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比较文学界的一次盛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文学界论文,新世纪论文,述评论文,之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4-93-05
2002年8月15至18日，300余名中外学者云集古都南京，隆重举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届年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江苏省社科联和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联合主办，南京大学中文系、外语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外语学院合作承办。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主席、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佛克玛，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川本皓嗣，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学会主席克莱斯·莱恩，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和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欧阳桢，台湾大学英文系教授张汉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叶维廉，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马里安·高利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润华以及来自英国、荷兰、新西兰、日本、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
本届年会是新世纪、新千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一次盛会，其规模超过了以往的6届年会。会议以“新世纪之初：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为主题，除了两次大会发言外，与会代表主要围绕“跨文化对话：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世界文学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学者视界中的世界文学”、“文学翻译与文化阐释”、“中外文学——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平行观照”、“文明、文化与文学的理性沉思”、“海外华文文学、华裔文学与域外汉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形象学专题”、“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研究”等分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作为互动文化的美学话语实践”、“生态文学：比较文学的新范式”、“《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研讨”、“青年论坛”、“叶维廉学术思想与成就研讨”等圆桌会议。
本届年会上，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及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小组讨论中一再出现踊跃发言、热烈争论的喜人场面。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在题为《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在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两大危机，即全球化与文化霸权面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正在消亡，文化冲突正在导致文化孤立主义甚至文化的僵化。消除这两大危机的关键在于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以扩大交往、宽容和共存的生存空间。在这一新形势下，比较文学由于突破了同质文化的局限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局限，并将时间、空间、种族、性别、阶级等多种因素吸纳进文学研究领域，从而使大量关于文学与其他文化领域之间相关问题的研究纷纷出现，比较文学将对21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她还认为，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也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象愚则剖析了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忽视学科基本理论的弊端，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明确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方面入手。他认为法国学派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虽较贴切，但对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限制过于狭窄；而美国学派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又太过宽泛，使得比较研究最终朝着泛文化研究的方向发展。他呼吁为比较文学“减负”，使比较文学返回本真的面目。为此，他提出了关于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定义：“比较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研究，它超越民族的视野，以跨民族或跨语言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在理论方法上具有自觉的比较意识。”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在发言中认为，当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正处在自主发展并开创学科理论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原有理论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多元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的需要。他认为“跨文化”这一概念并不凸显中国学派当下所进行的跨越东西异质文化的研究特征，故而提出了“跨文明”的概念以示区别。北京大学教授陈跃红也谈到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弊病。他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前20年一直在致力争取自身在高教界中的合法地位，但当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地位已经获得肯定，比较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时，却发现这机会之大已远远超出了比较文学界的心理准备，这就造成了目前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人才匮乏、学科界限模糊、缺乏学术规范等诸多问题。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则通过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历程的反思，提出了泛文化的中国比较文学何以立足、对西方亦步亦趋能否建构中国比较文学、没有扎扎实实的比较文学实绩何来比较文学理论三个尖锐的问题，批评了中国比较文学界存在的“西化”倾向和盲目求新狂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向远结合自己撰写《中国比较文学研究20年》的心得，回顾了最近20年中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国别文学关系研究、中西文学类型与形态比较研究、翻译文学研究、中外文学总体比较研究、中西文学思潮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王向远认为，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中，中国文学与外国国别文学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体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涌现了一批学术精品，如季羡林、赵国华等的中印文学关系研究，严绍璗、王晓平等的中日文学关系研究，李明滨、陈建华、汪介之、吴泽霖等的中俄文学关系研究，钱林森等的中法文学关系研究，范存忠、赵毅衡、张宏等的中英、中美文学关系研究，卫茂平等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都体现了严谨扎实的学风，反映了20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实力与水平。”平向远还就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国内比较文学界目前存在的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一个重要分支的译介学，也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要话题。译介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意识形态与翻译模式的关系问题，以及对传统翻译观的再认识问题尤为引人注目。南京大学教授许钧、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都充分肯定了翻译及译者在重新诠释文本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许钧借助语言学与文论研究的成果，对翻译的动态过程与文本的生命历程进行了分析考察，从创造的层面和文学生命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对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肯定了译作应有的地位与价值。谢天振则强调了译者自身的条件（如语言能力与知识储备等）以及译者背后的诸多因素（如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等）对翻译的制约作用。他呼吁翻译研究要跳出文本的框框，充分重视译者的贡献。讨论中，美国加州大学的乔安娜·盖斯教授还通过三部均以《西游记》为母本改写而成的英语小说《孙行者》、《猴王》、《格里弗尔》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不同语言文化系统的冲突碰撞及其在文学文本中融合的可能性。
在经济、文化壁垒日益解体，边缘日益向中心挺进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移民文学、侨民文学与流亡文学的崛起日益成为世界性的重要文化现象。本次会议上，由于多位海外留学人员与移民学者的加盟，有关海外华文、华裔文学的讨论格外热烈，“海外华文文学、华裔文学与域外汉学研究”的会议厅内座无虚席。暨南大学教授饶芃子将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出现的异族人物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并分别对之进行了精彩的文化诠释。她的这一独特的视角，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美国加州大学博士沈祎琴则对美国华裔男性作家中最引起争议的弗兰克·陈的作品中“真实”的中国神话与美国华裔男性的身份问题进行了探讨。来自香港、后移民新西兰的林爽女士通过对新西兰土著居民毛利人在语言、神话、婚姻、习俗、伦理等方面与中国文化相通之处的比照分析，结合现代科学的基因技术，得出了毛利人是中国人的后代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赵毅衡对中国离散文学与海外中国文学中的飘泊主题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是缺乏飘泊感的，而对于在异国他乡直接处于生存压力之下的海外华人来说，飘泊成为他们表达无根的乡愁的最佳象征形式。浙江大学教授张德明对20世纪世界流亡文学作了宏观考察，认为流亡作家经受了从越界、失重到寻根的过程，其创作体现出以洋泾浜混合语反抗移居国的普遍语言霸权的特点，常以个人史、家族史来书写民族史或族群史；流亡文学具有双重视角、外围性和边缘意识等特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汪介之随即以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为例，对这一议题展开了个案分析。他以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为依托，概括描述了俄罗斯侨民文学三次浪潮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与生存状态，揭示了它的丰富文化意蕴和多元美学取向，呼吁应予以充分重视和重新评价，以免与一种伟大的文学失之交臂。暨南大学博士李凤亮则围绕米兰·昆德拉的创作，谈及移民作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变迁问题，并对昆德拉在中国读者中的接受作了颇有深度的探讨。
“形象学：游记与异国形象的构建”本来是一个具体的研究专题，但此次会议却为这一专题特别安排了分组讨论，足见与会者对它的关注程度。北京大学教授孟华在《试论游记在建构异国形象中的功能》的发言中指出，游记作为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写作，它为形象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资源。在对游记的范畴作出界定之后，她论述了游记的特性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地位，认为游记在塑造异国形象中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在折射出社会集体想象和创造出新形象这两个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的《基歇尔笔下的中国形象》、外研社编辑叶向阳的《英国游记中的北京形象》这两篇报告，正好具体而微地为孟华的观点提供了生动的实例。美国学者Beus Yifen、南京大学博士刘阳等，则从不同视角对美国、法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作了精辟的分析。“游记”与“异国形象”之于形象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兴趣。
在颠覆西方传统二元对立僵化思维的解构背景下，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反对男女两性二元对立、后殖民主义瓦解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之后，以崇尚自然、保护生态为己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独断专行的生态文学批评，成为当今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支生力军。在沙尘暴肆虐、黄河断流、中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局面下，本次年会上，一批勇于为天下先的青年学者以圆桌会议的形式，把“生态批评”的观念与方法引入了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厦门大学教授王诺认为，中国对环境灾难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此发展生态文学批评具有一种迫切性。苏州大学朱新福先生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生态批评的产生、发展与现状，描述了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其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达的，第二阶段以恢复并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绘自然的作品为基本特征，第三阶段则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努力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强调，加强生态批评的理论建设。他的介绍，为中国学者借他山之玉，建构自己的生态诗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山东师范大学讲师刘蓓从注重人文关怀的角度，提出了有关生态批评的一种新理念，认为生态批评除了应关注自然生态的外部自然之外，还应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态，即内部自然。在她看来，后者意义更大，更应该成为生态文学批评关注的核心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博士生韦清琦则将生态批评置于现代文化语境之下，指出了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逻辑上的同一性，认为生态批评继承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解构策略，将矛头直指人类中心主义，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使人在自然面前的优越感失去学理上的依据，最终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型关系之下达到重构绿色生态的目的。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在发言中揭示了生态批评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思路与拯救人类的最终目的之间的悖论关系，并强调了弘扬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建构本民族独特的生态批评话语的基本立场。
正如乐黛云教授在闭幕词中欣喜地加以总结的那样，性别研究、性别诗学也已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与女性文学研究”话题在本次大会上激起了强烈共鸣。不仅佛克玛教授自始至终认真听取了这一小组的发言，参与讨论的男性学者也为数众多，形成了女性学者友好对话、共同研讨的喜人格局。南京师范大学杨莉馨博士谈及自己对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现代文化思潮关系的思考，指出女性主义文论在时空与逻辑指向上与后现代文化具有一致性。女性主义对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结构的反叛，对多元性、异质性、边缘性的强调，又使其与虚无的、反政治的后现代文化具有根本分歧。湘潭大学罗婷博士在发言中，围绕当代法国符号学家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重要著作《中国妇女》，从中国与中国妇女的异质性、女性化／泛性化的中国形象以及对东方主义话语的认识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后殖民视角批评了克里斯蒂娃笔下中国与中国妇女身份的东方主义色彩。来自荷兰的博士候选人张晓红女士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理论及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创作对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当代女性诗人处于中国父权社会语言文化控制之下与处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影响之下的双重“失语”困境，将当代女性先锋诗歌创作、身体诗学与女性摆脱这一双重困境的实践策略联系了起来。此外，学者们还就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如何界定女性主义批评、女性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如何理解女性身体写作等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友好的讨论。
在大会发言中，川本皓嗣教授以《开胃抑或倒胃：东方视角下的文学理论》为题，谈到自己对目前的文学研究“主要被理论和科技所主宰”的现象所产生的焦虑。佛克玛教授则从文学的概念、文化研究的概念、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小说和诗歌的阅读习惯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文化和跨文化交流中，文学有特殊作用吗？”的问题。欧阳桢教授的发言题为《无用之用：比较文学与跨国公司》，他从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风气和人文关怀的永久性意义两个角度，论证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和价值。另外，叶维廉教授肯定了在全球化背景下道家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克莱斯·莱恩教授高度评价了欧文·白璧德强调文学的道德价值的观点；张汉良教授对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和中国先秦思想家的思维逻辑与言说方式进行了比较考察；清华大学教授王宁论及全球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的中国视角问题；南京大学教授周宪分析了“审美现代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揭示了这些矛盾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
除上述议题之外，南京大学教授钱林森、东北师范大学孟庆枢主持的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叶舒宪教授等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报告，南京大学教授杨正润、余一中教授组织的“中国学者视界中的世界文学”的小组发言，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洪承主持的“世界文学语境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小组讨论，都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
参加会议的代表人数众多，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大都具有较高的质量，“上届年会以来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展”所展出的成果令人鼓舞，这些都是本届年会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一方面表明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强大的学术吸引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研究者们确实在进行着扎扎实实的工作，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之中；另一方面，繁荣的景象背后也许又隐含着某种“危机”。正如有的学者在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学科膨胀到没有边界的地步，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那就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问题。目前国内的比较文学教材，加上最近出版的四种，总共有十几种之多，但是，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却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次会议上又提出了好几种新观点。另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是一个学科（专业）还是两个学科（专业）？如果是一个学科（专业），那么，这两者是否是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是否可以包括世界文学？或者，世界文学是否可以包括比较文学？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少与会代表都议论过，但在会议上却未能展开必要的讨论。会议期间，有的学者反复强调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甚至认为目前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由于没能高度重视学科理论建设。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空谈理论，各言各有理，并希望别人接受，很难形成一种共识，因此他们主张少谈理论，多从事一些具体的课题研究。两种意见可谓针锋相对。当然，这些问题或曰“危机”的存在，并不表明比较文学已经走到了无法前进的境地了，而是恰恰说明它正在寻找最有利、最有效的学术发展路径。它的探索性、边缘性、交叉性、对话性和未完成性，也许正是这个学科本身所固有的特点。相信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将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在向传统、向其他学科、向国外同行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与完善自身，为整个文学研究和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2-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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