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 文 化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新论
向晋卫
摘要 “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是秦汉时期的重大社会政治课题，过去学者多将其分为独立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史实多有脱节，值得重新审视。“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不仅是秦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政治课题，也是时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同时，“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最终目标是为了“受命改制”，完成其时社会政治的“大一统”整合。
关键词 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大一统；受命改制
“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是秦汉时期面对的重大社会政治课题，过去学者对此多有研究，不过，多将其分为独立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史实多有脱节，值得重新审视。近年来，有学者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初步分析。本文的目的就是延续这一思路，通过详细分析，说明“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不仅是秦汉时期的重要课题，也是时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同时，“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最终目标是为了“受命改制”，完成其时社会政治的“大一统”整合。
“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报仁安书》中宣示的自己著史的最终目标，对于这三句话，过去研究者多从司马迁父子的家学渊源及其职业使命出发进行研究。认为既然司马氏“世典天官”，自然就要“究天人之际”；既然司马氏任职“太史令”，自然要“通古今之变”。当然，这样的理解也不能算错，但是与汉代社会的总体思潮多少有点脱节。其实，更应该重视的是其最后一句“成一家之言”，因为“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在当时不仅是司马迁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更是秦汉时期的时代任务。司马迁只不过是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参与到了这一时代洪流之中，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注] 刘小枫：《司马迁属什么“家”》，《读书》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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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工作自然任重而道远。冯友兰先生曾指出说：“在中国哲学里，历史哲学在汉代可以说是最发达……到了秦汉大一统，中国完全进了一个新局面。在这个局面中，人有机会也有兴趣把以前的旧局面，把以前的历史，重新研究评估。于此重新研究评估的时候，往往就可发现历史的演变，也是依着一定的公式。把这些公式讲出来，就成为历史哲学。我们可以说春秋战国是创作时期，秦汉是整理时期。中国的历史哲学，就是汉人整理以前历史的产品。”[注] 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在此，冯先生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只是指出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汉代历史哲学发达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汉人的所谓“兴趣”，更是出于汉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大一统政权对于历史经验和历史知识的迫切需要才是汉代历史哲学发达的主要原因，而这正是“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的基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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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策问董仲舒之际，“天人”和“古今”是并重的。不过，秉承孔子“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传统，董仲舒也强调了从“古今之变”角度切入的重要性，“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注] 《汉书》卷56《董仲舒传》。 在此，董仲舒明确提出“天命与性情，非愚臣之所能及”，愚臣只能从“《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当然，董仲舒的话只是客套，其长篇大论中不少都是有关“天命与性情”的内容，只不过都是从“古今之变”的角度切入的。这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传统文化思维中，“天人问题”是可以转化为“古今问题”的，或者说“天人问题”就是一个“古今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重要特色。
董仲舒对“元”概念的夸大和强调，主要体现在对《春秋》经文“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上。《春秋》隐公元年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的解释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注] 《春秋公羊传》卷1《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公羊传》在此只强调了“大一统”的政治意义，而没有刻意突出“元”的作用。董仲舒却在此基础上，对“元”提出了更为详尽的阐释，“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3《玉英》。 在这里，董仲舒特意强调了“元为万物之本”的重要性。“元”为万物之本，自然也是“天之端”。如果能从根源处下手，以“天之端”来正“天之所为”，再以“天之所为”来正“天下万物”，天下一统万物和谐的理想状态就可轻松得以实现，“《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幷见。”[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4《王道》。 “《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注] 《汉书》卷56《董仲舒传》。
不独“天人三策”是这样，秦汉时期重要的策问中，都是类似“天人”和”古今”的问题。例如策问公孙弘，“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注] 《汉书》卷58《公孙弘传》。 策问杜钦，“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注] 《汉书》卷60《杜钦传》。 不独统治者本身对此非常关注，汉儒论政也多从这两个角度入手，如“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注] 《汉书》卷88《儒林列传》。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注] 《汉书》卷36《楚元王传》。 “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注] 《后汉书》卷13《隗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陛下初立，遵修旧典，兴化致政，远近肃然。顷年以来，稍违于前，朝多宠幸，禄不序德。观天察人，准今方古，诚可危惧。”[注] 《后汉书》卷61《周举传》。 “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注] 《后汉书》卷63《李固传》。 等等。
除了强调“大一统”的含义外，董仲舒还特意强调了“贵微重始”的意义。“贵微重始”，即对事物的萌芽阶段保持充分敬畏的一种心理状态，这是秦汉时期十分重要的一种思维特色，这种思维特色对当时的理论构建和实际政治运作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注] 陈桐生：《战国秦汉之际的审微思潮与司马迁的见盛观衰》，《东方论坛》1997年第4期。 董仲舒对“元”和“灾异”的强调就都与“贵微重始”这一思维特色有关。董仲舒认为，“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吉凶未形，圣人所独立也，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之谓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顺数而往，必迎来而受之者，授受之义也，故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6《二端》。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就是“贵微重始”的重要表现，而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关于“灾异”，董仲舒认为那同样是上天意志的显现，因此，必须充满敬畏，贵微重始，诚心应对，“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岂非贵微重始、慎终推效者哉！”[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6《二端》。
综上所述，“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是秦汉时期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也是秦汉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董仲舒明确指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修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注]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楚庄王》，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明乎此，不仅可以更好的理解司马迁的著史目标，同时，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秦汉时期的思想世界。司马迁不仅仅是要成就其著史的理想，更是要完成时代的课题，“成一家之言”，这种牢笼天地古今的气概是秦汉时期思想的基本特色。
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其道一也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汉代历史迎来了巨大的转折，西汉初年奉行的“无为政治”走到了尽头，汉帝国的大规模建设工作拉开了序幕。汉武帝励精图治，明确提出需要治国的“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于是策问儒宗董仲舒：“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很明显，汉武帝所关心的其实就是两个问题，即“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而最终的目标则是“天下至治”。自然董仲舒也旗帜鲜明地从“天道”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了回答，“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在“天人三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天人”和“古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注] 《汉书》卷56《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过去学者多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角度来认识《春秋》“大一统”，其实更应该从“天人”和“古今”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如有学者就指出：“董仲舒虽未言明‘《春秋》大一统’具体含义，但此后以‘天地’、‘古今’作了后续性补充说明。这种统摄天地古今的规模，可谓‘大’而‘一统’。其次，董仲舒前文有言‘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也说明《春秋》具有‘大一统’规模。可以说，董仲舒所讲‘《春秋》大一统’，本义指《春秋》具有贯穿天地正道、包容古今公义的宏大规模。司马迁‘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同样说明了《春秋》‘大一统’的特性。”[注] 程世和：《论“天人三策”的思想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的确是这样，汉武帝和董仲舒所追求的“大一统”，不仅仅是局部的和片面的“大一统”，而是贯通“天人”和“古今”的全面“大一统”。
“天人问题”转化为“古今问题”的典范就是《春秋》。《春秋》在秦汉时期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追踪模仿的对象则是《春秋》，这说明《春秋》确有牢笼“天地古今”的功能和作用。董仲舒在这里也可以说是明确肯定了《春秋》的这一功能，“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也就是说，董仲舒认为，通过《春秋》记载的“前世已行之事”，是“观天人相与之际”最为可行的途径。在这里，《春秋》由“史书”一跃而变为“天书”，无怪乎当时人都这样认为，“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注] 《汉书》卷27《五行志上》。 “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注] 《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春秋》在秦汉时期的崇高地位与这一变迁有极大关系。
要之，“天人”和“古今”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许属于不同的范畴和领域，但对于秦汉时人来说也许不是这样。由于“天命”与“人事”密切相关，那么，对于先前历史的认识也就是对天命的认识和掌握，历史的陈迹就是天命的显现。也就是说，“古今之变”和“天人之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也。
假设存在一个概率多项式时间的主动敌手B，冒充Bob与Alice进行通信。现假定Alice和Bob选取的与交易相关的随机数分别为tA=φ，tB=φ。给定一个计算型Diffie-Hellman 问题 (gφ,gφ,gφφ)，假定敌手 B能成功计算K，由可得gφφ=K ，则困难问题计算型 Diffie-Hellman（CDH），与实际矛盾。
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过度依赖JIF，驱使期刊争相提高自己的JIF，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几乎与此相关的每个人都对这种怪象既爱又恨，但苦于尚未找到比JIF更客观的定量指标。既然JIF的作用异化了，那么能不能直接废除JIF量化评价指标呢？事实上，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通行的方法有依据各类量化指标的定量评价和采用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如果在评价中完全废除类似于JIF的定量指标，仅仅依靠同行评议其实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同行评议也会受评议人的学术修养、价值偏好、科学范式、学识水平乃至人际关系和利害冲突等等因素的影响，其客观公正性也难以保障。事实上，正是为了克服定性评价这些弊端，定量评价才应运而生并被广泛使用 。
“受命改制”是秦汉时期主要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活动，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所谓“受命”就是“受天之命”，以此展示政权来源的合法性；所谓“改制”就是更化立制，拨乱反正，与民更始，确立一代开国规模，反过来又间接证明现时政权的“天命所归”。汉高祖刘邦平民称帝，司马迁曾这样解释，“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注] 《史记》卷16《秦楚之际月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班固这样评价汉初历史，“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注] 《汉书》卷6《武帝纪》。 前者强调的是刘汉政权的“受天之命”，后者强调的则是刘汉政权上应天命“改制”的成果。“受命改制”思想很好地满足了秦汉政权建立初期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需要，也成为此后传统王朝确立和稳固政权的主要理论和政策工具。
《春秋》是如何由“史书”变为“天书”的呢？首先这与时人的经典观念有关系，汉儒翼奉曾说：“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注] 同上。 在这里，从“天道”到“圣人”，再到“经典”，最后到“人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经典里天然包含着“天人古今”的大道理，“神圣经典是沟通天人的桥梁”，但“经典文本不是神示的产物，而是圣人——他向世人阐明或揭示了天的意蕴——之洞察力的创造。”[注] [美]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朱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 董仲舒是《春秋》学的专家，其著《春秋繁露》一书对于《春秋》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春秋》学发展的一大转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春秋》与“天”的结合，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其“天的哲学”的构建。关于这一点，徐复观先生有过很好的研究，他十分精辟地指出，“(董仲舒)通过两条线索以求达到他的预定目的。一条线索是夸大‘元’的观念，一条线索是加强灾异的观念。把元与灾异，视为‘《春秋》之至意有两端’，由此二端，而把历史、人事，与天连结在一起。”[注] 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
从“天人古今”到“受命改制”
《春秋》“天书”特色的形成，除去上述途径之外，在此，需要特别补充的是，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命”观念的内涵有关。殷商之前的天命观属于神学天命的范畴，神意高高在上，掌控着世间的一切，与历史基本绝缘。殷商之际，传统天命观发生了重要变化，西周以后逐渐确立的新天命观，被学者称之为“民意论的天命观”，“在这样一种类似泛神论结构的民意论中，殷商以前不可捉摸的皇天上帝的意志，被由人间社会投射去的人民意志所型塑，上天的意志不再是喜怒无常的，而被认为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注]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84页。 也就是史书上常讲的，“所谓天者，非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注] 向宗鲁：《说苑校证》卷3《建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注] 《后汉书》卷15《王常传》。 。在这样一种“天命”观念的支配之下，所谓的“天道”自然就不是神示的产物，而是民心的体现，是历史的经验，“儒道两家的‘道’不是源于上天的神意，而是圣贤人物通过对历史文化反思来达到对天道的体悟”[注] 韩星：《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从宗教与哲学视角看董仲舒天人关系思想》，金泽、赵广明主编：《宗教与哲学》(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的“天命”与“天道”观念，更多具有历史色彩，“天通过《春秋》而将自己的意志，在历史中显现，在现实政治中显现”，[注] 徐复观：《先秦儒家思想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220页。 这是“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可以合二为一的理论基础。
“受命改制”是秦汉时期的主要政治文化思潮，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但更是为了“改制”，“天人之际，承弊通变，做八书”，“八书”就是司马迁参与“改制”的主要依据。[注] 陈桐生：《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 同样，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也大谈“改制”，“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已，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1《楚庄王》。 而《公羊传》更是对《春秋》寄予了通过“王者改制”以实现“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文化使命，《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如此解释：“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注] 《春秋公羊传》卷28《哀公十四年》。 对于这一点，董仲舒进一步解释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6《符瑞》。 上述董仲舒的话，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改制”与“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的联系。既然“改制”的目的是为了“通百王之道”和“随天之终始”，那么，“改制”的前提条件就必须要“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在这里，“天人”和“古今”是进行“改制”时必须要参考的维度，因为，只有这样的“王者改制”，才能“顺天应人”。
“受命改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改正朔”，“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注] 《史记》卷26《历书》。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注]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8《三正》，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改正朔”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汉儒心目中其不仅仅是一项改制的具体措施，更是有关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汉儒“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的一个主要手段和理论成果。“改正朔”的主要内容在《白虎通》里有详细说明，“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这是“改正朔”的历史依据，此谓“通古今之变”。除了历史依据，还得有“天道”依据，此谓“究天人之际”，“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苏也，革也。言万物革更于是，故统焉……三微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动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注] 《白虎通疏证》卷8《三正》。 可见，“改正朔”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明易姓非继人”，更是为了表明“己受之于天也”，“敬始重本”的目的非常明显。在此，“奉天法古”成为“改正朔”的最高原则，这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历史”和“天道”的敬畏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
“改正朔”不仅关涉“敬始重本”的观念，而且与《春秋》“大一统”观念也密切相关。董仲舒曾有分析说：“改正之义，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注] 《春秋繁露义证》卷7《三代改制质文》。 《公羊传》也屡屡言及这一点，“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注] 《春秋公羊传》卷1《隐公元年》。 古之王者“受命改制”施政天下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颁正朔”，“正朔”一统天下才能“一统”，如此王者之“独尊”地位才能最终得以形成。进一步讲，不仅人世间如此，“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也要“一一系于正月”，这才是真正的“大一统”，而这也正是儒家“大一统”观念的真正特质所在。如此看来，《春秋》所谓的“大一统”，确实是贯穿“天人古今”的“大一统”，正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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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第一，“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是汉代社会面临的主要政治和文化课题，也是汉代政治文化思维的主要特点，同时，也是秦汉时期《春秋》“大一统”理论的主要文化内涵。第二，“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质上是一致的，“究天人之际”主要是通过“通古今之变”来实现的，此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影响深远而广泛。第三，在具体的政治运作环节，“究天人之际”主要指向“受命”，“通古今之变”主要指向“改制”。“受命改制”是秦汉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活动，也是秦汉时人“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的最终目的。
作者简介： 向晋卫，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度一般项目“政治神话与秦汉学术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BZS016)。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8-0030-08
责任编辑： 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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