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实证研究：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层论文,货币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关注到何志武先生发表的《批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一文，文中提及“实证的研究范式一开始就占据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正统，在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后，实证研究方法也一直更受推崇”。①我较为认同这一观点。当下新闻传播领域，以下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申请大小课题，研究设计基本都是采用清一色的实证研究方法；递交的研究报告，也基本上都是常识性的社会调查报告，甚至是市场调查报告。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数量可观的人力、智力和财力的浪费：这些实证研究中的大多数不但缺乏学术品位和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对于实践和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导作用。
为什么实证研究的成果很难在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在学术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与此同时却有那么多的传播研究者愿意采纳这一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看上去是一个吊诡。出于对解释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我觉得很有必要从何先生的话题出发继续来讨论实证研究范式，而我所采用的方法则是首先回到历史，回到社会与传播的思想史去重新审视实证研究。
中层理论的追求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反对简单地否定实证研究在传播学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5年多以前，我曾经草率地否定过实证研究的理论意义和认识论价值，因此首先需要批判的就是我自己。当时我的逻辑是，实证研究的对象，也就是人，是具有复杂主体性的动物，他们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实证研究是一种将自然科学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来的取向，它需要对人的复杂行为进行简化，并寻求其中的因果关系，而事实上人类社会因果关系是如此之多元化，是很难用这种方法获得确证的。因此，我把传播研究理论所面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证研究范式的缺陷。②
今天想来，这种指责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它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批评，缺乏历史的生命力。如果秉承的是价值理性的追求，实证研究成果也完全可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像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40年代做的一系列关于偏见的实证研究就很有理论价值，因为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认为“在探索社会现象时理论应优先于‘事实’”。③当然，在实证研究中要达到理论优先于经验或指导经验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其实，以前我在不知不觉中也与许多后来的研究者一样，把认识论层面的实证研究等同于实证研究方法的具体操作技术。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他回忆说：“美国人对‘项目’一词的应用……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他看来，方法一词“更多的是欧洲意义上的认识论，而非美国意义上真正所指的研究的操作方法”。④
不过，当我们回到历史，当我们面对那些在思想史创造和规定实证研究体系和方法的大师们，不难发现在他们的心中有着怎样远大的学术理想和认识论追求，他们并非只想取得变量间简单的因果关系。他们仍然有着远大的理论追求，而且这种追求甚至是革命性的。今天的实证研究，其操作技术取向与当时实证研究开创者们的想象可以说是相距甚远。
一般说来，实证研究认识论取向的出现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它的哲学基础在笛卡尔的时代就已经被奠定，它的方法论在孔德的时代就已经被确立，最晚在19世纪末时，在迪尔凯姆的推动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相当流行。不过当时的所谓实证调查，往往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科学抽样，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也没有被后来的实证研究者们当做是真正科学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的主导性地位是在哥伦比亚学派时期被确立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渗透到传播学中来的。很多人只关注了该学派那个著名的工具制造者拉扎斯菲尔德，因为他将许多实证研究的操作技术变得更加精确。然而，当时实证研究的认识论价值实际上是与一种叫做中层理论的学术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与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范式转型有着重要的关联。
中层理论的提出者默顿认为，像马克思、斯宾塞甚至是他的恩师帕森斯那样给社会学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理论(默顿称之为社会理论的总体系)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社会学还很幼稚，不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有着非常成熟的理论积累，因此也很难形成成熟的可以解释一切的宏观理论体系。他认为：“对一种社会学理论总体系的研究与那些已经遭遗弃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一样，具有同样令人兴奋的挑战和同样渺茫的前途。……有些社会学家似乎仍然是抱着这种希望在著述，即这种社会学一般理论足以囊括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组织和变迁的所有细节，并且足以指导研究者注意经验研究的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和有害的信条。我们还未准备好，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工作。”⑤默顿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一旦当一个学科的主要关注点放在发展大而全的体系上时，它的发展就终止了。但很显然，默顿也不赞成当时碎片化的实证研究，因为这种只关心操作技术的研究沉溺于对经验细节的描述，可能会消解社会学的理论取向和学术追求。他批判地指出：“对细节的详尽描述则完全缺乏一般性的概括。”⑥事实上，默顿确实很不喜欢细节描述式的实证研究。在思想史上，默顿与斯托弗关系的恶劣是路人皆知的，斯托弗和霍夫兰等人在二战期间所做的实证研究，在默顿看来就是没有什么理论价值的细节描述。
由此可见，默顿要的是一个折中的研究路径，于是他坚定地倡导社会学的研究必须走中层理论的道路。在他看来，“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也不是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起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⑦默顿很显然地想通过中层理论把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统一到一个平台上来，并希望中层理论能够成为实证研究的理论追求。他强调说：“中层理论原则上应用于社会学中对经验研究的指导。”⑧因此，默顿眼中的实证研究仍然属于认识论范畴，而并非一种操作技术。需要注意的是，默顿的中层理论并不排除包括质化研究在内的其他经验研究方式。但很显然，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实现中层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所以在这一段历史面前，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实证研究，人们都必须承认这种研究方式在认识论上的合理性及其理论追求的取向。它首先是一种理论范式革命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方法上的一种突破。我不认同何志武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理论宏观的思维方法更能接近事实的本质的这种说法，因为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追求一个宏大叙事框架但最终没有成功或者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研究方式几乎是批判学派的通病。确实如默顿所说，过于宏大其实就意味着该研究的终止。在批判实证研究的同时，批判学派很需要自我反省。批判研究的很多成果在其宏大叙事的追求下变得似是而非，废话连篇。
在默顿的倡导下，中层理论指导下的传播实证研究迅速开展起来。得益于伟大的工具制造者拉扎斯菲尔德，默顿的中层理论很快就在传播研究领域有了相对应的个案。许多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者都提到拉扎斯菲尔德对于方法的着迷，并因此赋予其传播学奠基人的地位，但他们都没有强调拉扎斯菲尔德作为中层理论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传播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六度空间理论(拉氏是最早阐发这一思想的研究者)等重要假说，均可以被看作是中层理论的里程碑，否则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也不可能在学术上整整合作35年。他们也没有关注到拉扎斯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定量研究的狂热爱好者，他曾经说过：那种认为定量的相对于无法计算的总是更好的观点是愚蠢的，他回应有些批评家说，他们认为哥伦比亚传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从最一开始，这个传统就强调多样化方法的重要性。⑨但有意思的是，在传播思想史上，拉扎斯菲尔德好像被认定只是一个工具制造者。
今天看来，拉扎斯菲尔德确实对方法的形成与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对传播学与社会学理论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之所以被等同为工具制造者，一方面是因为他所制造出来的工具被广泛应用，工具制造被认为是他最主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米尔斯为首的批判者为其贴上的方法至上主义的标签。这种等同所导致的结果是，相比于其理论取向，哥伦比亚学派的实证主义定量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此后更是形成了这样的传统：凡是新进入实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不断地被强调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是这一研究范式至高无上的原则，而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并没有完全排斥的其他经验研究方法(比如让默顿颇为得意的焦点小组座谈)则完全被边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证研究方法就与中层理论逐渐剥离，成为了经典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运用的代名词。经过这样的转换，实证研究被渐渐看作一套纯粹的调查工具，这就与默顿当初中层理论的设想大相径庭了。在默顿那里被看作工具的实证研究方法被当做了研究的规则和目的。这样一来，就像阿多诺看到的那样，美国的实证研究渐渐变成了一种具体化的操作技术。
传播实证研究方法的缺陷
我认为，如果真的像默顿所设想的那样，中层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范式对传播研究当然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是传播实证研究范式此后的发展趋势却是将实证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仅仅等同于定量研究的操作技术与规范，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传播实证研究，其实是一种经过修正和定型后的操作性工程性的研究方式。于是，问题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源自经典物理学与生物学思维范式的实证研究认识论主张本身就不是尽善尽美的，它在研究传播问题上是水土不服的。因为默顿的中层理论也不是完美的理论主张，也有两个值得商榷的前提，其一是默顿把社会学当做是一门像物理学一样，可以通过理论的积累来最终形成完善理论体系的；其二是他认为社会学理论是会向着某个方向不断进步的。而这两个前提都是不可靠的。所以这就注定了默顿的主张要面临同事C.赖特·米尔斯如此凶狠的批判：“物理学最近获得了发展……但是对于那些为领域更广的学术界所熟知并深刻思考的问题，人们并不认为它可作为解答。”“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应该像编被褥的妇女小组，每个人只缀补其中的一部分；这些零碎的片断设计得无论多么精确，都不可能被如此机械外在地结合起来。”⑩这两个不可靠的前提注定中层理论也有一些不可克服的研究缺陷。但是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实证研究认识论的这些缺陷，而是将量化的实证研究操作技术简单地等同于实证研究认识论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放弃了认识论层面的追求，实证研究就有可能出现反理论和反科学的常识化取向，并有可能颠覆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意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实际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方法决定了实证研究的问题和理论。这一点在定量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操作化——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所谓的操作化，就是要把我们无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结构、制度或过程，以及有关人们行为、思想和特征的内在事实，用代表它们的外在事实来替换，以便于通过后者来研究前者。”有学者特别强调地指出：操作化是“具有定量取向的社会研究的关键一环”，“只有通过操作化的过程，将思辨色彩很浓的理论概念转变成、‘翻译成’经验世界中那些人人可见的具体事实，假设检验才成为可能”。(11)这样一来，实证研究的风险便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操作化是否能准确地将思辨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外在事实(事实上这一步骤总是充满了惊险的跳跃，因为概念与事实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那些无法操作化的问题(比如潜意识、冷热媒介等)怎么办？于是，在我们观察到的传播研究领域，实证研究就依据方法的可操作性做出如下两种处理：操作化之后的事实就是事实本身，不管它是否真的就是社会事实的本来面貌；可操作化处理的就是研究的问题，不可操作化的就不是实证研究关注的问题。这些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但使传播实证研究的课题与经验事实脱节，而且使之面临许多不能胜任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可怕的极端情境：那就是需要实证研究去探索的领域，由于无法成功地实现概念的操作化，实证研究往往无能为力或得出错误的结论；实证研究可以操作化的领域，又往往是些常识，不需要进行所谓的理论论证。而这恰恰是实证研究经常呈现给我们的学术困境，所以，实证研究常常在论证一些不言自明的假设，很难创造性地归纳出一套有创新价值的理论。
其二是实证研究方法往往只能做到空间取向而无法兼顾研究的时间取向，因此它必然与传播现象中的历史因素相脱节。也就是说，实证研究的方法只能是在当前某一时间横截面用来研究在某一空间的课题，它很难反映出时间的维度。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上也存在，但自然世界运动的规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穿越时间，相比而言，传播学的规律则很难具有同等的效力。所以实证研究很难考察时间性因素或变量的作用，也很难反映出社会的变迁与规律的变化。如果一项传播实证研究想进行历史性的对比研究，那么毫无疑问是一个兴师动众的工程。比如像拉扎斯菲尔德那样，仅仅是在伊里县进行了半年的反复回访，就实在是难以为继，如果一项将历史因素考察在内的研究，没有半个世纪恐怕是不行的，而其可操作性几近于零。即使是回访也意味着两种困境：其一是回访对象的一致性不能得到保证；其二是反复回访使研究的信度下降。前者使研究毫无意义，后者使数据缺乏可信度(比如现在许多调查公司出具的固定样本的市场调查数据就存在这个问题)，而且这两者之间是必然矛盾的：回访对象一致必然导致信度下降；而保证了信度，回访对象必然不一致。就算是某一实证研究成功地进行了历史性的对比(比如21世纪以来流行的历史阶段数据比较法)，它也只能解决不同历史截面前后变化的问题(而且由于数据源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其信度是有问题的)，但若要进一步分析历史文化因素在其间所起到的复杂作用，那实证研究就根本无能为力了。所以传播实证研究必然会把传播现象从历史背景中剥离，完成一个抽象的过程，这与它标榜的贴近事实是背道而驰的。
其三是实证研究方法的逻辑是追求简化的因果关系，追求客观存在的规律，这种本质主义的做法无法解释一个不断建构与再建构的传播现象。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首要原则便是简化原则，由于在自然科学的语境中，规律就是一种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因此，如果没有简化原则，整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不能想象的。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因此，人对自然规律用直接因果关系的方式来把握基本上可以成立的。而传播研究不然，传播研究者在研究任何传播现象时，都需要基于理解，因此，他与他的研究对象，以及他的研究对象各要素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一系列复杂的因素，比如文化背景、个体心理、时间维度的变化等等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交织在一起，不断地建构和重构着研究的情境和研究的传播事实。各种因素间的关系不能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必须用互相作用的因果关系来进行描述。这样一来，简化原则就失效了，任何的传播现象都不能被轻而易举地归结为某种因果关系的结果。简化原则的失效还集中地反映在另一个方面，由于过多地强调研究直接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被迫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多个因果关系来进行研究。然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些因果关系却很难再被整合为一个整体，当多重相关的因果关系不能被统一为一个整体时，这些因果关系就很难构成理论，而且很有可能高度的碎片化。所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若使用不当会走上一条反理论建构的道路，使研究的结果成为现象的描述。所以，相比于其他研究方式而言，实证主义方法比较擅长于探索性的研究并发现一些问题，但想要做到理论创新，哪怕是开创一种中层理论，都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可以举施拉姆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儿童与电视的实证研究为例——这一研究被德弗勒看作是美国传播研究的13座里程碑之一——来说明实证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经历了耗资巨大的长时段研究之后，施拉姆得出那一段令人抓狂的著名结论：“对于某些情况下的某些儿童而言，某些电视是有害的。对于同一情况下的其他儿童而言，电视可能是有益的。对大部分情况下的大部分儿童而言，大部分电视或许既不是特别有害的，也不是特别有益的。”(12)这一判断陈述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几乎涵盖了上述的三个方面缺陷：一是对于儿童的复杂电视使用行为和心理特征，无法进行可操作化的界定；二没有办法将儿童的收视行为放到日常生活和历史的空间中进行全面的考察；三是简化原则无法在儿童复杂的收视行为面前将各种因果关系统合一个整体。因此，尽管研究者的目的是进行科学的论证，寻找儿童看电视的规律，但他的结论完全是反知识和反科学的常识。试想，如果没有这个研究，人们是否也这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传播学中定量实证研究技术的悲剧在于，它想反映传播事实，想基于传播事实，它也标榜自己在发掘事实方面的优势。而实际上这恰恰是它很难做到的。通常的情况是，它所测量到的事实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或被简化了的碎片化的事实。因此，它的结论很难在学术创新的高度上结晶，在认识论层面极其平庸，缺乏想象力，而且还经常走到它研究目的的对立面上去。
传播实证研究方法的货币哲学
由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传播学领域现在的这一套实证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甚至也背离了实证研究早期的认识论取向。问题由此产生：中层理论的认识论理想为什么会被抛弃，实证研究的认识论为什么会蜕变为一种操作技术？实证研究的操作技术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采用这种已背叛了初衷的操作技术，而且还在不断地将其塑造为具有主流地位的研究方式？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有着同一个答案，那就是实证研究技术的存在合理性并不遵循价值理性的游戏规则，而是遵循工具理性的游戏规则，它追求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则，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理论建树的原则。
一种研究方式的存在起码基于两种价值——使用价值与学术价值或者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的一种。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两者是绝对对立的，常常也不排除两者得兼的情况发生，但既然传播实证研究范式在学术价值方面不是特别突出，受到很多的质疑与否定，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来解释这一现象，那就是实证研究的成果本身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这种成果会对研究主体及研究主体所服务的对象带来巨大的利益。
那么实证研究到底能为传播研究者及委托研究者带来何种利益，以至于传播研究主体常常趋之若鹜地使用这一方法呢？在拉扎斯菲尔德主导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中，也许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应用社会研究局所取得的实证研究的知识生产，有不少思想史学者都给予了好评。罗杰斯认为：“研究局的成果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从1937年至1960年，它发表了52部著作，350篇文章、书摘和其他出版物。这批学术出版物可以与1946至1960年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相媲美，后者或许是与‘应用社会研究局’最为相似的、以大学为基础的社会研究所。”(13)而莫里森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拉扎斯菲尔德打破了学术界人文主义传统的模式，使单个的研究人员在教学部门中从事研究，创建出一个正式得多的框架……项目被分割为多个部分，在项目主管的统筹控制之下，任务、职位和责任被分配到不同的个人身上。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使知识的生产合理化，它一度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14)对应用社会研究局的运作方式，拉扎斯菲尔德本人也是非常自豪的。他曾经在评价芝加哥学派时说到：“我猜想，在其他研究生院开始介入竞争以后，如果芝加哥学派拥有更规范的社会研究的机构组织的话，那么这些伟大的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带头人的影响力应该更为深远。”(15)
进一步思考，这辉煌的背后其实埋藏着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研究局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丰富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与该研究所获得的大量课题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委托来的课题，为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支持，据说在其顶点时，研究局每年的预算高达100万美元，这些经费基本都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拨给的。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私人公司甚至包括陆军部在内的政府资助基金愿意出资委托拉扎斯菲尔德进行学术研究，肯定不是因为拉扎斯菲尔德善于忽悠，而是因为这些机构相信研究局出具的实证研究报告对他们开发市场、研究受众和了解舆论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它们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委托方。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在二战期间，社会科学，至少是定量研究方法——这包括研究局在研究战争影响时采用的焦点小组方法——证明对政府是有用的。”(16)阿多诺将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称之为行政研究，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恰如其分的。
从哥伦比亚学派的运作来看，政府及商界对于实证研究的需求使它们成为这一研究方式的后台老板。因为实证研究所产生的数据报告，往往被看作是有关机构科学决策的前提。现代国家要求系统化、有条理的知识，而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化的研究方式恰恰最符合这种要求，于是，“实证主义成了对国家统治者所提出的社会工程有用的、可资利用的知识，成了一种工具性知识。”(17)因此，实证研究的价值在任何一个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国家，都是一种极为有用的研究。与之相对应，由于受到社会上层的重视，实证研究对于其研究者而言，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一项实证研究的背后，不仅仅意味着一笔丰厚的课题经费，也意味着研究者可能获得的重要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意味着研究者将可能作为国家的智库成员步入社会精英的行列。拉扎斯菲尔德，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他最后能够成功步入美国的精英阶层，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所做的那些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的实证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当实证研究对于委托方和代理方都具有使用价值时，它就成为了这两者沟通的桥梁和交易的货币手段。而当委托方可以是社会的一切机构时，这种交易手段就有普遍性的意义，在社会上广泛流通。金银天生是市场的货币，而实证研究方式则天生是学术界的货币，这种货币把与学术相关的场域内许多不同社会角色利益绾联在一起，甚至有权力合谋之嫌。正是这种通行货币的功能保障了实证研究方式的主流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实证研究技术如此千疮百孔，但仍然合理地存在着的根本原因。
但是，政府、商界与新闻媒体等社会机构需要的不是实证研究的全部，它们只对实证研究提出的对策而不是中层理论感兴趣。而对策与理论，也就是工程性的结论与原理性的结论，往往不但不能统一在一起，甚至有时常常互相掣肘。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机构根本不需要理论，因为理论对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只是学者们的个人爱好，尤其是那种会影响其“科学”决策的批判性理论，社会机构需要的只是研究者的科学方法和由此方法得出的对策。而研究者也深知，兼顾对策与理论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如果在对策研究的同时坚持理论导向，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都很昂贵，如果实证研究坚持走中层理论的路线，那么相关研究者就可能吃力不讨好，不符合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多收益的原则，更不要说宏大理论的建构了。更有甚者，不但没有理论追求，连对策都是模式化的。比如，有些学者几十年来为媒体做的所有受众调查，就像是从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因为这么做是最符合规模效应的，也最节约心理成本。委托方的需求加上精简成本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中层理论的理想一定要被抛弃，一定要把认识论转化为操作技术的重要原因。
当年，哥伦比亚学派曾经意识到市场与学术追求所存在的矛盾。因此，拉扎斯菲尔德用其过人的才华和精力，想要弥补实证研究的货币化所带来的后果。为了应对雇主的需求，同时也要坚持理论的追求，拉扎斯菲尔德是这么做的：“典型的情况下，在研究之后立刻就有描述性的报告提供给赞助者，然后，经过几年的延缓后，一部通常由拉扎斯菲尔德或默顿与研究局的一个或多个成员所合著的学术著作便会出现，其对象是学术性的读者。”(18)这是为什么拉扎斯菲尔德还能提出一些中层理论假说的重要原因。默顿则更加强调这一点，他拒绝发表他的许多实证研究报告，仅仅因为那些报告中没有提出中层理论。而哥伦比亚学派的后继者们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将他们培养成一个像拉扎斯菲尔德那样能够娴熟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进行研究的专家，而不是强调中层理论的认同。莫里森曾经评价说：“即使需要的话，也没有人能培养出一代像戈夫曼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就算不能制造出一代拉扎斯菲尔德，也可以训练出一代他这类的研究者。”(19)我并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在此后制度化的学术培养和市场的客观需求方面，都不可能再培养出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那样的学者，后者在理论方面的追求和才华是后辈学者无法企及的。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才走过30多年的历史，但同样无法回避哥伦比亚学派及其后继者们遇到的问题。在1982年，我国的传播研究者才开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了中国的首次“科学的受众调查”。然而，我们的实证研究货币化程度一点也不比西方落后，而且速度甚至更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理性压倒性的胜利，在与传播学术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数据成了社会的稀缺资源，似乎谁都需要数据，似乎只有数据才能代表科学：我们的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这既是科学决策的需要，也是向上级和民众体现政绩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的媒体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这既是因为这些报告可以帮助他们应对上级管理部门，应付版面的需要，又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受众，改进媒体运作方式。我们的企业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这既体现了市场主管的科学意识，又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市场动向。我们的学术主体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意味着与之相挂钩的大量社会资源，也可以轻松地完成相关的科研任务。我们的传播学术期刊也需要实证研究，因为它不仅能让期刊看上去符合学科发展的主流，也意味着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得到保障等等。这些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实证研究的交换功能日前彰显，在中国迅速完成了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实证研究的货币哲学在当代中国传播学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多数研究者考虑得更多的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实证研究方法这一支付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学术责任——理论创新。正因为如此，只要在中国传播学界开办实证研究方法课程时，听课者趋之若鹜；正因为如此，有一些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充当政府、媒体、企业的军师和智囊，积极从事着各种对策研究；正因为如此，不管有没有必要，几乎所有的课题论证都要写上那么一点实证研究方法的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拿出来的大量课题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会调查加对策报告，这些在方法论上有严重缺陷的报告不但对于理论没有贡献，而且对于实践也没有指导作用。更耐人寻味的是，除了一部分完全不了解内情的跟风者以外，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很了解自己所做的实证研究的性质，但仍然刻意为之。如果我们对这些做法听之任之，不加以批判，中国传播学科的未来发展令人担忧。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时，当社会科学还没有体制化之前，社会科学就既是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又是一套属于专家的知识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和平衡的。其实缺乏学术追求，也不可能成就成熟的专家体系。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在社会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过于强调工具主义的研究而无视反思和批判的研究，那么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就会成为一纸空谈，而且最终受害的仍然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相挂钩的一切社会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正在高速制度化，一个庞大的专家体系正在酝酿，它正在影响到各学科发展的平衡，传播学也不例外。在这门起步晚，基础薄弱的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警惕过分强大的工具主义势力，以免这一势力扭曲了传播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注释：
①何志武：《批判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②参见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
③马丁·杰伊，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54页。
④转引自大卫·E.莫里森，柯惠新、王宁译：《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169页。
⑤罗伯特·K.默顿，唐少杰、齐心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67页。
⑥罗伯特·K.默顿，唐少杰、齐心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60页。
⑦罗伯特·K.默顿，唐少杰、齐心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59页。
⑧罗伯特·K.默顿，唐少杰、齐心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61页。
⑨参见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31-33页。
⑩C.赖特·米尔斯，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14页，69页。
(1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2页。
(12)转引自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经验主义和批判学派的视域及其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70页。
(13)E.M.罗杰斯，殷晓蓉：《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泽文出版社，2002年版，308-309页。
(14)大卫·E.莫里森，柯惠新、王宁译：《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385页。
(15)大卫·E.莫里森，柯惠新、王宁译：《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29页。
(16)大卫·E.莫里森，柯惠新、王宁译：《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32页。
(17)吉尔德·德兰逖，张茂元译：《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与实在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6页。
(18)大卫·E.莫里森，柯惠新、王宁译：《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309页。
(19)大卫·E.莫里森，柯惠新、王宁译：《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32页。
标签：拉扎斯菲尔德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传播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科学论文; 因果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