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研究，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就已开始，关注的重点是图书及文教方面的损失。当时的研究由于战时条件限制，各方面资料收集不可能完全。抗战胜利后，登记损失的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大量公私书画文物未能登记造册，使得战时中国直接文化损失之数目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解放后，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于揭露日军暴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对日本文化侵略方面的暴行重视不够。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学者就日军对华文化侵略做了细致的考察，但到目前为止尚无完整论述该问题的著述。民族文化遗产是民族共同心理产生与维系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掠夺与破坏较之军事侵略影响更为深刻，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政策及组织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掠夺中国的文化成果，摧毁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实行文化专制、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文化掠夺的国家之一。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规定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收集”，必须在陆军大臣或军团长的指挥下进行，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国内，入藏帝国图书馆或博物馆。这使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组织化、系统化，并成为其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秉承这一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各部专门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此外，日本政府还常常派遣各种“考察团”分赴各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确定价值后或运回日本，或予以销毁。[1]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华文化掠夺更为疯狂。军队每到一处就破坏建筑，搜掠图书文物。各种军方组织如调查部、宪兵队都担负着搜罗中国文物的任务。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等，专门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的所谓“研究”。此外，有不少日本人在华进行盗墓和盗卖文物的活动。
日本在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过程中，有明确的指导政策。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所谓《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指导方针为“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威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收揽人心，恢复东方文化，确立指导精神，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汉民族的自发的合作。”其具体内容中规定：“一，尊重汉民族固有的文化，特别尊重日华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精神文明，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五、招抚学者，加以保护，并振兴儒教”。[2]（P270—271）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以所谓的“同文同种”欺骗中国民众，并借助傀儡政权、所谓的“民众团体”和汉奸文人为其殖民侵略服务，以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
1940年12月10日，在日本侵华派遣军的“战略指导”中明确列出“思想指导”政策：“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精神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1941年1月25日，由军部制定的“对华思想指导要领”为：“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3]（P551）
日本军国主义扶植建立的文化侵略组织很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
第一，新民会。即“中华民国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新民会在华北各行业、学校、团体等均设有基层组织，并利用农村中原有的“青苗会”、“联庄会”等等，组成农民分会。还把各地有影响的宗教、帮会团体登记，作为其外围组织。其纲领为“护持新政权”、“发扬东方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之大纛下，参加防共战线”、“促进友邦缔盟之实现”等。[4]（P380）新民会设立了各级“青年训练所”，组织各种青年训练团体培养反共亲日的骨干。通过办新民学校、开讲演会、放映电影、设立“新民教化馆”、出版报刊等等，向民众灌输所谓“新民主义”。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班威廉在《新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5]（P7—8）
第二，东亚联盟。发起人为日人石原莞尔，他发起东亚联盟运动的本意是为了使伪满汉奸免受“汉奸”之讥。到1939年日本国内“东亚联盟运动”大为活跃，在日军驻各地机关的策动下，中国沦陷区的“东亚联盟运动”也相继发展起来。各种以宣传“东亚联盟”为宗旨的组织纷纷冒头，一批论著、刊物出版发行，一时甚嚣尘上。1941年2月1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成立，将各地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该会在青少年、妇女组织，甚至宗教团体中建立支部，并提出“对于政府各机关之公务人员、学校团体、各地所办训练机关之受训人员，及廿岁以上之青年，应特加注意，劝其加入本会。”[6]随后各日占区纷纷建立起分会、支会、小组等等，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第三，中日文化协会。1940年7月28日，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随后的两年中各沦陷区相继成立分会。该协会以“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合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7]（P137）日本大使阿部信行明确指出，该协会的宗旨为再建东亚文化，“以达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目的”。就是建立让中国人民服从日本“王道”的“文化”，以及东亚诸国都臣服于日本的“秩序”。中日文化协会下设多种“文化团体”，实质上是日伪势力的御用文化机构，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
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劫掠与摧残
1.日本对华文化摧残最为显著的就是对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破坏。在抗日战争期间，众多有着深刻文化底蕴的名城和古建筑，在日军的破坏下尽成废墟。日军攻占南京时，对城区狂轰滥炸，修建于明朝初年的古城墙，公元6世纪的古雕刻石麒麟等等毁于一旦。有的古建筑被日军拆毁或改作军用，有的则被日军纵火焚烧，尤其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更使各类名城古建遭到灭顶之灾。如1941年2月，日军洗劫了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内蒙古召庙，之后又将其付之一炬。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先后有930余座城市先后被日军攻占，此外还有不少城市，如重庆等，虽未被攻占却反复遭到空袭。[8]兵燹过后，名城面目全非，古建筑尽成瓦砾。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统计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中，列出全国各地（除东北、台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被毁的古迹有741处，何及实际情形之十一！
2.对中国文物珍宝的掠夺则是日本对华文化劫掠的重点之一。首先，是对古遗址的破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各处古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盗掘。各种所谓的学术团体对山西、陕西、山东、东北三省等地的各珍贵的遗址遗迹，如云冈石窟、元上都遗址等等进行了勘测和盗掘。自1940年开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京帝国大学等等团体和个人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盗掘。1942年，日本军队也直接投入到对吉林晖春八连城的盗掘活动。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辽太祖阿保机陵等等也先后被日人盗掘，劫走包括阿保机夫妇玉册在内的大量文物。他们搜刮珍稀文物，对遗址随意损害，使得珍贵的历史遗迹一片狼藉。[9]
其次，是对中国文物的掳掠。抗战期间被日本公然劫掠和破坏的文物数量，足以令世界震惊。就公共文物而言，1937年以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有37家，1944年全国仅存18家，[10]（P166）其他附属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也有3/4被毁。故宫文物数量既多，价值且高，1933年打包成13427箱零64件转移到南京。战事爆发后，再迁西南大后方，途中日机轰炸、车船事故、雨淋蚁蛀，损失约计140箱。另有2953箱文物未及运走，除大部分被日军“整理”后运往日本外，不便装船运输的则付之一炬或当作器具使用。此外，特别贵重文物，如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失踪，日本同样难辞其咎。绝大多数私人收藏亦未能幸免。如苏州沦陷后，日本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按照抢到的古物字画目录四处搜刮。从北到南，凡被日军占领过的城镇，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无不被席卷一空。日本文物贩子也掠走了不少文物。如日本的山中商会，专门从事贩卖中国文物的业务，其中一宗就是盗卖山西太原天龙山佛教石窟造像群，这个拥有1500年历史的佛教艺术精品群如今只剩下满目的断头残臂！
据《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战时中国被劫被毁之公私文物包括书籍、字画、碑帖、古物、古迹、艺术品、仪器、标本、地图、杂件等等，合计为3607074件、741处、1870箱，估价达9885546元。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述资料所列出的损失数字远远不是全部。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从中国掠夺来文物的公私机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等63家，私人收藏者所藏中国文物不可计数。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我国流失文物上百万件，属于精品的达几十万件，而目前日本仍是中国流失文物最大的收藏国之一。
3.对图书的毁坏与掠夺是日本对华文化劫掠的重中之重。从孤本、善本到新近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图书，从政治、经济到历史、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图书都在日军搜索之列。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36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1576所，其中包括社会教育所附设的小图书馆，但是到1946年已减少到831所。对中国战时损失图书数量推断各有不同，1939年杨家骆提出，“我国著作有名数可稽者约400万卷，存于今者不及其半”，“战区图书馆之损失……数十倍于历代散亡之率。”[11]韩启桐在1946年指出：“中国各类图书馆所损失的图书在1500万册以上，内中含有不少稀珍古籍。”[12]（P57）同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统计，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13]（P110、184、141）而今人农伟雄、关健文推测，战前中国图书馆的馆藏量估计在2500万册左右，经日军狂轰滥炸、劫夺焚烧后损失六成，总数不在1500万册以下。[14]上述仅是公共藏书，而私人藏书损失数量虽巨却无从统计。
4.日本对华文化侵略重点之三就是有计划的摧毁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机关。各级各类学校、书店、研究院所、博物馆、图书馆、书局等等屡屡成为日机轰炸目标。1940年5月，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联名揭露日军暴行：“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还，敌每日动辄以百余架以上之轰炸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他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凡此惨目惊心之现象，实暴露日人惨无人道之暴行……盖敌欲摧残文化之蓄意，使我后死者刻骨铭心，恻恒无已也。”[15]堪称中国近代出版业巨擘的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焚毁、查封的分支馆和印刷工厂达33家，[16]被日军掳走的书籍、“征用”的原材料无法精确统计。其他如正中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等，亦损失惨重，无法一一列举。
据韩启桐估计，到1943年全国文教机构损失情况如下：在全国专科以上高等院校中，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千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千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千元。总上89所院校，合共损失74750千元；抗战6年沦陷区中等学校总约1450所，损失约为118900千元，再加上后方被炸损失，合共损失不低于150000千元；沦陷区小学校数约计100000处，损失额为181000千元，共损失约计200000千元；社会教育机关包含一切短期民众学校、教养院、体育场、公园、古物保存所、博物院、图书馆等，损失更难计算，仅以普通财产为限，图书、古物等项损失不在此列，沦陷区损失共约93500千元，加入后方损失，总计损失534750千元。[12]（P57）韩氏估计虽颇为客观，但仅至1943年，当时战争尚未结束，各方面资料难以收集，难免有所疏漏。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对全国公私学校、教育机关等之损失加以调查，得出结果：全国教育文化事业损失总计966023.490千元。[10]（P166）由于种种原因，此一数据亦只能算是“最低数字”。
三、日本在华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
1.强化美化侵略宣传。侵华期间，日本出现了很多支持政府侵略扩张的侵略理论，其中对华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东亚联盟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建设纲要》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为标志，成为一种系统的侵略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以东方的“王道主义”，来反对西方的“霸道主义”；第二，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有：“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后来又加上了一条“文化沟通”。[17]实质是要东亚各国打开国门，任其侵略、剥削。“大东亚共荣圈”一词也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1941年，外相松冈洋右阐述：“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18]使之成为日本国策，企图将东亚民族绑上其侵略扩张的战车成为其大后方。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扩张至包括澳洲在内的整个南洋地区。
2.控制传播媒介。一方面，日军自办、扶植各类媒体，占领宣传阵地。据统计，“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中国19省创办汉奸或亲日报纸，约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19]（P553）各日军集团均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机关报，《迅报》就是华南日军司令部的机关报。1944年9月，日本授意成立中国新闻协会，除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各报社外，计有华籍报社45家，日籍在华报社11家参加。电影方面，日本先后扶植建立了长春“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北京“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等，垄断了东北、华北和汪伪政权控制区的电影制作和发行。这些电影公司不得不听从日军号令，在不同程度上为日本侵华服务。日军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的“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上海的“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的“南京广播电台”（后汪伪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等约50多座广播电台。
另一方面，严格推行审查制度，实行文化专制。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即接收了原南京国民政府上海新闻检查所，规定上海地区的新闻检查“归日军报道部管辖”。各伪政府成立后，沦陷区各新闻媒体的控制即假手于各伪政权，包括新闻审查、电影审查、出版业审查，及对文艺界的控制等。1941年底，日军进驻上海租界，特派员到上海新闻检查所协助检查，并拟定“新闻通讯应行注意事项”，规定凡日军不允许报道之事一律不得予以报道。对一切不利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电影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日军坚决给予删改或停映。如电影《天涯歌女》中歌词“唱不得白山黑水徒伤心”即被删。出版物则规定不得登载“违反国策”的内容。上海最大的出版机关“新书业公会”被取缔，该会所属之商务、中华、大东、世界、生活、开明、光明等书局书店均遭检查。对于文艺界，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限制进步文艺，一方面扶植汉奸剧团，编审“和平建国”样板戏巡回演出。并培养汉奸音乐人，编写以“东亚联盟”、“反共清乡”等为主题的歌曲，供各地学生、伪军咏唱。而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200多首抗日救亡歌曲被禁演禁唱。在日伪的严厉控制下，美术、摄影等艺术部门也是一片沉寂，所有反映抗日爱国题材的作品均被严加取缔。
3.推行奴化教育。首先，在日本军国主义授意下各沦陷区均定有奴化教育方针，其用词虽有不同，但主要内容无外乎“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20]（P334）、“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根绝容共思想”、“亲仁善邻”[21]等等。在此种教育方针指导下，各沦陷区全面推行了奴化教育。
其次，对沦陷区教材进行篡改和删减，凡含有民族国家意识，或足以引起民族国家仇恨的内容，一律加以删改。国语、史地、社会、公民等教科书中有关国耻史料、不平等条约、“九·一八”、三民主义等内容都完全被删掉。各师范学院原来的教育课本一律禁用，伪教育部于1941年上半年编制成“新教育课本”供各校使用。有的地方甚至禁止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代之以“东亚和平”、“中日亲善”等内容。
再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全力推行日语，要求将日语列为必修课，日语考试不及格者不得升级、不准毕业。在河南省，强制教职员入夜校学习日语，并以之为晋级加薪的重要条件。日语教员都是经过日本“大东亚省”审查后，再由当地日本特务机关分派来的日本人，实际负责对学校的监视和控制。日语教材统一使用日本东亚同文院编纂的日语教科书，主要宣传“大东亚新秩序”、“爱护皇军”、“东亚共荣”、“日汪提携”等等内容。甚至将伪“满洲国”当作一个国家，把中国版图割去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还在各地设立专门的日语学校教授日语。以广东省为例，几乎所有日军占领地都办有日语学校：广州5所，学生681人；汕头5所，学生约400多人；海南岛陵水县5所，学生300多人；临高县凡是被日军侵占的乡镇都建有日语学校。[22]校长和教师均由日本人担任，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和日本地理、历史，即使音乐课也以教唱日本歌曲为主。
最后，对教师进行亲日训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每年抽调中学教师到师资讲肄馆学习，毕业后送到日本参观，培养成为推行奴化教育骨干。河南教育厅召集各校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参加训练班，主要是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支持大东亚战争”，并进行军事训练。汪伪政府规定，“清乡”区内的中小学教师必须学习“和运理论”、“清乡要义”等课程，以“统一教职人员思想”。[23]对那些“妨碍邦交”的教师，则给予严厉制裁。在浙江，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常对教师进行思想问题测验，不合格者免职，他们还选送部分学员受训回各校对教员进行监视。
4.迫害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日本军国主义采取逮捕、暗杀及公开捕杀等种种卑劣行径迫害进步知识分子，打击抗日爱国势力。影响较大的是燕大教授被捕案。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占领燕京大学，将外籍教师除一名瑞士籍教授和一名日籍教授外，都遣送到山东潍坊县的集中营关押，16名中国籍知名教授和青年教师被日军羁押，备受凌辱。半年后进行审判，出狱后还在日伪特务监视下生活。北大红楼也成了北平日本宪兵的总部，许多爱国人士在此被刑讯逼供。
此外，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暗杀；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折磨致死；作家陆蠡被日本宪兵毒死；文学家郁达夫在苏门达腊被日军诱杀。上述皆为知名人士，普通师生被残害者更是难计其数。日军令社会局举行“思想检举”，凡教职员、学生有反日倾向者，或令学校开除，或报官厅逮捕。在山西平遥县，1943年有400名教员被逮捕，其中100多人被杀；在大同，1941年11月和1942年2月两次大规模搜捕中，有300余名知识界人士被抓，他们中90％以上被日军杀害，1943年四、五月间，又有397名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被日军活埋。[24]
5.进行思想腐蚀。日本侵略者还企图通过“尊孔祭孔”实现中日“亲善”。日本人鼓吹，孔子所怀有的理想与日本的道德“同流一轨”，故而中国应提倡“孔子学说”，从历史上、传统上和文化上“促进中日精神上的提携”。各伪政府纷纷举行“祭孔”活动，在近代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浊流。日军还将鸦片、吗啡等毒物大量运入，公开贩卖，并开设众多的赌场、妓院，使得沦陷区无论大小市镇、乡村，没有一处不是黄、赌、毒盛行，极大败坏了社会道德，腐蚀了民众的心灵与身体。
6.利用宗教辅助侵华。日本军国主义派遣大批日籍教士、僧侣到中国以传教为名控制各宗教组织。于1939年2月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成立“大东亚佛教总会”；还组织所谓“日华佛教会”、“大东亚佛教联合会杭州分会”、“东亚基督教会”等，穿着袈裟道袍，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新秩序”的陈词滥调。而利用宗教身份，从事特务、间谍等活动者，更是屡见不鲜。
日军还利用中国各族人们宗教信仰的差异，企图分裂中国。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明确提出，“为收揽内蒙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工作”，“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25]他们在日本东京的本愿寺和京都的知恩寺设立蒙古青年喇嘛讲习班，以增强日本佛教对蒙古佛教的影响；还向蒙古寺院派遣许多所谓的“日本喇嘛”充当各种“顾问”。日本看到中国西北五省信奉回教者众多，就大肆散布和策动“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1938年5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伊斯兰大会，声称中国西北回教国家业已成立。
60年前，当中国人民通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把侵略者赶出家园的时候，神州大地上一片破败景象，许多文化名城只剩下断壁残垣，许多历史遗迹变成了瓦砾场，艺术珍品不是被毁于战火，就是被侵略者掳掠一空，博物馆黯然失色，图书馆空空如也……中国文化所遭受的浩劫，让世界和平人民也伤痛不已，因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也是对人类文明和文化遗产的摧残和践踏。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彻底征服另一个国家或民族，一定要在用飞机大炮摧毁其军事堡垒的同时或之后，用文化侵略来摧毁其精神堡垒。当年的日本也是用这种办法对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文化进行了疯狂的摧残。日本侵略者企图用军国主义文化、法西斯文化征服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使中华文化蒙受了巨大损失。
但是，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中华文化没有被摧毁，中国人民不仅在抗战期间就已经用抵抗文化、抗战文化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而且在战后立刻着手重建家园和复兴文化的工作，在废墟上光复旧物，并创造新的文化。日本的文化侵略与其发动的侵华战争一样，遭到了可耻的、彻底的失败。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在战火中得到新生。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日语学习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大东亚共荣圈论文; 日军论文; 文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