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作《招魂》说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玉论文,说新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自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标识“宋玉之所作也”，迄至宋元，本无争议；直到明清疑古风盛行，才有人提出异议，先是明黄文焕在《楚辞听直》中根据《招魂》的内容与写作时令同屈原之死不符，始疑《招魂》非宋玉所作，其后林云铭于《楚辞灯》中根据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的评赞之语，将《招魂》的著作权判给了屈原。于是关于《招魂》作者是屈是宋的学案便引起了大辩论，说者各寻其据，相与驳议，虽屈原说在近代大占上风，但时下宋玉说又回潮重起。尽管前人的大讨论并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是他们的研究是积极的、有益的，起码在论辩中辨明了考证《招魂》作者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一、《招魂》中所描写的高堂层台、珍怪器物、侍宿美姬、玉食琼浆、歌舞音乐、游戏玩好，按古礼楚制只能是君王才能享有的，因而被招者只能是某一楚王，而不可能是屈原一类的王臣。二、以《招魂》文本和古楚民俗而论，所招者当为人之生魂，而非亡魂。三、《招魂》全文可分为前辞、命辞、招辞、乱辞四部分，前辞是作者代为被招者设词，命辞是记上帝命巫阳招魂之语，招辞是记巫阳招魂时的言词，乱辞是作者“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交待“魂魄离散”的原委，亦即招魂的缘由。四、前辞中作者代为设词的“朕”，实指乱辞中“与王趋梦”的“王”，亦即“君王亲发”的“君王”。而乱辞中的“汩吾南征”的“吾”，则是作者自谓之辞。五、《招魂》中关涉的名物制度、人物事迹、山川地望是考证其作者的关键。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考辨，并以此判定《招魂》的作者。
一、关于招魂的地点问题
招魂的地点问题，是考证《招魂》作者的首要问题，如果明确了招魂的地点，那么就可以参照屈、宋的经历，楚王的事迹来判定《招魂》的真正作者。以《招魂》文本看，有关招魂地点的关键词语是“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汩吾南征”，“路贯庐江兮，左长薄。”“与王趋梦”等句中的修门、南征、庐江、长薄、梦等词语。下面逐一考辨：
修门：王逸注：“郢城门也。”洪兴祖补注：“伍端休《江陵记》云：南关三门，其一名龙门，一名修门。”研究者以此认为招魂的地点在郢城，即今湖北荆州城北纪南故城。然而，将修门认为是郢城南门却多有疑问。首先，文中描写“故居”的地形地貌是，“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考纪南故城遗址，从宏观上讲“城址位于东南两面的江湖与西北两面的丘陵之间，”[1]古城面积为16平方公里。经考古钻探、发掘，已发现城内有宫城及十字交错的古河道，古建筑台基达84处，城门八座(水门四座)，水井、窑址、作坊多处。[2]笔者曾亲临纪南故城考察，曾立于古城墙遗址上举目四望，由于距城址东南的江湖和西北的丘陵太远，极尽目力也望不见江湖及远山。因而觉得说郢城“川谷径复”尚可，说“临高山些”则不合实际。其次，按乱辞中描述的“田猎”路线，是由郢出发南行，前是庐江，左是长薄，抵达“梦”中。若以“梦”指云梦泽，则云梦在郢东南，方位还对，而若以“庐江”为位于襄樊、宜城之间的庐江，则此庐江在郢正北，则是南辕北辙了。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们以为“田猎”的路线是由陈国旧都(今河南淮阳)出发，经襄樊宜城间的庐江，抵达云梦泽。[3]这样方位是对了，然而楚都由郢迁陈后，楚之邓(今襄樊)、鄢(今宜城)、郢均为秦国所占领，此路不通。况陈国旧都也无“临高山些”的地貌。也有人认为，“路贯庐江”是宋玉由家乡宜城“南征”的路线，然而那里的庐江是在宜城北面，方位也不对。[4]既然如此，那修门究竟是何城之门，又借代楚国的哪一座都城呢?我们认为当指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寿春。《史记·楚世家》：考烈王六年“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寿春即今安徽省寿县，楚故都寿春城遗址在今寿县县城东南五里柏家台一带。北临八公山和淮水，东有淝水、南为瓦埠湖。笔者考察寿春故城时，曾访问过寿县博物馆原馆长，据老先生介绍，90年代国家文物考古部门曾对古城遗址进行卫星探测和实地局部发掘，据悉，古城面积达26平方公里，城外有护城河，城内为水网式结构，有宫城，城门为一门三道式结构，由于古城尚未全部发掘，所以探测发掘报告还未公开发布。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寿春城和纪南城建制基本相同，如城外都有护城河，城内都为水网式结构，城内都建有宫城，城门都是一门三道的形制，可以推断寿春城是楚人按照纪南城的建制于迁离陈城后始建的。又据史书楚人改寿春而命曰郢的记载，我们有理由推测寿春城的城门名称也是按照郢都故城命名的。因而“修门”当指代寿春古城。寿春古城北临八公山、淮水，内有水网贯通，符合文本描述的“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的地形地貌。由寿春南行，路通安徽南部发源于陵阳的庐江，也符合文本描述的田猎路线。(长薄、梦的问题下文讨论。)
南征：王逸注：“征，行也。”可见“南征”为南行之意。然此语关键不在于字面，而在于表明了《招魂》乱辞中“田猎”路线的方向，故不可忽视。
庐江：有两说。1.《汉书·地理志》说：“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属扬州。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注谓：“汉应劭曰：故庐子国。”[5]考此庐江即今安徽南部的青弋江。古庐子国，春秋时为舒国，汉置舒县，今在庐江县东南。庐江之名春秋前即应有之。2.据谭其骧先生考证：“庐江当指今襄阳宜城界之潼水，水北有汉中庐县故城，中庐即春秋庐戎之国，故此水当有庐江之称。”[6]今人多从谭先生之说，以为襄阳江陵间多沼泽平野之地，与《招魂》中“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的地形描述相吻合，而皖南的庐江多高山，不合于文本的描述。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个误会是没有考虑到田猎的出发地造成的。若从郢都出发，襄阳宜城间的庐江方向在北，无论如何算不得“南征”，尽管地形相符，但方向不对。若从陈国故都出发，襄阳宜城间的庐江在其东南，说“南征”还说得过去，但楚迁都陈前，襄阳、宜城、郢都均为秦攻占，且纳入版图，置为南郡，(《史记·秦本纪》：“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今宜城)、邓(今襄阳)，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7])楚王如何能田猎于此!所以田猎的出发地非在寿春不可。或言皖南庐江多山，难以“遥望博”。这个问题出在“路贯庐江”的“贯”字上，王逸注：“贯，出也。”这便让人以为田猎是途经庐江。其实，“贯”亦可训“通”，路贯庐江，可解为路通向庐江，自寿春通向皖南庐江的路上正是江淮平原，何以不能“遥望博”呢?
左长薄：左：五臣注：“在其左。”朱熹注：“左者，行出其右也。”两注均将“左”释为方位词，这并未错，只是解释的未到位，此处的“左”当是方位名词用如动词，意为先走在通向庐江的路上，而后左转抵达长薄。试想，若不是抵达这个“遥望博”的田猎之地，怎能“青骊结驷兮齐千乘。”长薄：王逸注：“长薄，地名也。”又曰：“长薄在江北。”但未具体说明地望。清胡文英注《招魂》曰：“庐江，在今江南，所属巢县，有三闾祠。庐江，战国亦属楚。长，长洲；薄，大薄。皆地名。”又于《思美人》注曰：“大薄，长洲，皆地名，在今江南。”[8]以为“长薄”在皖南庐江附近。虽说明了地望，但言在江南当误。(长薄未必是两个地名的合称。胡注以《思美人》中的“长洲、大薄”释“长薄”有些牵强。)故仍依王逸江北之说。此地当在长江以北，寿春以南。《水经注·淮水》言：“淮水又北经莫邪山西。山南有阴陵县故城。汉高祖五年，项羽自垓下，从数百骑夜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左陷大泽，汉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及之于斯县者也。”[9]《史记·项羽本纪》记此事说：“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及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阴陵在寿春东，项羽所陷之大泽当在寿春东南，长江以北。我们认为项羽所陷之大泽就是《招魂》中所谓的长薄。此地春秋时是楚之边境，东邻吴，后吴故地亦归楚。此地战国时北至钟离(今蚌埠东)，南至橐皋(今巢县)，西至寿春(今寿县)，东至广陵(今扬州)数百里间无有城邑，以项羽所陷大泽推之，当是人烟稀少的沼泽区。此地汉属九江郡，《后汉书·宋均传》载，“(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井，而犹多伤害。”[10]足见此地为猛兽出没之地，是一个田猎的好场所。
梦：王逸注：“梦，泽中也。楚人名泽中为梦中。……一注云：梦，草中也。”洪兴祖补注：“楚谓草泽曰梦。”以此知“梦”为楚人泛称草泽之名。王逸、洪兴祖又以为“梦”即指云梦泽，虽“梦”引申后亦可以专名出现，但以为是云梦泽，恐未必合于《招魂》本义。我们以为此“梦”当是其本义泛指草泽的引申用法，即指楚中某泽，于文中所指当是上文之“长薄”。《广雅·释草》：“草丛生为薄”。《楚辞·九章·思美人》洪兴祖补注：“薄，丛薄也。”《楚辞·九章·涉江》王逸注：“草木交错曰薄。”看来“长薄”之地的得名实是以其地草木丛生的特点而命之。因此称“长薄”这一草木丛生的大泽为“梦”是合于情理的。
根据上面的考辨，我们有理由认为招魂的地点在楚国的最后一座都城——寿春。30年代，陆侃如先生曾提出过这一观点，[11]我们赞同陆先生的推论。
二、关于招魂对象的考辨
前面我们概括了学者们关于《招魂》问题的一些共识，我们知道招魂的对象是楚国的某一位君王，而且所招的是这位君王的生魂；同时我们还知道《招魂》的作者可能是屈原、也可能是宋玉。这样我们只要考察一下屈原、宋玉生活时代的几位楚王，问题就会清楚了。
楚怀王，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99年在位。公元前299年被秦诱至武关扣留在秦国，公元前297年怀王试图逃归，未果，公元前296年病逝于秦国，秦人送归怀王遗体，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有人认为《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然而招怀王魂之说疑点甚多。一、怀王发病是在秦国，以招生魂而论，是希望其魂归附其体，若于楚郢都招怀王魂，岂不是使其魂远离其体。因而招怀王魂之说不合于习俗。二、《招魂》说：“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怀王时在秦，是在楚郢都之西北，而“修门”是郢都南门(一说东门)，怀王魂归理当从郢都西门或北门而入，而不应当让其魂绕一个大圈子从南门或东门回归。因而招怀王魂之说不合于地理方位。
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在位。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因秦将白起攻陷郢都，楚迁都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63年襄王病卒于陈城。今淮阳城外有马鞍冢，据考古发掘是楚王之墓，很可能就是襄王的墓葬。有人认为《招魂》是屈原或宋招襄王魂，但此说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症结。一、《招魂》招楚王之魂入修门，而陈城是陈国故都，据考古发掘所知，虽陈城曾被楚人维修加固过，但仍维持陈城旧制，又据文献资料记载，陈城东门名栗门，可证陈城之门自有其名，[12]楚人迁都于此也不当改其城门旧称。因此襄王病于陈城，而招其魂入已沦陷的郢都之门，这是万万说不通的。二、《招魂》乱辞中谈到了“南征”田猎，“路贯庐江”，“与王趋梦”。若以陈城为出发点，前文提到的两处庐江，襄阳宜城间的庐江在其西南，皖南的庐江在其东南，似乎都符合“南征”的方位，但是，楚迁陈后，襄阳宜城均被秦占领，是难以路过那里去田猎的。而皖南的庐江又距陈城近500公里，去那里也不大可能。这就是说，迁都陈城的楚襄王，不可能是那个“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的楚王。
楚考烈王，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38年在位。公元前256年，秦攻韩阳城，有直逼楚陈城之势，公元前253年，楚迁都于巨阳(在今安徽太和东)，后春申君又听朱英计又于公元前241年迁都于寿春(在今安徽寿县)，公元前238年考烈王病卒。
楚幽王，公元前237年至公元前229年在位，都寿春。
楚哀王，公元前228年立，都寿春，在位仅两月。
楚王负刍，公元前227至公元前223年在位，都寿春。王负刍五年秦王翦破楚，负刍被虏。楚亡。
前面我们讨论过招魂地点应该在寿春，那么都于寿春的几位楚王就可能是招魂的对象，而在这几位楚王中考烈王最有可能。这是因为，首先考烈王的事迹基本符合《招魂》“前辞”部分的描写。考烈王为太子时曾入秦为质，有功于楚；即位时楚国益弱，考烈王以春申君为相，历时八年使楚复强，颇有政绩；考烈王二十二年，诸侯合纵，楚为纵长，春申君用事，西向伐秦，然落败而归，楚复衰弱，不得不再次迁都至寿春，考烈王以此怪罪春申君，与之疏远，而春申君又以考烈王无子为由，常求妇人献与考烈王，以求自保，以致楚王嫔妃甚众，甚至将怀了自家孩子的李园女弟也进献给考烈王，没过三年考烈王便病逝于寿春。以考烈王的事迹参看《招魂》的“前辞”：“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我们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春申君进献“妇人宜子者”之事，简直就是“牵于俗而芜秽”的注脚。
所以，我们认为招魂对象应是楚考烈王。
三、关于《招魂》作者的推测
我们已经认定，招魂的地点在寿春，招魂的对象是楚考烈王，这样《招魂》的作者只能是宋玉，而不可能是屈原，因为学者们考证的屈原卒年其年代最迟的是公元前278年，屈原是不会在作品中言及他死后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应当遵从王逸的说法，“《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关于宋玉作《招魂》，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曾提过一些疑问。有人认为宋玉的作品多提楚顷襄王，而无一提及考烈王，于是推断宋玉仅生活于襄王时代，其实，这是一种误识。首先，宋玉的《九辩》、《登徒子好色赋》、《笛赋》等就是襄王后的作品，比如《登徒子好色赋》中的“楚王”就应当指考烈王，因为文中提到了“阳城”和“下蔡”两个地名，阳城在陈城(今河南淮阳)附近，下蔡在寿春(今安徽寿县)附近，而距离郢都很远，这便证明该赋是楚迁离郢都后所作；同时文中又提到“南楚”这一地区称谓，《史记·货殖传》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13]寿春战国和西汉时属九江郡，司马迁在谈南楚时，提及寿春，这说明他确认寿春属于南楚，这又进一步证明该赋是楚迁至寿春时所作。其次，《九辩》中说：“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又说：“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弛。”这说明宋玉“失职”之时，已是“老冉冉”之时了。按游国恩先生的推测，宋玉生于楚顷襄王三年(前296)。[14]以此推算，顷襄王卒时，宋玉方三十余岁，算不得“老冉冉”，至考烈王卒时，宋玉已年近花甲，正合于“老冉冉”之说。因而，我们认为宋玉在考烈王之时尚在朝中为官，大概在考烈王卒后才被疏“失职”。这也是宋玉生活在考烈王时代的证明。
也有人说，古代文献中关于宋玉事迹的记载中没有关于宋玉生活在寿春的记载，然而这种说法并不是事实。《汉书·地理志》有条记载，值得研究者重视。记载说：“粤(越)既并吴，后六世为楚所灭。后秦又击楚，徙寿春，至子为秦所灭。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15]这里叙述了寿春、合肥地区的沿革、物产、文化和民俗，在文化介绍中提到了屈原、宋玉、唐勒、枚乘、邹阳、严夫子、严助、朱买臣等一系列著名文士，按照《汉书·地理志》的体例，凡是在某地区情况中介绍的人物都是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人物。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宋玉的确在寿春生活过，这当是不争的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招魂》为宋玉所作，招魂的地点在寿春，招魂的对象为楚考烈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