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科技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生100周年，此时重温他的科技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具体指导和大力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在这一伟大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技思想。这一思想体系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指针。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内容宏富，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地位、作用、发展方向、基本任务、战略重点、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等方面，包含着一系列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创新性观点。它广泛渗透于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之中，同时又是整个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从宏观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一是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为精髓的科技观；二是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前者是原理篇，后者是政策篇；前者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核心，后者是邓小平科技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应用和具体化。这两方面内容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共同构筑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理论体系。
一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时代意识和敏锐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和战略家，邓小平时刻关注着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进程，及时研究和总结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及其在世界各国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及时研究和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富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创新精神的邓小平科技观。其基本观点包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等。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在中国，这一观点却长期被忽视，甚至遭到过严厉批判和讨伐。但邓小平一直维护着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就准备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在他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草拟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就用黑体字写上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句话在随后的修改稿中还是被删去了。到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终于公开讲出了振聋发聩的话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邓小平提醒人们注意，二次大战以来，科学技术已在多方面直接体现为现实生产力，“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随后，邓小平又具体分析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各种要素相结合的状况。他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1](P87-88)这就是说，科学技术之所以是生产力，是因为它广泛渗透进了生产力的各种要素之中，从而决定着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
此后，邓小平经常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而且讲的次数越来越多，强调的份量越来越重。经过此后十余年观察、思考与研究，特别是在深入分析了世界新科技革命兴起后国际竞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的基础之上，邓小平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P274)数天后，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重申这一观点，指出仅仅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可能不够了，应强调是第一生产力。他举例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因此，“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2](P275)。
有些人认为在邓小平眼中，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一种物质力量。实际上并非如此，邓小平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把科学看作一个整体，即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在内的完整体系。他曾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P48)。而且，他一贯主张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重和协调发展，与此相联系，他所强调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自然具有两方面涵义：一是第一物质力和经济力，二是第一精神力和文化力。邓小平已敏锐意识到，随着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这两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并且已合二为一，成为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一再强调对科学技术的广泛功能要有充分认识，他说，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P377-378)，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2](P183)。
邓小平还特别从科学技术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中来阐述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针对长期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假、大、空”盛行的社会风气，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批评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P40)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大声疾呼：“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P86)1992年他以88岁高龄巡视南方时仍不忘谆谆告诫人们：“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2](P377)坚信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这是邓小平科技观的又一项基本内容。
二
邓小平不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作用、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而且还从全球战略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全面阐述了推进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进步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方针政策，即发展战略思想。择其要者，有如下诸端：
第一，建立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科技体制，实行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
我国原有科技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是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由此又带来了其他环节的一系列脱节：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相互脱节，大学、研究院所和产业部门脱节，科技与教育脱节，等等。这些弊端一方面不利于经济建设，使经济发展缺乏科技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也使科技发展缺乏经济的支持，不利于科技自身的发展。为此，邓小平严肃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2](P108)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为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那就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科技工作的对外开放。他指出，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基本国策，是一个根本的战略指导思想。“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既要虚心学习，又要自力更生，“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P91)“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P133)，“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1](P129)。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国内有关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要同引进技术紧密结合，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提高开发生产技术的起点，进而发展新的创造，提高自主开发的能力。”[3](P155)
第二，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坚定地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P48)“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1](P40)。邓小平把教育和科学一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他反复讲：“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2](P9)
在邓小平眼里，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人才是根本。因而他再三强调：“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P275)他郑重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高度评价党中央重视教育的方针，认为“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他号召全党和各级领导干部，希望他们“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2](P120-121)
第三，努力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邓小平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他就指出：“……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4](P251)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更是从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全局出发，反复强调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人才的发现、评价、培养和管理使用等问题一一做了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要求把“文革”时的“老九”提到第一，从而彻底解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及其社会地位问题，为我国科技人才和其他各类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他还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P41)“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2](P108-109)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特别指出：“这个文件二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2](P91-92)
那么，怎样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呢？邓小平认为：“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2](P17-18)他又说：“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2](P109)他特别强调：“在人才的问题上……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1](P95-96)
第四，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努力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一贯重视基础研究。他认为，基础研究是应用开发的先导和源泉，只有创造出大量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成果，才能更有力地推进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他号召科技工作者勇于攀登科学高峰，因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1](P87)。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邓小平为全国“863”计划工作会议的题词，这是他为我国科技工作制定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他从国际竞争和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全局考虑，明确指出，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一再提醒同志们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当外国朋友询问中国为什么要搞正负电子对撞机这项高科技工程时，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与博大胸怀回答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他还强调指出：“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2](P279-280)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邓小平还提出过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等许多重要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互相渗透，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三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既有深远的理论渊源，又蕴涵鲜明的创新精神。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技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气魄和理论勇气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所做出的巨大理论创新。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及其在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做过系统的分析与论述。他们多次指出：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学说的基本观点。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正是对这些基本原理的出色继承和坚定捍卫，同时又是对这些基本原理的卓越创新和大胆发展。他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便充分显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但他并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到生产力的首位。此后，列宁、斯大林虽然也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他们又发表了一些不那么准确、起码是容易使人误解的言论。比如列宁、斯大林都把生产力要素限定为生产工具和劳动者，这实际上就把科学技术排除在生产力之外了。我国在很长时间里基本上是承袭前苏联的理论。毛泽东一方面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号召“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但另一方面，他对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及其深刻影响有些了解不够，体会不深，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估计不足，始终没有明确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便是例证。这种状况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它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巨大功能的发挥，进而必然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邓小平成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并在实践中完成了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又经过十来年的观察与思考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崭新观点，从而第一次将科学技术提到了生产力的首位。这一切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不但是继承前人智慧的结果，而且更是概括新的时代精神的结晶。它建立在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态势的正确估计和科学判断之上，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
二次大战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场伟大革命。科学技术不但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深刻改变着当代社会生活和整个世界面貌。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仍处于世界潮流之外。只有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成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后，我们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形势才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我国的科技工作局面才有了根本改观。邓小平对世界科技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和科学把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高度关注世界科技加速发展的趋势。他指出：“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1](P87)在会见外国朋友时，他还多次讲到：“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1](P112)“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2](P291)二是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功能，特别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功能。早在1978年他就明确意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作用。1988年又两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自此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三是高度关注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便会发现邓小平讲到科学技术时，讲得最多的还是高科技。他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认为科技实力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国际竞争地位，中国今后的大国地位应建筑在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
邓小平对世界科技革命形势如此准确的科学把握和深刻分析，必然使他的科技思想紧随时代发展的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此同时，他又全面总结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经验，汲取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将这一切融进他的科技思想的创造之中，使之具备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20世纪下半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均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也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关键因素就是科技革命的洗礼。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正当科技革命在世界兴起、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之时，我国却在如火如荼地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搞内乱和内耗，结果是进一步拉大了同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一教训是惨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迅速而果断地把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并直接参与和主持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崭新方针政策的实施，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加速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邓小平及时总结了国内外的这些发展经验，并从这些经验中揭示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进而阐释了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科技思想既有深远的理论渊源，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丰富的实践基础，是一个深邃而科学的理论体系。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引下，科技事业空前繁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工作，不仅创造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2](P108)。邓小平自己也高兴地评价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2](P107)。正是从实践中、从人民群众中，邓小平看到了自己理论的正确。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发展，验证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真理性。同时也充分表明，这一思想体系必将是指引我国科技事业继续前进的根本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