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的民俗地理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民俗论文,文化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学者对“空间”的概念有种种解释，但都赋予它以国家化意识和确定的时间属性，这是地理学的宏观研究传统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统一进步观相互渗透所致。然而，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复杂进程，引起了“空间”概念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文化空间”的概念被反复讨论，颠覆了以往“空间”概念，其目标是要求尊重多元社会空间发展模式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新派学者主要从承认区域空间的独立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的角度，重新解释“空间”的内涵和性质。在这种整体学术转型中，地理学与民俗学正好是一对理论伙伴。民俗学中的文化空间具有天然的自然属性，也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的特质，这使它与地理学有相同的根性。但民俗学所研究的微观文化空间不是宏观空间观的补充，而是验证和阐释另一种富有区域差异性的、被自然与文化一体观所制约的、以文化控制人类冒犯自然行为的、日常化且极为广泛运行的动态社会模式。它站在国家化空间观的对面或侧面，但两者不是对立物，而是一种长期并存的现实。从前地理学不研究这种现实，即或在研究中有所涉及“地方文化”，也只是从国家地理学角度讨论政府的管理角色和利用，忽略了微观空间的“研究”空间。这使地理学反思现代人类社会肆无忌惮地侵犯自然的成因时，显得思想乏力。当然，民俗学研究微观文化空间是长项，但短板是不大关注政府的宏观管理作用和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功效。民俗学因此不能概括微观空间中自然与文化互利机制的一般原理，不能对它的地理环境要素、区域社会认同和历史传承连续性做出明晰的解释。因此，民俗学需要与地理学联袂。本文重点谈几个以下理论点。
一 “文化空间”概念的国家化和民俗化的差异
确切地说，当下讨论的“文化空间”概念，不完全等同于民俗学的微观空间观，但民俗学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却可以解释“文化空间”概念被引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观的讨论的实质，即人类在利用、驾驭和翱翔于自然空间的时代，丢了文化，就是丢了自我；忘记了最具群体约束性的民俗文化，就会反遭自然的无情戕害。人类社会和民俗都在发展和变迁，但民俗会使用内部技术和文化符号让自己始终民俗化，借助区域或民族小社会的活力，适应具体的社会历史变动，成为自然与文化的双保护神。相比之下，国家化的文化过程瞬息万变、人事更迭频繁，不能像民俗化那样毫无政治功利性地继承，也不能像微观空间社会自治那样无需高度集权地顺其自然变动。对待大尺度宏观演变的地理事实，在文化空间的概念上，国家化和民俗学化肯定有差异的。
应该指出，在近百年地理学研究中，在20世纪70年代前，一批学者已提出文化行为对发现地理空间的作用，有学者还对文化空间中社会因素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做了多种定位。周廷儒从古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讨论古人类文化活动对界定地理空间的价值，在他的研究中，“空间”是在一种稳定的时态概念下被界定的。①谭其骧以历史朝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古籍文献为线索，标明地理边界，减少了对未知地点的猜测，编绘了历代地理空间地图。②H.J.德伯里提出，应将社会活动和人文因素都纳入地理空间的表述。③冀朝鼎注意到古代水利工程可以建构具体的基层社会文化空间，提出了基本经济单元的社会空间观。④他们的著作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对空间概念的认识。
进入全球化后，“空间”概念的实体性弱化，时间稳定性消解。空间的概念被加以不同形式的再界定，并介入不同时态与不同空间交错纠结的内涵。地理学者根据全球环境变迁研究，提出一系列新说。史培军等将研究延伸到我国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领域⑤，观察自然灾害致灾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和人为文化因素，注意到时空交错环境中的灾害成因的复杂性，提出孕灾体、承灾体和致灾因子三个概念，予以定量描述，同时对地理空间中的社会文化控制机制进行定性研究，建立自然灾害的社会防御理论和政府管理策略系统⑥，出版了带有不同步时态分析和不同空间样式的自然灾害地图集⑦。指出：
地理分区仍然以地域分异规律为理论基础，建立等级系统，如传统的发生统一性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区域共轭性原则、综合性原则和主导因素原则等，都是进行地理分区所必须继承的。但由于地理分区首先要解决的是对自然与人文相结合之景观格局分异的认识，因此必须着重贯彻自然与人文因素同等重要的原则，即地理分区在进行区域划分时，同时要考虑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把自然要素与资源、社会经济作为同等重要的组成成分看待，不偏重于任何一方，这也是地理分区面向区域可持续发展应用的重要目标。⑧
欧洲地理学者也有相似的概括，但倾向于把空间研究纳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的考察领域。
(全球化)其实是一个在不同时态与不同空间交错背景中具有多重形式的一个复杂进程，在国家层面上，作为主权象征的领土或空间四至，现在已经“至少局部地失去了其物质价值，但却仍然保持着其象征意义和表述形式”。
比起以往任何时代，空间更处于社会科学的关注核心，任何行动都离不开空间，但空间越来越非物质化，不再一成不变和被明确界定。⑨
对全球地理空间变化中作为主权象征的国家地理概念的作用，以及国家管理多重时空交错局部空间的策略，刘闯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对策研究。⑩但这种国别分析研究需要高层人才储备和前沿方法的训练，目前国内还不多见。
我国地理学者对文化空间的研究逐渐转向。王恩涌等把文化空间分成三类，即形式文化区、功能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11)，是有新意的，但作者未把区域文化与国家经济的概念做适当区分，因此也就不可能讨论文化空间中文化与国家经济不一致的问题，这种文化空间也就不是民俗学与地理学所要交叉研究的文化区。作者也谈到文化空间的权力问题，但由于作者的撰写思想仍以国家地理观为主，论题所至，也不免都是国家政府的空间管理权力，包括领土空间、自然资源、人口规模、经济水平、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国民士气和政府质量评价等。(12)这种研究对微观空间理论并非完全没有启发，作者所划定的乡土文化区，就是一种学术新意。作者将乡土与“民俗”并论，还让人眼前一亮，不过由于受国家经济学说的影响，未抓到民俗扎根乡土的文化脉络。
(乡土文化区)与功能文化区的差异在于，其既无功能中心，又无明确的边界线；与形式文化区的差别在于，其区域缺乏形式文化区那种文化特性上的一致性。(13)
作者秉持这种精英文化观，就不会在民俗化的空间研究上有实质性的转折。赵济从物质文化方面理解空间的概念，运用水利灌溉系统呈现社会结构的视角，解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也在国家管理机制下谈论自然地理问题，但由于尊重自然规律，又不把自然规律从社会文化现象中剥离出来，所以能够揭示出两者在特定空间中呈现的复杂性。赵济提出：
水资源的保持和持续利用是一个涉及多种水体、多部门、多学科领域的复杂问题。
如何以较低的资源、环境成本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14)
赵济的另一部著作还讨论了区域文化、宗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都是民俗学空间研究的相邻问题。(15)
张镜湖所撰《世界的资源与环境》，对世界多国家多民族地区的调查数据加以概括，做了一定的理论解释。他已经发现，早期地理空间研究的对象本身是微观的，在这种微观空间中，生产民俗与文化空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工业革命和经济暴利又导致了两者的不一致性。他说：“农业社会之前，人口承载量决定于其居住地的捕鱼、狩猎和采集所获得的食物，在一个狩猎的社会，即使环境良好，每平方公里仅能养活一个人。1798年，马尔萨斯表达了世界人口增长接近地球承载量的忧虑。但工业革命以后，物质财富的累积高于人口增长率，有些学者认为马尔萨斯忽略了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16)近年也有地理学者将文化空间与民俗概念纳入人文景观学的框架，加以直接讨论，如吴必虎、刘筱娟的《人类景观史》。作者使用不同时期、不同种类文献讨论地理与民俗的关系，涉及地貌与民俗、地缘关系等问题；也触及到微观空间，提出具象景观和非具象景观的分类方法。但其实未能深入理解民俗学，也不会去思考地理与民俗在具体空间中交叉生根的作用，结果把民俗景观划为非具象景观，将之视同于语言文学景观。(17)与张镜湖的书比较，张更深具眼光。
安介生的《历史民族地理》是用历史文化传承思想研究地理空间的着力之作。如书中指出我国从汉代便开始将空间距离作为社会关系识别的要素。从多地区多民族生存空间来说，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知根据方位及空间距离进行族群识别，在这种知识系统中，空间是当地人历史生存的常识，是本地民族和社会群体的代名词。作者也提到水流域与文化关系的学术史，特别讨论了李亚农对土地、河流、灌溉的研究观点作者的思想已接近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民俗化的空间观点。
地理环境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而不应仅注意所谓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那些相对贫瘠的区域同样也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换言之，生存条件优越的地区往往成为各个部族争夺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就不会有原始民族的存在。中国境内各民族祖(先)往往显示出极为顽强的生命力与适应能力。(18)
综上所述，关于民俗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特别是两者结合后的深入研究，在国内还不多见，日本学者领先一步。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民俗学者和地理学者就已携手对话，能从民俗学专业角度阐述对两学科合作价值的认识。他们指出，两学科之间已形成共同的研究领域，如农业文化、景观文化、传承文化和地方志要素。日本学者不仅重视自然要素，也重视社会环境和民俗的作用。千叶德尔认为，地域性是民俗和地理的共有支撑性要素，是“经济、社会、政治等各种各样的过程产生的结构”，此观点决定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民俗学发展的方向。(19)日本学者还曾先后把民俗当作物质文化要素、宗教文化要素、节日文化要素等，开展了对应的地域文化研究。
我国多民族多地域的广袤地理分布和差异性环境，孕育了更为复杂的微观空间问题，中国民俗的要点是提供了多样地理文化资源和多元社会结构模式。更为不同的是，在我国，无论在地理环境恶劣和自然资源乏匮的地区，还是在地理环境优越和自然资源丰腴的地区，被民俗化的空间，都有文化服从自然和制约社会群体的强势作用。这是另一套土生土长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世界观知识系统，它的自然属性系统极富节俭性，但却文化繁复、礼仪众多。它让人类尊重自然的心志虔敬而成熟。
当代文化空间理论的变化，给民俗学与地理学合作研究提供了机遇。在这种合作中，双方可以发展各自的理念，并产生新的理念，共同把文化空间视为一个“认知世界空间”。(20)目前学者已普遍认为，全球化使文化空间单一化，是必须抵制的错误倾向，而民俗化的微观“文化空间”研究，强调不同文化传统和区域社会结构的价值与合理性，正是抵制这种弊病的学术努力。
二 文化空间中的节约水利技术民俗
自1997年至2009年，我们先后合作完成陕山地区基层农村水治和北京城市水治两个项目。在这种合作中，我们主要讨论在我国城乡一体水利管理体制中，小区域地方社会的解决水利技术民俗对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它针对国际学界长期讨论的、我国水利社会对整体社会的构架过程问题，也面向我国民俗学者和地理学者都很少注意的水利民俗问题开展研究。
在水利民俗研究中，我们利用农村水利碑刻与水册、水利会社章程，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做考察，出版了《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21)后研究北京水源流域永定河与潮白河的供水系统和城区市民用水民俗，出版《北京民间水治》一书，(22)在城乡水利民俗研究上，取得了较完整的成果。地理学者承担地理地貌与水渠流量测量的任务，(23)协助编绘民间水治文化空间地图，包括城乡民间水治中的水渠区位地图、用水分配与水权管理地点网络地图、学者调查点地图、水利历史文献(含水利碑刻)与现代调查报告数据分布地图，(24)描述不同具体空间的不同社会功能。这种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双方的作用是不可彼此替代的。水利技术民俗研究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不能没有地理学者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们所重点研究的华北水利民俗，由于缺水问题突出，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权力深刻交织，渗透到各地区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了多样的水利组织。在相对富水区和干旱区，都有节约水利传统，也都有多样化的治水对策，人与自然环境共存的文化要素突出。它给节水水利民俗以高附加值，还对节水爱水形成了长期的地理历史认同。因此，地理学者界定当地的空间概念和选择图层要素，至少表达三点：①多元文化空间中的治水模式，②跨时空节水水利民俗的地理分布范围，③微观空间所强调的社会公正使水利景观成为象征公平公正的文化符号。这能帮助民俗学者进一步开展专业分析，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模式中的节水民俗进入历史化和地方化过程的方式及其传承条件和生命力要素，也为地理学者补充提供了民俗学的方法论。
在合作研究中，地理学的人文地理知识储备和数据系统建设是个关键，它体现在利用水利碑进行文化空间定位和属性分析上。所谓水利碑，指华北农村记载节水习惯法的传统碑刻，一般由政府据水利纠纷裁断结果镌刻，也称官司碑；也有的由水利会社内部协商分水路线而镌刻，也称分水碑。以山西晋南山区调查为例，当地有一个长期执行节水水利管理的“四社五村”民间组织，包括15个村庄，其中孔涧村有一通金代水利碑，是官司碑，另外还有分水碑。对水利碑进行文化属性分析的大体步骤是：首先，确定水利碑的区域空间位置，由地理学者标在地图上，再根据民俗学者调查研究的结果，在地图上增加节水社区的节水文化要素，如社首的社区网络，水渠工程分水路线图，四社五村内部取水的渠首村、水权村、附属村和用水村的地理历史分布，以及这些村庄的地势高程和蓄水时间的内部习惯法等。将这些文化属性要素加以综合，编制文化空间中的水利民俗地图。由此我们找到了解读四社五村节约水利民俗的钥匙。
以孔涧村碑为例，同时配合与之关系密切的另一通分水碑，即刘家庄碑，加以说明。作为四社五村水渠的两个渠首村，论地势，孔涧村高，刘家庄低。从地理学的角度，孔涧村应该控制刘家庄的用水。但四社五村的用水文化习惯正好相反，根据规定，实行自下而上管理用水，即刘家庄扼控孔涧村的水利咽喉。其他所有下游村皆然。但是，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两村的生存环境，除了四社五村的小空间，还有两村内部的更小空间。孔涧村的官司碑，是八百年前与水源地沙窝峪村等打官司获胜赢来的。因此，孔涧村仗着这通官司碑，在它和刘家庄的更小空间内，摆牛气，要求按照地势高低的自然属性自上而下地供水，卡刘家庄的水脖子。孔涧村为此与刘家庄立分水碑为凭，这就是刘家庄碑的来历。按地理学的分析，以地势高下分配用水，在四社五村内部是不合理的；按民俗学的分析，以上下游公平原则分配用水，在四社五村内部是合理的。换言之，孔涧村的做法，在地理学者看是正常的；在民俗学者看是不正常的，因为冒犯了旱作缺水山区的水情和人心。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对违反自下而上供水原则惩罚严厉的四社五村，对孔涧村的犯规行为却未加惩罚，而是反过来利用孔涧村有官司碑的王牌，让它去看管另一个渠首村沙窝峪，避免沙窝峪浪费用水，造成下游村用水不足。而孔涧村已有限定刘家庄用水的碑约，增加限定沙窝峪村也不是难事。如此一来，在四社五村中，就存在两个微观文化空间，一个是整体性地“自下而上供水”，一个是局部性地“自上而下供水”。两者交叉存在，使四社五村安全地达到了节约水利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区域小社会自己创造的节约自然资源的文化智慧。我们对这种时空交错分布的文化元素进行表达，共绘制地图5幅，即《四社五村行政地理区位图》、《四社五村调查点分布图》、《四社五村水系与井泉分布图》、《四社五村碑刻分布图》和《四社五村组织内部网络关系图》。(25)将之与行政地图一起使用，可以对当地节水技术文化做全面展示。(26)
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民俗同样具有保护自然水资源的文化属性。我们在《北京民间水治》的《后记》中谈到两学科合作的体会。
第一，民间水治中的“缓化”观念和技术策略，应该被继承发扬。兴修和整治城市水利，不一定都要靠修筑大坝工程。民间采用“缓化”的办法，能保证城市水道不间断运行，能借助洪水淤泥提高地力，退水还耕，变祸水为水肥。“缓化”之策，蕴含了中国人“上善若水”的历史智慧，让水与人都得到休养生息，也降低了政府的投入成本。
第二，建立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互补的公共管理体制，我们在北京两大河流水系个案点与城区个案点都找到了这样的经验。
第三，建立民间水治生态系统，把用水与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北京社会各界和城乡人口已有水利公共政治和水利公共生活两个概念，这是北京现代国际大都市化之使然，也给发挥民间水治的效用以更大的施展空间，当然，所有民间水治的历史经验也要经过提升，才能派上用场。(27)
在民俗学和地理学的合作研究中，加强文化空间研究，还有其他学术价值，包括解释多元文化发展的地理地点、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特征；引导现代人不忽视小范围普通人崇尚自然的经验，尊重多元文化权利和多样区域社会的价值。
三 中国民间文艺空间资源的分类整理
在文化空间研究中，对多元空间资源的搜集整理能力和解释能力，代表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形象。陈述彭早前提出，研究空间资源，需要地理信息技术系统的支撑，他还充分肯定了GIS的价值。(28)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地理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对称发展，也使文化空间的研究具有极大的扩充性，这也适合将民俗学和地理学的成果加以综合利用。(29)
民俗学资源的一半是民间文艺资源。新时期以来，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文化部发动，钟敬文教授等参与指导，开展了搜集全国各地各民族民间文艺资料的浩大工程，共出版省卷本298卷、400册，约4.5亿字。对这批资源进行空间分类整理，并转化为可传承的精神文化财富，是现代化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在全球化下巩固文化主权、发展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措施。民俗学者的优势是擅长对民间文艺资源做时间性的归类，对民间文艺作品的变迁做编年史的解释，对民间故事母题的变异做宏观分析。但对民间文艺资源做空间整理和空间分析，还没有先例。这需要地理学者的加盟。
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空间资源，需要解决空间分类标准问题。它既不是搜集原始资料的鉴定标准，也不是整理出版的技术标准。它是在将纸介数据转化为数字数据后，由民俗学者经过基础研究所提取的空间信息人文属性标准。在完成这一阶段的工作后，地理学者才能介入，发挥特长。双方合作确定民间文艺空间资源的人文属性，包括地方属性、民族属性、民俗属性、体裁属性、表演属性和方言称谓属性、母题或主题属性、传承人属性和相关实物属性，再以县域为单元，采编综合属性数据，将这些属性信息还原到流传地的文化空间内，编制数据库，确定元数据，利用GIS技术制成地图，进行空间呈现，并提供全方位的浏览查询，实现民间文艺空间资源的地理分布与文化价值的整合展示。以下介绍几种主要合作成果。
(一)以体裁属性为主，进行文化空间资源整理
整理中国民间艺术空间资源，要区别不同民间文艺体裁，采用业内专家系统普遍公认的分类标准和相关学科研究成果，以体裁属性为主，结合其地方属性和民族属性，编制一级专题数据；以民俗属性和表演属性为标准，编制二级专题数据；以方言称谓属性和传承人属性为标准，编制三级专题数据。再做分层处理，与搜集地名整合，链接音视频表演数据库，完成文化空间资源整理。
2004年，我们完成“中国民歌集成数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数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中国戏曲志数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和“北京故事卷教学科研数字空间演示模型”。(30)我们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研制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基础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就其中系统数据较为成型的、适合演示开发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国戏曲志》三部分原数据，根据数字地图空间演示目标的要求，制定了人文属性分类原则，整理和创拟描述性人文数据的编辑体例和演示标准，确定了以国内县域地区为单元，以集合全国各县(区、市)的民歌、民舞、戏曲的搜集整理和记录出版的资料数据为范围，将国内优秀传统民族民间文艺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分布状况，按地方文化生态系统，表达为综合图像，运用GIS、数据库和网络技术展播，将从前的历时性研究转向综合文化空间全息图像表达。还按“政区”和“民族”和“体裁”(或歌类、舞蹈功能、戏曲剧种)的路径，建立了数字模型多级图层查询方式，提供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使用，一并为政府提供民俗遗产保护的空间信息。
(二)以母题或主题属性为主，进行文化空间资源整理
整理中国民间故事空间资源，以故事的母题或主题为属性。采用AT分类法，也使用国际公认的中国故事研究专家分类研究成果，参考故事的地方属性和民族属性，编制一级专题数据；以故事遗产地、故事节日地点和故事历史景观地点等地理文化属性为标准，编制二级专题数据；以故事的讲述人属性(包括性别属性、年龄属性)为标准，编制三级专题数据。再做分层处理，与搜集和使用地名的工作整合，链接故事集成原著的文本数据库，完成文化空间资源整理。
2009年，我们完成“中国十大集成志书数字资源与数字公共产品”软件10种，(31)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数字地图。编绘集成志书搜集资源数字地图，包括中国民歌、中国民间舞蹈、中国传统戏曲、中国民间曲艺、中国传统器乐、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中国传统器乐音乐、中国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歌谣和中国民间谚语搜集作品省域分布总图，部分集成个案数据分析描述地图和重要品种数据整理状况地图，共14幅；附设集成志书搜集作品统计总量数字辞典和分类卷目数字辞典12种，以及根据各类省卷本集成资源数据和相关空间人文信息分数据制作的分析图表若干。为中国民族民间文艺资源存量和分布状况建立了数据分析描述系统，也为各级相关部门进一步推出民族民间文艺保护利用政策提供评估依据。
第二部分，中国故事类型数字地图。共编制中国故事类型数字地图21幅，涉及故事类型的地理区域分布、文化结构、生态环境、世界遗产地分布、文化资源旅游和自然资源旅游等6个专题，附设故事类型数字辞典与百种故事类型数据分析饼图、故事类型地图符号、故事类型剪纸和故事朗读本文，整体展示中国故事类型数字化学术研究成果，体现中国故事集成搜集整理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社会现实应用潜力。
第三部分，数字集成公共产品。包括数字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分省总目、数字民歌器乐影院、数字戏曲影院、数字曲艺影院、数字谚语影院、数字中国故事影院、数字北京故事影院和数字春节故事影院等8种产品。从不同体裁数字民族民间文艺产品的角度，展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文化成果输出策略的现代转型中，在国内文化技术产品的提升社会效益的探索中，研发中国民族民间文艺数字交流公共产品的部分样本。
(三)以民间文艺学专家系统的学科成果属性为主，进行文化资源整理
整理中国民间文艺专家系统研究成果的空间资源，根据专家的学科分类，使用与十大集成工程相关的治学从教资料，建立个性化的专家系统数字人文研究属性，展示专家研究集成的治学要点、使用集成的区域表达和阐释集成分布的遗产目录，把专家从事集成工作的学术文化成果信息化，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空间资源中，增加专家研究信息。确定专家研究成果的人文属性的难点有二：一是民间文艺作品本身携带的空间资源与专家系统研究信息的非一致性，这需要设置专家的生平年表、学术思想分期的时空数据库、相关纸介作品数据库、表演作品的音视频资料、专家搜集研究作品和集成作品传承地的GIS区域定位、补充关键图像和全息查询工具条等，辅助体现该属性，而不是使之简单化；二是专家系统中不同专业、不同学术渊源的学者，在同一对象研究上具有差异性，这需要归纳共性问题，也要保留学术争论意见，展现多样化人文研究对解释多样化民间文艺空间资源的必要性，而不能抹杀分歧，同化差异。
2006年，我们建成“数字钟敬文工作站”，内设纪念站、研究站和遗产站，另编绘数字名师地图48幅，分组图4组，包括生平传记组图、学术著述组图、高校教育组图和社会活动组图。其中，展现钟敬文与集成工作关系的地图16幅，全部编入“学术著述组图”，如《图4.1钟敬文使用民间文学三集成资料区域分布数字地图(1980-1999)》、《图4.3钟敬文使用民间文学三集成资料数字地图后台资源研究释例图(1980-1999)》和《图4.4钟敬文使用民间文学三集成资料区域分布数字地形地图(1980-1999)》等。(32)
其中，确定和描述专家个性化地名资源是一个难点。它涉及专家的研究著述地名、学术活动地名和使用民间文艺作品的流传地名，所勾勒的文化空间边界模糊，空间地点的真实性与虚拟性、地名泛指化与文化合理性的矛盾，都十分突出。我们通过民俗学分析，做最小意义单元的提取，再根据地名本身和地名功能的真幻要素的比重，划分出行政地名、历史地名和民俗志地名，建立专家系统空间资源的逻辑结构。为了具体说明，摘录“数字钟敬文工作站”对地名问题的讨论要点。
1.行政地名。它来自行政地图上的原地名，但又吸收了时空数据分析后的名师生平地点、工作地点和社会历史背景地点的信息，按照名师人生学术的轨迹，加以重新编制，形成新的地名数据。利用行政地名，可以恢复名人活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让广大社会公众获得认识和思考名师的宽广余地和学习可能性。
2.历史地名。它来自历史地理地图的原地名，或者也可能现在仍是行政地图上的现地名或变迁地名，但它又被添加了时空分析数据，经对照名师论文和文章，参考外界研究名师的文章，依上下文的实际意义，补充编入了相关历史文献地点信息、文物古迹地点信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地点信息等，形成了新的历史地名数据样式。历史地名，富于名师学术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信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域范围中，展现了名师在学者圈、文化圈和社会圈中的作为方式和影响成因。
3.民俗志地名。它来自行政地图或历史地理地图上的原地名，但不是这种地名的原意，只是借助这种地名表达的指代性寓意。它有时是行政地图和历史地理地图上的地名，有时也是在行政地图和历史地理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地名，是一种虚拟地名，或他界故事的地名。但是，这种地理上的虚拟地名却在地方文化空间中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可以凝聚地方人群和地方文化事件，并有长期传统。我们也把这种地名称作“精神地名”。它借助自然地点，用想象的、超现实的、民俗的、宗教的意义加以附会，以体现这类地名的连续象征性和不中断传承价值。它所包括的要素成分有：艺术比喻、童年文化、故乡回忆、民间文学流传地、民俗或宗教象征地点和民间称谓等。我们运用民俗学的研究结果，将这些意义分别提取出来，再现它的空间文化内涵。(33)
在纸介原文中，有一些地名的类别交叉呈现，或者某地名被用作几种类别，如“西湖”既是行政地名，又是历史地名，又是民俗志地名。我们的原则是，从民俗学和地理学的双视角，分析和表达这类地名的空间资源，将专家系统空间化研究成果准确而全面地传承下去，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前辈的学术文化思想。
(四)以传承人属性和实物属性为主，进行文化空间资源整理
全球化造成空间资源流失的一个特征是传统空间区域内传承人群体、传承空间和传承实物知识的消失，为此，学者需要关注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群体和变迁，也要关注非物质文化所塑造的物质产品。欧洲学者对此十分敏感，认为“所有涉及从区域到全球的流通，流通连接的产物，物质化或非物质化交换物，对于相异性和交融性的意识，几乎全部都被忽略而过。正是这种对过去的遗忘，导致了在理解全球化现象突然加速的当今世界时，人们才会显得如此知识贫乏”。(34)很多学者转向研究手工技艺和工匠知识遗产。
近年我们对清宫造办处工匠技艺的现代传承做了调查，对工匠故事的空间资源做了整理和分类。这对补充现代民俗学和地理学知识系统是一种新尝试。清宫造办处手工行业空间资源，共分5类，即历史遗产、现代遗产、政企运作方案、联合国教科文指标描述系统和手工行业文化研究成果，我们将其制成后台数据库，如清官造办处档案数据库、政府工商档案数据库、手工行业现代传承调查数据库、工匠手艺库和工匠故事遗产数据库等，共11个，使用数据5961条，涉及北京木作、珐琅、剧装、雕漆和花作等行业。整理中国手工技术工匠故事和实物信息资源，要根据传统手工技术的分类，使用清宫造办处档案和其他相关文献，以手工行业及其传承工匠的知识属性(包括工匠、作坊和工匠产品的社会流动网络)为主，编制一级专题数据；以其专业知识传承属性(包括传统知识、创新知识、民俗知识和图样)为标准，编制二级专题数据；以其地理文化属性(包括行业原料产地、加工地点和保存使用的自然环境地点)为标准，编制三级专题数据；再分层处理，与搜集地名的工作整合，链接故事文本数据库，完成综合文化空间资源整理。2010年，我们完成“北京城市手工行业经济民俗软件”6种，(35)得到同行学者、行业工匠和老字号企业的共同肯定。
民俗学与地理学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可以承担多样不同的研究课题，也可以提升双方学科的解释力。它能使民俗学的研究更概括和更明晰，也能让地理学的研究更具体和更人文。
①周廷儒《周廷儒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③[美]H.J.德伯里(Harm J.de Blij)、王民等译《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④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英文版)，193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朱诗螯译，1981年。
⑤史培军、宫鹏、李晓兵、陈晋、齐晔、潘耀忠《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⑥王静爱、史培军、王平、王瑛《中国自然灾害时空格局》，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⑦史培军《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地图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⑧王静爱主编《中国地理教程》，第26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⑨[法]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Marie-Francose Durand)等编，许铁兵译《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第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⑩刘闯主编《全球变化研究国家策略分析》，第84页，测绘出版社，2005年。
(11)王恩涌、赵荣、张小林、刘继生、李贵才、韩茂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3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2)王恩涌、赵荣、张小林、刘继生、李贵才、韩茂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294—30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3)同上，前言第5页。
(14)赵济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第32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0年。
(15)赵济、陈传康主编《中国地理》，第277—29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6)张镜湖《世界的资源与环境》，第18—19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17)吴必虎、刘筱娟《人类景观史》，第298—332页，《序言》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上)，第120页，另见第97、98、113、11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
(19)[日]八木康幸《民俗学与地理学》，原载福田亚细男、小松和彦编《讲座日本の民俗学》，河合洋尚、陈浣娜译，收入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第177页，学苑出版社，2010年。八木康幸最早在1997年阐发此观点，参见该著第190页注释1。
(20)[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Marie-Francose Durand)等编、许铁兵译《全球化地图：认知当代世界空间》，封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1)[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董晓萍、[法]吕敏(Marianne Bujard)编《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全4册)，中华书局，2003年。
(22)董晓萍等《北京民间水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3)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生符素华承担山西四社五村水渠流量实测工作，参见符素华《四社五村水利工程沙窝峪水流量测查报告》，董晓萍、[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不灌而治》，第404—406页，中华书局，2003年。
(24)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专业赖彦斌协助编绘山西霍县、洪洞县和赵县交界地区四社五村农民水利自治区域的地图5幅：《图1四社五村行政地理区位图》、《图2四社五村调查点分布图》、《图3四社五村水系与井泉分布图》、《图4四社五村碑刻分布图》、《图5四社五村组织内部网络关系图》。参见董晓萍、[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不灌而治》，目录第7页，中华书局，2003年。吕红峰协助编绘北京城区与永定河和潮白河两大供水流域系统民间水治地图4幅：《北京民间水治调查区域地图(示意图)》、《北京行业档案民间水治地图(示意图)》、《北京地方史志民间水治地图(示意图)》、《二十五史河渠志水利民俗地图(示意图)》。参见董晓萍等《北京民间水治》，目录第2页和正文第424—43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5)董晓萍、[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不灌而治》，目录第7页，中华书局，2003年。
(26)关于四社五村两个微观空间的文化分析，详见董晓萍、[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不灌而治》，第281—282、287页，中华书局，2003年。
(27)董晓萍等《北京民间水治》，《后记》第420—42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8)陈述彭《地理信息系统的探索与试验》，《地理科学》1983年第4期，第287—302页。
(29)潘如丹《数字博物馆的视觉处理技术》，《博物馆研究》2004年第3期，第8页。
(30)“中国民歌集成数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数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中国戏曲志数字地图空间演示模型”和“北京故事卷教学科研数字空间演示模型”，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合作项目，项目主持人：李松、董晓萍。地图编绘指导：王静爱，数字地图编制组成员：陈硕、赖彦斌、鞠熙、周锦章等。
(31)“中国十大集成志书数字资源与数字公共产品”，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区域地理研究实验室合作项目，项目主持人：董晓萍、李松。数字地图编绘指导：王静爱，数字地图编制：赖彦斌、吕红峰。
(32)董晓萍、赖彦斌、吕红峰、鞠熙、马磊《数字钟敬文工作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该书封内注明北京师范大学区域地理研究实验室等合作单位的名称。数字钟敬文地图编绘：赖彦斌、吕红峰。
(33)董晓萍、赖彦斌、吕红峰、鞠熙、马磊《数字钟敬文工作站》，第32、34、36、39—4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4)[法]玛丽-弗朗索瓦·杜兰(Marie-Francose Durand)等编、许铁兵译《全球化地图》，第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35)“北京城市手工行业经济民俗软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合作项目，项目主持人：董晓萍、李松。数字行业地图编制：赖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