可视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中心。其中原因，当然与地处北京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众多有关；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当地的研究机构和人员获得信息和资料较之其它地区更为便利，这就使得他们在申请基金项目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东部地区获得项目在五个地区中最多，而且即使平均到每个省市的话，其项目数（23.11个）也仅比北京地区少。如果仔细分析东部地区立项项目分布的话，可以发现每个省市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与之不同的是东北和中部地区，这两个地区基本上形成了长春和武汉两个政治学研究中心；两个城市所辖研究机构获得的立项数量占各自地区总数量的比重都很高。
（3）西部地区包含的省份最多，但立项数却并不多，而且这还是在将西部项目计算在内的情况下。如果剔除西部项目的数量，则该地区16年来总共获得的项目数为89项，平均到每个省、市、自治区则不足7.42项。这远低于其它地区每个省市所获得的项目平均数。合理的推测是，这一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学门类，在其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也是自2004年之后，国家社科基金中单列西部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上分析勾勒出了1993年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可简要总结为：一是在社科基金的支持下，政治学研究获得较快发展，但整体水平相比较于法学或社会学等其它学科还有一定差距；二是学科研究中还存在大量的对策性研究，理论性研究还不足，学术研究品质有待提高；三是研究机构以大学和党校／行政学院为主，但机构间的研究合作不够，研究队伍需要进行整合；四是基本形成了五大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城市，但地区间学科发展的水平不均衡，西部地区的研究水平相对落后。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局限。本文是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类立项项目的考察，来分析1993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状况；虽然其中的一些发现验证了其他学者所提出的假设或观点，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外部视角的研究，其呈现的只是中国政治学科发展图景中的一部分。而且，文中所指出的一些问题与学界其他学者对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自身的反思(16)，特别是在学科研究中有关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反思还是有所区别的。
注释：
①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② 杜明才、刘忠友：《“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研讨会综述》，《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
③ 参见常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类立项项目分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常安：《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看法学研究现状》，《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田雨普、张文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体育科学》2006年第4期。
④ 黄仁字：《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77页。该观点受启发于常安先生有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法学学科发展的研究（详见常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类立项项目分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2页），在此表示感谢！
⑤ 网址为：http://www.npopss-cn.gov.cn/planning/yearxm.htm。
⑥ 数据均来自同一网站。
⑦ 参见《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评审工作会议召开》，《人民日报》2007年5月11日。
⑧ 刘云山在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5年4月22日电文。
⑨ 杜明才、刘忠友：《“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研讨会综述》，《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
⑩ 参见郑宇硕（Joseph Y.S.Cheng）、卢琴（Lucia,Q.Lu）,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Issues in China:Evidence from Content Analysis of Leading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Issues & Studies,Vol.45(1),March,2009,PP.203～241；何艳玲：《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1期；刘亚平：《公共行政中的对策研究：批判与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1) 杜明才、刘忠友：《“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研讨会综述》，《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
(12) Nina Halpern认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不包括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有两个领域（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在为现有体制提供建议方面进展最大。参见Nina Halpern.Social Scientists as Policy Advisers in Post-Mao China:Explaining the Pattern of Advice,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w called The China Journal),issue 19/20,1988,P.217.类似研究也可参见David Shambaugh,“China' s Nation Security Research Bureaucracy,” The China Quarterly,Vol. 110(June,1987),pp.276～304; David Shambaugh,“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nk Tanks:Evolving Structure and Process,” The China Quarterly,Vol.171,(September,2002),pp.573～396。
(13) 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14) 杜明才、刘忠友：《“中国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30年”研讨会综述》，《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
(15) 田雨普、张文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体育科学》2006年第4期。
(16) 关于学者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反思，可参考王绍光：《“接轨”还是“拿来”——政治学本土化思考》；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