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成旭[1]2000年在《试论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一般理论分析了现 行选举制度在立法和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的建议及设想。I 一、我国选举制度的概念及其历史演进 （一）我国选举制度的概念及其本质特征 1、选举制度以及我国选举制度的概念和主要内容 2、我国选举制度的本质特征 （二）我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演进 1、选举制度的确立 口）萌芽阶段。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1的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内的民主选举活动。Z Q）代行职权阶段。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 国人大职权阶段。 u）确立阶段。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产生阶段。 2、选举制度的发展 1979年第二部《选举法》的产生，1982，1986， 1995年的三次修改。 （三）我国选举制度的优越性 1、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 I 2、两种不同性质选举制度的根本区别 3、我国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优越性 二、我国选举制度现存的问题及其根源 （一）我国选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在直接选举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代表候选人提名程序不够完善。 第二，介绍代表候选人方法缺乏必要的形式。 第三，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的选举方式缺乏 制度上的保证。 2、在施行差额选举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人们对差额选举的意义认识不够。 第二，老的“模式”，“习惯”与新制度相抵触。 第三，差额预选制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3、现有选举制度本身的不足点：《第一，现行选举制度不足以使腐败行径在选举中 大曝光。 第二，现行选举制度在建立国家政权机关的廉政 制约机制方面仍有不相适应之处。 （二）我国选举制度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选拳制度的几点及建议设想 D （一）提高改进和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必要性的认识。 1、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对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有现实意义。 2、改进和完善选举制度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关键作用。 3、完善选举制度对于廉政建设的深刻意义。 （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选举制度的几点建议 1、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 2、继续坚持和完善差额选举制度 3、提高人大代表素质问题 （三）改革我国选举制度的几点设想 1、建立选举、监督、罢免一体制。 2、完善候选人介绍制度 3、人民代表要实行“限任制”。 4、应规定被选举权享有者资格限制。 5、选区划分要科学化。
胡建华[2]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认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朱庆跃[3]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李永洪[4]2009年在《试论民主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理论与实践为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民主技术是人类理性为追求民主价值,在特定条件下,经过长期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民主操作体系,旨在通过规则化、技术化的理性形式来实现一定的民主目标,其本质是人类理性与技术结合而成的工具理性。民主技术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进行民主技术创新和应用必须遵循实践性、渐进性、开放性、专业性等基本原则,具体应从民主选举技术、民主决策技术、民主管理技术和民主监督技术四个方面去进行创新和应用。
李木洲[5]2010年在《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创新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作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创立以来,总体上历经了“试验探索”、“发展改进”、“试点推广”与“正式推行”四个阶段,目前,业已成为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基础制度之一。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需要,随着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型的现实诉求,公选制度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果,其主要表现就是公选制度体系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本论文在分析大量公选制度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论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研究方法,综合使用制度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力图全景式地对我国近年来的公选制度创新成果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探究其创新目的、创新形式、创新路径、创新困境及创新趋向等。首先,本文的第一章对制度的一般理论进行了考察,认为传统的制度分析在分析公选制度创新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进而根据公选制度的特殊性提出了新的制度分析框架——“两维一体”制度创新分析框架,所谓“两维”即制度的纵、横两个维度,所谓“一体”即制度通过纵横两个维度的创新后而形成的整个创新制度体系。基本理论的廓清为本文的立论提供了基本依据,而分析框架的确定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与研究制定了蓝图。其次,本文的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按照“两维一体”制度分析框架,分别对公选制度的横向创新、纵向创新及制度体系创新效益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认为,公选制度的横向创新包括三大分支的创新,分别是隶属于考任制、选任制和“考选结合制”的三大分支创新。其中,隶属于考任制的主要有“一推双考”、“公推公选”、“双推双考”、“两推一考”和“三推三考”等；隶属选任制的主要有“公推直选”、“两推一选”、“三推一选”和“三推两选”等；隶属于“考选结合制”的主要有“三推三考两票决”和“三推两考一选”等。公选制度的纵向创新主要是指公选制度各子制度的选拔任用流程的创新,其集中表现为“资格确定与审查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推荐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及“任用制度”等的创新。而公选制度的制度体系创新效益则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拓展了人才选拔机制、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加强了制度文明建设。第五章则从公选制度的内部和外部两大系统分析了其创新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其中,来自内部系统的主要困境有职位分析的缺位、考试方式的局限、选举方式的局限、公选范围的局限以及推荐方式的局限；来自外部系统的主要困境有选拔成本偏高、明文法规缺失、功利主义作祟、并行制度泛滥以及跟踪评核滞后。最后,第六章在综合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科技及文化等发展趋势,认为公选制度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四大趋向：一是公选制度的基本理论更加完善；二是结构体系更加合理；三是考核测评技术更加先进；四是制度法规体系更加健全,等。
刘家用[6]2010年在《国家权力主体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国家权力是由一定的国家权力主体掌握和行使的,国家权力主体状况深深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和谐。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必须抓住国家权力这一政治的核心问题,从我国的国家权力主体入手。本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讨了国家权力主体与政治和谐的一些基本理论,着力分析了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所属主体、行使主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国家权力所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力求揭示国家权力主体与政治和谐的一般规律及当代中国的特殊性。研究国家权力主体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共分四章。在逻辑结构上,首先系统概括和阐述国家权力主体与政治和谐的一些基本理论,然后分别考察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所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最后科学分析了国家权力所属主体和行使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促进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关系的和谐进行了思考和探讨。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系统概括和阐述了国家权力主体与政治和谐的一些基本理论。本章对国家权力主体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和分类,对国家权力所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特征、条件及产生途径进行了系统概括和阐述,对政治和谐的概念、基本要求及实现政治和谐的途径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第二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所属主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权力的所属主体,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必须满足与协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坚持人民的“权利本位”观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努力解决当前的人民内部矛盾及阶层分化等问题。第三章分析了当代中国国家权力行使主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国家权力行使主体行使着一定的国家权力,是协调各种政治关系和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和谐的重要力量。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国家权力行使主体必须树立“义务本位”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履行自身应尽义务。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行使主体主要包括公务员、军人及其他授权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员。我国国家权力行使主体是从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产生的,国家权力行使主体的这种先进性为实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创造了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国家权力行使主体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必须着力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国家权力行使主体存在的这些问题,既要提高国家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水平,满足国家权力行使主体的合理需要,处理好国家权力行使主体之间的关系,还要加强对国家权力行使主体的监督和制约,加大对违法违纪的国家权力行使主体的处罚力度。第四章阐述了国家权力所属主体和行使主体的关系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国家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必须协调好国家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国家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的关系,必须保证国家权力行使主体产生的合法性,坚持国家权力所属主体的“权利本位”和行使主体的“义务本位”相统一,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所属主体与行使主体的政治沟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肖小明[7]2007年在《论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孜孜不倦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在保持经济社会高速、良好发展的同时,在政治体制领域也做出了很多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了良好的体现。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要求我们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祛除政治体制中的弊病,使政治、经济、社会更协调地发展。本文从政党制度、行政体制、法治建设和民主政治制度等几大模块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并契合当前政府改革措施和热点进行了分析,旨在探索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和主要途径。本文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廉政建设,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制度,必须努力建构服务型政府,优化政府组织体系和行政流程,必须贯彻行政问责制度,改进政绩评价体系,倡导责任政府、有限政府,必须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要做到有针对性、前瞻性,必须创新民主模式,维护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权利。
王翔[8]2008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研究课题,既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其研究目的在于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科学地判断国内外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环境,深入分析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员队伍的现状,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认识,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正是基于以上想法,笔者对如何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建设问题做出了一点肤浅的探讨与研究。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分三节,分别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的意义与现状、思路与方法、内容与特色等方面,对执政伦理建设问题作一概括叙述。第一节:研究的意义与现状。首先,对本课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加以了分析。其次,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总结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第二节: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首先,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其次,提出了研究的方法。第三节:研究的内容与特色。第二章:执政伦理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沿革。本章分三节。第一节:执政伦理的概念及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首先,对执政伦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在阐述和谐社会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执政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展开了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联系。第二节: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简要回顾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的流变。第三节:西方政治伦理观。在简要回顾西方政治伦理观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概括了西方当代执政伦理建设的显著特点。第三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伦理理论。本章分三节,以历史为线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第一节: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伦理建设。第二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第三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章: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所面临的伦理挑战。本章分三节。分别从时代、环境、理论、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层面,逐一分析党在执政伦理建设中所面临的挑战。第一节:全球化时代的伦理挑战。第二节:国内环境的双重挑战。就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面临的国内环境的双重挑战展开了论述。第三节:理论维度的伦理分析。第五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体系。本章分三节,分别论述了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三个层面,即:价值基础、价值核心与价值目标。其中,价值基础构成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基石与主体,价值核心是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精髓和灵魂,而价值目标则是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终极追求和目的指向。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体系。第一节: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基础,包括执政责任、执政公正、执政诚信、执政廉洁四个层面。第二节:价值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核心。应包括合公益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三个层面。第三节:价值目标。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与和谐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目标。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机制体系。本章分两节,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机制体系。执政伦理机制体系是关于如何通过机制的运作,使执政伦理机制体系所提出的伦理要求转化为执政主体的伦理实践和伦理品德,主要包括执政伦理型塑机制与执政伦理监控机制两个部分。第一节:执政伦理型塑机制。执政伦理型塑机制主要是指关于执政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塑造机制。完善执政伦理道德的型塑机制,可从教育机制和内省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二节:执政伦理监控机制。为有效实施执政伦理监控,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执政伦理监控机制的构建。而完善执政伦理监控机制,需要从建立健全监控防范、惩贪治腐、激励保障与守廉自律等四个方面的机制着手,并且需要将这些机制形成统一整体,以努力实现党员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必腐败、不愿腐败的伦理目标。第七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结构体系。本章分三节,主要研究执政伦理的结构问题,其中包括执政党的整体静态结构、整体动态结构和个体伦理结构。第一节:执政党的整体静态结构体系。要建立健全执政党的整体静态结构体系,包括内部静态结构体系与外部静态结构体系。第二节:执政党的整体动态结构体系。应建立健全执政党的整体动态结构体系,其中包括公共政策过程的伦理制度、干部选任过程的伦理制度以及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制度等。第三节:执政党的个体伦理结构体系。要建立健全执政党的个体伦理结构体系。第八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建设路径。本章分两节,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建设路径。第一节:宏观对策。必须制定融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双管齐下以及德性伦理、制度伦理与法律伦理三位一体有效的宏观对策。第二节:微观对策。必须制定出台包括党务公开、网络党建、权力监督、党内民主、党群和谐、党际友好、公共政策、选人用人等八个方面在内的微观对策。第九章:结语。本章分两节。第一节: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未能很好地解决或解决得不尽人意的问题,需要继续与党建学界的同行们一起来研究。第二节:加强执政伦理研究,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执政伦理建设的加强,一定会使国家更加殷实,人民更加富裕,并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朱益飞[9]2015年在《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趋强烈。因此,应重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应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新中国初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人们思考和审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历史起点。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立足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环境,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有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参与实践、历史启示及其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述。本文深入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历程,从政治学研究视野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基本模式,全面系统回顾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诸领域的政治参与实践,并对参与实践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提炼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当代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新中国初期私营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异同对比,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了工商业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党成员是这个阶级的群众基础,软弱性、革命性是其基本特点。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且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阶级。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的实业资本家。广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狭义民族资产阶级所指范畴之外,还包括实业资本家的外围和从属部分。主要由充当这个阶级先锋队和利益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本章还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分类、形式以及意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首先探讨了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负向政治认同下,政治参与容易与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正向政治认同下的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章在中共党史一般分期基础上,探讨了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进行分析。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认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新中国初期二者最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正向政治认同。第三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一般分析。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环境,具体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国际生态,进而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的理解。人民政协、人大以及工商联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论述了三大主要平台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政治参与中的基本效能。从政治学视野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民主信念、利益驱动、政党支持、政治分配以及政治情感。本章认为,政治选举、政治决策、体系介入、政治接触以及政治运动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政治参与动力和途径的分析,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政,积极筹备新政协并参加政协全体会议,见证并参与了若干建国程序。参与经济建设的决策与协商,动员并购买胜利公债,推动新中国企业发展,参与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调研,推动制定并贯彻土地改革法。“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发表看法,拥护“五反”运动,积极号召工商界参与“五反”运动、坦白和检举不法行为。参与抗美援朝重大决策,赞成中共出兵朝鲜的建议,广泛开展爱国宣传和动员,开展捐献行动并赴朝鲜慰问,投身爱国增产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们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五四宪法,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改造献言献策。在国际事务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外交助推政府外交,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第五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促进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先河。经济上,支持建立了国营经济,促进了私营资本发展。社会意义方面,安抚了工商业者情绪,促进新中国初期社会整合。但是,政治参与在制度方面存在不足,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或“左”或“右”参政倾向,精英式政治参与淡化了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被动政治参与倾向明显。中共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参政一度存在“左”的错误认识,没有能够有效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本章总结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和看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保障,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关键,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第六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价值。讨论了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并将他们与新中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异同进行对比,指出新时期私营企业主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征与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环境和特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初期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本章对当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历程进行了梳理,概括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指出当前私营企业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章指出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杨云成[10]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治理腐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手段或方式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然而,某一手段的实践效果是否理想,是其性质、状态和运行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制度而言,它在何种状态和运行环境下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文章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贯穿文章的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自身廉政建设。随着对腐败的认识逐渐深化,中共惩治腐败的思路更加清晰、策略更加科学,也更加坚定了对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信念。当中共在制度治腐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时,总结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变得尤为重要,只有不断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制度治腐的大致发展方向。在实践上,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原则、借鉴国内外政党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成立之日起就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设立了严格的监督机构,创立了一整套纪律检查制度,并在局部执政的条件对如何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予以初步探索。改革开放前,大规模群众运动、整党整风构成了治理腐败的主要内容。制度治腐虽不占主导,但是纪律检查体制和行政监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反腐败立法和建章立制工作也取得明显成绩。中共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首先在严打经济领域犯罪中起步,后逐步形成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制度从无到有、从试行到修订,治腐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推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得到优化发展。中共十八大之后,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化监督、强化制约、强化公开和严肃惩处中,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实现了新飞跃。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主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加强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理论中的总指导和总原则。邓小平关于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理论以及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路子的思想,是在总原则的指导下对制度治腐理论的深化。如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制度治腐思想侧重宏观架构和顶层设计,那么之后的制度治腐理论更加侧重具体操作和执行。江泽民关于廉政建设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以及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想,是中共在深化对腐败认识的基础上,对制度治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思想以及建设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制度体系的思想,标志着中共制度治腐理论实现了提质和升级。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关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想,表明我们党制度治腐理论更加关注治本。如何评估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的成效呢?文章认为可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质”的评估是指通过分析治腐制度的具体条文规定,考察其基本运行现状。这是对治腐制度的直接评估。“量”的评估是指通过综合分析人民法院、检察院、纪检监察机关公布的相关数据并结合相关民意调查,考察反腐败的大体形势,进而判断治腐制度的大致成效。这是对治腐制度运行成效的间接评估。其依据是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治腐的成效大小可以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综合分析,文章得出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并在为走向“战略反攻”积聚力量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治腐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制度具备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等特点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提供了可能。为此应该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制度、制度必成体系的原则推进制度体系建设。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制度的运行环境。当存在有利的运行环境时,制度治腐的成效上升,反之则降低。在制度的诸多运行环境中,权力结构状况和党的纪律检查体制运行情况尤为重要,前者以构建党内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目标;后者注重实现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具体化。惩处和管理是制度治腐的两种主要形式。无论何种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缺陷,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鉴于此,为提高制度治腐成效,应当将制度治腐与德治教化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试论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改进和完善[D]. 吴成旭. 延边大学. 2000
[2].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4]. 试论民主技术创新及其应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理论与实践为分析视角[J]. 李永洪. 天府新论. 2009
[5]. 我国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创新探究[D]. 李木洲.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6]. 国家权力主体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谐[D]. 刘家用.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7]. 论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D]. 肖小明. 南昌大学. 2007
[8]. 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D]. 王翔.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9].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D]. 朱益飞. 扬州大学. 2015
[10].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腐问题研究[D]. 杨云成.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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