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潮流中的国家——关于国家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权能和积极作用的系统论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能论文,国家论文,积极作用论文,地位论文,潮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当代世界，全球国际体系基本性质的继续(或者准确地说在变化中的继续)特别明确 地由这么一些事态作为其表征和缘由：国家仍然是体系内的主要角色，仍在国内、国际 和全球生活的组织方面有其非常重大的、甚至首屈一指的积极作用；世界政治的内在矛 盾和冲突依然常在，无论它们是新型的还是传统的，或是新旧相间的；国际和跨国的互 相依赖仍有相当大的局限，特别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基本分布仍然大不平衡；国家可 以、事实上也不时采取往往强有力的限制全球化影响的政策，而且有时恰恰是以全球化 趋势所依靠的同一些当代技术为手段；世界政治中存在并且发展着在利益、情感、政治 行为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全球化的其他力量，它们或分散或结合地发挥着不可轻视 的阻滞作用；在与全球化趋势相反方向上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有力地 涌动甚至泛滥，成为特别是冷战结束前后以来异常引人注目的一类政治动因。
在这些事态当中，第一类事态无疑尤其根本，尤其重要。人们当然有些理由像“全球 化信仰者”那样，论辩当今世界政治已是一种以跨国政治为一大成分的全球政治，而非 仅由传统的国内政治和国家间政治构成。然而，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政治中的核心角色 ，仍然以此身份和作用塑造着全球政治的主要面貌，即使它们总的来说正愈益受到跨国 、亚国(sub-national)和国际这三个层次上种种力量的限制、侵蚀和冲击，甚至从长远 来看其有效存在本身都很可能受到这些力量的非常有力的挑战。一位远非执迷于现实主 义范式的国际政治学家概括道，主权国家是当代“决定人民过什么生活的单单一个最重 要的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注：Georg Sorensen,“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in Tim Dunne et al.eds.,The Eighty Years' Cris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92.)用《经济学家》杂志的话说，尽管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大发 展“修剪”和削弱了国家的某些权能，但这完全不意味国家已丧失、或很可能丧失作为 一种单独的实体在世界上运行的手段，也不意味“在这些国家中间纵横捭阖将不再是地 缘政治的首要成分”；技术革命和朝着所谓“普遍的自由市场民主制”的动向并未显示 出什么迹象，要来创造出任何取代国家作为世界政治基本单位的东西。(注：“The Thi ng that Won't Go Away,”The Economist,July 31,1999,para.2,3.)国家没有过时， 而且除非发生某种难以想象的全球性大灾变(例如世界核大战)，主权国家及其为主构成 的现当代国际体系将极可能很长期地继续存在下去，至少是保持其最基本特性。(注：Frederic S.Pearson and J.Martin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edition(New Yorkk:Mc-Graw-Hill,1998),p.589.)
二
在同当今特别广泛、深刻和有力地侵蚀其权势和权威的一大类角色——跨国行为体的 关系中，国家总的来说仍占据显著上风。首先，国家显示了抵抗跨国公司侵蚀的很大能 力。国家虽然已很难、也很不愿像七、八十年代以前世界上不少地方通行的那样，一概 不容跨国公司入境经营，但对不同的跨国公司及其不同的经营活动，它们仍完全可以、 而且实际上也相当常见地在有选择地锁闭国门。其次，国家往往还拥有、并实际行使相 当充裕的能力来限制跨国公司在其境内的活动，许许多多欠发达国家如此，一般的发达 国家更是如此。跨国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坦言：国家在限制和规范跨国公司的活动方 面，有其主权、国内经济权势以及立法权、规章制度权和许可证发放权等种种手段可用 ，像某些人那样认为跨国公司比国家更有力是思维混淆。(注：Shimon Peres,“Between Borders and Business,”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Spring 1998,para.11.)在绝 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母国——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就业率等方面的国内政治压力或外交、 战略考虑，有时会驱使政府抑制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对于那些忘记自己的民族国家 根子的跨国公司，母国政府仍拥有权威来最终恢复对它们的控制，因为现代社会已将巨 大的管制作用授予政府。”(注：Pearson and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 edition,p.508-509.罗伯特·吉尔平在30年前的下述看法仍然是对的：在技术力量 与政治力量的冲突中，没有理由假定后者必定退让。见Robert Gilpin,“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in Joseph S.Nye,Jr.and Robert O.Keohane eds.,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第三，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一国国内影响增长并不导 致这个国家的权能和权势相应地缩减，也不意味该国的意愿和目标由此遭到挫折。跨国 公司所以越来越广泛和有力地进入许多国家，并且在那里积聚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往往 首先是因为此等国家确信它们将带来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战略性目标的东西， 即资本、技术和就业机会。(注：参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272.)这种自愿而非被迫的选择，在当今一些发 展中国家竞相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第四，众所周知，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资 本来源、资产、经营活动和高级管理人员不成比例地集中于母国。就此而言，“跨国公 司”这一术语多少淡化或掩盖了它背后的资源和权势真相。按照90年代中期的一项统计 ，在《幸福》杂志列举的全球500家大公司中间，大部分资产在母国以外的仅18家，雇 用母国以外职工达职工总数一半以上的仅19家。(注：Norman Lewis,“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Nation-State,”引自Pearson and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 lations,4th edition,p.504.“甚至公司全球化的偶像，从可口可乐经福特到麦当劳… …(都是很厉害地母国取向的)。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外国股东，其一半以上资产在美国， 其销售量的40%以上也是如此。以力图生产‘全球性’汽车著称的福特公司，80%的资产 仍在美国。至于麦当劳这全球性扩散的公司化身，其三分之二的销售和一半以上的资产 在美国。”Ibid.)只凭这一点，就可以说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海 外影响和权势构成其母国国际权势的一部分。
最后还有一点，关系到跨国非政府组织(NGO)。虽然只要经过一定修改，上面谈论的四 点也适用于跨国公司以外这最重要的一大类跨国行为体，但仍有必要展示一个事实，一 个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高估它们已有的世界政治作用的事实，那就是在它们的“跨国参与 ”(注：见时殷弘：“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非国家行为体”，《欧洲》2001年第5期 。)同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之间，总的来说尚不见有非常突出、非常有力的因果联系。它 们影响国家对外政策之形成的方式及其作用机制一般相当复杂，而且多半很间接；它们 的情感、价值取向和世界观往往是世界主义而非民族国家性质的，这倾向于损害它们对 于自身活动所在国家的政府和公众施加影响的机会和效力；与此同时，它们的领导人和 一般成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摆脱它们的民族认同，从而更广阔地思考，是有疑问 的”，(注：Pearson and 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 edition,p.375.) 何况许多跨国非政府组织是由某一个或极少数国家的人士支配，因而更容易自觉或不自 觉地成为其狭隘的国家利益、国家权势和价值观念的代言人；也许更重要的是，跨国行 为体大都集中追求或维护非常具体的、很专门化的利益，这些利益很少直接关乎导致战 争与和平的主要问题，而国家却仍旧是此等“终极性问题”的主要、甚或唯一重要的决 定者与处理者。(注：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 Analysi s,7th edi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5),p.65.)概而言之，国家 在同跨国行为体的关系中依然、并将长期继续处于显著优势地位。(注：在对比国家和 跨国行为体的地位和作用时，还应当略有保留地赞同这么一项断语：“作为变革的发动 者，非国家行为体可能正在变得比国家重要，但体系变革归根结底还是通过国家来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中心，因而批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为‘国 家中心论’，并不比批评一种森林理论为‘树木中心论’更有道理。”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9.带括号的问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三
国家在同跨国行为体的关系中依然、并将继续处于优势地位，说到底是因为在世界政 治的现当代发展阶段上，一般只有国家才掌握特定领土内各色人口的忠诚或服从，才能 够行使、或威胁行使有组织的合法暴力——特别是大规模的，才肩负处理一国人民整系 列的安全和福利问题的责任，才拥有法律上以及很大程度实际上的主权。这就涉及到了 国家在国内生活组织方面至今仍属首屈一指的功能或积极作用，它们归纳起来，在于为 国民提供安全、福利、认同感和正义这四大类根本价值。换言之，在当今，也在至少大 致可预见的未来长时期里，就大多数场合而言，国家及其主权仍是为在其疆域内实现和 维护人的安全和福利、造就或促成社会公正、表征和保持人实际上首要的社会群体认同 、并且由此维护其价值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所不可或缺，尽管它们在其中大 多数方面能够履行的功能从来不是(并且大概可以说逐渐倾向于越来越不是)完美和值得 永久化的，也尽管由于这一原因非国家行为体正在逐渐较广泛、较经常地补充和局部替 换它们的某些原有作用。不仅如此，国家及其主权甚至在当今西方主流思潮将其着重贬 抑的个人人权领域，也有不容否认的重大积极作用：虽然当代无论何种形态的国家，其 权利的行使在这个或那个时候会同个人人权有所抵触，而且在发生这种抵触的场合多半 是国家压制个人人权，但事实同样表明，当代国家无论形态有何不同，大多是其国内个 人人权的主要保护者和促进者。(注：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欧洲 》1996年第1期，第15页。)
在国家的上述四大类功能中间，安全功能最基本、也最重要。20余年前，杰出的国际 关系思想家赫德利·布尔曾针对当时业已勃发流行的国家过时或有害论，雄辩地阐释了 国家在为社会及其所有成员提供安全保障方面不可替代的主要作用。(注：Hedley Bull ,“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s,”Daedalus,V.108(Fall 1979),p .111-123.)甚至还可以提到，在霍布斯以及洛克的经典国家理论中，国家的安全功能非 常明显地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最重要理由。他们的许多有关话语，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国家的福利功能则是近年来批评国家过时论的人们注意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它同“福利 国家”的继续存在、发展和扩散密切相关，并且更广泛地涉及多数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 中愈益增长的作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大历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在90年代开始时指出： “国家的经济功能……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增长，尽管80年代里两大阵营 都倾向于鼓励私营或其他非国有的企业。不仅国家(对经济)的指导、规划和管理甚至在 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度里也依然重要，也不仅各国经济中公共岁入和开支所代表的成分 占有很大比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以财政和福利机制为手段来进行社会收入实 质性再分配的操作者，其作用愈益增长，大概已使得民族国家成了一个在世界居民的生 活中比先前更为核心的因素。”(注：E.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82-183.)在自 由市场国家的典范即10个主要发达国家里，依靠国家的主要权力之一——“向其公民征 税和花费其金钱的权力”，政府到90年代末的开支平均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8%(“福 利国家”程度达到头等的瑞典以60.8%名列第一)，比约40年前增加了六成多，更比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增加了四倍。(注：“The Thing that Won't Go Away,”para.4.)主 要同维持“福利国家”或福利性质的政府方针有关，不同程度的“新重商主义”(nco-m ercantilism，即非关税性的保护主义)成了美、欧、日这三大经济巨头对外经济政策的 一大特色。它基于保护就业和生产，刺激出口，争取尽可能大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和贸易 盈余，以保证其国民福利和经济安全。(注：详见John Spanier and Robert L.Wendze l,Games Nations Play,9[th] edition(Washington,D.C.:CQ Press,1996),p.400-401.)不仅如此，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主要出于维持本国国民经济福利考虑，大大加强了 对本国移民入境的阻滞和限制，致使“‘护照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注：Paul Hi rst,“Power,”in Dunne et al.eds.,The Eighty Years'Crisis,p.142.)所有这些实 际上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见于多数欠发达国家的情景，加上区域性经济组织和贸易集团的 丛生，再加上也是由国家政府组成的世界性金融、贸易和福利“国际治理结构”的稠密 化趋势，足以使人断定当代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大不同于先前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时代，(注：参见ibid.,p.141-142.)而在这差异的背后有着一种辩证法，那就是全球 化潮流中国家权势的缩减与国家权势的增长既相悖亦相容。
至于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感这一精神功能，有一个尤其突出和通俗的例证，即国际体 育大赛中运动员一般(并且通常只会)在其本国民众那里受到的巨大关注、乃至狂热鞭策 和崇敬。(注：这也是民族主义依然在全世界具有重要性的一个例证。“美国电视镜头 在奥运会期间几乎只对着美国运动员的赛事，对别国运动员一般不加理睬。观看世界杯 足球赛的球迷每四年将自己盛装打扮一番，用的是本国的象征，即国旗和涂在他们脸上 、并且印在他们衣服上的国色(national colors)。一场比赛输了，有时会引起骚乱和 死亡。”不仅如此，“在国外的旅行者往往寻求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当地人作同伴。类 似的例子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十个百个。”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 ork for Analysis,7[th] edition,p.67.)即使撇开诸如此类在情绪和道德的可赞扬性 方面完全可争议的现象，也应该从更广泛、更积极的意义上强调：正是在当今时代的各 种一体化浪潮中，民族国家对于保持价值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的意义，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和重要。(注：参见John H.Herz,“The Territorial State Revis ited: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State,”in Pil Williams et al.e ds.,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Calif.:1996),p.106.)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家所以一般仍能相当有效地为国民提供认 同感，其原因除了它一般仍能大体保障国民安全、并且不同程度地促进国民福利和社会 公正外，说到底在于这么一个哲理：物质生活的互相依赖与道德情感的互相依赖有质的 不同，后者的接近和实现比前者困难得多。总而言之，国家在其权能和权威愈益被全球 性交往和非国家行为体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全球体系内的主要角色，这首先是因为在当 今乃至较可预见的未来，只有国家才能提供一个国民社会较正常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的各 类服务，那是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在可攀比的程度上同时做到的。冷战后世界有一类特 别触目惊心的现象：在一批虚弱不堪或“失败了的”国家(the failed state)里，法纪 无存，道德沦丧，暴力横行，国民的生活如同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那般“孤独、悲惨 、龌龊、残酷和短寿”。这最有力地反证了国家在人类国内生活中仍然具有的头等重要 、并且伟大的组织和保障功能。(注：参见K.J.Holsti,The State,War,and the State of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Ulrich Beck,“The Cosmopol itan Manifesto,”New Statesman,March 20,1998,para.16.“主权国家是安全、自由 、秩序、正义和福利等基本社会价值的主要提供者……没有国家的人民，或者生活在虚 弱或失败了的国家里的人民，同生活在提供这些基本价值的运行良好的国家里的人民相 比，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考虑到主权国家的重要性，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时，有 一点儿国家主义，即将分析重点放在主权国家上面，是正当的。这甚至当我们的主要关 切在于个人的生命和幸福时也是对的。”Sorensen,“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p.92-93.)
四
在国际和全球生活的组织方面，国家同样依然有其至关紧要、甚至首屈一指的积极作 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时期里仍将如此。诚然，世界由各自分立、而且其利益和观 念往往互相抵触的主权国家构成这一事实，给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造 成了在许多场合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困难，使得国际体系内经常无法就防止、制止和控制 国家间对立甚或冲突达成协议，并且几乎不断地妨碍、甚至往往阻绝国际经济构造、贸 易金融机制、生态环境和人权等领域内国际公正与合作的实现。尤其鉴于全球性国际和 跨国交往急速增长，加上人类工业和技术(尤其军事技术)带来愈益多样、愈益严重的实 在和潜在毁坏性后果，主权分立原则在不少方面的不适性可以说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显 著。但是，首先必须针对流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界的国家过时或有害论来肯定这 么一点：世界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战争或其危险、政治经济不正义、生态环境破坏等 ，具有比任何特定的普遍政治组织形式更深刻的根源，因而即使假设用任何可想象的新 的普遍政治组织形式取代主权国家及其国际体系，人类仍然面对这些问题。(注：Bull,“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s”.)更重要的是，在缓解和促进解 决这些问题方面，主权国家及其国际体系远非仅仅是妨碍性的，或者消极无为的。主权 原则给各国(尤其是弱小国家)提供了一个逐渐变得愈益有效、有助于它们免遭侵略战争 的法律和道义保障，从而相应地促进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依据国家间的共同同意，也依 据在当代凸现其国际规范塑造作用的普遍甚而绝对的根本伦理，(注：时殷弘：《新趋 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399页。)国际社会的规范一般 而言限制了国际暴力的频繁程度、手段、对象和范围，因为据此一场国际战争要能是合 法和正当的，就必须只是为了国际法规定的目的，只使用国际法容许的军事手段，只针 对国际法限定的军事打击对象，只能由国际法规定的合法权威者、即主权国家和当代的 联合国发动和进行。进一步来看，国家间相互承认主权，加上由此而来各国承担不干涉 内政的义务，这就提供了对国内秩序的外在支持，并且在国家间维持了一种互相容忍和 自制的体制，它限制冲突，维持交往，提供了合作得以增长的条件。这样的国际秩序在 和平与安全的程度上，当然远不如一个正常运行的现代国家的国内秩序，然而它毕竟提 供了这么一种秩序形式：虽然只属起码而非完美，但确实在颇大程度上控制和抑制了国 际无政府状态固有的强权政治、暴力冲突和无法无天倾向。(注：Bull,“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Politics”.)
不仅如此，主权国家及其国际体系还能够、而且事实上逐渐越来越常见地从维持和平 与安全进至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与进步。主要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长时间的共同抗争和切实努力，加上发达国家内部有关的开明舆论和进步运动，世界经 济领域里关系到国际分配正义的穷国权利和富国义务意识已广泛扩散，以致在多种世界 性和区域性的宣言和决议之外，还促成了某些实实在在的多边条约和体制安排。通过包 含着种种深刻争执的国家间协调与合作，人权国际规范在人权观念普及的基础上生成、 发展，并且得到较广泛的实施，以致现在可以认为，至少原则上认同并大致遵守基本的 人权国际规范，已同大体奉行各国公认的自决原则一样，成了国家合法性的一大标准。 (注：虽然人权国际规范在这方面的地位同自决原则相比，仍是较有争议的。参见Ian B 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4[th] edition(Oxford:Clarendo n Press,1990),p.601.)在世界性和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国家间的合作对于此类 问题的缓解同样具有决定意义，而且事实上也已产生多种局部成果，尽管它们同国际社 会和全人类在这方面的需要相比仍远远不够。(注：两位学者在近30年前指出，在一定 时期内，只有民族国家政府才拥有有效地应付生态环境问题所需的信息、经验和资源。 Linda P.Shields and Marvin C.Ott,“The Environmental Crisis:International a nd Supranational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4,No.6(November 1974 ).转引自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294.现在的情况仍大致如此。)概而言之， 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以及安全等领域，存在着通过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来缓解或解 决问题的现实可能性。
五
当代技术力量、特别是信息技术力量在不少方面削弱着国家对其境内社会的主权控制 。然而另一方面，国家完全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在利用这同一类技术来加强自己，或者 说以新增的当代技术手段来维持甚至增进这种控制。现代早期以来跨国交往的历史表明 ，民族国家有相当敏锐的生存本能和适应新挑战、哪怕是全球化挑战的可观能力。当代 跨国传媒对大多数国家的主权控制的损害性影响，实际上远不及依凭发明不久的谷腾堡 活字印刷术来迅猛传播的16世纪宗教改革观念，后者是当时欧洲许多专权君主都未能抵 挡的，其中某些不仅丢掉了权位，还丢掉了性命。(注：Stephen D.Krasner,“Soverei gnty,”Foreign Policy,January/February 2001,para.1,15.参见para.16-18.)然而， 经过天翻地覆的宗教战争，欧洲国家和国家体系成功地“消化”了宗教改革这一跨国性 大冲击，甚至利用这冲击大大发展和增强了自己。(注：参见Daniel Philpott,“The R eligious Root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V.52,No.2( January 2000).)还有，即使在西方民族国家勃然兴盛、西方民族主义广泛流行的时期 里，也有着借助于交通、传媒和大众化教育的迅速发展而流行的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意 识形态和跨国共产主义运动思想，它们是民族国家权势与权威的“反向力量”。然而， 如保罗·肯尼迪所说，一般只要发生国际大危机(像在1914年，颇大程度上也在1939至1 941年)，它们就会被搁在一边。(注：Paul Kennedy,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p.125.)正如从铁路、汽车公路到电报、电话 和音像传媒等各种现代交通通讯手段被用来大大强化民族国家政府对全国的控制那样， 当代尤其需要增进国内政治凝聚和行政效率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从新型信息技术——计 算机互联网——得到了有力的襄助，用来“将地方政府更紧密地同中央联结在一起，并 且处理有关岁入的巨量数据，”而这在分权化的经济改革情况下尤其重要。(注：“The Files Swarms In,”The Economist,July 22,2000,para.5.)与此同时，面临维持国内 政治稳定这一往往相当艰巨的任务，并且与此相关为了抵御或控制西方有害的那部分政 治文化和其他负面信息的涌入，一些欠发达国家采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手段，它们可以达 到舍此便无法想象的效能。据《经济学家》杂志近来的一篇长文，某个欠发达国家政府 在这方面比较有效地运用了四类最重要的办法“抵挡会经过互联网而来的、从自由主义 、(西方)民主到色情在内的外来‘苍蝇’”，它们包括：(1)将经许可直接同全球互联 网联接的网站严格限定为国家监理下的很少数几家；(2)一般的国内用户只准使用经国 家批准和本国设计、生产的加密技术和加密产品，从而使国家能够尽可能最有效地监控 计算机联络；(3)禁止所有国内网站发表未经国家授权的新闻；(4)禁止通过互联网泄露 任何国家机密。(注：bid.,para.13-19.)
六
至此的论述已经表明，我们对愈益全球化和互相依赖的世界上国家作用的削弱和加强 必须有双重性的观察，必须予以具体、细致的分辨，形成辩证法所要求的那种精致的理 解，决不可以偏概全。就此而言，无论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信条的国家地位不变论 ，还是自由国际主义/世界主义者信奉的国家衰落和过时论，都有其各自的真理和谬误 。因而，它们之间的争辩不可能产生此赢彼输、或彼赢此输的结果，而只会像所有类似 的争辩那样，一方面由于辩论的固有机理和客观环境的波动，不时呈现出此涨彼落、或 彼涨此落的暂时格局，另一方面则能使旁观者更加明了它们各自包含的是非对错，更加 理解现实事态本身的复杂性。在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经济中，以种种复杂的方式，主权 国家既遭到了侵蚀和削弱，也得到了巩固和强化。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大有理由地相 信，这样的双重状态或趋势仍将长时期继续下去。全球性交往、互相依赖和当代技术在 世界各地区和各功能领域的不平衡发展，加上与此密切相关的区域和民族社会范围内历 史条件的重大差异，使得当代世界同时存在三大类在有效权能和全球化适应能力方面不 同的国家：(1)以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为主要范例、差不多可称后现代的国家，它们大致 是一种在多方面跨国地互相渗透和贯通的实体，处于多层次的国家、国际和跨国性治理 之中；(2)当代化的强有力民族国家，既广泛参与和推进全球性国际和跨国交往，又保 持很高程度的自主及其主权的结构性活力；(3)比较羸弱的、不成熟不巩固的现代国家 ，它们受到全球化的较严重压力和侵蚀，尚欠足够的积极适应能力和抵御/利用能力， 其少数极端形态是所谓“失败了的国家”。(注：参见Sorensen,“IR Theory after the Cold War,”p.96.)
鉴于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国家衰落、过时甚至有害的信条在西方(乃至一定程度上世界范 围)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中间总的来说较占上风，我们尤其需要抵御之，而为此认识其意 识形态性质和思想方法弊端是必要的。相当明显而且顺理成章，这类信条一般主要体现 了跨国大资本的意愿和美国的利益要求。这一点的特别引人注目的证明，是每逢跨国大 资本的畅流和最能使之得利的世界自由市场机制受到干扰、阻滞时，或者美国以全球安 全、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取向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或因此受到谴责时，它们就会特别 密集地被宣讲出来。关于这类信条同美国霸权利益之间常有的联系，例如大历史学家兰 克对于路易十四法国的文化优势如何促进其称霸图谋的灼见，又如汉斯·摩根索就“文 化帝国主义”在权势政策三大形态之一——“帝国主义政策”中的重要地位的论断，( 注：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in idem,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 f History,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Indianapolis:The Bobb s-Merill Co.,1973),p.71-72；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 95年版，第90—93页。)可以给人历史和理论的参照。(注：一位当今一流的民族主义研 究家强调：“我们难道能视而不见一个全球文化的世界主义大袍下面新的帝国主义、新 的‘美国治下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吗?被选来说明全球文化之成长的例子，其由 来和很大部分吸引力，到头来太经常地应当归因于当代世界里这个或那个主要权力中心 和文化——现代性的新‘文化帝国’——的权势与威望。这至少提示，对一种全球文化 和世界主义理想的寻求不断地被权势政治的现实暗中搅乱。”Anthony D.Smith,Nation 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p.18-19.)至于 其思想方法，除了所有理论化过程的一种固有的弊端或者代价——简约化和条理化带来 的片面性——在他们那里表现得实在过于严重，除了近乎一厢情愿的心理驱动和否定历 史、全盘创新的思维绝对化习惯起着作用，还在于特别是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历史 、政治体制和政治法律思想三类经验中根深蒂固的“对于国家的猜疑”，或者说强有力 的集权国家传统之缺乏。(注：详见Andrew Vincent,Theories of the State(Oxford a nd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6),p.2,10-11.)实用主义哲学泰斗杜威在70余年前 写的下面一句话，人们几乎可以同样从当今许多美英知识精英那里听见：“每当我们讲 出‘国家’一词，一批思想幽灵就会跳出来遮蔽我们的眼界。”(注：引自ibid.,p.2.1 )这样的思想方法，在国家及其主权愈益被侵蚀的当今特别容易泛滥，以致遮蔽人们的 眼界，使之看不到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国家仍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角色，其权能和作 用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得到了巩固、扩展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