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3)05-0040-05
自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2)正式提出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演进论思想已为众多的经济学流派所接纳和吸收，在产业组织、市场体制、制度分析和机制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应用。对于制度变迁这个经济学中的根本问题，演化经济学家从生物进化论及其后出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提出了制度演进（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德国维腾大学Handson教授、浙江大学姚先国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责概由笔者负担。）的观点(Hirschleifer,1982;Witt,1989;Waineryd,1990)。本文拟就制度演进的观点试作阐述，同时将之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比较，并在理论上作出简要述评。
一、制度变迁演进论思想的提出及其理念
各种演化经济理论在研究制度问题时，虽然对制度的定义及进行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有所差别，但仍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是演进的路径依赖，一是演进过程的复合性。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强调集体决策的重要性，现代的制度经济学家强调自组织形式。旧制度经济学派(institutional economics)认为，制度是社会价值观、习俗信仰、行为规范等的复合体，标记一定情况下各种行为的界限（康芒斯，1962；凡勃仑，1964）。新制度经济学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
诺思(North,1981)把制度看成是博弈的规则，并特别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中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克雷普斯(David Creps)、宾谟(Ken Binmore)、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等则把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习俗、传统或行为规范，并致力于发展一个由认知能力和学习模型支持的制度演进的理论。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0)更是认为，正是制度使得技术、产业组织形式朝着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面演进。在此基础上，这些经济学家进而诠释了制度的演进机理。
新古典学派认为，贝叶斯学习从事实的核心出发，意味着真实条件下各自信仰的集中。从社会悖论和理性陷阱的可能性出发，所有经济主体将学着进行合作，并最终达到某种总体（市场）上的均衡。很明显，新古典理论无法解释更深层次的变迁问题。演进论思想则认为，制度变迁是系统自发的而不是来自于外部，学习过程也不同于传统的解释，它包括新奇观念及观点的产生、发现和知识的扩张。事实上，这是演化经济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Dopfer,1986;Witt,1989)。奥地利学派和赛克等人的观点与此相近。赛克(Shackle,1958)反对没有深入思考的假定，比如决策者面对的替代物（更多技术上的状态空间）是给定的，决策者学习的是与利益相关的可能性适应途径等。他们认为，决策者可以创造和扩展主观想象中的（未来）替代物。
制度演进过程中，经济主体总是有意无意地彼此施加着强制约束。哈耶克(1978)强调，市场竞争就像一个选择装置在起作用，辨别出个人创新行为，而不管创新者的各自状态如何。选择装置的逻辑行为差异归因于像成本差别、质量特征以及市场参与程度等因素。于是，选择功能表现为总体上不同因素的变化(Metcalfe,1989)。不管是采取个性化的方法还是依靠市场的发现和选择能力，新奇性的出现和透过市场的扩散总具有利益分配的效果和对合作理论核心因素重新定义的要求。在这里，合作的定义已经大大超出了整体性均衡的概念（奥地利学派将之解释为例外，Kirzner,1973;Lachmann,1986)。不难理解，建立在较强的假定之下，总体均衡对于在逻辑上推导静态的存在性是合适的，但作为一种完全静态的概念，其现实解释力却是非常有限的(Fisher,1983)。演进论思想无疑是对静态均衡理论的否定和改进。
合作和不合作行为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市场的演化进程(Witt,1985)。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学习和调整，寻找和尝试，两者并存。不满足会诱发对新的行为可能性的搜寻，并作为一种结果导致对远离均衡的追求。源于网络表层、边用边学和其他明显不能反转的自我再加强倾向的观察，使增长倾向得到了提高。通过这样的途径，以后的决策和运行中会赞同相同的方案或标准，哪怕方案或标准被证明并非是最有效的。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可行性方案的复杂性，采纳或使用的增长倾向被认为是经济主体目标间引起的内部依赖。这意味着并不是新古典假定下存在着不透明的合作均衡，而是技术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唯一均衡的复杂性，或意味着问题的动力本质。
这种现象对于由非线性动力学引致的一系列问题来说极为典型，即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特征(Arthur,Ermoliev,Kaniovsky,1987)。描述系统的历史性发展时，未来时间的路径依赖于已经存在或进入的替代基础。用一个更形象的隐喻来说，我们可能联想到随着引起注意事物基础的复杂性而演进的适应性情况。按照纳尔逊和温特的说法，即地形（注：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2)用“地形”来表示认识条件的作用，对新方法的搜寻是在这些条件下进行的。创新的地形学认为，从不同的地点会看到不同的可能性。）被清晰地定义，形状被不同的解释，演进在不同的规则下运行(Nelson & Winter,1982)。在某些情况下，形状往往依赖于环境条件（比如自然约束和试图放松这些约束的竞争性技术特征）、频率依赖作用（比如增长倾向产生的，或者选择过程引起的不同增长速度）等因素。适应性情况可以被想象为通过环境条件的变更而改变形状，这可以动摇和重新确定局部性的引起注意事物或它们基础间的界线。同样的原因，新奇性重组得以发生(Witt,1991)。不难看出，维特(Witt)对制度演进提出于更为深邃的见解。
哈耶克认为演进有三种水平。第一种是遗传学的演进。社会行为、影响秩序的态度和偏好等以原始的形式在人类心理学中被遗传和综合。第二种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进。通过编码、存储和传递，信息在个体大脑有限地孵化，人类知识迅猛地扩张，以致于可以支配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第三种也就是被哈耶克看作是自身学说核心部分的，在直觉和推理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文化演进(Hayek,1998)。在哈耶克的表述中，文化演进既不是遗传决定的，也不是理性设计的，而是产出规律学习的传统(Hayek,1967)，它的角色甚至不能为人所理解。很明显，这些观点同社会生物学中的文化遗传理论很相似(Boyd,Richerson,1980)。那些能够传递更好地适于控制社会相互作用制度的继承群体，被哈耶克认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他们的相对优势使他们能征服和（或）吸收很少的装备良好、富有竞争性的群体，而且无意地传播了这些制度的优势。几千年来扩展秩序自发地出现，并使现代社会达到了文明生产的历史性统一。哈耶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论证了贸易和市场系统的出现，并在选择进程中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积累下来，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智力。同时，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和社会演进共生的观点也具有非凡的理论价值。前者的骨架是生产的非正式制度系统，后者的骨架是群体选择假设。自然选择不仅是竞争性种类间的选择，也是文化模式和制度被混合后，作为有效合作单元的人类群体竞争的选择。
还可看出，演进论思想更远地接受了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亚当·斯密、弗格森以及他们的先驱曼德维尔的理论精华（他们的理论也显然不同程度地启发了达尔文）。他们认同劳动分工和匿名市场系统的自发秩序，理解个人财产权利、契约自由和法律制度作为这种秩序先决条件的含义。其实，哈耶克日益复杂结构的演进观点比达尔文的理论还要早。自发秩序在18世纪德国兴起的艺术、法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见解中已经能够被看到，并同赫德(Herder)、威尔亥姆(Wilhelm)和哈姆伯特等人(Humboldt)联系起来(Bowler,1989)。
社会交往中的规则是由所有参与者的个体选择构成的，这种假说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核心基石。在分析诸如语言、习惯、道德、风俗和普通法律等具体范例的基础上，门格尔(1963)认为，所有集体自发采取的群体行动形成了一种共同合作行为，这有助于人们通过建立一个习惯来认同优势规则或秩序。门格尔的学说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演进理论，不过对这种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帮助澄清了几种哈耶克理论中明显遗漏的观点，并强调了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重要性。利用博弈论工具，今天这种推理进程的逻辑已能被充分理解。然而正是受这些观点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家认识到，引起注意事物的多样性构成了基本博弈多种均衡的轮廓，制度演进被重新定义为受频率依赖效果所控制的不同引起注意事物间的不断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它有时甚至可能采取极富戏剧性的演进模式(Kuran,1989)。
二、对制度变迁演进论思想的理论思考
基于演进论思想建立起来的分析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第一，非最优化。演进分析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变异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进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最优的结果。第二，时间不可逆性。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是，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演进论思想认为，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的，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进过程，微小的历史事件通过正反馈可能导致某种技术的“定”。第三，协同演进。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共生演进”而非传统观念的“生存竞争”。在制度分析的演进理论中，社会最优状态的概念消失了，占据中心位置的是社会应该进行实验的观念，来自实验的信息和反馈在引导经济制度的演进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采用演进的观点来探索制度问题时，现有经济制度在形式上的复杂性和适合性问题都开始得到了较好的理解。
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演进论思想也只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众多发展的成果之一（注：近年来发展较快的领域包括对个体适应性学习和行为的研究、行为选择动力学、自适应学习互动模型的非均衡等，这些研究无疑会带来经济学的革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E.Stiglits）表示，从长期而言，技术变化将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人们对技术演进过程和自然选择的作用少有深入的了解，今后对于演进过程的形式建模研究将会得到经济学的重视，并将取得一定成果。），理论本身也存在着太多的不完备之处。经济学研究自80年代以来的确已经开始走向多元化，不但注意经济现象本身，而且矾究其政治和制度环境；不但讨论经济行为的结果，而且研究系统变化的过程；不但研究经济系统应该具有的状态，而且分析可能的状态。人们已经从分析经济系统运行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环境来达到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实的了解。尽管演进论思想吸收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许多最新成就，但它目前也只是处于发展的初期，在如何将这些新思想更好地与经济理论框架的构筑结合起来方面仅仅是刚刚起步。在理论思考、实证分析和政策研究等方面，界定它与传统经济理论一致和冲突的领域，进一步探讨现有的应用领域，以及发展全新的应用领域，演进论思想都尚需不懈地努力和探索。更为突出的是，在演进分析方法的诸多文献中，对于经济演进的微观基础尚未完全达成一致，纳尔逊和温特提出的惯例和“自然选择”假设还存在许多争议。这使我们不禁想起科斯(Coase,1937)当年的感叹：“经济学家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往往忽视对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是必要的，这不仅因为它有助于防止那些由于缺乏对构成理论基石假设的了解而产生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而且也由于就相互冲突的假设集中进行正确选择对经济学极具重要性”。虽然演化经济理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至今也未能形成基本观点相对统一的理论，根本原因就是理论的许多假设并未得到很好的考察。
我们个人认为，如果演化经济理论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富有价值成果的吸收将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工作。演进论思想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中更多注重的是批判而不是吸收。任何新理论的成功都在于对旧理论的发展和“扬弃”，普朗克量子力学更好地解释了客观存在规律的前提，是其包容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科学成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研究演进论思想对新古典理论成果的融合问题也许更有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3-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