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形式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席勒论文,美学论文,形式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3)04-0012-04
在德国古典美学当中，康德和席勒对“形式”都是非常重视的。康德不仅在他的美学中注重对审美判断的形式研究，而且在他的认识论和伦理学当中也注重对形式的研究。在康德的形式美学当中，虽然“形式”的概念有时也指审美意象，但主要是指先验形式、先验原则(priori principles)。席勒的美学思想当中也比较注重形式。不过在席勒那里，“形式”概念虽然有时也指先验形式（包括理性形式和逻辑形式），但主要是指审美对象，和谐的外观。而且席勒认为，在对“形式”的审美过程中，人性可以得到完整的实现，因而可以通过审美活动恢复人的完整人性。因此，“形式”的概念在席勒那里就有三重意义：其一是指先验理性形式，在这一点上席勒主要继承了康德的形式美学思想；其二是指和谐的形式（即活的形象），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席勒调和感性和理性、质料和形式的努力；其三，席勒认为，懂得对形式的欣赏体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就使席勒的形式美学具有了审美人类学的意义。
席勒对康德的先验形式理论有所继承。康德认为，先验形式，包括先验感性形式、先验知性形式和先验理性形式，奠定了人类与世界交往的可能性，使得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以及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由于康德认为“物自体”（对象本身）不可知，我们只能把握现象，因此审美判断只能是审美主体依据先验形式对现象的感性形式的判断。席勒虽然没有像康德那样去反思人的各种活动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在他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接受了康德对“先验形式”的预设。席勒说：“在观赏现象时，当我们从现象接受印象时，我们始终是被动的；当这些印象服从于我们理性的形式时（这条原理是从逻辑学上定出的公设），那么我们是主动的。”还说“现象应该服从我们的主观中获得的形式”[1](p14)，也就是说，席勒还是承认先验理性形式在认识活动、审美活动中的逻辑先在性，席勒所谓的“形式冲动”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但是席勒没有像康德那样执意于从主体心灵的角度来解释问题。康德认为现象不是事物本身（物自体），而席勒没有拘泥于分辨现象与事物本身这种经院哲学问题，他关注的是现实的问题，即作为一种现实的现象如何存在于复杂的生活关系中，这就是他为什么执着于探讨美育与政治关系的原因。
但不管怎样，既然席勒从康德那里继承了先验形式的思想，那就说明先验形式的概念在席勒的美学思想中肯定是有一定地位和作用的。我以为，席勒继承康德先验形式的思想主要是用来阐释“美”的概念。
席勒认为美应该存在于先验理性形式之中。康德把审美判断放在纯粹理性之外，认为审美是不运用概念却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席勒也认为审美不需要运用概念，美的概念应该属于实践理性的范围。席勒说：“在理论理性那里是肯定找不到美的，因为美是绝对不依赖于概念的；而且因为美终究应该在理性的家族中才可以找到，而除了理论理性之外，就只有实践理性。”[1](P43)把先验实践理性作为美的先天主观条件，这依然表明了席勒对康德的继承性。在对美的先验条件及审美判断的形式的反思上，席勒远不及康德深刻，在这一点上，席勒较之康德的进步性体现在他把自由与美的联系以最明确的语言形式规定下来：“美不是别的，而是现象中的自由。”[1](45)而根据席勒的看法，“理论理性中完全没有自由概念，而只有在实践理性那里自律才超过一切。”[1](P50)自由的概念是属于实践理性领域的，“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表明席勒还是认可了美的主观条件是实践理性内的自由，人类先天的存在自律能力，现象之所以显得美是因为人们感觉到它与自由的形式“类似”，显得好像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仅仅是理性借给客体的”[1](P45)。也就是说在席勒美学中所设定的先验理性形式其实就是“自由形式”。
但是如果说现象的美仅仅在于它与自由形式的“类似”，那么有什么根据可以作为判断现象与自由形式类似的条件呢？席勒是这样解释的：“这种客观根据应该是事物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的表象无条件地促成在我们心中产生自由的观念并把自由的观念加在客体上。”[1](P114)这一解释表明，虽然席勒预设了先验理性的存在，但是他同时也在将这种先验理性原则运用于客体，把理性与客体联系起来，这也是席勒与康德的一大不同。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对主体的感性经验形式的判断，而席勒则认为美是由于事物的属性所引起的。由此可见，席勒对“美”的概念的阐释实际上游走于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他一方面认为“把美的事物看作感性世界的单纯效果，才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理性先验地使用纯粹感性世界的这种效果，并通过把更高的意义借给这种效果，仿佛在它身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因此人们就有同样的权利把美的事物主观地移入只能靠智力领悟的世界。”[1](P114)所以他认为美是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公民：美一方面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另一方面又与理性存在着先验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暴露出席勒的局限性，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采用先验论的说法，而采用实践论的观点，把美与理性的联系解释为各种社会历史实践的联系。
但是实践理性中的“自由的形式”只是给美提供了一种主观可能性。席勒说“美是现象中的自由”，一方面表明美不是实践理性中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表明美也不是单纯的现象，而是现象与自由形式的“类似”，也就是说美是一种“关系”，是现象与实践理性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类似”而不是“符合”。席勒在《论美书简》第3、4两封信里提到过路人对待受害者的五种态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符合”关系，什么是“类似”关系。纯粹按照道德法则来行事以至于道德法则体现出对人的意识的强迫性时，我们说这种行为与自由是“符合”的，因为这种行为完全是在实践理性（道德）的指导下进行的。当人的行为像是出自人的本性，主观上并不追求行为与道德符合但行为却又在客观上符合道德时，我们说这种行为与自由是“类似”的。这种“类似”关系按照席勒的说法就是“精神的自律与现象中的自律相一致”[1](56)。与自由的形式“类似”的现象就是美的对象，席勒称之为“活的形象”，或者质料与形式和谐统一的形式（形象）。这是席勒对“形式”概念的独特阐释，也是席勒“形式”概念的第二重意义。
席勒首先把“生命”概念引入形式美学，认为美的形式必然是具有生命力的形式。这是他对“形式”概念的发展，也是他对形式美学的一大贡献。席勒认为，美作为“活的形象”需要“他的形象就是生命，而他的生命就是形象”[2](P67)。当然，席勒对生命和形象也有他自己的理解。他所谓的“生命”是指“全部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所谓“形象”则包括“一切形式方面的性质以及他们与思考力的关系”[2](P86)。由此可见，席勒实际上把“生命”概念几乎等同于感性经验，而把“形象”几乎等同于事物的知性特征和理性关联。因此，他所说的生命与形象的统一也就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且席勒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统一不是简单地消除对立，而是一种“扬弃”（英译者认为这是德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辩证法的意义上使用扬弃一词）[2](P98)，即让感觉和思维这两种对立状态消失在第三种状态之中；并且，席勒认为，美的形式对感觉和思维的扬弃是以感觉为中介来进行的，美的形式“可以作用到感觉并在感觉中使这两种状态完全消失”[2](P100)。席勒美学思想的优点就在于这里：它一方面注意到了美的形式与感觉的直接联系，同时又注意到了美的形式与理性的先验联系（按照实践美学的说法，应该是美的形式与历史实践活动的必然联系）。应该说，这一思想与后来的生命美学相比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克罗齐、狄尔泰、柏格森等人都是一味强调美与直觉的关系，而忽略了美与理性的联系。
席勒的这一美学观点同时还蕴涵在他的几个核心命题当中。席勒在《论美书简》中提出“美不是别的，而是现象中的自由”，而“自由”是实践理性领域内的范畴，现象则属于素材和感性的领域，因此这一命题中就蕴涵着美作为一个和谐统一的形式是理性和素材（感性）的融合。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又提出美是游戏冲动的对象，即活的形象。而在“游戏”概念和“活的形象”的概念中同样蕴涵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席勒所谓的“游戏”是指游戏冲动的理想，不是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游戏，理想的游戏针对的是外观（美的理想），现实生活中的游戏“通常只是针对真正物质的对象”[2](P89)。席勒比较了希腊人的奥林匹克运动游戏与罗马的角斗游戏，在前者那里，生命力与形式统一得很好，而在后者那里只有野蛮，也缺乏形式，因此只有在前者那里才存在理想美的形象。而“活的形象”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生命与形式的融合。
席勒形式美学的第二个重要命题是“形式必须克服（消融）质料”。这一命题中的“形式”仍然是指“活的形象”，但它所强调的却不仅仅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根据席勒的相关阐释，质料实际上是指组成事物的物质材料，而形式则是定型的材料和外观的和谐统一。黑格尔后来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相关阐释在席勒的形式美学中都已经有所表现了。而且席勒的形式概念把黑格尔的内容和形式这两个不可分割的要素统一在一起。席勒在《论美书简》里举了马和鸭的例子来比较。他说鸭的笨重的质料影响了它的形式，而马的质料虽然比鸭要重得多，但马的形式克服了它的笨重的质料，“在物质完全服从于形式（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和服从于生命力（我把一切有机体的自律放在生命力中）的地方，我们到处感觉到美”[1](P62)。席勒还以艺术美为例来论述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席勒说：“在一个艺术品中质料（摹仿者的自然本性）应消失在（被摹仿者的）形式当中，物体应消失在意象中，现实应该消失在形象显现之中。”[2](P77)“如果诗的表现是自由的，那么……语言的自然本性（即它的这种通向一般的倾向）应该完全消失在赋予它的形式之中，物体应该消失在观念（意象）之中，符号应该消失在被标志的事物当中，现实应该消失在形象显现之中。”[2](P81)“形式在本来的意义上应该同时是自规定着的和被自规定了的；在这里应该不仅有自律，也有自身。”[2](P64)二十世纪一些形式主义美学论者往往过分强调作为技艺、技巧的形式，而忽略了形式当中的情感和思想，在这一点上席勒的“形式”概念更为合理，也更有利于我们阐释审美意象中的形式问题。
席勒的形式美学与康德的形式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承认先验理性形式的存在，并且都认为先验理性形式是产生美的观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康德认为“精神（灵魂）在审美的意义里就是那心意付予对象以生命的原理”[3](P159)，“只有审美趣味才能使美的艺术作品具有形式”。席勒则认为“美是现象与纯粹意志或自由形式的类似”[1](P45)，“美总是与实践理性相联系的”[1](P53)。其次，在康德和席勒那里，“形式”不仅用来指称理性形式，同时也都用来指称美的对象，即审美意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53节写到：“在一个既定的概念范围内，在可能表达这概念的无穷无尽的杂多形式之中，只选出一个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才能把这个概念的形象显现联系到许多不能完全用语言来表达的深广思致，因而把自己提升到审美的意象。”（参照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中的译文）“只选出一个形式”当中的形式显然指的就是“审美意象”。席勒所提到的“让质料消失在形式里”的“形式”显然也是指审美意象。但是康德侧重于对美与先验形式关系的思考，而席勒则关注作为审美意象的美的形式。席勒与康德关于“形式”的美学思考的最大不同在于，席勒把对“形式”的审美提高到了审美人类学的高度。
在席勒的美学思想当中，作为审美对象的“形式”（有时候席勒也称之为“外观”）概念同时具有审美人类学的意义。在席勒那里审美与人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要理性告诉我们有人性存在，我们就知道有美存在。”在席勒看来美的概念就是建立在人性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什么才算是完整的人性？席勒说：“只有实在与形式的统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受动与自由的统一才完成了人性的概念。”[2](P87)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认为希腊人的人性是一种理想的人性，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类为了类的进步不得不牺牲个体，从而导致了人性的割裂。怎样才能恢复完整的人性？席勒认为只有依靠审美。席勒十分肯定地说，标志着野蛮人达到人性的现象在一切民族中都是一样的“即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2](P133)。“只要人开始偏爱形象而不偏爱素材，并为了外观（他必须认出是外观）而舍弃实在，他才突破了他的动物的圈子，走上一条无止境的道路。”[2](P139)当然，席勒所谈论的美与人们经验中所说的美并非一个概念。席勒认为“美只能表现为人性的一种必然条件”[2](P70)，理想美必须体现纯粹人性的概念，即人身上不变的东西——人格；经验中的美只能说明个别人的个别状态，是变动着的。因此虽然经验中在美与人性的完善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候审美虽然发达而人性却依然堕落，但席勒认为那并不是他所提到的美。理想美作为游戏冲动的对象，是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的合一，它很好地调和了观念与感性：“美是形式，我们可以观照它，同时美又是生命，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它。”[2](P130)正是因为美融感性冲动的对象与形式冲动的对象于一身，所以在席勒看来，审美可以培育健全的人性。席勒说：“当他同时作为素材感觉到而又作为精神认识到，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人才具有自己人性的完整的直观。”[2](P84)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所提到的理想美，即理想的游戏冲动的对象，是精神与生命和谐统一的形式。席勒认为纯粹的审美活动，就是对这种和谐形式的审美活动，只有通过这样的审美活动才能恢复人的完整人性，从而达到一种文明的社会政治（席勒认为人性的不变东西就是人格，变动的东西是状态，而人格的根据就是“绝对的、以自身为基础的存在的观念，即自由”。因此他认为实现了人的完整人性，就可以自然达到自由，从而实现一种文明的社会政治）。席勒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政治观当时就遭到费希特的批驳。但是我们发现席勒本人对这种形式美学的社会功能的现实可行性还是心存疑虑的。首先，他认为，“在现实中不会遇到纯粹的审美作用（因为人决不可能摆脱各种力量的制约），因此一部艺术作品的卓越只是在于最大限度地接近于那种审美纯洁性的理想。”[2](P113)既然在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审美作用，那么审美活动的社会功能相应地也要打折扣了。其次，席勒也并没有认为依靠“美”的教育就一定可以达到社会自由，他认为“美”的教育功能还是有限的，美在认识与志向方面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它既不能确立性格，也不能启发头脑”，“它只能使人恢复由本性即由自己本身所完成的东西——人所应有的存在自由，除此之外其他什么也达不到”[2](P110)。由此可见，席勒虽然认为对形式的审美具有培育健全人性的人类学意义，但是他并没有过分地夸大这种作用。
作为德国古典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席勒，在思考美学问题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促使他把美学问题与人性、政治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一条不同于康德、黑格尔的美学思路，而他对形式的美学思考至今仍有助于我们解释审美意象中的形式问题。
收稿日期：200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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