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宗教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李在信,王德硕[2]（2020）在《韩国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文中指出韩国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在韩国,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教会大学等教会界。虽然韩国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研究重点都是跟韩国有关的中国基督宗教史,韩国主要是为了理解本国的基督宗教史而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随着在美国、中国等地留学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者的归国,韩国的研究方向比以前多样化,研究的水平也有所提高。中韩两国在基督宗教史研究领域可以进行更深的学术交流。
李丹[3]（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认为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苏雷[5]（2019）在《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及其以前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表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扎根并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的相继出台,“基督教中国化”正得到中国学界、宗教界和政界三方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本文在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以“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为研究起点,从“思想的初步形成”、“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和“历史影响与意义”等层面,对这位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着名文字传道人和本色神学家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展开个案研究,力图在全景式呈现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特色的同时,亦对其历史影响与地位做出客观评价,并以此为契机,为当代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重要的启发借鉴。并在指出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还需用辩证的态度客观地指出其思想上的历史局限,因为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积累,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研究工作而言,都是宝贵而有益的。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在充分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对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及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影响进行拓展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的写作思路和内容。第二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对在华基督教构成的种种负面刺激以及基督教对此做出的回应等入手,分析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初步分析其“本色神学思想”和“本色教会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第三章从“文字传道思想”、“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儒家、道家、佛教、墨家的关系”等层面,系统探究了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既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基督教“创造”、“更新”和“救赎”的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文字传道需要本色化、普适性的白话文字和效法耶稣与中国文化中“因时因地因人”的“无限”传道策略;虽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理性分析与“取舍”,并希望用基督教中有益的成分对其加以改造和更新,但同时也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存在“逻辑自洽”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强调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作为,基督教应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中去。第四章从“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等层面,探究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张亦镜以中国人所能理解或乐于接受的道家言道、儒家言仁的文化言语方式,通过对于“上帝国”、“上帝屋”的譬喻和诠释,初步提出了其本色教会思想,而“自立”是达到“本色”的必由之路,并由此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的“本色化”方案,其本色教会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亦表明张亦镜希望通过教会自立和本色教会的创建以达到基督教中国化和国富民强的目的。第五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首先,基于张亦镜与他所处时代的广泛文字交流和当时社会各界对他的评议,探究他对于民国时期本色教会思想和本色神学思想的历史影响。然后,探讨了他对于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启发当代基督教应主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话与调适,以摆脱长久以来“洋教的丑号”和凸显基督教的“自我文化调适能力”;启发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爱国与爱教相辅相成、本质统一的观念和在实际行动中自觉践履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原则;启发在当代本色神学的架构中注意吸收和借鉴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中的“互具原则、白话文布道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和改造国民性原则”。最后,分析指出张亦镜在文字布道上过于偏重“宣道与护教”以及在教会本身问题上缺乏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历史局限,以及他以“《圣经》的权威无讹”为原则来评断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基要主义立场。
卓辉立[6]（2019）在《晚清传教士群体的鸦片观演变（1807-1911）》文中研究指明鸦片输入与传教士来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史进程,影响深远。由鸦片贸易引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我国饱含屈辱近代史的序幕。从此“欧洲诸国与天朝立约,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开启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此同时,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教并居住,开启了宣教的黄金时代。“通商加传教”这一组合成为西方对华的普遍诉求,引发不小争议,令人诟病至今。在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早期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往往得出传教士是“鸦片帮凶”、“鸦片贩子”的结论。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转向用文化交流与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传教史,其中大多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传教士为“反鸦片斗士”。事实上,传教士群体对鸦片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动态、渐变的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由于合法居住权和经费不足等问题,往往依附于鸦片商行或外交官,以换取他们对传教工作的支持,对鸦片贸易往往采取暧昧默许之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来华传教士特别是医疗传教士的剧增,以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为代表的中期传教士,开始从生理、道德、社会危机和传教前景等方面抨击鸦片贸易,揭露鸦片危害,对鸦片的负面评价达成一致观点。这种共识成为在华传教士群体合作的基础,在19世纪后半叶,以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1845—1910）、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为代表的后期传教士,不再停留于谴责鸦片贸易,而是积极参与禁烟运动:在各地建立戒烟所;出版反鸦片的着作;在三次全国传教士大会上提出反鸦片决议;成立跨宗派、跨国籍、跨身份的全国性反鸦片联盟——中国禁烟会;并推动官方禁烟与国际禁毒合作。1907年,清英政府签订《禁烟条约》;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场运动走向高潮。自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到1909年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正好跨越整整一个世纪。来华传教士群体对鸦片的态度,大体经历了暧昧默许、口头谴责和行动制止、禁烟官方化四个阶段,传教士也实现了从负面的鸦片贩形象到正面的反鸦片人士的转变。本文试图分析在晚清百年的历史里,作为一个群体的新教传教士鸦片观的演变,并探讨其中的原因及影响。
李强[7]（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黄薇[8]（2019）在《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文中提出从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处在中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点上的上海,社会生活与中国传统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偏离和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迄今尚无专门着眼于西方基督宗教传播对上海社会风尚的影响。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西方在华传教运动的中心。天主教和新教在上海的传教与社会事业,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占有较大的份额和突出的地位。因此,作为城市宗教与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无疑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此前数量众多的以上海近代化为题的研究着作中,多将“西方”视作一个整体,很少注意到他们因不同的身份、国籍、行业、宗教信仰等,而产生的差别。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劝说”和“规训”两个维度,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在华基督教会与传教士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关注点的变迁,及其对上海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劝说”是指通过运用各种策略,使被劝说者愿意采用劝说者提出的意见或行为趋向。“规训”则是一种“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上的规训,即通过文化风气的熏陶,风俗习惯的养成,乃至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将其纳入到与规训者相同的文化语境中,减少“西方人”在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摩擦。本文依据传教士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书信集,中外教会机构的档案,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期刊等中西文献,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楔子部分阐述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世界各种游记、笔记里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在生活上的各种摩擦与碰撞;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勾勒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史,简要描绘了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及其在中西思想交流、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基督教东来后,与上海本土文化相遇时的摩擦。教会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诸如缠足、溺婴、一夫多妻等陋俗;第三章讨论了基督教倡导的城市生活理念,诸如合理饮食、积极运动、俭朴衣着、注意公共卫生等;第四章聚焦于基督宗教对于神职人员、中国教牧的日常规训,以餐饮、衣着、居家环境等要求为例,反映出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第五章讨论了基督宗教在上海这个城市环境下,如何对教徒进行道德约束以及灵性的培养,以及如何实施适度的惩戒。本文最后认为基督教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而的,但基督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其中包含人类社会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因而能引起上海本土文化的共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福音事业,对城市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这些观念主要的言说者和传播者,传教士们无法摆脱时代及其自身身份的局限性,这就决定这些观念影响的有限性。尤其是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角色,虽然留下雪泥鸿爪却并不能给上海城市社会风尚的变化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唐晓峰[9]（2017）在《深化基督宗教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20年工作总结与未来发展》文中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亦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1996年9月开始筹备,正式成立于1998年5月21日。20年来中心承担了众多来自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各部委及各类国际国内合作、委托课题项目,编辑出版了大量研究专着、译着,主编了《基督宗教研究》《宗教比较与对话》《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等学术研究辑刊,组织了许多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讨会,开展了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多次大型国情调研活动,同时在国际
周慧慧[10]（2017）在《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文中认为族群关系一直是多族群社会需要面对和正视的问题,族群关系是否融洽也是衡量多民族社会是否安定和谐的重要指标。台湾南投县仁爱乡是一个泰雅、赛德克与布农等多族群混居的地区,各族群文化殊异,且族群之下又有亚群,族群关系本就纷繁。1945年光复以降,在台湾地方当局新的族群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原住民族群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多样。调查发现,第一,在文化方面,首先,各族语言并行发展,尽管多族群语言的存在有碍族际交流,但汉语的习得与使用,方便了各族群在社会生活的沟通与交流。其次,基督宗教取代了各族群传统的祖灵信仰,成为他们新的精神力量。虽然不同教派之间因争抢信徒或教义分歧曾引发族群内部摩擦,但统一性的宗教认同的建构及强化帮助他们弥合历史矛盾,促进族群间的融合。最后,随着社会交往的日趋频繁,族际通婚变得越来越普遍。族际婚姻关系的建立有助于打破族群间的文化偏见与隔阂,促进族群关系的改善。第二,在经济方面,市场经济取代部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将个人、群体和外部社会密切连接在一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之间和族群之间难免产生某些利益方面的竞争与纠纷,但随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日益增多,族群间的联系益发紧密。第三,在政治方面,传统的平等主义社会政治结构趋于解体,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的形成和选举制度的发展使族群间的权力博弈变得激烈。多数治理主体权责分明、分工明确,配合相对默契、融洽;少数则因角色冲突、资源竞争或观念不合等原因相互排挤。在政治选举中,当支持倾向趋于一致时,与候选人有关的人际关系网络得到有效动员,实现了特定群体的利益共赢;而权力的失序竞逐、政治资源分配不公等负面因素,则导致族群分裂与政治分层。最后,在族群意识方面,台湾原住民在社会运动中建构起来的泛族群意识受到质疑和挑战,个体族群意识和多元族群认同意识随之兴起。虽然多元族群认同意识有助于促进族群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但个体族群意识的过度膨胀却使台湾原住民社会面临严重的分化危机。研究表明,台湾光复以来,仁爱乡各原住民族群已在文化、经济、政治及意识等多个领域开展频繁互动,并形成了竞争冲突与和谐共生两种关系形式。在这两种关系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牵引的张力。这一张力的“钟摆”性特征,使得地方社会秩序在稳定有序与躁动无序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摇摆,族群关系呈现出动态的样貌。就目前而论,各族群间还存在着各种纷争与矛盾,但这只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和可调和的,和谐共生仍构成了当前仁爱乡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主流。当然,以“共生理论”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共生尚处在较低级阶段,一体化共生才应是族群共生的高级阶段。由于个体族群意识的蔓延,台湾原住民族社会正面临族群分化的挑战,从而严重阻碍一体化共生关系的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体化共生关系的集中体现。展望未来,台湾原住民族群应朝着“多元统一体”的方向发展,重视族群社会的整合和统一,避免族群分化的加剧。
二、“基督宗教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督宗教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不足 |
| 三、本研究的创新性及其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耶稣会在华传教历程与文化适应政策 |
| 第一节 天主教入华传教历程 |
| 一、第一次接触: 大秦景教 |
| 二、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困境 |
| 第二节 耶稣会的诞生与传教基调 |
| 一、耶稣会的诞生 |
| 二、耶稣会的文化适应精神 |
| 第三节 耶稣会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政策 |
| 一、利玛窦时期的文化适应策略 |
| 二、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转向: 全面适应阶段 |
| 三、白晋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策略 |
| 第二章 耶稣会士与《易经》的相遇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一、初入华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易经》形象 |
| 三、索隐派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介绍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 |
| 一、索隐派译《易经》 |
| 二、西方世界第一个《易经》全译本 |
| 第三章 耶稣会士以象数、卦爻辞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以“数”会通 |
| 一、易学中的“数” |
| 二、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原因 |
| 三、耶稣会士以“数”会通的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以“象”会通 |
| 一、易学中的“象” |
| 二、耶稣会士以“象”会通的原因 |
| 三、以汉字之“象”会通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以卦爻辞会通 |
| 一、以卦爻辞对《圣经》故事进行会通 |
| 二、以卦爻辞对天主教义进行会通: 以谦德为例 |
| 第四章 耶稣会士以基本易理范畴与《圣经》的会通 |
| 第一节 耶稣会士诠释“上帝” |
| 一、中国古经籍中的“上帝” |
| 二、从“天主”到“上帝” |
| 三、“术语之争”与“上帝” |
| 四、索隐派耶稣会士与“上帝”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诠释“太极” |
| 一、“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 |
| 二、“太极”非“天主” |
| 三、“太极”即“天主” |
| 四、论耶稣会士“太极”观诠释取向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诠释“圣人” |
| 一、中国传统“圣人”形象 |
| 二、“圣人”为耶稣 |
| 三、“圣人”为弥赛亚 |
| 四、论耶稣会士“圣人”观诠释取向 |
| 第五章 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儒士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应 |
| 一、护教儒士的回应 |
| 二、反教儒士的回应 |
| 第二节 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 |
| 一、罗马教会对耶稣会士研《易》的反映 |
| 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易经》 |
| 三、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回顾与反思 |
| 一、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主体选择 |
| 二、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文化困境 |
| 三、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研究的价值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5）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主要创新点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本文研究起点和创新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
| 一、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全景式呈现 |
| 二、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地位的评价 |
| 三、为当代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历史借鉴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和内容 |
| 一、中心问题与总体思路 |
| 二、基本内容与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中国基督教及其面临的挑战 |
| 一、清末反洋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二、民初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三、民初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冲击 |
| 四、民国基督徒学者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 |
| 第二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体验 |
| 二、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历史的反思 |
| 三、张亦镜的文字传道和文字卫道工作 |
| 第三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神学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的文字传道思想 |
| 一、论开展文字传道的必要与目的 |
| 二、论文字传道与本色神学的建立 |
| 三、论文字传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
| 四、张亦镜对白话文的态度问题 |
| 第二节 论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中国民俗的基本态度 |
| 1.人有“新”“旧”之别——中国民俗宜“去旧迎新” |
| 2.民俗有关“国运兴衰”——中国社会宜“移风易俗” |
| 二、论基督教对中国民俗的吸收与改造 |
| 第三节 论本色神学同儒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儒之辨的时代背景 |
| 1.晚清时期的激烈碰撞 |
| 2.二十世纪初对话的开始 |
| 二、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互异性 |
| 三、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相通性 |
| 第四节 论本色神学同道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道比较研究的前提和态度 |
| 1.以澄清老子其人其事为前提 |
| 2.以分别道家与道教为前提 |
| 二、《道德经》与《圣经》的比勘互证 |
| 1.道元始与上帝同在 |
| 2.在“道性”上的相通 |
| 3.在“修性培德”上的相通 |
| 第五节 论本色神学同佛教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耶佛关系的基本态度 |
| 1.对“扬佛抑耶论”的回应 |
| 2.基督教比之佛教更值信靠 |
| 二、论观世音信仰与基督教的分歧 |
| 1.在时空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2.在性别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3.在佛经逻辑上的批判与分歧 |
| 三、对“佛化基督教”思想的否定 |
| 第六节 论本色神学同墨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墨比较研究的思想缘起 |
| 1.西学墨源说 |
| 2.基督教墨源说 |
| 二、耶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
| 1.为墨学正名和平反 |
| 2.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
| 三、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的契合 |
| 1.在最高思想范畴上的契合 |
| 2.在社会政治伦理上的契合 |
| 3.在人际人伦理想上的契合 |
| 四、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之间的互异 |
| 第四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教会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 |
| 一、论上帝国存在的中国化诠释 |
| 二、论上帝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 |
| 三、论中国人之于上帝屋的信修 |
| 第二节 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 |
| 一、对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的推动 |
| 二、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促进 |
| 三、对宗教理性的弘扬和对中国宗教末流的批评 |
| 四、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改造 |
| 第三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 |
| 一、论民族独立与教会独立的关系 |
| 二、论建立本色教会的方法与途径 |
| 三、论教会趋势与中国教会的自立 |
| 第四节 论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 |
| 一、论张亦镜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
| 二、论张亦镜在孔教问题上的态度 |
| 三、论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
| 四、对“党教合一”思想的批判 |
| 五、论基督徒的爱国与救国的关系 |
| 第五章 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基督教中国化思潮的影响 |
| 一、对民国时期本色教会运动的影响 |
| 二、对民国时期本色神学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 |
| 一、对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启发 |
| 二、对如何处理爱国与爱教之间关系的启发 |
| 三、对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启发 |
| 第三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在文字布道事工及其本色教会思想上的局限 |
| 二、在基要主义立场及其本色神学思想上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晚清传教士群体的鸦片观演变（1807-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 |
| 五、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暧昧不清: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的相遇(1807-1842) |
| 第一节 传教士的传教热情与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晚清政府的鸦片政策 |
| 第三节 传教士与在华鸦片商人 |
| 第四节 传教士与在华外交官 |
| 第二章 群而攻之:中期传教士对鸦片的认知与谴责(1842-1862) |
| 第一节 “甚于砒霜十倍”:鸦片之生理危害 |
| 第二节 “罪恶之沼”:鸦片与道德问题 |
| 第三节 “帝国的深渊”:鸦片与社会危机 |
| 第四节 “福音的绊脚石”:鸦片与传教障碍 |
| 第五节 “撒旦的咒诅”:传教士对鸦片问题的宗教化构建 |
| 第三章 身体力行:后期传教士反鸦片活动的开展(1862-1907) |
| 第一节 传教士对鸦片状况的调查 |
| 第二节 各地基督教戒烟机构的出现 |
| 第三节 传教士的反鸦片出版与宣传 |
| 第四节 全国传教士大会的反鸦片议题及请愿活动 |
| 第五节 跨身份、跨国籍、跨宗派反鸦片联盟的形成 |
| 第六节 传教士反鸦片运动的国际合作 |
| 第四章 修成正果:传教士反鸦片运动的落幕(1907-1911) |
| 第一节 传教士与官方禁烟运动 |
| 第二节 清末反鸦片运动的成果 |
| 第三节 反鸦运动的延伸:传教士的反吗啡活动 |
| 第四节 各界对传教士反鸦片的回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与鸦片相关的在华传教士名录 |
| 附录二 :中国禁烟会面向所有在华传教士的调查表 |
| 附录三 :晚清计量单位换算表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8）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及研究回顾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部分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回顾 |
| 二、史料运用 |
| (一) 在沪出版的教会期刊概述 |
| (二) 其他史料 |
| 楔子: 到中国去! |
| (一) 想象中的异邦 |
| (二) 艰难的开始 |
| 第一章 近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传播和发展 |
| 一、成功与失败: 基督教在沪的早期活动 |
| 二、挑战和回应: 条约体制下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 |
| (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发展与移民潮 |
| (二) 鸦片战争后上海天主教发展 |
| (三) 基督新教在上海的发展 |
| 三、调整与适应: 蓬勃发展的福音事业 |
| 四、吸纳与融合: 城市生活中的西方元素 |
| 第二章 劝说: 基督教反对什么? |
| 一、传教士与在华西人的反缠足运动 |
| 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运动 |
| 三、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认识和批判 |
| 四、传教士对中国一夫多妻制的再诠释 |
| 第三章 劝说: 基督教赞成什么? |
| 一、性别与任务: 怎样做一个好妻子 |
| 二、健康与卫生: 怎样居住在大城市? |
| (一) 教会与城市公共卫生 |
| (二) 个人生活与卫生理念 |
| 三、滋养与修饰:怎样做一个近代都市人? |
| (一) 西食东渐 |
| (二) “假辫子”和“剪辫子” |
| 四、观剧与体育:怎样做一个时髦的青年 |
| (一) 走,我们看戏去 |
| (二) 运动也快乐 |
| 第四章 规训:宗教戒律中的行为养成 |
| 一、餐食有礼、进退有度 |
| 二、都会时尚与着装规训 |
| (一) 教会的基本着装理念 |
| (二) 服饰变革风潮下的教会着装取向 |
| (三) 时尚潮流中的基督教会的规训 |
| (四) 女传教士的时尚天性与自我规训 |
| 三、居住环境的布置 |
| 第五章 :规训:灵性追求和道德约束 |
| 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
| 二、基督徒的娱乐休养 |
| 三、基督教会的规训与惩戒 |
| 结论: 基督宗教在上海:殖民沧桑中的“文化掮客” |
| 附录一: 汉语基督教文献库中日常生活类文献书目 |
| 附录二: 近代江南地区出版饮食类书籍 |
| 附录三: 近代教会在沪文化机构选录 |
| 附录四: 本文主要图表目录 |
| 附录五: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的项目 |
| 致谢 |
（10）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泰雅、赛德克及布农族群关系的研究 |
| 二、民族“共生理论”的借鉴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民族”与“族群” |
| 二、“原住民”与“原住民族” |
| 三、“社”、“部落”与“村里” |
| 第四节 论文架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基本架构 |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经历 |
| 第一章 仁爱乡:一个多族群杂居的山地乡 |
| 第一节 田野点概况 |
| 第二节 仁爱乡的原住民族 |
| 一、族群的迁徙与分布 |
| 二、族群传统文化特质 |
| 小结 |
| 第二章 历史上的原住民族群互动 |
| 第一节 日据以前的族群关系 |
| 一、部落内部的互动 |
| 二、部落之间的往来 |
| 第二节 日据时期的族群关系 |
| 一、传统文化的改变 |
| 二、互惠观念的削弱 |
| 三、政治秩序的重组 |
| 四、族群意识的建构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化交流中的族群关系 |
| 第一节 语言层面的互动 |
| 一、语言生态 |
| 二、语言掌握及使用现况 |
| 三、多语言共存 |
| 第二节 宗教层面的互动 |
| 一、宗教生活的基督教化 |
| 二、教派与族群 |
| 三、宗教认同的建构 |
| 第三节 婚姻层面的互动 |
| 一、从族内婚到族际婚 |
| 二、多族群亲属网络的形成 |
| 三、族际关系的改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互动中的族群关系 |
| 第一节 经济社会的转型 |
| 一、土地私有观念的强化 |
|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 |
| 三、部落市集的形成 |
| 第二节 经济互动中的交流与合作 |
| 一、农业生产中的密切合作 |
| 二、观光事业中的资源整合 |
| 三、部落市集中的友好交流 |
| 第三节 经济互动中的矛盾与纠纷 |
| 一、市场贸易引发的矛盾 |
| 二、土地权益纠纷 |
| 小结 |
| 第五章 政治博弈中的族群关系 |
| 第一节 乡村治理中的族群互动 |
| 一、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的形成 |
| 二、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与较量 |
| 第二节 政治选举中的族群互动 |
| 一、选举动员与人际关系整合 |
| 二、权力失序竞逐与族群分裂 |
| 三、权力资源寡占与政治分层 |
| 小结 |
| 第六章 族群认同演变中的族群关系 |
| 第一节 族群认同的演变 |
| 一、泛原住民族认同的形成 |
| 二、个体族群认同的发展 |
| 三、多元族群认同的酝酿 |
| 第二节 泰雅族的分化 |
| 一、太鲁阁族的建构 |
| 二、赛德克族的“正名” |
| 三、族群认同的路径探讨 |
| 四、区域族群结构的转变 |
| 第三节 文化复振与族群共荣 |
| 一、文化复振的实践 |
| 二、多元文化的共存 |
| 小结 |
| 结语 |
| 一、仁爱乡族群关系的主要特征 |
| 二、仁爱乡族群关系的主流及未来发展 |
| 三、启示与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基督宗教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韩国的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J]. 李在信,王德硕. 基督教学术, 2020(01)
- [3]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D]. 苏雷. 武汉大学, 2019(06)
- [6]晚清传教士群体的鸦片观演变（1807-1911）[D]. 卓辉立.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8]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D]. 黄薇. 上海大学, 2019(02)
- [9]深化基督宗教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20年工作总结与未来发展[J]. 唐晓峰. 基督宗教研究, 2017(02)
- [10]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以台湾南投县仁爱乡为中心[D]. 周慧慧. 厦门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