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淳风“军气占”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淳风论文,军气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以往关注的焦点多在于天象记录和观测技术，对于其中蕴涵的天占、日占、月占、星占、气占、风占等内容，往往斥之以“伪科学”而视如敝屐。“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一概念的边界十分宽泛，绝非“自然科学”这一概念所能涵盖。单纯以现代天文学理论裁量中国古代天文学史，难免导致中国古代天文学中隐含的人文内涵的遗失。黄一农先生从“社会天文学史”角度研究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其研究视角与观点令人耳目一新。①笔者不揣谫陋，起而踵之，对唐朝李淳风《乙巳占》中的“军气占”思想作一探讨，未中肯綮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军气占”判断吉凶的标准
殷周时代，卜筮之风隆盛，灼龟为卜问，蓍占为筮问。这两种祷问术数因有殷墟甲骨和《周易》的传世，人们知之甚详。其实，中国古代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种祷问方式——气占。气为云气，卜与巫通过观察云气来预测人事吉凶休咎。按照周礼，每逢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国君必亲带巫、卜到宫门附近的高台观察云气，占卜吉凶。因此，各诸侯国一般都建有“望国氛”、“望氛祥”之类的高台，因其用途与神事有关，故称之为“灵台”。《周礼》中的“眂祲”官“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②郑玄注云：“煇谓日光炁也。”“十煇”具体指太阳的十种光气。《周礼》中的“保章氏”负责“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所谓“五云之物”也是特指日旁云气的五种颜色，古人认为它预示着不同的灾祸或吉祥，郑玄解释说：“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③
《周礼》④之外，在可考的先秦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近于雪泥鸿爪。《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别成子望军气》、《常从日月星气》、《黄帝杂子气》，颜师古认为常从是老子之师，因此《老子》一书蕴涵兵学方面的内容。这三种文献皆是先秦古籍，但早已佚失。弥足珍贵的是，《墨子》中的“迎敌祠”和“号令”保存了一些尚待学人评估的材料。《墨子·迎敌祠》是墨家探讨城池防守战术的文章，开宗详述兵临城下应如何祭祀和誓师，紧接其后言及“气占”：“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守，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城池被围之时，守城主将让卜、医、巫等专司气占，通过观察云气来推算敌方何时进攻，我方宜何时反攻。专司“望气”的卜、医、巫伴随守城主将左右，随时将观察云气变幻的“望占”实情禀报给守城主将。卜、医、巫不可将不利于鼓舞士气的“气占”结果泄露给守城将士，否则将受重惩，即《墨子·号令》所云：“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弗赦。”在古代社会，“军气占”是战争爆发之前“庙算”内容之一，“圣人独知气变之情，以明胜负之道”。⑤通晓气占之道，方能知己知彼，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因此，李淳风认为军气占的最大作用在于“探祸福之源，征成败之数”。⑥因为古人相信胜败可“逆知”，军气占的价值逐渐被过分渲染和夸大，甚至到了“进退以气为候”的程度：“其军中有知晓时气者，厚宠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军及我军上气色，皆须记之。若军上气不盛，加警备守，辄勿轻战，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察气者，军之大要，常令三五人参马登高若临下察之，进退以气为候。”⑦
天上云气变化多端，通过望占云气推算吉凶休咎的标准何在？李淳风认为：“夫气者，万物之象，日月光照之使见。是故天地之性，人最为贵，其所应感亦大哉。人有忧乐喜怒诚诈之心，则气随心见至。日月照之以形其象，或运数当有，斯气感召，人事与之相应，理若循环矣。”⑧人为因，天为果。先有社会人事之变，后有云气之变与之相应。正因如此，人们可以通过望占云气以预测吉凶祸福。根据李淳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中抽绎出古代“军气占”预测吉凶的三条标准：
其一，根据云气颜色预测吉凶。“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⑨“军上有赤色气者，径抵天，军有应于天，攻者其诛乃身。”⑩“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域被甲而趋。”(11)“卿云”又称“庆云”、“景云”，李淳风《乙巳占》卷8“云气吉凶占”解释说：“庆云，赤紫色，如烟非烟，如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是谓庆云，亦曰景云，见者国有庆。庆云有五色，润泽和缓，见于城上，景云也。”(12)《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京房《易（兆）［飞］候》亦云：“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其下贤人隐也。青云润泽蔽日在西北，为举贤良也。”(13)《开元占经》进一步发挥说：“贤人气，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者，其下贤人隐也。青云润泽蔽日，在日西北，为举贤良。”“军上有五色气，上与天连，此天应之军，不可击。”(14)
其二，根据云气之象预测吉凶。“云气有兽居上者，胜。”(15)“其大根而前绝远者，战。”(16)“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轴云抟两端兑。杓云如绳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其蛪者类阙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17)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如杼，万人［死下］”、“见此长如车轱，死者盈千。如辕死者盈万。如敦布，百万死下”等记载，(18)涵义与此同。在此基础上，《乙巳占》和《开元占经》这方面的记载不胜枚举：“气如人无头，如死人卧，如两蛇，赤气随之，必有大战，将败。四望无云，独见赤云如狗入营中，其下流血。”(19)“军败之气，如群鸟乱飞，疾伐之，必大胜。”(20)
其三，根据云气运行态势预测吉凶。“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21)“兑”通“锐”，《荀子·议兵》有“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之说。《乙巳占》有类似记载：“将军之气如龙如虎，在杀气中。两军相当，若发其上，则其将猛锐……猛将气如尘埃，头锐而卑，本大而高。”(22)《开元占经》卷97“猛将军阵胜负云气占”又云：“气如尘埃，前卑后高者，将士精锐，不可击；气如堤阪，前后摩地，避之勿击；见彼军上气如尘埃粉沸，其色黄白，如旗幡晖晖然，无风而动，将士勇猛不可击。”
《墨子》、《越绝书》、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典籍主要立足于兵学谈论“气占”。在《史记·天官书》309例占辞中，涉及军事的有124则，几乎占所有占辞的40%。(23)这使人自然而然萌发一个推测：司马迁当年创作《史记·天官书》“气占”这一部分时，原来是有所本的。除了《史记·天官书》罗列的昆吾、巫咸、史佚、苌弘、甘公和石申等人之外，墨家学说与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或许也是其写作的直接来源之一。循此逻辑，《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又为后出的《乙巳占》提供了创作基础。
二、李淳风《乙巳占》对军气占思想的发展
由于史料阙失，今人已难以了解《周礼》、《墨子》、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中“军气占”的全部内容。《乙巳占》中的“军气占”材料丰富详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气占”思想的集大成之作。(24)李淳风认为，“《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伏羲画卦，以定逆顺之征；轩辕说图，寔著阴阳之道。盖大圣人所以通天地之至理，极造化之能事，体好缀乎神机，作范拟于系象。惟神也，故冥默可寻；惟几也，故幽玄何验。”(25)李淳风的思维方式与《周易》同出一辙，皆认为人类通过某种技艺与手段，发挥人的主体性，就可以预测吉凶，从而掌握自身命运。《乙巳占》在军气占方面的论述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具体分为“军胜气”、“军败气”、“降城气”、“猛将气”、“围城气”、“伏兵气”、“游兵气”、“屠城气”、“暴兵气”等等。其中，“军胜气”和“军败气”尤其值得注意。
（一）军胜气
在《周礼》和《墨子》之中，我们看不到有关“军胜气”的表述。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开始出现这方面的记载，但内容很少。《乙巳占》有关“军胜气”的记载丰富详尽，蔚为大观。《开元占经》卷97中的《胜军气》基本上抄自《乙巳占》，别无新意。譬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载：“不出五日，大战，主人胜。”(26)此条所绘图像为树，占文意指如有树状云气出现，则会出现大战，并且主方获胜。与此相关的占文在《天文气象杂占》中还有：“在币（师）上，归”，(27)“夜半见如布咸（缄）天，有邦亡。”(28)《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对此有详细阐发：“凡气占与天连，此军士众，强盛不可击；若在吾军上，可战大胜。军上气如火光，将军猛，士卒猛，不可击；若在吾军上，战必大胜。军上气如尘埃粉沸，其色黄白，如旌旗无风自扬，其势指敌，我军欲胜，可急击之。有云如布疋广前后大，军行气也。”(29)从图像与文字考查，《乙巳占》此条文与马王堆帛书当有一共同的祖本，而《开元占经》卷97“猛将军阵胜负云气占”之“胜军气”的记录与《乙巳占》基本雷同：“凡敌军上气如山堤上林木，不可与战。在吾军大胜。或如火光，亦大胜。或敌上白气坌沸如楼，缘以赤气者，兵劲不可击。在吾军必大胜。”
《史记·天官书》尝云：“云气有兽居上者，胜。”“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30)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在城上，不出五［日］拔”(31)的记载，所绘图像为虎，与《史记》“云气有兽居上者，胜”记载相近。《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作了进一步阐发：“凡云气似虎居上者，胜。”“敌上气如乳虎者，难攻。”“两军相当，白气沸粉如楼，缘之以赤气者，锐不可击；若在吾军上，战必大胜。”“两军相当，上有气如蛇，齐首向敌胜。”“敌上气如疋布，此权将之气，不可攻；若在吾军上，战胜。”“敌上有云如牵，不可击。”“逆望军上如斗鸡，赤白相随在云中，得天助也，不可击。”“军上气如尘埃、前后高者，将士精锐，不可击。”“军上常有气，其兵难攻。”“军上云如华盖，勿往与战。”“有气如飞鸟，徘徊在其上，或来而高者，兵精锐，不可敌。”(32)《开元占经》进而认为“气如虎”是将军之气，说明我军将领有勇有谋，与此同时，“气如虎”也是“胜军气”，“胜兵气上与天连……或如乳虎……此皆雄兵猛士之气”。(33)如果在我军之上，“急战大胜”，如果在敌军上空，则“不可击”，“云气如伏虎居上，或如华盖，或如杵形向外，或如赤马，或如山岳，皆不可攻”。(34)
《天文气象杂占》载：“在币（师）上，取。”(35)此条所绘图像为马，有云气如马悬浮于军队上空，对我军有利。《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亦云：“军上气如牛、高头低尾昂首，勿与战。军上云如杵形，勿与战。”(36)参照其他版本，“军上气如牛”之后或有阙文，当校理为“军上气如牛马”。《开元占经》卷94“云气杂占”认为“气如马”是“帝王气”，并且认为云气如马是人间帝王出现的预兆：“范增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摎，皆为龙虎，此非人臣气也。”如果两军对垒，敌军上空“气如龙马”，对我方不利；如果“气如龙马”在我军上空，则可出击：“敌上气如龙马，杂色，郁郁冲天者，帝王之气，不可击。若在吾军，必得天助。”“两军相当，敌上有气如飞马徘徊，或来而高者，兵精难击。”(37)《武备志》对此进一步发挥说：“云如野马向前行，在我军上胜；在敌军上勿战，大凶。”(38)
（二）军败气
关于“军败气”的描述，《史记·天官书》中有“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轴云抟两端兑”等记载。所谓“杼云”是指云之形状如织布之梭，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如杼，万人［死下］。［如］杼三，三万人死下”(39)的记载，涵义与此相同。“轴云”是指云之形状如车轴，《天文气象杂占》载：“见此长如车轱，死者盈千。如辕死者盈万。如敦布，百万死下。”(40)孙诒让认为“轱”与“轴”字形相近，其义应相同。(41)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邦有女丧，库兵尽出”(42)的记载，所绘图像是月傍有厚黑云。《乙巳占》卷9“军败气象占”对此作了全面阐发：“有气上黄下白，名曰善气，所临军欲求和，云退，向北，其象死散；向东，则不可信，众能为害；向南，将死。敌上气囚废枯散，如马肝色，或如死灰，或拟妪盖，如或类腌鱼，皆将士散败……黑气如坏山随军上者，名曰营首之气，其军必败。”(43)
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载：“日军（晕）有云如□，陈于四方。有它邦□城及军其邦。□□赤云如日月，入之□□日军（晕）有四耳（珥）。”(44)此条有文无图。占文意指日晕之时，若有状如某物的云气陈列于日晕四周，则有战事发生，且对我方不利。《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有类似表述：“云如日月，而赤气绕，日月晕状有光者，所战之地大胜，不可攻。”(45)《开元占经》的记载与此基本雷同：“云如日月而有赤气绕之，似日月晕，或有光者，所见之城邑不可攻。”(46)
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载：“在币（师）上，大将死。”(47)所绘图像为猪。又，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在币（师）上，败”，(48)“云如牛，十介，入人野，五日亡地”。(49)所绘图像为牛，为战败之兆。《乙巳占》卷9“军败气象占”有与帛书此条相类似的表述：“军上气如羊形，或如猪形，此是瓦解之象，军必败。敌上有气如双蛇，疾往攻之，大胜……军上有黑气如牛形，或如马形，从云雾中渐渐入军，名曰天狗下食血，则军散败。敌上气如群鸟乱飞，此衰气……敌上云如群羊，如惊鹿，必退走，急击之……敌上气如双蛇，如飞鸟，如决堤垣，如坏屋，如人相指，如人无头，如惊鹿相逐，如人形相向，皆将败之象。”(50)《开元占经》卷97“猛将军阵胜负云气占”之“败军气”基本上录自《乙巳占》，别无新意：“军败之气，如群鸟乱飞，疾伐之，必大胜。气乍明乍暗，皆有诈谋。气过旬不散，城有大辅，疾去之勿攻。凡敌上气如双蛇飞鸟，如缺垣，如坏屋，如人无头，如惊獐，如走鹿相逐，如鸡相向，皆为败军杀将之气。敌上气如囷仓正白，见日益明者，将士猛锐，不可击之。敌上气黑中有赤气在前，精悍不可当。敌上气如转蓬者，击之立破。”(51)
三、“验人事之是非，托神道以设教”
综观《乙巳占》所论，有两点值得我们深思：
其一，天命是否可以更易？李淳风长期担任太史令，既是天文学家，又是占星大家。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条谶语，其中预言：“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对此耿耿于怀，秘召李淳风商议，欲将有嫌疑者尽杀之。李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唐太宗欲将有嫌疑者斩尽杀绝，李淳风劝阻他说：“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即使这次将其处死，此人必将复生，届时她将“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李淳风的劝谏发挥了很大作用，“太宗善其言而止”，(52)从而避免了一次滥杀。但是，李淳风所说的“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53)观点与《乙巳占》的主体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乙巳占》是中国古代天象占著作，其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观测天象，揣度“天心”、“天意”，人类据天象而修德，进而期盼变易天象，让上天收回对自己不利的成命。望占是手段，变易天象才是真正目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占星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就被颠覆了。《周礼》中的“眠祲”官“掌十煇之法”(54)的目的，就在于“诏救政，访序事”。(55)《史记·天官书》说“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应对天象之变的上上策是修德，修禳排在非常次要的位置。李淳风《乙巳占》中还有专门冠以“修德”为名的篇目，可见他对德的一种天学意义的重视。在《修德》一文中，李淳风首先论证上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时时在俯视人间社会，通过“垂象”表达其意志。天与君王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夫人君顺天者，子从父之教也。见灾不修德者，逆父之命也。顺天为明君，顺父为孝子”。(56)天有“德”，换言之，天是至真至纯美德之化身，人的最终努力是追求天人合德：“《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顺天地之化也。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此天人至德，同乎天也。”(57)如果统治者不修德，天将通过灾异来表达其“谴告之义”；如果统治者仍然不思悔改，则后患无穷：“不修德以救，则天裂地动，日月薄蚀，五星错度，四序愆期，云雾昏冥，风寒惨裂，兵饥役疾，水旱过差，遂至亡国丧身，无所不有。”(58)因此，君王理应“斋戒洗心，修政以道，顺天之道也”。(59)其原则是“日变修德，礼重责躬；月变修刑，恩从肆赦；星变结和，义敦邻睦”。(60)其具体做法应当是“其救之也，君治以道，臣谏以忠，进用贤良，退斥谗佞，刑宽狱缓，为孤育寡，薄赋宽徭，矜哀无告，散后宫积旷之女，配天下鳏独之男，齐七政于天象，顺四时以布令，舆人之诵必听，刍荛之言勿弃，行旅束帛，以贲邱园，推安车以搜岩穴，然后广建贤戚蕃屏皇家，磐石维磐石城，本支百世，然则此灾可弭也，国可保也，身可安也”。(61)综观《修德》的思维方式和基本观点，无非是在表达这样一种理念：人类通过修德，最终有望实现“变恶从善、改乱为治”的社会理想，而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让上天收回成命。
两相参照，可以看出《修德》篇所阐述的观念与《旧唐书·李淳风传》所载“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之间似乎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这种矛盾其实是一种假象。《旧唐书·李淳风传》评论李淳风“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李淳风以占候灵验闻名于世，但他却一再申明“多言屡中，非余所尊”。(62)占星家所要追求的就是望占的灵敏性，李淳风却把占星家的这一立足点推翻。如果“多言屡中”不是李淳风的终极追求，那么他的最终目的又何在？《乙巳占》卷3暴露了李淳风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权持正，斟酌治纲，验人事之是非，托神道以设教，忠节上达，黎庶下安，此则中古之贤史。”(63)天道幽远，变化莫测，“托神道以设教”、“验人事之是非”才是一位“贤史”矻矻以求的目标。《乙巳占》李淳风自撰“序”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这一意图。他认为，自然及人事变化无穷，这些变化可以按不同种类相互感应，“同声相应，鹤鸣闻于九皋；同气相求，飞龙吟乎千里”。(64)在茫茫宇宙之中，人最具有代表性，“事之所召，随类毕臻”。(65)因此，人观察天象变化是其手段，干预时政、制约人君才是真正的价值指向：“故宋常晋野，志存设教；京房谷永，义在救君。”(66)天文象占是工具理性，“设教”与“救君”才是最终社会目的。其实李淳风这种观点古已有之，《史记·天官书》早就标明：“凡天变，过度乃占……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大）〔天〕人之符。”观“天数”的目的在于“与政事俯仰”，或者说是“诏救政”。《汉书·天文志》对《史记·天官书》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因此，《旧唐书·李淳风传》中“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这句话只不过是在特殊时间针对特殊情况的权宜之策，或者说是“托神道以设教”的一次典型事例。为了实现制约皇权的社会理想，在自己思想学说中人为制造裂痕也在所不惜。
在中国历史上，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已成为士大夫薪尽火传之传统。正因为天文学对皇权安危有直接影响，所以古代对私习天文多有禁止。法律禁止私习天文始于西晋，“禁星气谶纬之学”。(67)此后历代多有禁令。例如，《晋书·石季龙上》载，后赵石虎于建武二年(336)下令“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68)唐朝对私习天文的禁令达到最高峰，“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若将传用，言涉不顺者，自从‘造妖言’之法。‘私习天文者’，谓非自有书，转相习学者，亦得二年徒坐”。(69)
其二，“军气”望占吉凶祸福的逻辑与事实依据何在？何以云气“似虎”、“似马”为军胜气？似羊、似牛、似猪就是战败之气？关于这一点，尽管《乙巳占》诸篇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我们认为这与中国古代的祥瑞崇拜密切相关。《宋书·符瑞志》对两汉以降的祥瑞进行梳理，归纳出107种祥瑞。另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唐代祥瑞已上升到148种。(70)根据历代史书的记载，祥瑞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一，天文与自然现象，譬如瑞星、景云、五星连珠、瑞雪、醴泉、甘露；其二，动物，譬如麒麟、凤凰、龙、龟、鹿、兔、鸾、鹅等等；其三，植物，嘉禾、灵芝、朱草之类；其四，器物，如鼎、钟、磬、玉璧等等。在这四大类祥瑞之中，虎与马皆位列其中。虎，“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71)虎能食鬼御魅、驱妖除魔，因此被视为瑞兽。《风俗通·祀典》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72)《武备志》亦云：“云如骆驼、如狮子、如虎、如龙、如斗牛者皆猛将之势，在我军上胜，在敌军上勿攻战。”(73)马，《宋书·符瑞志》介绍了几种马，譬如龙马、腾黄、白马、泽马等等，其中龙马地位最高：“龙马者，仁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有翼，傍有垂毛，鸣声九哀。”在古代社会，有时马的出现被视为天降祥瑞：“汉章帝元和中，神马见郡国。”“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神马鸣南城门。”(74)正因为如此，《乙巳占》卷9“帝王气象占”认为“敌上气中龙马，杂色郁郁冲天者，此皆帝王之气，不可击。若在吾军上，战必大胜”。
在社会心理学上，气占与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诉求有关。(75)在世界观上，则与古代社会源远流长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宇宙观密不可分。“天”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甲骨文“天”作“
”或“
”，突出人之头颅。《说文》：“天，颠也。”在甲骨文中，“天”与“上”或“大”字通借，在当时尚无主宰之天或自然之天涵义。(76)陈梦家指出：“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77)天与人发生关系，在金文中已出现。《大盂鼎》：“□九月，王才（在）宗周令（命）盂。王若曰：‘盂，不（丕）显文王，有天有大令（命）’。”(78)周人之“天”与殷人之“帝”的最大区别在于：周人之“天”与“德”相牵扯。周人首次以德论天，用德之有无说明天命之转移，这是天人感应思想最早的形态。后来的《诗经》、《左传》、《礼记》、《尚书》、《吕氏春秋》等，大都用自然现象比附说明社会现象：凤凰游、麒麟现，是天降祥瑞；天雨石、地裂缝、日食月蚀，是天降灾异。《史记·天官书》进而又从天象学角度论述天人合一，其核心观点为：“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79)山川形势和民风不同，显现在天上的云气也各异。天与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80)天上的日、月、星三光是由地上阴阳二气精华凝聚而成，天之象是地之象的折射：“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蜄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81)《乙巳占》亦云：“韩云如布，赵云如牛，楚云如日，宋云如车，鲁云如马，卫云如犬，周云如车轸，秦云如行人，魏云如鼠，郑云如绛衣，越云如龙，蜀云如囷。”(82)本源在人，显现在天。人事之得失，在天象上皆有对应之兆象，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李淳风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夫天地者，万物之祖也。覆载养育，左右无方。况人禀最灵之性，君为率土之宗，天见人君得失之迹也，必报吉凶，故随其所在，以见变异。天有灾变者，所以谴告人君斍悟之，令其悔过，慎思虑也。”(83)从宇宙生成论高度分析，天是至上人格神，天创造宇宙万物；从哲学性质上言，天人一体，相互感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84)“谴告”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目的在于迫使统治者悔过自新。由此可见，隐伏在李淳风气占思想背后、对此起支撑作用的是一种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行笔至此，我们发现在《乙巳占》字里行间似乎总飘浮着董仲舒的影子。董仲舒以五行学说为指导，将一年360天划分为五个单元，每一单元72天。从冬至那天算起的72天，木气主事。木代表东方、春天，董仲舒认为在这一时期统治者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劝课农桑。如果政令遵循时令运行规律，上天将降祥瑞：“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85)换言之，如果人之行为逆五行之气而动，上天之谴告表现为“春凋秋荣，秋木冻，春多雨”。(86)当人事乖离天时、天降灾异之时，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弦易辙，以求达到更易天命之目的：“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振困穷矣。”(87)上天通过祥瑞与谴告表达其意志，人们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使上天收回成命，而这种思维方式和观点在李淳风《乙巳占》的“修德”、“辰星占”和“天象”等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乙巳占》与《春秋繁露》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论断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非常关键。他认为阴阳学说“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88)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基于阴阳五行理论之上，而这种阴阳五行理论又源自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家。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后来在李淳风思想中得到延续与发展。
四、结语
中国古代天文学蕴涵着丰富的人文诉求，黄一农称之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及其丰富的社会性格”。(89)李淳风当年告诫后人：“至若多言屡中，非余所尊，唯尔学徒，幸勿胶柱。”(90)他希望后人善于从天象学中体悟弦外之音，切勿单纯就天象论天象。具体就李淳风的气占思想而言，其中蕴涵着“存教”、“救君”和“辅国利民”(91)等社会政治目的。忧国忧民、干预时政、制约君权是中国古代儒生一以贯之的传统，手段不一，最终追求却是一致的。在李淳风思想深处，“君治以道，臣谏以忠，进用贤良，退斥谗佞，刑宽狱缓，为孤育寡，薄赋宽徭，矜哀无告”(92)是其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境界。“验人事之是非，托神道以设教。”我们或许只有从此入手，才能真正读懂李淳风的天象学。
注释：
①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先生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席文(Nathan Sivin)先生最早认识到中国古代天文学中蕴涵浓厚的社会政治目的，但没有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探析。中国台湾黄一农教授自1989年起揭举“社会天文学史”大旗，从“荧惑守心”、“五星会聚”等特殊天象入手，进行一系列个案研究。他将古代科技史与传统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综合“外史诉求”和“内史析探”，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独特的人文特点。比如，在《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和《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两篇论文中，黄一农对史籍中所有“荧惑守心”记录逐一考证和验算，发现23次“荧惑守心”天象记录中有17次是伪造的；而实际上曾经真实出现过的38次“荧惑守心”天象，却绝大部分未见诸史籍记录。不仅如此，“荧惑守心”天象还往往和人世间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参见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79页。
③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1，第2124页。
④《周礼》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是聚讼纷纭的一大学术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笔者认为《周礼》编辑成书年代偏晚，约编成于战国后期，但其单篇流传的年代显然要早。
⑤《越绝书》卷12《越绝外传记军气》，四部丛刊，史部，上海涵芬楼借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明双柏堂刊本，第97页。
⑥李淳风：《乙巳占》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术数类，第142页。
⑦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7，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点校本，第711页。
⑧李淳风：《乙巳占》卷1“日月旁气占”，第33页。
⑨《史记》卷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37页。
⑩《越绝书》卷12《越绝外传记军气》，第97页。
(11)《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39页。
(12)李淳风：《乙巳占》卷8“云气吉凶占”，第139页。
(13)《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38页。
(14)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4“云气杂占”，第692-693页。
(15)《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36页。
(16)《汉书》卷26《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97页。
(17)《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37页。
(18)《天文气象杂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术数类，第16页。
(19)李淳风：《乙巳占》卷9“战阵气象占”，第149页。
(20)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7，第714页。
(21)《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37页。
(22)李淳风：《乙巳占》卷9“将军气象占”，第143页。
(23)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39-104页。
(24)学界尚无全面探讨气占的论文，与天象占有关的文章主要有赵贞：《唐代星变的占卜意义对宰臣政治生涯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关增建：《日食观念与传统礼制》，《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7卷，1995年第2期；江晓原：《六朝隋唐传入中土之印度天学》，《汉学研究》第19卷，1992年第2期；董煜宇：《天文星占在北宋皇权政治中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5)李淳风：《乙巳占》卷9，第142页。类似记载又见于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7“猛将军阵胜负云气占”：“凡兴军动众陈兵，天必见其云气，示之以安危，故胜则可逆知也。”
(26)《天文气象杂占》，第16页。
(27)《天文气象杂占》，第16页。
(28)《天文气象杂占》，第18页。
(29)李淳风：《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第143-144页。
(30)类似记载另见于《汉书·天文志》。
(31)《天文气象杂占》，第17页。
(31)李淳风：《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第144页。
(33)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4，第693页。
(34)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4，第693页。
(35)《天文气象杂占》，第17页。
(36)李淳风：《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第144页。
(37)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4，第692、693页。
(38)茅元仪辑：《武备志》卷161“气之战阵”，台北：宗青·华世出版社，1996年，第6559页。
(39)《天文气象杂占》，第16页。
(40)《天文气象杂占》，第16页。
(41)参见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42)《天文气象杂占》，第17页。
(43)李淳风：《乙巳占》卷9“军败气象占”，第145页。
(44)《天文气象杂占》，第18页。
(45)李淳风：《乙巳占》卷9“军胜气象占”，第144页。
(46)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4，第693页。
(47)《天文气象杂占》，第16页。
(48)《天文气象杂占》，第16页。
(49)《天文气象杂占》，第15页。
(50)李淳风：《乙巳占》卷9“军败气象占”，第145-146页。
(51)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97，第714页。
(52)《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17-2719页。
(53)《新唐书》卷204《李淳风传》的表述为：“天之所命，不可去也。”
(54)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8，第1979页。
(55)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1，第2128页。
(56)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3页。
(57)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3页。
(58)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4页。
(59)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3页。
(60)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3页。
(61)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4页。
(62)李淳风：《乙巳占》卷3“史司”，第75页。
(63)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4页。
(64)(65)李淳风：《乙巳占》，“序”，第19页。
(66)李淳风：《乙巳占》卷3“史司”，第75页。
(67)《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页。
(68)《魏书》卷9《肃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5-226页。
(69)长孙无忌等编修、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9“私有玄象器物”，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12-213页。
(70)《新唐书·百官志》载：“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苍鸟、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
(71)《宋书》卷28《符瑞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7页。
(72)《宋书》卷28《符瑞志中》收录了多处虎为祥瑞的事例。譬如，“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白虎见武昌，武昌太守蔡兴宗以闻”，“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白虎见南琅邪半阳山，二虎随从，太守王僧达以闻”。
(73)茅元仪辑：《武备志》卷161“气之战阵”，第6559页。
(74)《宋书》卷28《符瑞志中》，第802页。
(75)江晓原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巫术。“事实上，据我多年来研究得出的结论，天学（或者，许多喜欢美化我们祖先的人喜欢用的名称：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它最初曾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后来则长期成为王权的神圣象征，因此它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巫术——尽管在实施、运作这一政治巫术时确实需要使用天文学知识和方法。”（《天学：古代的政治巫术》，《南方周末》2005年10月13日，第3版）
(76)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0页。
(77)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8页。
(7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79)(80)(81)《史记》卷27《天官书》，第1338、1342、1338页。
(82)李淳风：《乙巳占》卷9“九土异气象占”，第150-151页；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类似记载。
(83)李淳风：《乙巳占》卷1“天占”，第27页；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有类似记载。
(84)李淳风：《乙巳占》，“序”，第19页。
(85)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五行顺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2页。
(86)(87)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五行变救》，第385页。
(88)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饮冰室合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89)参见黄一农：《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311页。
(90)李淳风：《乙巳占》卷3“史司”，第75页。
(91)李淳风：《乙巳占》卷9，第142页。
(92)李淳风：《乙巳占》卷3“修德”，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