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培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价值观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学派所无法比拟的。研究儒学的价值观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对于我们建设先进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
儒家把“道”视为意义世界的终极依据，视为价值的本源，把求道当作终极的价值目标。在儒学中，道是真实的本体，求道也就是求真。
儒家所说的道，一般是指人道，即人生的最高境界，比较强调道“自为”的意义。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把道定位为人生的终极价值目标，强调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求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阳货》）他认为，人追求道不应当是被动的，而应当是主动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于人来说，“道”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人生实践的指导原则。道在人生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仁”，因此在儒家那里，求道与求仁是一致的。孔子没有把道视为超验的价值本体，而是强调道的内在性、经验性、现实性，强调人与道同在。因此，在孔子看来，求道并不是张望超验的本体界，而是在人生经验中、在生活实践中体会价值本体的真实性。“为仁由己，而由人乎？”（《颜渊》）人追求道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无为的，而是有为的；不是超验的，而是经验的；不是玄想的，而是现实的。
孔子的后学思孟学派一方面继承孔子在人生实践中求道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则从“道德形上学”的角度论证价值本体的至上性、终极性。他们把“道”与“诚”联系在一起，把孔子的人道观念提升到天道的高度。在儒学中，“诚”和“真”是同等程度的观念，求“诚”也就是求“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把终极价值的实现分为两个层面：理想层面和现实层面。在理想层面的圣人，进入与道合而为一的最高境界，取得了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对于圣人来说，道已不再构成价值目标，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道的化身。在现实层面的凡人，虽未达到与道为一的最高境界，但应当确立求道的价值取向，并且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凡人采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手段，在人生实践中可以逐步达到与道为一的境地。他们把道家讲究境界提升的主张同孔子注重人生实践的主张结合在一起，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修道途径。
宋明理学家最终完成儒家本体论的建构，他们依据本体论对思孟学派的修道途径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论证。程朱理学把天理看成“诚”的本体论基础，程颐说：“诚者，实理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四书集注·中庸章句》）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诚”这一价值目标呢？称朱学派主张从提升境界和实践修行两方面着手。所谓提升境界，就是体认天理的实有，以天理为根基建立人的意义世界。能够确立天理的价值取向，并且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是达到了“贤人”的境界；而完全与天理合而为一，取得了对于天理的自由，“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就是达到了“圣人”的境界。这是“极高明”的精神境界。由于程朱强调本体的本根性，因而他们把“道问学”、“格物穷理”当作提升境界的主要方法。朱熹说：“格物穷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穷得到后，遇事触物，皆撞著这道理：事君便遇君，事亲便遇孝，居处便恭，执事便敬，与人便忠……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朱子语类》卷十五）坚持不断地采用这种积累的方法，最终“脱然有悟处”，“一旦豁然贯通”，达到“极高明”的境界。所谓实践修行，就是把天理贯彻到人生实践之中，转化为高尚品格。在现实生活中，贤人和圣人并不做与凡人不同的事，并不像出家人那样索隐行怪，用儒家的术语说，就是“道中庸”。贤人与凡人的区别在于，贤人自觉地遵循天理，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努力体现天理的价值；圣人与凡人的区别在于，圣人自由地把握天理，与天理合而为一，充分体现天理的价值。陆王心学修道求诚的途径与程朱理学大致相同，但他们提升境界的方法与程朱不一样。由于陆王强调本体的内在性，强调“心即理”，因而他们不赞成“道问学”、“格物致知”的方法，而主张“尊德性”、“发明本心”的方法。陆王派批评程朱派“支离”，程朱派反过来批评陆王派“空疏”，这种儒家内部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
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按照儒家的观点，宇宙是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发展过程，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对“道”的执着追求过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儒学反对停止的论点，反对悲观的论点，反对无所作为的论点，倡导积极进取、昂扬向上、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腾飞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帮助中华民族渡过一道道难关，坚韧不拔地向着光明的未来挺进。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格外受到重视，先进的中国人把它视为拯救民族危亡的精神动力，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斗争洪流。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伺机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严峻形势，他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未失掉中国革命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从未失掉中华民族腾飞的坚定信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过多次武装斗争，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他毫不气馁。他“至诚无间百折不回……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孙中山的“百折不回，愈挫愈奋”的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近代的发扬。孙中山还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进化论思想结合起来，使之获得近代的理论形态。他认为天下之事并不仅仅是渐进发展着的，有的时候可以打破常规，后来居上。因此，通过我们的努力完全能够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他坚信，中国必将会迎来“突驾”、“腾飞”的新时代。
毛泽东同志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起来，使之获得现代的理论形态，发展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豪迈地宣告：“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在这的”。在这种包含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革命乐观主义的鼓舞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终于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面对重重困难，党和人民并没有退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党中央工作，发扬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快扭转了局面。他及时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中，洋溢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大力倡导“与时俱进”的精神，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发扬。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必将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焕发出新的光彩。
二、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
求真是对终极价值的关切，然而真美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求真必然涉及到求善和求美。在儒学中，善是对道德价值的关切，美是对艺术价值的关切。所谓“善”，是指主体需求同社会存在的必然性相符合并且得到满足；所谓“美”，是指主体需求同自然存在的必然性相符合并且得到满足。社会存在是人化了的存在，“善”表示人类社会自身的和谐，同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密切相关；自然存在是客观的存在，“美”表示人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和谐，同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没有关系。儒家基于“求诚”的价值取向，求善、求美，但以求善为重点，注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
孔子明确地把善和美定位为价值追求的目标，提出“尽善尽美”的命题。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在评论乐曲地，对《韶》的评价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对《武》的评价是“尽善矣，示尽善也”。在他看来，美与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他很重视乐曲的美感效果，陶醉于《韶》乐，竟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并且发出“不图乐之至于斯也”的感慨。然而，他更重视美与善的统一，并且强调善高于美。在对艺术作品作审美评价时，他主张先善而后美，以美比德，以美陶冶道德情操。例如，他对《诗》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他非党看重《诗》的道德教化功能，强调《诗》可以发挥兴、观、群、怨的作用。“兴”是指陶冶人的情志，“观”是帮助人了解风俗民情和政治得失，“群”是沟通人们之间的情感，促进社会的和谐，“怨”是表达民间的疾苦以及对时政的批评。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欣赏自然美，乃是因为自然物的形象表现出与人的美德类似的特征。例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子罕》）孔子有时区分为形式美和内容美，把前者叫做“文”，把后者叫做“质”，主张把二者完美地统一起来，形成中和之美，既不能偏于“文”，也不能偏于“质”。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为君子。”（《雍也》）孔子有时也把美当作善的同义语，认为美就是美德，就是完美的人格即君子。君子“里仁为美”，具体地说，就是具有五种美德：“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总之，在孔子的价值观中，美从属于善，善主导着美。他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里仁为美等观点，构成儒家价值理想的基本特色。
孟子沿着孔子尽善尽美、善主导美的思路，进一步把美纳入善的范围之中，不再像孔子那样区分善与美。关于善，孟子的界定是：“可欲之谓善”。关于美，他的界定是：“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这里的“可欲”是“值得追求”的意思，并非满足物质欲望；“充实”是“价值实现”的意思。因此，在孟子看来，美善一体，善就是美，美就是善，离开善，无所谓美。善是美的内容，美是善的表现形式；善是美的本质，美是善的扩充和升华。孟子不再离开求善单独谈论求美，将求美寓于求善之中。他所求之美，不是形式美，而是与善融合在一起的人性美、道德美、心灵美、行为美。他设定这样的价值目标，其本体论依据就是人性善，就是天道之“诚”。因此达到这一价值目标的途径不是外求，而是内求：“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心性修养达到“诚”的境地，成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高尚尚人格，既完成了对善的价值追求，也完成了对善的价值追求。在这里，孟子大力倡导的是人格之善、人格之美。
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的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儒学实则是一种做人的学问，指导我们怎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告诉我们应当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道理，要求我们作一个“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正人君子。儒学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形成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树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形成讲究道德文明的优良传统，儒学功不可没。在讲道德重教化民族精神的哺育下，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诸葛亮、关羽、范仲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顾炎武、孙中山等一大批志士仁人，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为了弘扬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儒家主张以文载道，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拒绝低俗、媚俗、煽情、作秀，拒绝一切低级趣味。孔子主张“放郑声”，理由是“郑声淫”，无益于教化，无益于人们的身心修养。有些学者批评儒家的“以文载道”的文化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有忽视艺术规律、忽视作品的娱乐功能之嫌。这种批评指出了儒家“以文载道”说的局限性，也不无道理，但是，并不能以此为据全盘否定“以文载道”说的正面价值。文学艺术工作者难道不该担负起“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社会责任吗？不能否认，文艺作品确有娱乐功能，但是不可以把娱乐功能同教育功能对立起来，而应当把健康的思想内容同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寓教于乐。那种漠视教育功能、片面夸大娱乐功能的不良风气，同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对这种不良风气，人民群众是非常反感的。在2004年4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位网友批评说：“现在有的演员富得流油，道德堕落得如同禽兽。演技再高，也不能从人格上打动观众。只有没完没了地演宫廷戏、武打戏，唱靡靡之音，假装痛苦万分，跳精神病舞，犹如抽筋剥皮。很难相信，现在这种精神状态还能创造出什么灿烂的文化”。从这位网友的批评中反映出，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是深入人心的。人们期待着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担负起优化社会风气的责任，拿出优秀的文化产品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弘扬和培育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
追求真善美，归根到底还是作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儒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设计了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理想人格是个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在儒学中叫做圣人；理想社会是群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儒家设计的是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
孔子把圣人看作最高的人格，看作值得众人效仿的楷模。在他的心目中，称得上圣人的只有古代的几位名人，即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寻见。他感慨说：“圣人，吾不得见；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他自己并不以圣人自居，谦虚地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述而》）他表示自己还是圣人的学习者，“好古敏而求之”，尚未成为圣人。孟子开始把孔子当作“出类拔萃”的圣人，他把孔子大加赞誉：“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也非常崇拜孔子，在《解蔽》篇中称赞孔子“仁且不蔽”。
在儒学中，圣人首先是仁德的化身。孔子就已把“圣”与“仁”并称，程颐则明言：“圣人，仁之至”。周敦颐把“圣”与“诚”相联系，强调“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在圣人身上，充分体现真善美的价值，堪称完人。他尽善，尽美，尽诚，亲亲，仁民，爱物，集中了人类所有的优秀品格。其次，圣人是凡人的楷模。尽管圣人是理想的完美人格，但圣人仍旧是人，而不是神。圣人与众人同类，是众人学习的榜样。圣人作为仁德的楷模，对众人发挥着教化的作用，是众人的精神导师。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者廉，懦夫有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孟子·尽心下》）圣人不作与众不同的事，他只是随心所欲地履行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圣人与众人遵循着共同的道。《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表明，圣人与众人具有共同的本质，相互之间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对于众人来说，圣人并非高不可攀，是可以学而至之的。孟子的说法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的说法是“途之人可以为禹舜”。普通人经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不断地慎独修身，恪守道德规范，提升精神境界，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就叫做“超凡入圣”。
儒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而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大同之世。关于大同之世，《礼记·礼运》写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有的论者认为这里是对中国古代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回忆，有的论者认为这里是在虚构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恐怕都是误解。其实，这里讲的是道德意义上或价值意义上的社会理想，并非某种社会制度。如果说是“乌托邦”的话，那么，讲的是道德意义上的乌托邦，并非制度意义上的乌托邦。大同说的主旨在于倡导合群的价值观念，并非在设计制度模式，因此，是围绕着价值理想展开论述的。第一句话讲的不是所有制问题，强调的是群体意识至上，而不是个体意识至上；第二句话讲的是社会群体的价值导向问题；第三句话和第四句话讲的是社会群体对所有社会成员应该抱有的态度；第四句话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群体应有的奉献精神，第五句话是对理想社会图景的描述：人人都具有高尚人格，精神文明高度发达，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群体蔚然成风，人际关系高度和谐，完全消灭争斗、盗窃等丑恶的社会现象。至于物质文明发展到何种程度，并未论及。
儒家把大同定位为社会群体的终极价值目标，并且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个过程。要实现大同必须经由“小康”阶段。关于“小康”，《礼运》写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识，示民有党。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小康这个词初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礼运》构想的小康之世，其的特点是：第一，没有体现大道，家庭意识占主导地位；第二，由于家庭意识为主导，社会成员为己，要靠礼仪制度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行为，要靠君主治理国家、惩恶扬善，要靠军队保卫国家；第三，由于礼仪制度合理和君主勤政为民，可以形成以国家为单位的、以家庭为细胞的相对和谐的社会。在倡导合群这一点上，大同与小康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大同以“大道”维系群体，小康以礼仪制度维系群体。
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取向培育了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敬慕圣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人们以圣人作为自己的楷模，选择圣人作为价值目标，以成就圣人自勉或共勉。由于有这样一种共识，使中国人有了共同的人格追求，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有了相互交流的共同的精神基础，从而形成了讲团结、讲统一的社会氛围。敬慕圣人不仅是汉族的价值选择，同时也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价值选择。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情形，但是敬慕圣人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各民族和睦相处，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体。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突出群体的价值，要求个体服从群体，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儒家的群体价值观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供了理论支撑。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尽管有时也出现国家分裂的情形，但国家统一毕竟是主流，在大约三分之二的历史时段里，中国都保持着全国统一的局面。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当今时代，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设计了小康和大同的社会目标，但是没有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通往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任务，描绘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仍然是我们奔向小康社会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应当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进一步丰富民族精神的内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