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野[1]2003年在《经济发展与国防需求的相互关系》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发展与国防需求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面对的一个重大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对国防需求既具有直接的支撑作用，又具有长远的基础性作用。而国防需求对经济发展既有特殊的保证、调节和促进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国防需求的历史和现状，对国防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国防需求作为社会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的扩展或压缩，通过支出乘数效应，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从国内外实践经验看，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大量资源闲置时，适当扩大国防需求可以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适当扩大国防开支，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根据总量经济理论，在经济实践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用于国防军事建设的政府支出，由于支出结构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投资于国防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发展周期以及形态与西方国家有了越来越多相似之处。因此，我国政府也应采取与西方国家政府相似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对周期予以“ 熨平”。在我国当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配合国家的政策，国防建设可以就此做出积极反应，适度加大国防投入，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改革国防经济体制，使国防需求与经济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互动式发展的良性循环。
周涛[2]2010年在《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新阶段,面对信息化战争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交织进行,应战与应急的双重需求,特别是应急需求的频繁性、复杂性、急促性,我国经济动员工作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导致经济动员的总体效率不高,难以适应“战场”(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难以满足“应战”(应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应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发展的双向需求,种种迹象表明现行的经济动员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环境,急需一种更为科学、高效的经济动员模式来服务于经济动员工作。因此,论文从经济动员工作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以战略学、谋略学、经济学、军事学、战争动员学、国防经济学、项目管理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立与发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创新观点。围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这个问题,论文首先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建立与发展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对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分析；再次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赖以建立的理论作了阐述；第四是在分析我国现行经济动员模式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重点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目标、结构、内容、趋向进行了描述,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论证,得出了基本具备建立与发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条件的结论,同时对如何建立与发展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提出了五条途径。论文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这一新命题的研究,将为在经济动员领域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精神提供依据,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确立新的经济动员模式也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全文(包括导论)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从五个方面就为什么要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作了阐述,然后对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和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作了介绍。第二章：研究现状综述。本章主要对国内外关于军民融合与经济动员模式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总结。重点从战略环境、经济状况、经济动员叁个角度对我国建国后经济动员模式演进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依据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将1949年建国到2007年十七大召开这段时间共划分为四个阶段,概括总结出四种基本模式,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战争模式、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民参军模式、改革开放后的军转民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军民结合模式,并根据现实与未来的需要提出了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五阶段的初始期,提出了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观点。同时,对外国经济动员模式研究进行了分析。重点对外国近一个时期具有军民融合特点与趋向的经济动员模式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当前外国经济动员模式的主要类型、当前外国经济动员模式的主要特点、外国经济动员模式对我们的主要启示等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第叁章：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是整个论文体系的理论支撑部分,也是论文的立论部分。首先,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基础理论经济学理论入手,简述了需求与供给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及在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中的应用。其次,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基础经济动员学理论入手,对经济动员的内涵作了详细归纳,并对经济动员的特征、地位与作用作了认真分析。第叁,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关键入手,对军民融合的内涵作了分析,并对军民融合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对军民融合的功能作了分析。第四,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理论,并作了详细阐述,以奠定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我国现行经济动员模式的现状分析。本章在对现行军民结合经济动员模式简要概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动员理念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济动员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经济动员政策法规保障滞后、经济动员供需机制尚未形成等。在每一节的小结中对每个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我国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构想。本章从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目标、结构、内容和趋向四个方面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进行了描述,使读者能够较为清晰地明白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它包括哪些内容,其目标是什么等。本章是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之一。第六章：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可行性论证。我们认为,一种新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必须给予充分的论证,以确保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可信性。本章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论证,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奠定经济体制基础；社会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奠定了良好基础；“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军队后勤社会化保障的实施,为构建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提供了广阔实践空间。第七章：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实现途径。新模式提出后,如何建立实现是最关键的。本章从确立科学发展的动员理念入手,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统一认识,打牢思想基础。既而从健全科学高效的体制机制入手,提出优化组织领导体系,形成军民融合式经济动员体制结构；加强法规体系建设,构建军民融合式经济动员发展的长效机制等措施。为确保这种模式的健全完善,提出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和夯实经济动员物质根基。最后,点明主题坚持走军民融合之路,提出当前急需做好的四项工作：在经济建设中贯彻落实国防需求,加快国防工业转型,积极推进民营企业参与军品生产,进一步拓宽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合作领域。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作为一种新模式,从选题来讲就是一种创新,从内容来讲有着诸多可以创新的地方,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科学总结与创新发展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思考、方法与途径等,重点表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首次从经济动员的角度将军民融合与经济动员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未来经济动员模式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军民融合是做好经济动员工作的最优路径,融合是核心,是在军民结合、军民兼容、寓军于民基础上的质的飞跃,并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相关概念给予新的界定,提出了军民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的新观点,提出了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利益与发展,服务于“应战”与“应急”双重需要的良好模式等一些新认识。2、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及支撑理论进行了阐述,分析了目前经济动员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从目标、结构、内容、趋向四个方面作了描述,基本勾画出了其轮廓,并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可行性论证分析,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较为发达的信息化技术基础、长期以来“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建设的经验、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实践探索,得出了目前已经具备建设的基础和到了有利时机的结论。3、对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的实现途径作了五个方面的战略性分析探索。一是确立科学发展的动员理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健全科学高效的体制机制,解决运行问题。叁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解决保障问题。四是夯实经济动员的物质根基,解决基础问题。五是坚持走军民融合之路,解决路径问题。
毛志龙[3]2004年在《关于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经济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其它一切活动的前提条件，适度的国防投入，将会产出多重的战略性收益，因此，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但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国防建设必然耗用稀缺的经济资源，从而导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因而，需要政府在资源的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的权衡中做出最佳的然而也是艰难的选择。 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既是中共叁代领导集体国防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以国防与经济的关系为研究起点，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国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对我国国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论文共分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国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别探讨了经济对国防的决定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利益的扩展对国防需求的拉动，以及国防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效应、特别是现实约束条件下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第二部分：我国国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主要从国防开支与国防供给的均衡和国防开支与国防需求的均衡两个方面，对我国国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态进行了评估，并进一步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叁部分：我国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在分析我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国防开支确定和增长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安排，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推进国防建设的政策思路。
何鑫[4]2005年在《国防投入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防与经济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复杂性赋予国防经济学以广阔的研究空间。简言之,经济对国防建设具有决定作用,国防对经济发展也有强大的反作用,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我们研究国防投入与经济的关系,是为了实现资源在国防领域的优化配置,从国防经济自身的角度看,就是国防经济规模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动态系统分析模型来确定国防经济最优规模,分析了影响一个国家国防经济最优规模的诸因素,并描述了国防经济规模的变动机理。提出了国防投入政策的概念,并分析了其与国防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国防投入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国防经济规模适度,实现国家国防与经济的协调互动发展。再使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起国防投入政策选择的决策模型,完成了从定性到定量分析的过渡。通过对历史上几个典型案例的分析以检验该决策模型后,将其应用到我国现阶段国防投入政策的选择中,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
刘祖辰[5]2013年在《我国国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国防是一个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和开展对外斗争的重要支撑力量。如何在国家资源约束下,合理分配国防和非国防领域的资源投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即既能有效保证国防需求,又能在经济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经济与国防和谐发展,是文章主要要回答的问题。国防财政规模与构成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本研究在国防财政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国防需求角度对影响我国国防费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确定了国防费投入的方向。从国防供给角度,通过国际比较,运用大国防务负担离差分析方法,测算出我国最优国防财政规模。进一步,在总量确定的条件下,通过国防费结构优化和改进国防费管理方法,提高国防费使用效率,与国际发达国家做法比较,找出优化我国国防费结构的路径以及在国防费管理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是为文章思路。本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标志,战争形态向高技术含量化、网络化、一体化和作战方式多样化等为特征的信息战转变,即国防经济的产业结构“进入一个具有高级工艺的新时代”时期,是为本文研究的时代背景。国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本身具有无法度量的私人交易成本、国防效用潜在性以及提供强制性等特殊属性决定了国防必须由政府供给。同时,国防在提供国家安全这一公共产品服务外,还具有保障国防现代化和信息化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对国防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的职能。国家资源在短期内是一定的,投入国防领域的资源越多,投入经济发展和其他社会福利性公共支出的资源就越少。从长期来看,国防发展对其他领域存在安全、技术、人才以及管理等方面的溢出作用；对科技创新及经济结构升级也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国防财政发展阶段的历史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研究利用两种方法测算了我国国防财政支出实际规模。即在运用传统的CPI(全国居民消费指数)替代法的同时,创新性使用价格指数权重替代法,通过军人生活费、装备费和维持费的权重分别计算实际规模,这样计算出的数据更能贴近真实的国防财政实际购买力。结果显示,运用第二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要小于第一种。原因是随着生产成本、人力成本的上升,工业品销售价格上涨速度高于消费品上涨速度,降低了国防财政支出的真实购买力。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建设现代国防,提高装备水平,在国防财政支出约束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增加装备费支出的比重。其次,运用几何平均法和半对数模型法分别对建国以来我国国防财政支出的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进行了计算,并分析了我国国防财政的波动特征。总体上看,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内,通货膨胀是常态,因而要保证国防财政建设的持续性,其增长率要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增加,一方面弥补过去国防财政支出实际年均负增长的历史欠账,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通货膨胀率重心上移,国防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要有所提高。要制定科学的国防财政政策,必须清楚影响国防财政支出的因素及影响力大小。本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我国国防支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地缘政治理论,结合我国国情,选取了反映国家经济增长情况的GDP变量以及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费作为解释变量,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印尼、马来西亚、日本、菲律宾、印度和越南,并将前五个国家划分为为潜在冲突国或地区,将后四个国家划分为直接冲突国。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我国国防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直接冲突国、潜在冲突国的国防支出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影响最大的是潜在冲突国国防费,其次是直接冲突国国防费和国家经济状况；从误差修正模型看,短期内影响我国国防费水平的因素依次为直接冲突国国防费、国家经济状况和潜在冲突国国防费。此外,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来看,GDP增长与国防费增长是彼此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国防经济的发展对国内社会经济运行具有一定的溢出作用。我国国防费最优规模的测算是全文的重要内容。对我国防务负担进行历史分析,并与主要国家或地区国防财政规模水平作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国防防务水平并不高。这里首次将印度纳入比较国家之中,运用大国国防负担离差分析方法对我国最优国防规模水平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我国最优防务负担(即国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区间为[2.09%,2.83%],中值为2.46%。我国防务负担提升至2.5%水平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可持续水平。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受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程度限制,2.5%这一数值是理论上的理想值,并非实际操作中的水平。在国防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国防费结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与美国国防支出结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应增加在国防装备和海上力量建设方面的投入,但根本上是提高国防财政支出规模。在优化国防费管理方面,国防预算管理、国防财务管理及军人待遇制度管理叁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借鉴美国等国的先进经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PPBE国防预算制度,建立并完善我国国防预算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最后,本研究认为近中期要提高我国国防财政政策的效率,首先要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制定符合国家综合利益的国防政策；其次要从国防需求出发,制定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防费规模；其叁要从军事需求结构出发,完善符合战斗力生成最大化的国防费结构；其四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完善我国国防费管理制度。
周孝平[6]2006年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建设对国防建设既具有直接的支撑作用,又具有长远的基础性作用;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既具有特殊的安全保障作用,又具有一定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因此,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诚然,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国防建设必然耗用稀缺的经济资源。因而,需要政府在资源的经济效用和社会效用的权衡中做出最佳选择,以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中共叁代领导集体国防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长远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以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为研究起点,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深入研究了建国后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历史脉络、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并考察了国外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教训,为我国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提出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策略选择。
张翠芳, 程曼莉[7]2012年在《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国防动员能力提升的基本途径》文中提出在重要经济建设项目或重要产品设计中植入一定国防功能,其实质是国防动员能力储备。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受到系统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从需求提报、信息传导、激励约束、监督保障等方面强化有关制度和机制建设。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建设,也会作为一种"自律"力量促进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提升国防动员能力。
韩宇宽[8]2006年在《国民经济动员中的可动员资源管理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结合我国国情从资源保障层面深入论述了新的历史时期应战应急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要求,从非国防资源再分配视角给出经济动员的定位,创见性地提出完整的可动员资源概念,界定可动员资源是预先经过评估确认、履行法律程序、登录入册纳入“预备役”管理的人与物相结合的动态构成。本文所有论述都是围绕可动员资源展开的。从资源保障和非国防资源再分配视角,廓清了动态的国防常备资源与超常需求的关系,从而明晰了新时期经济动员的系统边界;探索非国防资源再分配之“度”以及提高效率之方法、手段,以弥补常备资源之不足,是经济动员本质所在。通过大量战争对资源需求与保障的定性定量分析并考虑物质生产增长规律制约,捕捉到需求指数增长趋势,构筑了多途径资源组合应对模型,论述了各途径资源所受制约和可动员资源的优势。通过对社会经济系统资源运作、宏观管理与微观投入产出分析,论述了可动员资源存在的客观性及可调节性,并探讨了投入产出分析与模型及状态转移模型用于可动员资源管理的可行性。面向应战应急的全方位快速反应需求,提出可动员资源的中药行管理模式和随动网络构想以及简明的分类评价方法。论文各个部分都在展现可动员资源的优越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平时参与经济运行,负面影响小,安全可靠;战时可全方位快速聚集又不破坏社会经济的最低平衡,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区域管理和协调,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社会经济实体乃至公民个人在应战应急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地广人多优势,从而有利于实现现代人民战争战略,颇具中国特色。总之,可动员资源管理研究将有助于摆脱传统经济动员理念束缚,有利于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动员模式。
刘桂玲[9]2008年在《国防医学立论及其任务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针对国防医学的立论以及任务体系的研究,运用文献调研、系统分析、聚类分析、专家会议调查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国防医学概念,分析研究了国防与国防医学之间的逻辑必然联系,初步研究提出了国防医学任务体系框架。论文的研究内容分为叁部分:国防医学的概念研究、国防医学的必然性研究、国防医学任务体系初探。对国防医学概念的研究,主要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调研,从理论层面探讨军事、国防、军事医学、国防医学的相互关系。揭示出:①国防是国家的产物,军事是伴随人类初始形态的战争而出现,军事先于国防而存在。军事活动是国防的基本活动,军事活动并不等同于国防活动,但国防活动都直接或间接与军事有关。②军事医学是军事的产物,适应军事的发展而发展。③国防医学是国防的产物,国防实践的医学需求是国防医学产生的直接动力。④军事医学是国防医学的基础,也是国防医学的主体,主要是由军事与国防的关系推导而出。武装力量是国防活动的主体,军事医学主要是以军人的卫勤保障作为其研究的中心任务。其次,通过中美军事医学概念、学科的比较研究,为国防医学概念的提出提供借鉴。最后,运用演绎归纳的方法,提出了国防医学概念。国防医学的必然性研究大致分为叁部分:①通过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现状分析和趋势判断,揭示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将成为我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必须站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看待医学在国家安全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保障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是现代国防的根本职能,一切国防实践都是以保障国家安全为根本出发点,揭示出国防医学是现代国防的逻辑必然趋势。②通过对现代战争和新军事变革本质的分析,“寓军于民、军民融合”国防发展战略的深入探讨,揭示出国防医学是军事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③从目前军事医学已承担的现实任务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军事医学承担的任务已远远超出传统军事医学的任务范畴。传统军事医学的组织、管理、保障机制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军事医学发展需要。揭示出国防医学是解决军事医学重大现实问题的必然选择。④运用类比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国内形式或职能相近的院校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的类国防医学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国防医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国防医学的时代特征,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是有参照和借鉴的。国防医学任务体系的划分是一个全新的探讨性研究。国防医学任务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以国务院2006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为依据,分析了中国国防对医学的任务需求,并将任务需求进行了聚类研究,提出国防医学任务体系的初步框架。国防医学任务体系的划分完全以国防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医学范围或可预见到的医学问题作为考虑的标准。国防医学的任务体系大致分为五部分:部队卫勤保障、灾害与应急医学救援、国防职业的医学防护、国防卫生动员、国事安全的医学保障。主要结论:(1)提出了国防医学的概念。国防医学是指以军事医学为主体,研究如何运用国防管理手段,整合军地医学力量,提高国防实践相关人员健康保护、伤病防治和军事作业效能的理论、技术、组织管理的科学。国防医学是国防后勤学的分支系统,是国防管理体系、国防科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全面、高效的医学管理保障和技术支持。国防医学的研究是以医学的视角,站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军队所承担医学研究任务的一次系统梳理。(2)从军事与国防的关系揭示出军事医学与国防医学的逻辑关系。军事活动是国防的基本活动,军事活动并不是国防的全部,但所有的国防活动都与军事有关,这是国防法中对军事与国防关系的理论概括。由此可以得出,以军事活动为主要研究和保障任务的军事医学必然是国防医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防医学的主体。(3)国防医学是现代国防的必然要求,是军事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分析了国防实践中对军队医学的现实需求,揭示出国防医学是现代国防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国防发展战略给军队医学带来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实际挑战的分析,在现行体制和机制下军事医学当前难以解决的重大医学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揭示出国防医学是军事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4)构建出国防医学任务体系的初步框架。国防医学任务体系包括部队卫勤保障、灾害与应急医学救援、国防职业的医学防护、国防卫生动员、国事安全的医学保障。(5)国防医学是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医学。我们所研究的国防医学既与现在的军事医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类国防医学体系,这是由军队的特殊历史使命决定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国情决定的。
高桂凤[10]2007年在《区域交通网络布局形态与需求特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交通需求来源于社会经济活动。散布在空间不同点上的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源、劳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在再生产中产生了交通运输需求。但是,交通运输需求不仅仅具有交通运输规模需求、方式结构总量上的分配关系,即量上的满足,还具有交通运输的地理分布要求,即布局的要求。本文从分析空间结构和空间联系方面来研究交通需求与布局的关系,为区域交通网络建设提供新的方法。论文在基于空间背景下的区域层次,考虑交通需求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区域交通网络布局与区域交通需求的关系。由于影响交通需求的因素众多,在对各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按照需求在时间维的规律性,将复杂的、时空差异的交通需求划分为常发性需求及偶发性需求,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根据慢变量决定论,在交通运输供给中最慢变的因素就是交通网络,时间空间差异性较大的客货需求都是通过交通网络这一空间联系载体及骨架来实现的,交通网络布局形态及演变历程形成了交通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反馈。论文首先分析了影响交通网络布局的影响因素,以及区域交通网络布局的基本模式和与空间结构的互动关系,指出交通网络布局应该与区域空间格局紧密结合,并探讨了在常发性交通需求的情况下,区域交通网络的布局模式及常用评价指标。论文就潜在需求的产生机理和区域交通网络布局的关系进行探讨;而春运、黄金周等作为隐藏在常发性需求中的一类特殊需求,在每年的固定时段出现,对区域交通网络的压力很大,因此,论文分析了这类需求的特性,在不能完全依靠增加交通线路的情况下,需要依靠合理的调控措施,使这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合理的交通网络布局不仅会吸引更多交通需求,对加强区域联系及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能满足区域的偶发性需求及战时的国防需求;突发性事件作为区域中潜在需求中的偶发性需求,稳定的交通网络布局对快速、及时满足这类需求,并防止在突发事件时尤其是大型地质灾害发生时避免区域功能性孤立至关重要。论文引入拓扑指数的概念,应用拓扑指数评价区域交通网络在抵御灾害、紧急救援及满足特殊需求的能力。可以为准确评判区域路网项目建设序列,路段增加优先等提供方法支持。并分析在区域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如何选择最佳医疗服务、救援物资的线路。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网络布局应该首先要满足区域的交通需求,再者要满足区域空间格局及国防需求。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形态,是与该地区城镇化程度和布局直接关联的。论文在分析区域交通网络布局与区域经济、城镇空间布局的适应性的基础上,对两者的适应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了区域交通网络布局与经济子系统、交通网络内部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据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网络布局模式。作为实例,论文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西安市域、区域交通网络格局的演变,布局与区域空间格局的适应性;并对西安市区域交通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参考文献：
[1]. 经济发展与国防需求的相互关系[D]. 苗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2]. 军民融合经济动员模式研究[D]. 周涛.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3]. 关于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经济分析[D]. 毛志龙. 西南师范大学. 2004
[4]. 国防投入政策研究[D]. 何鑫.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5
[5]. 我国国防财政政策研究[D]. 刘祖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6].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研究[D]. 周孝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6
[7]. 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国防动员能力提升的基本途径[J]. 张翠芳, 程曼莉. 军事经济研究. 2012
[8]. 国民经济动员中的可动员资源管理研究[D]. 韩宇宽. 北京理工大学. 2006
[9]. 国防医学立论及其任务体系研究[D]. 刘桂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08
[10]. 区域交通网络布局形态与需求特性研究[D]. 高桂凤. 长安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