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杰与中国现代文学_文学论文

许杰与中国现代文学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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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杰先生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造就的一位作家。在他身上,既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一面,又凝聚着无法化解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情结”。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学生,就在浙东的小县镇里集会结社,摇旗呐喊,与北京城里的大中学生遥相呼应。从此他对学生运动情有独钟,四十年代末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代表上海的大学教授赴南京参加中央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学生集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这种激情直至于耄耄之年,依然不减。他在晚年还象年轻时候一样奋不顾身,针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在报纸或电视台上再三呼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莫拉尔小姐”(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二十世纪同龄人一生文学活动的轨迹,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缩影。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大体上可以分为六个方面。

二十年代,许杰先生最初走的是教书的道路,“教育吾之职,淡饭吾当吃”。可是,自从一九二四年六月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中篇小说《惨雾》,在当时中国的文坛上产生影响之后,他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农村生活的中篇或短篇小说。因此,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作或有关论著,都无一例外地把他列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而《惨雾》则早在三十年代就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被茅盾誉为“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结构整密”、“气魄雄壮”〔1〕。这篇近三万字的中篇小说, 出场人物众多,许杰也并不集中刻划某几个人物,却能勾勒出几乎每一个人物的性格的轮廓,而且线索非常清楚。《惨雾》以紧张激烈的械斗与忧愁缠绵的闺房生活穿插叙写,构成特殊的层次与情调,最后以惨痛的结局和感伤的民间传说似的尾声结束全篇。它的艺术魅力,在于提醒人们思索:这是谁之罪?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文坛上出现的“乡土文学”作品,多如鲁迅先生所言“只见隐现着乡愁”,即在离乡怀故的心情下描写农村的黑暗现象,寄托作者的愤懑和哀愁。许杰是“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用了更繁杂的人物和动作把农村生活的另一面给我们看”〔2〕,其作品自然也在“乡土文学”之列。然而,他的这些农村小说表现的不仅是愤懑或哀愁,也不仅是农民的麻木悲惨或农民的难以磨灭的在封建宗法思想投影之下的文化心理,更多的是农民的逐渐醒悟与奋力抗争。

许杰在他的农村小说里展现了当时乡村生活的广大背景,“浓密地点缀着特殊的野蛮的习俗,拥挤着许多农村中的典型人物”〔3〕。 《吉顺》中的赌徒吉顺,《大白纸》的主人公“大白纸”,《台下的喜剧》里的金纱姑娘,《改嫁》中的启清嫂,《七十六岁的祥福》里的老祥福,《放田水》中的阿元嫂,……都是相当成功的典型人物。他们在农村社会生活的旋涡里冲波激浪,并没有沉下水里去,而是在竭尽全力拚搏与挣扎,追逐着时代的激流,因而在“另一面”反映出当时中国农村革命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基础。比如《吉顺》,表面上写的是一个赌徒在金钱场中的沉浮,其真意却在揭露农村中“典妻”的野蛮习俗,最初发表的日期,比柔石的同样题材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还要早五年的时间;而他的《放田水》,更无疑地已经塑造出中国劳动妇女的新的形象。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也是中西文化交汇和撞击的时期。那时,英国的散文小品融合了中国散文固有的现实主义传统与特点,在中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4〕。正逢其时的许杰的散文创作,文笔疏朗,质朴无华, 为文的风度诚挚可亲,在素淡中含有情思,在浑厚中显出丰腴,正构成一种特别的艺术风格。这反映了他的美学观点:随物赋形,活泼自然,又使人感到丰赡饱满。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每每兴会所至,涉笔成篇,长短不拘,在文理自然之中,追求一个“清”字。他说:“我说的这个清字,应该有‘纯’字的境界,因为清平、清和、或是清明,只有达到纯的境界的时候,这才真正达到艺术的美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5〕因而, 许杰的散文既不同于谢冰心的轻柔温情,也不同于朱自清的清隽含蓄和叶绍钧的细致凝重,而自有一种清纯自然的魅力。

不过,朴素美作为一种语言文字艺术,也离不开精雕细琢。文章越是写得随便、自然,越是要经过千锤百炼。“作文岂可废雕琢?但须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后,信笔写出,无一字一句吃力,却无一字一句率易;清气澄沏中,自然古雅有风神,是一家数也。”〔6〕许杰就是擅长这种“清雕琢”的散文作家,在他的笔下妙语、比喻或警句总是掩藏在朴实无华的文字之中,他为着表现他的入微而独特的感受,常常在搜求、甚而是创造一些新奇的字句,可是,却又尽量地将这些字句涂上古朴而通俗的色彩,力图在明白如话的迷人的朴素之中展示惊人的优美。《平湖秋月的红菱》临摹西湖美景丽姝佳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上乘之作。

各种不同的内容,需要不同的风格特色,但观许杰散文,他仿佛有着几套笔墨,既有潇洒犷放,又有清幽妩媚,庄谐杂作浓纤适度。这自然与他的思想深度、生活阅历以及文学修养都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许杰的散文小品《绅士阶级的蜜蜂》居然只用了四百二十个字就把一个二十世纪的莫里哀、现代最卓越的喜剧大师萧伯纳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是当年萧来上海时所发表的欢迎文章中最简短的佳篇。文中写道:“萧伯纳是英国绅士社会的一只蜜蜂,他有刺,他也会酿蜜;不过,他所酿的蜜,却是甜中带酸的。”

当年朱自清在论述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的状况时曾经指出:“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7〕这里所说的绚烂极了的“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显然也包含着许杰的散文创作。

近年有人在评论法国当代作家米歇尔·比托尔的长篇小说《变》的文章中,认为这部小说通篇均用第二人称“你”来叙述,“这在中外小说史上还未有先例”。其实,早在《变》之前数十年,许杰就曾“拿来”弗洛伊德的理论,大胆采用第二人称的特殊手法,创作了一篇意识流小说,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发表在《洪水》上的短篇小说《你的心曲》。当时,许杰受到郁达夫《小说论》的影响,想在小说创作艺术的探讨上下一点功夫。同时,他也受到创造社文学思想的影响,不仅想用写实的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而且还想借用浪漫的甚至多少还带有一点“颓废”的笔法来写小说。于是,他采用了那时尚无人采用的第二人称手法写出了《你的心曲》。在这篇小说中,“你”的父亲贪图金钱将“你”嫁给一个家境丰裕的“半痴式”的丈夫,于是“你”掌理他的全部账目,既不受制于丈夫,也不求恳于别人,街坊邻居无不欣羡“你”的福分钦佩你的能干……但是,作者却由表及里从“你”的生活行动中看出“你”的失意:“我早就窥探出你的底奥,照沏你的心肝;——你所缺少的,呵!简直是非同小可,简直缺少了最高的灵魂,简直丧失了无上的生命!”

这种新颖别致的创作手法,确实能使读者在不知不觉间成为读这本书的“读者——你”,读者与作者共同感受到一种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又正是在你的身心里反映出来的“你的心曲”。这篇小说不仅试用了“第二人称”的表现手法,而且在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时,为着扩大作品的容量并开掘作品的深度,有意运用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泛性论思想以及意识流创作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你”的内心世界:“你筹划着,你将如何的向我倾心相爱;你计划着,你将如何使我领受你的爱心。你理想着,你我相爱后,……。”

弗洛伊德学说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然有增无减,许杰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与撞击的总背景下率先“引进”新颖的创作思想与手法,同时创作了若干篇带有弗洛伊德思想痕迹的短篇小说,作出可贵的探索与尝试。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也并非是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是流派纷呈多种多样。二十年代许杰独创一格的第二人称意识流小说,堪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由于思想的解放,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宣传苏联文学以及当时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观点。二十年代早期,报刊上便已出现谈及“无产阶级的文化”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类的文章,宣传介绍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现在已经见之于世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大抵都提到了一九二八年开始的“文学论争”,即创造社同太阳社就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问题与鲁迅发生的争执,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此半年之前许杰就已经在《明日的文学》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了。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许杰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讲授“文学概论”,从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着手,结合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文学运动,指出中国文坛的“明日”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这套“文学概论”讲义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内容与前景从理论上作了阐述,认为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内容来充实文学,而不是以文学为对象去“革命”,“文学应该创造新的人生的典型,灌注新的人生的精神”,“至于时代的先驱的文学,它的眼睛应该透视的看穿了未来的世界,它应该指示我们以今天所看不见但明日必定要实现的事情”。〔8〕该讲义的第一章《文艺与现实社会》曾在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报》发表,全套讲义(六万余字)则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题名《明日的文学》。可能是由于印数不大,它产生的影响未能流传下来。

其后许杰离国去马来西亚,但他仍然不忘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为基础进行创作实践。他创作了一部描写华侨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马戏班》,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明日书店出版。然而,由于小说的故事情节缺乏实际生活基础,而且作者又加进许多生硬的“阶级分析”,不仅人物刻划“脸谱化”,甚至风景描绘中也“带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诸如“河水是混浊的,河水里面融合着工人们的血汗”,等等),不免落入“概念化”的窠臼。因此,《马戏班》这部许杰唯一的长篇小说,不能算是成功之作。他晚年在谈到这部小说时曾对笔者说:“《马戏班》是我自己有意为之的,目的是作为一次实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试验,或者尚可给大家提供一点失败的经验。”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许杰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法南支部的成员,但他亦曾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委派远赴南洋吉隆坡担任华侨报纸《益群日报》的主编,结果因为提倡“新兴文艺”并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被英国殖民当局“递解”出境。许杰先生因此被尊为“马华文学”的宗师,至今仍在东南亚颇具影响。当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走向世界”并在东南亚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还有郁达夫等人,但那已经是在拓荒者许杰之后十多年的事情了。

一九二八年许杰来到吉隆坡的时候,痛感当地缺乏文化,于是决定做一点拓荒的工作,散布一点文艺的种子。他除了每日编辑新闻稿与撰写社论之外,还在《益群日报》开辟一个文艺副刊《枯岛》,倡导“新兴文艺”运动。他明确指出:“革命并不一定是荷枪实弹,驰骋沙场,与敌人决死活,才可算数的。只要有革命的精神,能够揭发社会的罪恶,与恶势力恶环境战,也就是革命啊!”〔9〕许杰还在这个副刊里竭力倡导文学的“地方色彩”:“南洋有南洋底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如何穷搜远处,是俯拾即是的东西。……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的,譬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有椰林、高树、旷野、草屋、牛车等等,徊现在我们的脑际。如果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把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10〕

《枯岛》前后共出版五十八期,除编者的短论与编后记之外,共发表各类作品178篇,其中新诗74首,小说29篇,散文25篇,论文18篇, 剧本4个,在南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回到国内的一些老作家, 当时都曾在这个文艺副刊上起步写稿。一位当年曾在《枯岛》投稿的老革命家,更深情地撰文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许杰先生既是我写作上的导师,又是带我踏进革命门槛的引路人。”〔11〕时至今日,《枯岛》一直被新马文化界尊为“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文坛的重镇,新马文学史上不可不提的一个文艺园地。”〔12〕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讲以昆明、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国统区”)文学,或者讲以陕北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还有人倡导研究沦陷区的“孤岛文学”。然而,抗战时期的中国东南地区,在文艺上并不是一片空白。当时内迁福建建阳的暨南大学教授许杰在东南之隅独树一帜,大力推进“东南文艺运动”,就是一件功不可没的事情。东南文艺运动所涵盖的地域,西起江西赣州,东临浙东海滨,包括安徽的屯溪、福建的永安、建阳等地。东南地区的所有报纸的文艺副刊,都是东南文艺运动的阵地。当然,东南文艺运动不仅仅是东南各家报纸副刊的运动,它还应扩及到整个东南的文化界,所以,许杰提出两个“联合”,即东南作家的联合和东南文艺作品的联合。他在《浙江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从东南文坛现状谈到东南文艺运动》,建议东南各报副刊“联合”出版专栏《东南文艺》,版面和内容保持相对一致,若干期积累起来就等于是一本大型的文艺刊物。有了这样一个文艺阵地,东南地区的作家们就可以集中反映抗战时期中国东南的生活,为抗日战争服务。

许杰认为所谓“抗战文学”就是作家如实地写出抗战时期人民大众的生活,它的目的是为抗战而写作,为加强民族的抗战力量和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而服务。作家应该深入生活,写出适合于时代与社会的要求——也即是适合于抗战的要求的作品。因此,当时他曾针对沈从文的几篇小说作过如下的评论:“作者的文章,自具有作者一贯的作风,清新,流俐,又带一些枯涩的哲学意味,自也无庸多说。对生命的执著,对‘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也有他的存在的理由。但在这抗战的现阶段,这样的强调着肉体的享乐,说是‘如果肉体已到毫无意义,不能引起疯狂时,对生命又有何等意义?’这就不得不受人批判,受时代批判的。”〔13〕许杰先生晚年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曾觉得那时候对沈从文小说的批判“言辞颇有些过激”。但是,除了“言辞过激”(确实容易使人产生“义正辞严”的感觉)之外,他的那些鞭辟入里的意见的实际内容与理论含义,即使在五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切中肯綮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是,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然而,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里所说的“文化偏至”现象是时常发生的,尤其在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发生“偏至”现象,是很自然的。许杰作为抗战文学的提倡者,主张“为抗战而写作,为加强民族的抗战力量和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而服务”,是完全正确的。试问,中外文学史上公认的文学大师,有哪一位是玩世不恭或缺乏历史使命感的?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曹雪芹?——把缺乏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奉为“大师”,如果不是自身的浅薄或无知,至少也是另一种样式的“言辞过激”。

遗憾的是,许杰先生长期在大学任教,书斋生涯使他逐渐趋于沉静,故而终于没有长篇力作问世。但是,他一辈子在“追求”中生活,在坎坷的道路上“我不能将是作非,认白作黑,我不能摇尾乞怜,也不能吹牛自炫”〔14〕。因此,他的创作道路依然对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他在“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比较早地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并且在他自己的文学活动中作了认真的探索与试验。然而,他的文学活动最终证明,只有革命的文艺理论,而缺乏相应的实践活动,缺乏深厚的实际体验,仍然不可能创作出成功的文学作品。这一点经验教训,应当有助于对“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那一句名言作进一步的思考。也就是说,仅仅“出血”是不够的,还必须经受过“血与火”的反复锤炼,才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文学作品。这也许正是所谓的左翼革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起过积极作用又不可否认地产生过消极影响的原因之所在。

许杰在其毕生的文学道路上,除了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之外,还坚持不懈地向其他不同的文学流派学习,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的中短篇小说对人物细腻的心理揭示,大段大段的人物心理流程,其实就是“意识流”手法的实际运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老一辈作家中,他是最早“引进”现代主义文学手法并将现代派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的作家之一。他与创造社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保持着相当长时期的真挚友情,在相互切磋中吸取浪漫主义文学的风采。他的那些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散文佳篇,也因此而别具一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许杰这种对各种文学流派兼容并蓄的风范,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曾经自谦地说:“我是比较现实的人,我在文学的见地上,也颇倾向于现实主义,但我却不敢以什么现实主义者自居。”〔15〕这是谦辞,但也确实表明了他不囿于(或不拘泥于)现实主义的文学态度。

文学既是作者个人意志的符号,也是自己时代的喉舌。显而易见,在许杰一生的文学活动中,虽然他不仅采用现实主义而且还尝试用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的手法创作小说和散文,虽然他不仅写小说和散文还涉猎诗词歌赋以及话剧剧本与文学理论,但是,他的传世之作并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作品,还是那些具有深厚生活基础兼带浓烈乡土气息的中短篇小说或散文佳篇。这就具体地说明,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只有贴近时代并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与人生百态,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并最终得到文学史的确认。用许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的抓住时代的核心,预示未来的前途,推进时代的前进的文学上的努力,才不是白费的工作。”〔16〕

许杰先生早年成名后曾经告诫文艺青年:“做个文学家,自然说起来是很漂亮,听起来也很好听的。但是,这现实的鞭子,却一下下的向你背上抽,看你可能挨得下。”〔17〕他一生的文学道路,既显现出这“现实的鞭子”的沉重,更体现出他承受这鞭打的非凡的毅力和韧性。在他诞辰九十五周年的时候,回顾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历程,追思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从总体上冷静地思考他一生文学活动的得失在文学史意义上的价值,是不是对他的最好的纪念呢?

编者附记:

今年适逢现代著名作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首任主任许杰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我们特刊发柯平凭的《许杰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以作纪念。

注释:

〔1〕〔2〕〔3〕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4〕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5〕《成都日报》,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

〔6〕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7〕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

〔8〕许杰《明日的文学》。

〔9〕〔10〕许杰《益群日报·枯岛》。

〔11〕梁上苑《重拾五十年前的交情——回忆我和许杰先生在南洋的一段交往》,香港《大公报》。

〔12〕见《南洋商报》署名杨松年的文章。

〔13〕许杰《现代小说过眼录》。

〔14〕许杰《一个人的独白》。

〔15〕许杰《论乡村小说的写作》。

〔16〕许杰《文学与时代》。

〔17〕许杰《给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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