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实践智慧:世纪之交的哲学革命--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精神的精髓_哲学论文

自觉实践智慧:世纪之交的哲学革命--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精神的精髓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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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和世界的划时代变化提出的哲学变革课题

中国正发生着划时代的变化。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突破了两极对立的体制模式(旧计划体制与旧市场模式不相容的两极对立)的束缚,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公平与效益的对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对立、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立,突破了这种种两极对立所造成的社会片面发展道路,开辟出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建设共同进步的具有划时代特点的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它使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划时代的变化。

世界在发生着划时代的变化。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极对立,已开始让位于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上,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计划,片面强调资源开发而忽视环境保护,片面强调物质技术进步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等局限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对立、计划与市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技术与人的对立等种种两极对立中的旧发展模式,正显示出被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模式所克服和扬弃的大趋势。这新的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被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面貌、社会及文化态势等发生着划时代的变化。

在此划时代变化过程中,贯穿着克服和扬弃旧的两极化发展模式的新实践与维护旧的两极化发展模式的旧行为的激烈斗争,贯穿着倡导新实践的新思想与维护旧模式的旧思想,以及在时代性变化过程中消极、盲动、失望、幻想等种种思潮的交错、斗争。要在时代变革中立于主动,就必须摸准时代变革的脉膊,把握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发生着一个什么样的变革趋势。这就需要人们认真思考一下,中国当代社会变革和世界的划时代变化过程,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智慧,突破、克服和扬弃两极对立的旧发展模式的,维护两极对立旧发展模式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旧观念!人们不难发现,维护两极化旧发展模式的旧观念,是将两极化发展模式绝对化,并陷入两极对立的观念实体形态而不能自拔的旧哲学精神。面向21世纪,突破、克服、扬弃两极对立观念实体形态的旧哲学精神的新智慧,推动人类实践突破旧发展模式的新的智慧,不是来自上帝和神灵的启发,不是来自任何旧哲学教条,不是来自任何人的主观想象,而是来自变革的实践自身。这新哲学智慧不再是先于或外在于现实变革实践的先验智慧,而是内在于变革实践、与变革实践同时发育和生长着的作为变革实践机体的精髓和灵魂的自觉实践智慧。要深刻体认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了解在当代变革进程中所发生的哲学与实践之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

二、变革的实践已闯入哲学的殿堂,变革的哲学已渗入实践的骨髓

当有人被哲学无用论所笼罩而退入书斋哲学乃至加入鄙视哲学的行列的时候,孰不知在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变革着的实践已闯入哲学的殿堂,变革着的哲学也已渗入实践的骨髓。以什么态度对待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以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尺度投入变革中的社会生活,以什么样的行为规范支配自己在变革的社会生活中的举止言行,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团体、每个地方、乃至整个民族以什么样的姿态和主体形象立足于当代世界,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全社会来说都是须臾不可回避的最切近的现实生活问题,正是需要给予回答的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当我们承认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时(不管是自觉意识还是被动默认),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谁也离不开哲学智慧。而当人们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变革,用这样或那样的规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时,实质上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答着变革中的中国哲学面临的尖锐问题,就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身于新、旧哲学的对立中——维护两旧体制(旧市场体制和旧计划体制)的旧哲学观念(其核心特点是两极化外在实体理性——下面要谈到)与作为新体制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对立。

以积极和自觉的态度对待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破除对改革的消极、盲目态度;以适应新体制建设和运转需要的理想信念、人生态度、价值尺度投入变革中的现实生活,消除拜金主义、虚无主义、信仰失落主义的腐蚀;以促进新体制建设和维护新体制运转的文明、理智、有序的行为规范取代落后、盲动、无序的行为陋习;塑造个人、企业、团体、地方、乃至全民族的开放、进取、科学、民主、法制等现代文明形象,消除封闭、保守、迷信、盲从、落后形象的遗迹。这变革的实践向人们提出的政治态度、人生理想、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除旧布新的任务,正是哲学实现由旧观念实体形态向新体制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转变这一哲学变革自身必须完成的任务。当代中国的社会大变革,使迫切的实践问题和实践任务变成现实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任务,使深奥的哲学问题和哲学任务成为普遍的实践问题和实践任务。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取消了那种高居于实践之上、游离于实践之外的作为观念实体的哲学形态生存发展的根据,开辟出与中国当代社会大变革同呼吸共命运的作为新体制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新哲学形态生存发展的新道路。只有这种在新道路上成长的作为自觉实践智慧的新哲学形态,才称得上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精神之精华的21世纪中国哲学。作为新体制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新哲学形态“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①]

三、哲学从观念实体形态向时代使命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转变——对

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革命

哲学由观念实体形态向时代使命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变革,是哲学与现实实践之关系由相互外在到相互内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哲学本性的变化,也是实践本性的变化。哲学由旧形态下外在或先在于现实实践的观念实体,变为渗透于实践之中的实践的灵魂,由先验观念实体理性转变为现实实践智慧,现实实践由先验理性支配和束缚下的被动盲目实践变成具有哲学智慧之精髓和灵魂的自主自觉的实践。这个变化,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再一次彻底革命。

康德哲学革命动摇了先验于主体理性的神学实体和外在物质实体对主体理性的统治,将哲学的重心转到主体理性,但由于其哲学变革的实践根基不牢,没有把实践如实作为哲学诞生的母体,从而使其宏大的哲学变革构架中的理性落入先验于现实实践的观念实体的巢臼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阐述其先验哲学体系的总体构架时,明确把理性看作先于和高于现实具体实践的观念实体,把现实具体实践看作为理性支配和主宰的被动的东西。他把本来是实践智慧母体之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的认知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从实践智慧母体中抽象出去,将它们绝对化为先于实践和实践智慧的观念实体,其结果是使认知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落入此岸感性、实证的规定性与彼岸超验、神秘的规定性之不相容的对立中。康德哲学形态即先验观念实体理性的形态,其核心特点是两极化外在实体理性形态。两极化,即此岸感性、实证规定与彼岸超验、神秘目的性规定的不相容两极性;外在性,即先于并外在于现实实践的特性;实体性,即先验理性的固定不变性。

马克思曾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及其智慧扬弃了康德两极化外在实体理性这一观念实体形态的先验哲学。恩格斯在论及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时,明确宣告了观念实体形态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担负起扬弃旧哲学历史任务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和作为此实践的精髓并内在于此实践中的实践智慧,“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②]遗憾的是,不论在传统的市场体制条件下还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先验和外在于现实实践的两极化观念实体形态的哲学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其总的表现形式即:在实践主体的存在方式上,坚固的个人本位与教条化社会本位的两极对立;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理想、信念、价值观与排斥个体能动主体地位的空洞集体主义理想、信念、价值观的两极对立,在实践活动规律上,外在必然性规律与合目的性规律的两极对立;在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上,物化的外在真、善、美与人自身内在真、善、美的两极对立等等。这些两极对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实践智慧的不同方面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被教条化、固定化,从而使之成为先于现实实践的不变实体的结果。

在中国当代社会大变革中产生的作为新时代使命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新哲学,以其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智慧,吸收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之精华的巨大历史性内含和植根于当代科学和社会大变革实践的巨大实践力量,克服并扬弃了发端于古代并延续至今的束缚人类实践活动的观念实体形态的旧哲学强加于现实生活的种种两极对立。所以,伴随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进程的深化而发生的哲学由旧观念实体形态向新时代使命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转变,是比康德在哲学上所进行的哥白尼式革命更彻底的革命,是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革命。康德批判束缚主体能动性的外在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将哲学的重心转移到主体理性,这确实是哲学发展史上一场空前的大革命,但康德的革命并未完成克服并扬弃旧哲学两极对立的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任务,并且使主体理性落入两极对立的观念实体的巢臼,没能克服并扬弃主体能力和客观实践规律上的诸多两极对立。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实践中创生的自觉实践智慧,不仅克服并扬弃了康德未能克服的发端于古代的两极观念实体的对立,而且克服并扬弃了作为康德哲学革命成果的主体理性的两极对立,克服并扬弃了古代的和康德的两极对立的观念实体在当代东、西方的新的表现形式(这在下面论及自觉实践智慧内含时将看到)。所以,将当代自觉实践智慧的创生看作比康德哥白尼式革命更深刻的革命,看作是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彻底革命,是当之无愧的。同时它也是对束缚当代东、西方哲学思维的观念实体形态的旧哲学之各类新表现形式的彻底革命。自觉实践智慧的创生将使21世纪中国哲学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先导地位。用西方哲学家的话说,西方当代哲学是康德哲学蓄水池中流出的水,而自觉的实践智慧将跃入无边的实践大海。

四、时代使命承担者之自觉实践智慧的内含和特征

1.作为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担者存在方式的实践智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担者的存在方式不同于旧市场体制承担者的存在方式,也不同于旧计划体制承担者的存在方式。维护两旧体制承担者存在方式的处于两极对立中的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观念实体,已成为新体制承担者确认自身新的存在方式的障碍,从观念实体形态的哲学思维出发,只能以新的形式强化这个障碍,而不能担负起克服障碍的任务。担负起扬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两极对立,确认新体制承担者存在方式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和在此变革实践中产生的自觉实践智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长过程证明,新体制承担者是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公的能动的现代市场主体的方式存在的,这新的主体存在方式是扬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两极对立旧观念实体束缚的崭新的主体存在方式,它不是先在于和外在于现实实践而是存在并成长于现实实践中的主体存在方式,揭示这主体新的存在方式的哲学,不再属于以先于现实实践的观念实体为特征的旧哲学形态,而是属于以实践智慧为特征的新哲学形态。被旧哲学绝对化为观念实体的主体的个体性存在方面和社会性存在方面,被扬弃为同一新主体在不同领域活动时扮演的不同角色的表现形式,旧观念实体所确立的对立规定,不是被抛弃了,而是在扬弃中被保留下来,先验论和教条主义强加给它们的主观臆想的外壳被扬弃了,其合理成份则被收归于自觉实践智慧之中。

2.作为自觉主体各项实践活动向导的实践智慧。

作为人们实践活动向导的基本规律——必然性规律与合目的性规律,在观念实体形态的哲学框架中历来被视为互不相容的规律,或将之分割为此岸规律与彼岸规律,或分割为机械自然规律与唯心史观的神秘目的论。教条主义者以机械必然性规律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必然性,在其机械必然性被实践否定后,又有人以唯心史观的神秘目的论及所谓非线性论否定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揭示了作为必然性规律与合目的性规律之内在统一的实践自身发展规律的辩证性特点[③],这是用实践智慧扬弃对实践自身规律的割裂而确立 起的辩证性客观规律。机械必然性规律在旧哲学框架中也被称为客观规律,但这以观念实体的先在性为前提的“客观”,却带有极大主观片面性。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用实践智慧确立起的这一客观实践规律作为行动指南有极大现实意义,因为正是这一规律揭示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及其历史必然性,揭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及其历史前途,揭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自觉调控机制与旧市场体制的本质区别,揭示着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与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辩证一致性。只有各阶层社会主体都自觉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真正在各项实践中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强调市场规律和市场法则而不忽视全社会共同协调发展的目标,才能引导社会及其实践理智地而非盲目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发展。否则,违背实践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3.作为自觉主体实践能力和素质的实践智慧。

康德从认知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三个方面探讨了主体素质和能力的组成,为培育西方市场主体素质和能力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但他把这三方面的素质和能力的每一方面都先验化、外在化、两极化了。西方市场体制下个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支配下的实践,将康德理性中的实证、感性、实用性方面无限扩大,而将其超验方面逼到非理性主义的极端,人的完整的理性素质和能力被割裂、被严重片面化了。马克思曾以实践智慧克服和扬弃了这两极化片面理性,创造了辩证理性。但教条主义却将辩证理性变成了排斥实证分析和严密逻辑形式的空洞思辨,将辩证法变成随意遣用的工具。其共同原因都在于陷入两极化观念实体哲学框架,而把作为主体实践智慧不同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之表现形式的理性从实践智慧母体中抽象出去,使之成为先于实践的观念实体,从而使之失去内在统一的基础,从本来互补的素质和能力变成为单一的片面素质和能力,这片面素质和能力使人养成或重实证分析而轻辩证综合,或重空洞思辨而轻实证分析的习惯,这与现代大市场化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所需要的严格的实证分析能力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相统一的综合能力是极不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要担负起驾驭现代大市场的重任,就必须扬弃被观念实体割裂和片面化的人的素质和能力的两极化旧形式,创立诸理性能力内在统一的实践智慧,培育作为实践智慧的实证分析能力和高瞻远瞩洞察力相结合的全面能力(在两极化观念实体形态的哲学框架中,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也被割裂为外在化的道德强制与空洞道德说教、追逐感官满足的外在美与彼岸虚无宗教体验两个不相容的极端,扬弃此两极对立的主观片面性,使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回归实践智慧的本性,也是培育新主体之新素质新能力不可缺少的任务,限于篇幅此不详述)。

4.作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实践中生长的本土性实践智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哲学的发展落在西方后面,西方哲学在创立出哺育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民主、法制等新时代精神的时候,中国哲学还处于维护农业文明的道德伦理至上的旧时代精神的束缚下。“五四”运动以来,掀起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精神,批判道德伦理至上传统的哲学变革。自此以后,在中国哲学变革问题上,出现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相互对立、各执一端的两极化争论,由于此论辩离开现实实践变革的土壤,因而陷入观念实体形态的哲学变革思路。这是两极化观念实体形态的哲学在自身变革道路上的体现。这囿于旧哲学观念实体形态的哲学变革思路,虽在传播西方思想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未结出属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哲学的果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的新哲学,这新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西方哲学的精华收归于新的实践智慧中,宣告了离开现实实践土壤,只在东、西方哲学两极化观念实体形态的论辩中谋求中国哲学变革思路的破产。毛泽东在革命实践土壤上创生出的新实践智慧,显示出陷入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两极化中的哲学思维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现实性力量,它扫除了两极对立中的旧哲学对中国革命实践的障碍,推动中国实践打破长期停滞于农业文明状态的落后局面,激励中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并建立新制度,为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个历史说明,停留在观念实体形态的中、西之辩上,不会产生属于中国本土的实践智慧。只有在中国社会自身变革的实践土壤上,才能产生属于中国本土的作为中国社会实践精髓的有生命力的实践智慧。遗憾的是,在如何创立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有人总是醉心于脱离本国现实土壤的东、西之辩的老路。要创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摒弃此旧习,在中国当代变革的本土上,创造出适应社会需要,渗透于中国现实实践之中的当代实践智慧。

5.作为当代新哲学形态的实践智慧的特征。

中国社会变革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华的统一,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统一,民族风格与国际通行规范的统一,中国哲学自身多流派化与一元化的统一,可称之为“四统一风格”。这“四统一”的风格和特征,是由新哲学形态的实践智慧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本性所决定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具有现代化实践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精华相结合,民族形式与国际规范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社会发展道路与国际现代化发展大趋势相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提倡各地方创造符合实际的多样性发展模式以启动地方的发展活力与维护全国发展大局以增强大局发展活力相结合等等特点,这变革着的现实实践之若干方面相结合的特点,是变革着的实践活力之源泉,由此而决定的新哲学之“四统一风格”,则是作为新哲学形态的当代实践智慧之活力的生动体现。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担者自觉实践智慧的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上述特性、内涵和风格,说明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精神之精华的21世纪中国哲学,是有中国气派的哲学,是有马克思主义气派的哲学,是有国际气派的哲学。她不是宣布哲学的终结,而是扬弃古今中外哲学长河中的糟粕、吸收其全部精华、具有深厚历史内蕴的哲学,是有能力立于未来世界前列的哲学。这新哲学已经萌生,她的成长需要全民族的精心培育。

五、社会变革实践与实践智慧的相互生成和相互验证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正伴随时代变革步伐而发展着的实践智慧的内涵和特征作出详尽描述,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当代变革实践内在动力的实践智慧,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精神的精华,因为,这个结论可以被中国十几年的变革实践所验证。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当代世界变革实践内在动力的实践智慧,是当代世界变革精神的精华,因为,这个结论也可以被当代世界变革实践所验证。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作为人类实践生生不息发展动力的实践智慧,是人类文明精神的精华,因为,这个结论正可以被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实践所验证。

何以见得人类自觉的实践智慧是人类文明精神的精华呢?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不断突破将既有实践活动方式固定化、实体化的两极对立的旧观念的束缚,而不断创造出新的实践活动方式的过程,当新的实践活动方式被固定化为两极对立的观念实体,从而成为实践发展的新障碍时,人类实践便再次打破以这种新形式出现的两极对立观念实体的束缚,开辟出自身发展的新道路。这引导人类实践不断打破束缚自身发展的两极化观念实体的东西是什么?从人类实践的外面去寻找这种东西、去发现一种什么智慧,是找不到的,找到了也不真实。这种智慧不是实践自身之外的东西,而是作为人类实践机体自身的精髓和灵魂的实践智慧。正是因为人类实践机体自身具有这作为自身精髓和灵魂的实践智慧,才使人类实践具有了打破单尺度局限的多尺度特点,具有这种区别于动物单尺度局限的特性。马克思在作为其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条就批判了那种在人类现实实践之外去确立哲学智慧的旧哲学传统,指出哲学智慧既不能归结为现实实践之外的绝对化的“主观方面”的精神实体,也不能归结为现实实践之外的绝对化的“客观方面”的旧物质实体。真正的哲学智慧只能是作为人类现实实践内在动力和指南的实践智慧。如同人类实践有突破单尺度活动局限的生生不息的创造本性一样,自觉的实践智慧具有突破两极化观念实体之局限的生生不息的创造本性。马克思的诸如此类的思想,不仅是来自突破资本主义实践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并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证实,同时也是以人类文明史为根据,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各个革命性实践活动所证实。

就近而论,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精神源泉的文艺复兴时的革命精神,就是内在于欧洲社会变革实践的实践智慧。正是这既不落入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两极对立观念实体局限,又未落入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而产生的新的两极对立观念实体的局限的创造性实践智慧,推动着扮演了革命角色的近代资产阶级打破中世纪统治的社会实践,同时,她自身区别于僵化的哲学教条的内涵和品格也为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的社会实践所验证。恩格斯对文艺复兴实践及作为此革命实践的内在动力和向导的实践智慧给以热情歌颂[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颂扬的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实践智慧,与他们所创立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时代精神精华的实践智慧,伴随着旧市场体制的僵化和旧计划体制的僵化,而被反映这僵化的两极对立体制模式的新的两极化观念实体及其新的表现形式所掩盖和扭曲。东、西方克服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上旧的两极对立的新实践,正蕴育、呼唤并以新的形式发展和验证着这贯穿人类实践变革历程的实践智慧,并向人们提出提炼和概括当代实践智慧的新内涵、新形式和新风格的哲学变革任务。

人类变革实践对实践智慧的应用、验证和发展,在中国十几年变革实践中可以得到更为具体的说明。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人民公社旧的体制长期束缚农村经济的发展。其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的特点之一是,将集体经济及其计划性特点与各个生产者经营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对立起来,这种两极对立模式和观念,长期束缚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正是千百万中国农民的实践突破了这僵化的两极对立,创造了体现集体经济计划性特点与生产者积极性相结合的联产承包制,才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中国农民的创造性实践和在此创造性实践中蕴育出的实践智慧所产生的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将实践智慧引入城市改革。城市改革的第一个拦路虎是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旧观念。《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概念。这新概念不是单凭理论推理所能产生的,它是实践智慧的产物。之后,旧体制下形成的计划与市场不相容的对立又长期困扰着人们,阻碍改革的深化。邓小平根据国际上新的实践经验和中国改革实践的内在要求,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经济也有计划,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市场。据此,我们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障碍中国改革进程的又一坚固的两极对立被克服了。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正是依靠创造性实践和作为创造性实践之灵魂的实践智慧,才克服了这一坚固的两极对立。变革实际说明,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以创造性实践和实践智慧克服两极化僵化模式和两极化旧观念的过程。

中国的改革实践蕴育着新的实践智慧。应用新的实践智慧,又使中国改革实践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和趋于成熟,改革实践的发展又使实践智慧这个内在灵魂和精髓更加趋于成熟和自觉。这样中国的变革实践便有了更自觉更全面的能力,能够比较及时地发现并克服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排斥宏观调控而片面强调市场自发性、重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重经济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重资源开发而忽视环境保护、重粗放经营而忽视集约经营、重改革与发展而忽视社会稳定等两极化模式的消极影响和片面性问题。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战略及“改革、发展、稳定”基本方针的确立,便是中国改革实践和实践智慧趋于成熟的突出标志。

当代自觉的实践智慧已成为中国改革实践机体的灵魂,人们要自觉地理解和参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要摆脱两极对立的旧观念的束缚,就必须用这个活的灵魂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自觉的改革者。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4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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