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的模型及其分析——兼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和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模型论文,途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5-0003-06
经济如何实现由粗放的、外延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化、内涵式增长方式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动态经济学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资本论》及其手稿有关论述，通过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比较，建立相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的模型。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一、怎样划分外延型和内涵型增长方式的界限
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都由投资增长率和投资效率决定。我们不能认为外延型增长方式中只有投资或生产要素增长发挥作用，而生产资料的效能没有发挥作用。同样也不能认为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中只有生产效率起作用而不存在投资扩大的因素。人们通常用投资量是否扩大作为划分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以为因积累或资本增长而增长是外延型增长；因非积累因素而扩大的经济增长是集约化、内涵型增长模式。为弄清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界限，我们可以看看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他认为，生产的扩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192、190-191.）这里，马克思虽然明确指出了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是由生产资料效率提高引起的，但它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外延型增长方式是单纯靠生产资本的扩大而不靠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在内涵型增长方式中，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取决于生产资料效率提高，而且也不能离开积累或投资的扩大。经济增长过程中效率的提升，是不能离开资本积累的，没有纯粹的脱离资本积累的生产效率或技术进步。在有关技术进步或效率概念上，马克思的观点不同于新古典学派。后者将技术或效率视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而马克思将效率或技术看成是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是看成“非体现”的、外在于资本积累的过程。
其实，内涵增长模式与外延增长模式的区别可通过投资或生产要素增长率与一般产量或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体现出来。“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而在生产扩大的时候，生产方式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保持不变的。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效地使用了资本。但是单单资本的量的增加，同时也就包含资本的生产力的增加。”（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人民出版社，1975.596、596、598.）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所谓生产效率是资本的生产力，真正表现生产效率概念的是生产资料的效能，它体现在固定资本、设备、机器的使用与更新之中，表现在用质量更好、效能更高的设备、机器替代旧的设备。所以，“劳动资料的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192、190-191.）生产资料的效能通过技术更新和改造才推动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但是，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不是生产资料效能绝对水平提高，而是通过投资、劳动等生产要素增长率与一般产品或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体现出来。对此，马克思十分明确指出：“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会在质上表现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较大的效率。因此，产品量的增加比率要大于在扩大再生产，即积累中资本增长的比例。”（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人民出版社，1975.596、596、598.）
“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的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人民出版社，1975.596、596、598.）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单一产品增长模型。设Y为产量或收入增长率，G为生产资本增长率，Q为资本使用效率，V为资本加速系数，这是Q的倒数，即Q=1/V，得到Y=G×Q或Y=G/V。当Y为常量时，G和Q相互限制，呈反比例关系。Q=Y/G模型较准确说明了效率的内涵。Q的变动，决定了Y和G之间比值的变化。若Y=G，Q=1；若Y＞G，Q＞1；Y＜G时，Q＜1。其中Y＞G，说明了增长方式呈现内涵型增长；Y＜G证明经济处于外延增长模型之中；设△B/B为Y-G的差或余值。当余值为负时，如Y为15％，G为25％，△B/B=15％-25％=-10％，表明经济增长处于粗放、外延型增长之中；当Q为正值时，如Y仍为15％，G下降到10％，△B/B=15％-10％=5％，余值为5％，可以说明经济已转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方式。当然，增长方式转型的界限，还可以通过投资增长率和一般收入增长率之间的比值或余值来衡量，设投资增长率为Ym。Y和G、Y和Ym之间的比值或余值是判定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属于内涵型的基本标准。在Y/Ym=Q这个模型中，当Q为1时，Y=Ym，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动；当Ym＞y，Q＜1时，生产效率相对下降，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外延型增长模型；当Ym＜Y，Q＞1时，效率Q相对提高，不仅说明经济处于一种减速状态，也说明生产效率Q的提高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化、内涵型增长模型。
马克思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特别是用Y/Ym=Q比值及Y-Ym的余值作为划分两种增长方式类型界限的观点，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索洛从道格拉斯—柯布的生产函数Y=B·K[a]·L[1-a]出发，通过公式变形得到模型：△Y/Y=a△K/K+（1-a）△L/L+△B/B，其中，△Y/Y为产量增长率，△K/K=Ym为投资增长率，△L/L为劳动力增长率。a为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1-a为劳动增长在经济增长中份额。△B/B是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Y和生产要素增长率之间余值，即：△B/B=△Y/Y-[（1-a）△L/L+a（△K/K）]。索洛在分析经济增长时区分了“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后者是指不增加要素投入情况下，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函数提高增长曲线的位置从而实现增长。丹尼森等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在经济增长的核算或计量中，总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远远高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增长率，从而在经济增长中形成一个“增长余值”，增长余值取决于由（1-a）和a决定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a[，1]是劳动力增长1％时产量增长的百分比，若劳动力增长1％△Y/Y增长0.8％，则1-a为0.8，可以看出，a1+a2＜1时，规模收益递减，这时△Y/Y小于生产要素增长率，△B/B为负值；当a1+a2＞1时，规模收益递增，△B/B为正值，说明经济增长转向了内涵型增长模型。后来，西方其他一些学者根据“余值”理论，提出了“综合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理论。如肯德尼克认为，产量的增长是由要素投入量和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两方面因素决定的。在Y=G×Q中，Q=Y/G，其中G为综合要素增长率，Q为要素生产率，它通过Y和G的百分比的比值确立。还可以通过Y和Ym的比值计算出生产效率的高低。但这种效率的绝对值并没有计量出，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率中所具份额，可以通过比值和余值来计量。设Y/Ym=Q，Q=1+△B/B，当Q=△B/B+1为2.3时，△B/B=Q-1=2.3-1=1.3，余值为1.3。因此，Y/Ym=1+△B/B。△B/B是确定效率在增长中贡献份额的变量，也是衡量、判定经济增长方式是外延型方式还是内涵型方式的标准。关键看△B/B是大于零的正值，还是小于零的负值。如果△B/B＞0，则Q=Y/Ym＞1；若△B/B＜0的负值，Y/Ym=Q＜1。当然，判定增长方式类型最直观标准还是Y/Ym的比值情况，一旦投资增长率长期大于一般产品增长率，说明经济增长处于效率水平较低的外延型增长方式，一旦Ym下降，并低于Y，就表明生产效率提高及增长方式的转型。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机制
既然马克思和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效率定义为Y和Ym之间比值或二者余值，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就是分析决定Y/Ym=Q，且Q＞1的各种因素、条件。这要求建立一般产出或收入增长率模型及投资增长率模型。它主要说明固定资本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设固定资本投资率为N，K为固定资本投资规模，N是生产资本存量C+V与K的比例，即N=K/（C+V）。我们还已知，单一商品增长模型的Y=A/（C+V）·V（A是资本积累额，它是储蓄率和剩余价值量之间的乘积）。将C+V=K/N代入这一模型就得Y=A·N/K·V。设A=K，为不是零的常量，得到Y=N/V。模型表明：一般产量或收入增长率决定于固定资本投资率和资本加速系数。投资增长率Ym是第1部类产品或生产资料需求增长率，由I部类产出固定资本投资率Nm和I部类资本加速系数Vm决定，即Ym=Nm/Vm。Nm是用于1部类固定资本投资额K1与生产资本总量的比例，即Nm=K1/（C+V）。将C+V=K/N代入Nm=K1/C+V，得到K1·N/K。其K1/K，即用于1部类固定资本投资与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比数，是一个极重要概念，它是固定资本投资在两大部类之间分配的比例系数，设其为r，即r=K1/K这样Nm=r·N，将代入Ym=Nm/Vm得到一个新的投资增长率模型：Ym=N·r/Vm。将此变形：N=Ym·Vm/r，代入y=N/V，得到公式：y/ym=vm/r·v。这一模型揭示了一般产出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的数量关系，它是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的基本模型。
1、增长方式转变模型有两个最基本特征：（1）它体现了加速原理的作用。模型中的y/ym=1/v，是加速模型的倒数，V就是加速系数。加速系数是决定Y/Ym的一个基本因素，V与Ym成正比，与Y成反比。如果加速系数较大，可能使y/ym小于1，产生典型加速增长状态；加速原理充分发挥作用，就决定经济必定处于加速增长的、外延型增长阶段；如果加速系数下降到较低水平，使Y/Ym大于1，如V为0.8小于1，则Y/Ym=1.25，用Y/Ym=1+△B/B=Q计量，增长余值△B/B为0.25，它是技术进步的产出效应。加速系数的下降决定了Y/Ym的扩大和“增长余值”的形成。（2）Y/Ym不仅取决于加速系数大小，资本使用效率变动的根据不单纯是加速原理，还包括投资乘数的大小。设投资乘数为△k，Y/Ym决定于投资乘数△k与加速系数V的比例。模型中，投资分配比例系数r同储蓄率s可以相互替代，即1/r=1/s。1/s作为储蓄倾向的倒数，就是投资乘数，即1/r=1/s=△k。由此可得到Y/Ym=△k·Vm/V这一模型。它表明，最终产出或收入增长率y与投资增长率的比值，决定于乘数△K和加速系数V的比例。其中，加速系数V提高并大于乘数△k时，表明加速原理的作用大于乘数的作用，这时经济增长处于一种粗放的、外延型增长之中。乘数△k与Y成正比，与Ym成反比。当△k较小时，增长模式中加速原理起主导作用，一旦△k提高并大于加速系数V时，将使y＞ym，增长方式由外延型模式转向内涵型模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中乘数和加速系数相互作用，是决定经济增长由外延型转向内涵型方式的内在机制。一切决定△k/V这一比值的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力量。它要求，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将使乘数作用相对扩大，加速系数作用下降。
2、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是各种因素推动加速系数由大变小，△k由小变大，进而使Y＜Ym变成Y＞Ym的过程。决定这一进程的根本因素是Vm，即I部类的资本加速系数，它体现了固定资本投资时滞的基本因素及其变动。Vm是推动△k/V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从y/ym=△k·Vm/V模型得知：Vm与加速系数成正比，与乘数成反比，随着Vm由大变小，由长变短，乘数△k将变大，加速系数V会变小。在Vm的推动下，有一系列因素变动决定△k/V的变动。（1）由于△k=1/r，即1/r=△k/V，所以固定资本投资分配系数决定△k/V的大小及变化。V与乘数成反比，和加速系数成正比。只有当r值下降时，V值下降，乘数△k提高。所以，固定资本投资分配系数r的下降，是促进y提高，Ym下降并使Y＞Ym的因素。（2）r的变动，也意味着储蓄率的变化。因为r=s，1/r=1/s，1/s作为储蓄率倒数就是投资乘数。因此，当r决定和体现的储蓄率下降时，投资乘数上升，加速系数下降。储蓄率下降必将使△k/V上升，推动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化转型。（3）r作为固定资本在两大部类之间分配比例系数，r=k1/k是用于第1部类的固定资本投资额，k是固定资本投资总额，r表示了k1在K中所占比重。由于1/r=△k/V，所以k/k1=△k/V。这一公式中，随着V值下降，固定资本投资额k扩大，k1越来越小，它会使V下降△k越来越大。这自然推动Y的增加，Ym减少，使Y＞Ym。（4）r的下降引起的k扩大k1减少，是固定资本运动的表现和结果。因为N=k/（C+V），k=N（C+V）将其代入k/k1=△r/V，变为n（C+V）/k1=1r=△R/V。这一公式，随着固定资本投资率下降，生产资本（C+V）扩大，k1下降，这自然使1中的下降。因此，固定资本投资率N和分配系数r的减少，也使乘数与加速系数△k/V比值扩大。固定资本投资率N和投资分配系数r下降，生产资本存量（C+V）扩大，潜在生产能力提高，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和表现。（5）设Yw为劳动生产力增长率或人均产出增长率，n=△L/L为劳动力增长率或人口增长率，Ym为投资增长率=△C/C。Yw=Ym/n模型可变为yw/ym=1/n。模型说明，人均产出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ym成正比，和劳动力（或人口）增长率（n）成反比。必然要使投资增长率（Ym）大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是推动技术进步、转变增长方式的条件。
3、Y/Ym的提高，即投资乘数扩大，加速系数降低的进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技术进步，技术更新和效率提高的进程。当Ym＞Y时，经济处于加速增长状态，投资及总需求膨胀、市场处在供不应求卖方市场阶肺；当加速作用降低，乘数作用增大使投资和总需求下降，形成买方市场。这种反映社会总产品供求关系的市场形态的变化，是促进技术进步，设备更新，提高生产资料效能的动力和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过度高涨或繁荣时候，企业不可能大规模进行固定资本更新和技术改造，甚至不会关心这个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说明，在经济呈加速增长、加速系数大于乘数的条件下，会有大批技术和工艺落后的企业、有大批已经淘汰的机器、设备和生产工艺投入生产过程。（1）y/ym的变化及AS-AD曲线变动决定了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的变动。按照市场竞争的规律，同一行业内部，随着行业供求曲线变动，存在三种市场价值及所决定的市场结构。在AD＞AS或存在局部商品供不应求情况下，会形成一种以高位价值为核心的市场结构。因为投资需求膨胀、经济高速增长，大批技术、设备、工艺落后企业投入市场生产，也能获得平均利润，因此劣等生产条件企业的较高产品个别价值成了起调节作用市场价值。在市场供求均衡情况下，一般是中等生产条件企业的产品个别价值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而在市场呈普遍过剩情况下，市场价值随着行业各企业技术水平或效率普遍提高而大幅下降，只有优等生产（技术、工艺）条件的企业个别价值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值。这时就形成低位市场价值主导的市场结构。由此可见，市场价值的高低是决定一行业或部门技术水平或效率高低的基本因素。随着市场状况由AD＞AS转向AD＜AS阶段，市场价值会下降，而市场价值高低与技术水平高低成反方向变动。市场价值下降必然推动技术进步的加速和企业生产资料效能的提高。（2）和商品市场价值水平紧密联系的工人实际工资水平（或实际工资率）也是决定企业技术进步状况另一重要因素。一般规律是：实际工资率越高，企业进行固定资本更新和技术进步必要性就越紧迫。实际工资率与商品市场价值成反比例关系。实际工资提高、商品市场价值下降，市场上只有技术、工艺水平先进的企业才能获得平均利润生存下去；实际工资水平较低，商品市场价值较高（但商品市场价格不一定高），说明企业社会平均成本较高，绝大部分工艺、技术落后的企业也能生存。实际工资提高，表明劳动雇佣成本高，资本家会少雇佣工人，社会的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实际工资率提高商品市场价值下降，会促使消费率提升，储蓄率下降，这些会导致企业平均利润率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下降。这些情况会引起固定资本的贬值或无形损耗的加快、加大。实际工资率与劳动力价值或价格成正比，与设备、机器价值成反比。实际工资率提高，商品市场价值下降，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的结果。相对剩余价值率是市场价值、实际工资率的函数。相对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工资成正比，与商品市场价值成反比。这一进程，正是资本主义通过竞争实现技术进步的过程。因为，随着实际工资率提高导致的固定资本价值贬值、劳动力成本上升，会推动资本家更多地采用先进设备，更少地使用劳动，即通过设备更新加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这一规律，在微观经济学的△C/△L=PL/PC模型得到表述，即当PL（即劳动力价格）＞PC（设备、资本价格）时，△C＞△V。此外，竞争导致实际工资率提高、商品市场价值下降、利润率下降所产生的固定资本贬值或无形损耗的加大，促使资本家提高折旧率，加速固定资本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商品市场价值下降，实际工资率提高与Y/Ym比值提高，与投资乘数△k扩大，加速系数V缩小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必然促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和途径的再思考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论模型及转变机制的思想，是我们科学认识当代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的重要依据和方法。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看，经济运行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推动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和因素。经过几十年经济的高投资、高增长，中国已经积累了极为庞大的固定资本存量、生产能力和商品市场储备，劳动力和资本日益过剩，AS-AD曲线已由AD＞AS短缺状态变为AS＞AD的过剩经济状况，潜在生产能力与实际生产之间的缺口较大，生产能力利用率较低，企业开工率一般只在7-8成，众多服务企业的资产闲置率更高。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到较低的水平。有效需求，主要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人口增长率仍较高，就业市场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及非农产业的任务异常艰巨。
但是中国宏观经济仍处于投资主导的、粗放、外延型增长模式的阶段。根据Y/Ym=△K/V这一模型，我们知道中国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为7.5％-9％左右，投资增长率在20％-30％左右。据有关数据，我国经济运行中资本——产出比例即加速系数平均为4，即一元产值需4元投资获得。将其代入△K/V=Y/Ym，设△K为X，X/4=8％/20％，得到X=1.6，即投资乘数通常在1.6-2.5之间，低于加速系数2个多点；而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低于投资增长率为10％左右；据Q=Y/Ym计算，Q值为0.45，而“增长余值”△B/B根据公式计算，即Q=1+△B/B，0.45=1+△B/B，△B/B=0.45-1=-0.55，即“增长余值”（粗估值）为负值。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的过剩应当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技术进步。但中国的市场却呈现总体买方市场下的结构性卖方市场的格局，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仍普遍存在典型的“短缺经济”特质：即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低工资。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在7.5％-9％之间波动；投资率（N）在30％-36％之间；投资增长率（Ym）在15％-30％之间，储蓄率（S）一直保持在35％-42％之间。其中：
（1）投资增长率（Ym）通常高于经济增长率（Y），即Ym＞Y，这本身意味着加速系数大于投资乘数。在商品生产过剩较严重，生产能力利用率低的情形下，必将产生严重的问题。第一，生产能力过剩，潜在生产力与实际产出的缺口较大，按常理这应导致投资增长率（Ym）和经济增长率（Y）下降，但由于长期形成的顽强的“速度偏好”或“GDP主义”，包括中央政府在内各级地方政府都热衷于将提高GDP的指标视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为了保持地方经济增长速度，拼命提高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拼命上项目、将招商引资视为头等大事。各地方之间，在争上投资、争上项目、争夺外来资金上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潜在、无形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名”，更增加了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压力”，形成了强烈的速度攀比的意识。第二，投资增长幅度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经济加速运行态势，使投资乘数的一系列产出效应，即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提高效率、更合理配置资源效应无法出现。一方面，普遍的生产、投资和劳动过剩使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体系面临典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另一方面，买方市场的形成并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契机和条件。相反，结构性的短缺或紧运行严重阻碍加速系数下降、乘数的增加。普遍的商品过剩使商品价格降到较低水平。但由顽强“速度偏好”，产生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形成结构性短缺，使商品市场价值保持在较高水平，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而市场价值高于市场价格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问题。高储蓄、低消费、高市场价值等一系列因素，尤其是就业市场供过于求，使劳动力较便宜，因而实际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设备价格相对较高，决定了企业普遍缺少更新设备，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动因。
（2）与高投资率相适应的高储蓄率是阻碍企业效率提高、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从Y=s·Q公式看，储蓄率是限制效率提高的变量。储蓄率越高，效率越低，加速系数越大；较高储蓄率也限制乘数或倍数因素。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保持在如此高的水平？中国居民人均工资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并不高、消费增长率一般在8％-10％左右，甚至高于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一般远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目前中国储蓄率竟长期高达35％-40％左右，是极不正常的，它反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并不反映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其中有一些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背景：（1）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20％的居民占有80％的储蓄；（2）各种福利制度取消，企业改制、人们的就业前景越来越暗淡增加了对未来风险的预期；（3）国内存在较庞大的隐形经济，企业改制、经济开发使国有资本和土地收益大规模流失、转移；（4）实际工资率和消费率低。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的高储蓄率。这种高储蓄率为中国继续实行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3）以上两个问题体现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总体特征：由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膨胀结构性并存引起的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失衡。2003年，中国投资增长率高达30％左右，居民消费增长率只有8.3％-9％左右，二者相差20多个百分点。按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推动力七成来自消费，投资只占2成多。在中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消费的拉动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7到18个百分点。高投资、高增长并没带来就业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1％，但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001年底3.1％上升到目前的4.5％。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大幅降低，20世纪80年代，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到90年代底只能增加70万个岗位。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经济增长，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更为缓慢。去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为2.6％，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宏观经济的高投资、低消费的形成与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各级地方政府奉行增长或速度或项目至上原则，忽视了经济增长与就业问题、收入分配制度的相互配合。尤其是没有将发展战略的重心放在解决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三农”问题上。现实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各级政府的政策存在严重“城市偏好”，实行“向城市过于倾斜”的政策和制度。这完全忽视了世界现代化史的一条极其重要经验：欧美各发达国家所以最终成为真正的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是由于它们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前基本都成功地解决了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为目标的“三农”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刚好相反，它们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基本上放弃了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从而使这一问题成为第三世界地区普遍存在的、日益严重问题。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不可能不集中力量解决“三农”问题。如果农业没实现现代化，农民没有普遍富裕起来、城乡差别没有最终消除是不可能完成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综述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列一些政策性结论：（1）从解决由“速度偏好”产生的投资饥饿症入手，努力降低储蓄率，降低加速系数、提高乘数。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7％左右，降低投资增长率，将储蓄率逐步降到25％左右，同时提高消费率，使之达到或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转变产业决定的动力机制，由过去的投资和储蓄相互作用的产业决定机制，变为以最大限度刺激消费，实现以消费增长主导的产出增长机制。（3）建立完善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抑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以失业、养老、医疗等为重点，建立面向全体公民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在教育政策上，国家应承担居民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费用，同时在高中、大学、研究生教育中，建立各项公费教育体系及教育资助制度。（4）在人口政策上，除了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外，要辩证、科学地分析人口增长率、人均产出增长率、投资增长率的关系。只有转向内涵型增长方式才能消除人口增长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限制，并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为核心，推动“三农”问题全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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