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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5-0024-07
当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的时候，天朝的儒士们仍沉迷于浩瀚的经学典籍中。尽管达尔文未能使他的同代人理解他理论的精髓，但他的确让人们接受了进化的基本观念。由于地理和文化背景的阻隔，天朝大国的儒士们并不能及时地觉察到西方的这些变化。在那个年代，西学在他们心中所能激起的常是“古已有之”的幻觉。
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才有了关于达尔文和进化学说的零星记载。传教士是最先提及达尔文的人——尽管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有意阻碍了进化学说的传播。1871年，由美国教士玛高温(John Macgowan)和华蘅芳合译了雷侠儿第六版《地学浅释》(Elements of Geology)，书中提到了达尔文的名字：“有兑尔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①其他传教士在1876年、1877年、1881年、1884年和1891年等年份的出版物中亦谈及达尔文。改革派教士如林乐知(Young Allen)和丁韪良(William Martin)在传教的同时，也宣传了科学，然而他们并未为中国人理解进化学说提供足够信息——他们对达尔文的介绍是简略且不得要领的，他们不愿指出达尔文在西方所造成的宗教灾难。没有人赞颂达尔文，也没有人批评他。
我们并不能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找到《起源》的影子。达尔文因出版《起源》被认为是“欧洲最危险的人”，教士们并不想过早地将人们的视线引向那本“最危险的著作”。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诸多西方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起源》未能位列其中。知晓这些只鳞片甲的进化学说的记载应归功于历史学家的出色工作，而不应归因于它们实际的影响力。这些介绍也不能让中国人记住达尔文这个名字，倘若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早期记载对于达尔文名字的翻译是大相径庭的——那时，达尔文的影响力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固定名称的约定。
据目前可得的资料，最先提到《起源》的并非传教士，而是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1877年的日记：“英人有名歪费尔达摩生者，遍历各洋，查考海道之深浅，水流之缓疾……海底浅石虫鱼，集聚数百种，凡历三年乃竣事……分别金石、虫鱼、沙草……俾勒为一书”②——他对达尔文“小猎犬号”航行时间的描述不甚确切。“歪费尔达摩生”这个名字也的确造成了一种怪诞的外观；他模糊地传达了达尔文写过一本书，但并未指出书名。
类似的例子见于一位格致书院1889年春季特考的考生钟天纬的答卷：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达文为英之塞罗斯玻里人……随英国兵船，环游地球，测量绘图，并考究动植各物、舆地等事，返至英国。凡天下所有格致博物等会，无不邀请主盟，屡得金牌等奖赏。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③
无可否认，该生已对达尔文的生平有了一定了解，然而，他也未能指出《起源》的书名。没有人敢声称在严复之前广泛地传播了进化学说，“中国的达尔文时代与欧美的达尔文时代之间存在着40年的时间差”④。
严复的杰出工作仍可作为区分进化学说传播前后两个时段的标志。甲午战争的挫败给知识界带来一定的思想真空，这给了仕途不顺的严复一个极好的发言时机。《起源》的书名被中国读者清晰地知晓，应归功于他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达尔文者，英国讲动植物之学者也……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书所称述，独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其一篇曰《争自存》，其一篇曰《适宜种》。”⑤然而严复本人并未着手翻译《起源》，因为“他完全能意识到翻译中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对翻译《物种起源》一书不抱希望”⑥。
尽管《原强》以简明的文字介绍了进化的主要原理，然而，它影响力远未达到严复的预期。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他说道“《原强》诸篇尤属不为完作”⑦。写一本“完作”的打算使他将目光投向那本与他的旨趣并不太符合的著作——《进化与伦理》⑧(《天演论》)。
严复的这本小册子被史华兹教授恰当地称为“西方智慧的源泉”。古奥而迷人的语言不但使它成为多读古书之人追捧的对象，且据胡适的回忆，该书“不上几年，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尽管最初的传播更多地是因它迷人的语言或恰到好处的宣传，然而正是强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斯宾塞主义)成分赋予了它风行数十年的后劲。
严复在《天演论》中清楚地表明“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然而《天演论》针对的并不是达尔文所关注的自然科学问题，他只是恰到好处地选择将达尔文学说中适用于人类行动领域的内容，传达给这个古老的国度。《进化与伦理》的作者赫胥黎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者⑨，他的罗马尼斯演讲针对的是进化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意在驳斥维多利亚时期从自然进化进程中寻找进化伦理的倾向。当然，我们也不应因过分强调《天演论》中的进化主义因素，而忽略了它作为西学总纲的功能——西方富强的秘密不仅来源于器械文明，也不完全源于进化，它还来自《天演论》中所涵盖的自古希腊以来几乎所有西方伟大哲学家的名字。严复决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阐明西方(尤其是英国)强大奥秘的机会，他把英国的强大当做诸多合成思想的产物来分析，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显然属于他本人的综合体⑩。
严复的工作使得“进化的时代”得以开启，达尔文与“斗犬”赫胥黎在中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合作关系。中国的进化时代与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期，都分有了达尔文本人并未“发现”的东西：进化中的进步和意识的干预。人们的视线开始引向达尔文本人和《起源》——现在已经很难考证《起源》英文版最早何时进入中国，它或许藏匿于某位异端传教士寂寞的箱底。相比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欧美)，《起源》的中文版可谓姗姗来迟，它的全书最早出版于1920年9月。不过它的部分章节在1902年得以翻译并出版。《起源》的中文版历程始于日本横滨——译者是一位时年22岁的年轻人马君武(11)。它的翻译有着如下曲折的历程：
《起源》的出版速度与那个进化时代所给予的“推力”并不相称，从最初开始翻译到全书出版历时18年。出版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初和20年代。这两个时期的译作之间有很大区别，但分别具有各自内在的一致性。限于主旨，本文论述的是20世纪初的译作。正如严复在《原强》中已经指出的那样，《起源》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们的确涵盖了达尔文理论的主要部分。出于此，下文以《物竞篇》、《天择篇》为例，探究那个时代进化的转义。
《物竞篇》、《天择篇》与进化的转义
在欧洲，人们对于进步的信奉先于对进化的认识；在近代中国，对于进步的信仰源于对进化的接受。然而，充斥在那个时代的进化原则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属于达尔文本人的，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严复精心地糅合了西方进化学说中适合于人类行动领域的因素，并成功地将其嫁接在达尔文这个名号上。我们无法企图通过严复的翻译来全面了解达尔文。那么《起源》的翻译至少为对达尔文的正确理解带来希望。然而该书所蕴涵的进化原则与当时流行的进步性进化的差异是显然的，在面对这种分歧的时候，马君武精心地加以调和。
无法排除《天演论》对马君武的影响，不过更为直接的来源是斯宾塞。在翻译达尔文著作的同一时期，马君武已接触到斯宾塞的著作，并成为他的信奉者——与《物竞篇》合刻的正是斯宾塞的《女权篇》；此外，他在《天择篇》出版三个月后便出版了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中译本——该书是斯宾塞将拉马克原则运用于社会学理论的产物，斯宾塞和拉马克都主张进化的进步特性。斯氏将人类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意欲阐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生物沿着等级序列进步的背后存在的是同一力量的驱使。斯宾塞无所不包的进化体系在马君武那里有效地激起了共鸣。
在达尔文那里，生命进化的图景是一个不规则的分支状结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图景中并不存在进步的趋势。然而，在马君武笔下，进化图景成为一种等级式的线性结构——当然，马氏并不能在原文中直接找到“进化”(evolution)这个词，但那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他可通过赋予“变异”以新的含义以实现他心目中的进化图景。变异是“由初始之种以变为良好分明之种”(12)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一次而已，历时相续，以适其天，进步而不已”(13)；“因自利生存，而乘时变异之生物多矣哉”(14)。生物的进化被当作是在时间中历经的线性“变异”——或进步。这种个体转型式的进化思想与达尔文的理论判然有别，在达尔文那里，随机产生的变异指先天产生的群体中个体成员的差异，它为自然选择提供材料；进步则更是达尔文抵制的概念，因这种思想与他的体系存在根本的不合；自然选择导致适应，而非进步；不过，由于选择的机会主义特征，它远不能达到完美地适应。在第四章中，达尔文明确写道：“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之理，并未包含持续发展的意味。”(15)——不难预见，这句话在译文中得到了有效回避。
“竞争”在《物竞篇》中成为“变异”的驱动力——当然，说它是“进步”的动力也同样准确。与斯宾塞一样，马氏认为竞争给予个体以刺激，迫使它们努力“变异”以适应变化的环境，“曰有生命即有竞争，有竞争即变异”(16)。这种理解与达尔文意义上的生存竞争存在显著差异，在达尔文那里，生存斗争用来解释为何那些偶然具有更适宜特征组合的个体会生存和繁衍，换句话说，个体的命运由先天遗传来决定；后天的努力竞争尽管可以取得情感上的同情，然而并不会给进化带来裨益。
马君武欣赏的是斯宾塞式的生存竞争的作用，它可激励落后民族意志的力量，使其进步。马君武肯定了自私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自私利者，人群之天性，进步之鞭策也”(17)；他对一切妨碍进步之因素的憎恨是显然的：“思想高尚之哲人欲救自私自利之弊，遂创为理想世界的幸福权利之说。其权利甚巨，然最足为世界进步之害”(18)。除了“思想高尚之哲人”，还有在他那里作为阻止自由竞争身份出现的宗教：“今世界迷信佛教、回教之邦国，既莫不受其祸矣。”(19)基督教也未能完全免于他的指责，在他看来，西方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并不是对于基督教的信奉，而是分离——这种分离始于马丁·路德：“自路德出而新教兴……新教兴而道德渐与宗教分离焉。”(20)
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竞争的含义常是负面的，荀子曾言“争者祸也”。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原因并非由于竞争，而是道德的进步。马氏并不避讳竞争所带来的残酷意蕴，但这种意味难以阻止他对竞争的颂扬：“竞争者，其名虽可憎，其象虽可怖，而实为此世界人种最大最良之一间学校”(21)。若这样的观点在太平时期被提出，恐会引起道德争论，然而，在世纪之交内忧外患的环境下，竞争所引起的道德厌恶被搁置一旁。
但马君武并非彻底的斯宾塞主义者，他未完全否认道德的作用。在对竞争的作用加以肯定之后，他说道：“则夫世论之以争自存为人群进步之独一原因，而遂置道德发达一面于不论者，其界限太窄，见识亦太偏矣”(22)；若“不先改革道德，而欲改革政治，则犹之执规以画方，南辕而北其辙也”(23)，进步首先表现为道德的进步——这看起来颇有赫胥黎的意味，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武断地认为马君武站在赫胥黎的一边而去驳斥斯宾塞对于“进化的伦理”的提倡，毕竟，他的国家尚未“进化”到维多利亚时代式的自由竞争阶段。马氏所谓伦理的进步指对于中国旧道德的颠覆，他不遗余力地抨击中国旧道德，在谈到旧社会富人时：“盖中国之既富者，惟知多置妻妾广营别业而已。欧美之大富人，常掷巨金以营其群中之公共事业”(24)；他还抨击了旧的商人、官吏、儿童等的道德。
获得性遗传与自然选择在马氏的文本中形成了古怪的共存局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扮演达尔文体系中自然选择角色的是获得性遗传，而自然选择则有了新的内涵。获得性遗传作为一种有助于激发个体意念力量的自然主义机制而得到马氏的青睐。在马氏看来，环境的变化会使个体产生变异的需求，而灭绝所带来的恐惧会使得这种需求得到加强：“若气候变化，生物莫不立变身体以适之”(25)；若所居之地其中有一新种既变新改良，则自迫他种亦不得不改良以应之，否则灭亡随至，“变而又变，则新种出矣”(26)；若“其种类之一个”变异，其他成员便“因必如是乃能自利也，则自然变异以从之”(27)；“苟其全国体能善变以自利，则国体中各个体之构造必皆变，而全群莫不利焉”(28)。后天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倘若松鸡一朝得到了适合于它们的颜色，“遂为其种永久专色矣”(29)。获得性遗传赋予生命以主动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然选择的严酷性。将进化理解为个体后天进程的学说通常难免将意识的作用凸显出来，暂时的不适不应归咎于先天遗传，而是意念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发挥，“苟欲吾种之不灭且益庶也，蔽于一言曰：恒自强”(30)。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曾说达尔文最令人烦恼的是他的自然选择对于西方古老的目的论的驳斥，选择的不确定性使人们无法找到确定的目标，“进步”、“发展”这样的词都将失去意义。恩斯特·迈尔将自然选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变异的产生，这是一个随机的过程；第二阶段即是选择(或淘汰)，这是一个逆偶然的过程。自然选择既存在偶然性，亦存在必然性——这种全新的模式为解决古希腊以来的关于世界是偶然还是必然的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进路。
自然选择并不能带来一个确定的进步过程，这是马氏不能容许的，他通过遏止自然选择的第一阶段(变异的产生)使得第二阶段也成为不可能。变异被理解为由“初始之种以变为良好分明之种”。变异带来的不是自然选择的材料——各种有利或有害的性状，而是作为整体的生物个体的变化。自然选择失去了可供选择的素材。
达尔文反对将自然选择看做一种人格化的存在，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代理者。然而在马氏笔下，天择具备了一定的超自然特征，它非常类似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物种存灭的有意识的裁决者：“此一种为优，彼一种为劣，而一一择焉”(31)；“世间劣种虽繁，莫不为此理所消”(32)；这位裁决者比生存竞争更能有效地激发物种意念的力量，从而成为进步更有力的推动者：“天择巡行于世界无日无时而不然，阻物种之劣者，保物种之优者，其工夫静而不觉也，无时而止，生物因是有不能不进步之势”(33)；想要存活的物种不得不重视天择的必要警示：“天择强使物种不能不改良之具也。地球上之有国有家有生命之物种，苟欲自存，不可不知天择之可畏哉”(34)。
然而，天择并非一位无情的裁决者——只要物种“善于变异”(或善于进步)，它们便有机会逃避天择所带来的绝灭：“夫善自变异者，则虽临天择而不惧。故天择虽虐，遇善变者则无功”(35)。“变”本身就被当作一种优势，若某个物种先天具有善变的特性，那再好不过——它天然受到眷顾：“故物种既生而能变者，其生机必较他个体倍固。”(36)
达尔文文本中与进步这个主旋律相违背的内容，皆得到了有效的掩饰或回避。比如低等动物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在达尔文的体系中，它们的存在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达尔文在第四章中明确表明自然选择并不包含持续进步之意。在翻译第四章中这部分内容时，马君武写道：
“苟有机物莫不日变机体以趋于高等也，何以今日之地球独存无数下等生物乎……下等生物之有灭亡有不灭亡，则视其处境何如耳。若极微之水虫，若肠虫，若蚯蚓，诚下等之生物矣，而自宜于所处之地位而言，则是数者之机体亦可谓之为至高。惟至高也，故能仍存于今日而无恙”(37)。
低等动物仍然存在的原因是：它们是所处环境中的最高等的动物。在一种线性序列中占据“高等”的位置仍然是存在的必要理由。其实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完全能解释低等动物仍然存在的原因，因为高级的结构对于它们来说没有益处，自然选择不会保存和积累无用的结构。机体的分化程度高在很多情况下被理解为进步的象征；但高级结构在简单环境中毫无用处，相反，“越是精巧的构造，也愈容易出毛病和受损伤”(38)。
倘若《起源》中那幅著名的插图在《天择篇》中存在的话，或许能够挽救人们对他的误解。但非常可惜，这幅图得到了忽略。追寻这种忽略是有意的或者无意的猜测，并不能对问题的理解产生裨益。很清楚，马君武不愿主动在他的文本与这幅插图之间建立起巨大的张力。
马君武通过对达尔文文本的修正，使它尽可能地符合先前已经被输入那个时代的进化观念。马君武并没有选择去颠覆新近形成的进化“范式”，也不企图将进化的重心从社会学转向自然科学。对于马氏来说，以达尔文的名义告诉当时的中国人：激发意念的力量，不断变异(进步)就可以不断逃避天择所带来的绝灭，他就已经为他的中国读者提供了所需要的东西。在一片嘈杂的“进化”呼声中，达尔文、斯宾塞或赫胥黎之间的差异并未得到明晰区分，他们都为——或名义上为——中国式进化提供了来源。
《物竞篇》和《天择篇》出版后，《新民丛报》作过简要报道：“近日报纸中二哲(达尔文和斯宾塞)虽脍炙人口，而原书久未出现于东大陆，实我译界之大缺点也。译者奋然从事于此，虽未能尽全貌，亦足以破译界之寂寥矣”(39)。这大概就是少数对于马君武这两本小册子的直接反应之一。相比于达尔文的巨大身影，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反应是相对平静的。马君武的工作可以被认为是为先前的进化学说提供一个权威版本——他让进化的误解得到确证，并具备了达尔文的权威性。
《起源》中文版的征程并未结束。十余年后，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马君武重新拾起该书，将全书翻译并出版——关于全书的研究是笔者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注释：
①雷侠儿撰，玛高温口译，华衡芳笔述：《地学浅释》第十三卷，上海：江南制造局同治十二年版。
②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页。
③王韬主编：《格致书院课艺》第四册，上海：富强斋书局石印本1898年版。
④蒲嘉珉著，钟永强译：《中国与达尔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⑤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页。
⑥本杰明·史华兹著，叶美凤译：《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
⑧赫胥黎的原作名为Evolution and Ethics，译作《进化与伦理》更贴近赫胥黎的原意。
⑨参阅恩斯特·迈尔著，田洺译：《进化是什么》，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7页。
⑩浦嘉珉著：《中国与达尔文》，第156页。
(11)马君武(1881-1940)：中国近代杰出翻译家、革命家、教育家。首位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的中国人。
(12)达尔文著，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竞篇》，上海：开明书店、文明书局、广智书局联合发行1902年版，第2页。
(13)达尔文著，马君武译：《天择篇》，转引自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14)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62页。
(15)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76,p.98.
(16)达尔文著，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竞篇》，第二页。
(17)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第十一号，一九零三年二月十六日。
(18)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
(19)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
(20)马君武：《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新民丛报》第二十八号。
(21)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
(22)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
(23)马君武：《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之法》。
(24)马君武：《论公德》，《政法学报》癸卯年(1903)第一期。
(25)达尔文著，马君武译：《天择篇》，转引自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4页。
(26)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63页。
(27)达尔文著，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竞篇》，第二页。
(28)达尔文著，马君武译：《天择篇》，转引自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7页。
(29)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6页。
(30)达尔文著，马君武译：《达尔文物竞篇》，第十页。
(31)达尔文著，马君武译：《天择篇》，转引自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4页。
(32)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4页。
(33)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5页。
(34)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5页。
(35)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5页。
(36)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9页。
(37)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69页。
(38)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p.100.
(39)作者不详，“介绍新书”，《新民丛报》第二十五号，光绪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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