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亚洲经济危机原因的评估：积极反馈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亚洲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反馈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本质
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似乎是由当年夏季泰铢的暴跌引发的，它迅速波及其他东南亚货币中脆弱的币种。1997年下半年，印尼的兑换率下跌了3／4，同时泰铢与韩元也损失了一半的币值；菲律宾比索和马来西亚林吉特也损失了其国际币值的40%。在这些国家的金融资本市场上，本国的定期存款币值也以同样比率下滑，而美元存款额甚至下降更大（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的股值下跌了80%以上）。甚至在亚洲经济实力强劲的香港特区、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都因股值下降而饱受其害。如同日本1990年的情形一样，1997年，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的金融市场与房地产的泡沫经济也趋于破灭。
1996年，外资正以年度1000亿美元的速度流入亚洲国家，而1997年下半年又以同样的速度流出亚洲。在众多这类亚洲国家里，经济灾难造成了政局不稳，种族纷争，以及人员大量死伤的骚乱。人们对随后几年内的经济增长的种种期望都成了泡影，原因不仅在于这些亚洲国家大伤元气，也因为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到1998年末，虽然一些亚洲国家已从1997年的币值、资产价以及经济重灾中稍稍地复苏过来，然而像印度尼西亚这类国家依然是千疮百孔。
国际上对亚洲危机的反应
1997年底，为制止急剧下滑的亚洲经济进一步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组成的几个援助小组被派往该地区，提供财政援助，这些援助彻头彻尾都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这类拯救计划在短时期内恢复了人们的信心，且避免了亚洲国家间不履行债务情况的进一步蔓延。然而，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领导的援助行动正着手降低因日本、德国和美国银行为亚洲国家提供高风险、高抵押贷款而造成的损失时，却使得国际银行业的伦理问题进一步恶化，且增加了这类不谨慎贷款在未来泛滥成灾的可能性。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之前虽经历过经济运行不佳的拉美国家经济与金融的危机，却没有碰到过经济运行一直良好的亚洲的经济危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项亚洲政策至少从一开始就是不妥当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在这些受影响的亚洲国家里长期坚持的高利率及紧缩货币的政策，从而打击了这些国家一些业绩良好的公司（虽说也同时惩罚了多家确实做出过不良商业决定的银行与公司）。由于众多的亚洲经济实体持续衰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要调整针对这一大群经济实体的政策规定。然而，它所领导的拯救计划却因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而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毁誉参半的评估，是根据某种不确切的关于亚洲危机本质与特定因素的假设。
结构变化与外债
受经济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曾在世界上占有最为强健的工业与对外出口，然而他们的财政收支，已从80年代的积极增长转为90年代中期的消极增长。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强国的出现，90年代初期出口的强劲，以及日本在90年代持续的经济衰退迫使他扩大出口，其他亚洲国家只得变换策略以适应新的、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1994年中国货币的贬值，1995年4月之后日元的升值（当时降至80日元兑换1美元），皆加剧了竞争的压力。或许亚洲货币与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信用评价机构大吃一惊，而问题早在90年代初就很明显了。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受灾最重的国家是采用固定（半固定）汇率的国家。尤其是当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赤字时，不允许这些国家轻易调整汇率，以适应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变化。消极的货币结算给各类币种增加了直接的压力，且使自己以后长期接受更加大宗的国际贷款债务。这类贷款本质上是不断递增的短期贷款，显然，它只是一个无法支撑下去的办法，因为一个国家的债务承受力仅靠出口收益和其他国外收入是不够的。当无休无止的短期外债的威胁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最终就会演变成币值灾难，造成人们对某种货币的信心下降（如1997年的情况）。
积极反馈的周期
东南亚以及东亚的经济快速增长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人口因素（青年劳动力的大量增加），高储蓄率，高资本投资率，工业化进程晚，以及亚洲人的节俭、勤劳、好接受教育的价值观，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等等。大部分经济高速增长的亚洲国家还具有另外两个特点：（1 ）运用与政府政策性的资金流向保持一致的良性经济循环周期，（2）均处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体系不发达阶段。
良性的经济循环周期，在亚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加速经济增长的。作为这种周期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工资、储蓄以及资本投入之间的反馈作用。一个国家的储蓄率越高，该国就十分可能增加为提高生产力的新的固定资产设备。这种投资直接导致产生更高储蓄额的高工资与高奖金。在这类工业化进程较晚的亚洲国家里，政府显然是支持这种良性循环的。这种由政府引导资金流向的种种风险，在其他国家里，因所选择的产业已发展成熟而大大降低。然而，政府对资金流向的指导，也意味着私营部门的财政体系不会得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借贷，这种借贷不是基于对贷方现金流通的分析，而是基于财产抵押和政治上的关系。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的特征表现在高度依赖借债，尤其是依赖短期债务、低水平的财务公开、高政治影响力的资金调拨以及其他经济上的决定因素。
然而，当银行贷款更多的是基于财产抵押，而不是基于对贷款人的盈余能力进行信贷分析的时候，不断抬高的资产价就造成了不断增加的借款力度。况且，如果建立在这种已抬高起来的借贷能力上的筹款，被广泛用于购买更多的资产，而这资产又可用来作为抵押的时候，其结果这类财产的价格很可能上扬。这样的资产价又引发下一轮的循环，新的资产价可能上扬形成最终要破灭的泡沫。当这类资产价下降时，价格与抵押之间的积极反馈作用就造成价不相抵，且会加速资产价格的下跌。当这类资产价格下跌时，由于建立在新的资产之上的信贷失去了抵押能力且无力偿还债务，银行与其他放款人就将马上面临破产。接踵而来的银行危机，也就进一步使经济运行更为缓慢，因为银行要么不愿意放贷，要么无力继续放贷。事实上，在受经济危机冲击的亚洲国家里，非运行的贷款已占国民产值的30%或40%， 而日本的非运行贷款额已高达3万亿日元。因此，这种以良性的积极反馈为基础的各种条件，也可能转化为以积极反馈为基础的恶性循环周期。
全球连锁反应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世界其他地方蔓延。的确，全球经济的不明朗，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调低利率的主要因素，为什么亚洲内外的经济强国都容易患上亚洲经济的“流感症”呢？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跨国贸易与投资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世人一般都认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明显得益于跨国贸易。美国经济的开放度，以它的进出口所占经济的百分比来衡量，已从70年代初期的6～8%稳步升至近年来的25～30%，其他国际性的开放型国家也有同样高的增长幅度。最近几十年里，金融市场与跨国金融贸易成倍的、甚至呈几何级的速度上涨，例如政府的外汇储备额仅够外汇市场上一二天的交易使用，因为这类交易一天的额度就大于股票市场上的全年交易额。在东南亚国家，跨国经济的联系纽带非常牢固，这是因为遍布许多国家的海外华人企业家族在各自地区的经济实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减缓，就会造成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减慢，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变得缓慢；经济发展趋缓的国家，反过来又进一步减少了对第一个国家的出口需求，从而造成阶段性的连锁反应。
此外，亚洲经济的下降还伴随着金融、房地产、以及货币市场的下滑，因为投资者改变了他们原有的高期望值。金融资产的估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不确切的未来收益的种种期望，当投资者依据别国发生的事情而降低了对本国未来评估的期望时，金融上的连锁反应就会越过国界。尤其是对某个国家的商业上与经济上的信心下降时，就会迅速地作出重新审视，而且极有可能降低他们对自己的贸易伙伴在商业与经济前景上的看法。遗憾的是，投资者的信心似乎受负面消息的影响远大于正面消息的影响。
总之，在那些看似属于亚洲经济的强国里，货币与金融危机的潜在原因包含了对积极反馈周期的过分依赖，而这却是一个从良性转为恶性的周期，是一种已经改变了的国际竞争结构，且是不健全的、国内的金融体系。此外，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了1998年又蔓延到了其他经济区域。
摘自美国《雷鸟国际商务评论》（41卷）1999年11／12月号
标签：金融风暴论文; 经济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