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阶段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应有的工作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阶段论文,党政领导干部论文,思维论文,地方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4)05-0165-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决定》的精神相配套，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机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全面、准确地落实《决定》和《通知》精神，推进改革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全党，尤其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以下简称“领导干部”)切实转变工作思维，切实以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指导和规范自身的工作思维，实现工作思维阈限的全面性与重点性相结合、地域性与宏观性相结合、现实性与长远性相结合，为科学领导提供思维保障。 一、《决定》和《通知》营造了领导干部的工作新情境 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决定》所确立的改革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可持续性、稳定的社会发展机制，具体表现为：通过经济领域改革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通过管理改革构建一个支撑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机制与管理模式，构建一个整合各方力量的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通过实施全面社会发展战略，构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的“六位一体”的社会均衡、全面、协调发展格局。 作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地方党委和政府肩负着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推动地方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责任，这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的，是我国特有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党和政府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党和政府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路径。 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及时调整社会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地方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以不断提升最广大人民全面发展诉求的实现程度，已经成为当前全体国民对党和政府提出的现实诉求。为此，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在科学领会党中央所确定的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基础上，科学分析本地社会发展现状及其所具有的潜力，立足国家总体社会发展战略，科学选择和确定本地的社会发展路径，为全面推进本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方向与体制、机制保障。 为了保障《决定》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通知》基于党的组织路线的基本经验，根据《决定》精神落实对领导干部工作目标提出的基本要求，对原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以期通过新的评价机制，引导和激励领导干部确立科学的政绩观，进而用科学的政绩观规范自身的思维与行为，推动改革目标的实现。 具体说来，《通知》充分体现了领导本质和科学发展观基本精神，确立了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新指标、新机制。具体体现在：首先，考核指标的针对性、全面性、科学性明显增强。《通知》指出：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1]。其次，科学地界定了政绩的范围，把负政绩或有风险的政绩同时纳入考核范围，提高了干部政绩考核的科学性。《通知》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防止“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1]。把“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等破坏政策连续性和阻碍可持续发展而取得的负政绩纳入考核范围，以此来抵御领导干部短期化的政绩实践。再次，落实了领导责任追究机制。《通知》明确指出要“制定违背科学发展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对因决策失误而带来重大负政绩的，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要追究责任[1]。责任追究机制，尤其是离任责任追究机制的确立，有助于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从根本上约束领导干部的短期思维与短期化行为，提升其政绩的历史价值。 《通知》所确立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制度，为党实施新的选人用人机制提供了新的机制保障。有了这一保障，我们才能切实在干部工作实践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思想，才能真正做到不简单地以GDP论英雄，才能真正选出群众公认的好干部。进而才能引导和激励领导干部沉下心来，针对最广大人民追求全面发展新生活的诉求，科学分析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科学选择社会发展对策，切实履行自身的工作职责。 对领导干部而言，《决定》和《通知》精神要求其扮演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福祉实现的引领者与推动者、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者、社会矛盾解决者等多重角色。实现这一点，有助于推动领导干部切实解决自身工作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有机统一、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有机统一、对历史负责和对未来负责的有机统一等领导实践必须维系的基本思想与行为准则问题。 二、新的工作情境要求领导干部转变工作思维 思维问题是领导实践的首要问题。思维问题的首要性体现在思维是认识的基础，是判断和选择的前提。只有具备思维的合理性，才有认识、判断和选择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领导干部的首要责任是为社会选择合理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能否有效履行这一职责，首先取决于领导干部认识现实问题的视角或出发点、所运用的思想或价值准则以及思考问题阈限的合理性。其次取决于领导干部对解决问题目标选择的合理性，而这一切均属于思维问题。 领导的情境性、价值性与目标性决定了有效的领导者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境来重构其工作思维，以便为新的领导实践的开展提供有效的思维保障。面对改革新阶段所肩负的新责任、新任务，领导干部必须转变原有的GDP导向的工作思维，代之以人本导向的科学发展新思维。唯有如此，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才能为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具体来说，领导干部工作思维应实现以下转变： 1.思维的出发点与归属从追求GDP转向推动区域内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最广大人民①的福祉，全面提升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水平。领导的本质在于服务。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服务对象是区域内的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于不断提升最广大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诉求的实现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的全面性需求决定了有效的领导不能片面追求GDP，而必须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永恒性则要求领导者必须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行政领导的这一特点要求领导干部确立“本体思维”，即在思想上将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视为提升区域内最广大人民福祉的基本手段。在思考区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各种问题以及选择各种决策方案时，首先要辨清问题的实质，即从定位思维出发科学地界定所面临的问题与最广大人民利益诉求实现之间是否有关系？是何种意义与何种程度的关系？还包括现实利益诉求实现与长远利益诉求实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把真正的问题确定下来，同时过滤掉各种伪问题；面对不同阶层、群体差异化的利益诉求，领导干部需要思考所选择的发展战略与发展路径所满足的是少数人的利益诉求还是最广大人民共同的利益诉求？面对改革中存在的利益博弈现实，改革举措的选择既要有助于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更要平衡好发展成果的公平享有问题，尤其要解决弱势群体特殊发展诉求的满足问题。而后者显然不是单纯的发展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发展什么，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是科学地确定发展对象，而这正是领导科学所告诫我们的——有效的领导首先是从确定问题开始的道理之所在。 改革开放实践告诉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是科学、有效领导思维的首要环节。其首要性体现在：改革过程中，曾经的关键问题会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化发生改变而不再成为领导者应关注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新的问题会成为领导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同时，受认识问题视角或思想基础的局限，甚至会把伪问题当成真问题。前者集中体现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完善和经济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全社会整体上进入温饱阶段、少数人进入小康阶段后，绝大多数人民对非物质需要的追求程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生态问题危及广大人民的健康，广大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理所应当地上升为领导者的重要议事议程。特别是传统效率导向思维主导下的社会财富差异化分配政策所引发的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引发了社会和谐问题。在这种情形下，重构社会利益关系，维系社会和谐发展便成为领导干部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三中全会”提出废除GDP导向，代之以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领导工作思维与工作目标；前者的典型案例是教育产业化思维指导下的义务教育发展责任缺失。基础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培育国民的基础素质。国民基本素质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发挥的基本支撑作用决定了发展义务教育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即政府是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必须制定保障义务教育发展的基本制度体系，保障适龄人口义务教育权利得以实现。政府必须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确保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在城乡间、城市内部的均等化，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受经济思维泛化的影响，我们一度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追求教育的“GDP”，即升学率。教育投资明显不足，教育资源配置明显不均衡，从而导致一段时间内城乡间、不同规格城市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适龄人口义务教育权利实现存在明显差异。与此同时，受教育者出现智力与德育发展明显不均衡，智力发展明显高于德育发展的情形。义务教育发展出现的这些问题在“十七大”以后因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得以逐步扭转。 2.思维过程做到系统性，从局部性思维转变为全面性思维，对领导实践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注重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上、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整体诉求出发来认识和把握，进而做出判断和抉择。 做到这一点，要求领导干部确立“系统思维”，即在认知上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把社会事业视为一个有机体，把工作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和解决目标的选择置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视域下来认识和思考，把局部工作目标的选择置于与其他工作目标的互动关系中做出判断，以实现领导决策效益的最佳综合效果。 通过推动区域内经济与社会全面、持续、健康发展来不断提升最广大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是领导干部肩负的神圣使命。经济与社会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动发展性要求领导干部运用系统思维来对每项事业的发展目标、发展对策进行科学定位，以确保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健康发展，以此来实现社会整体全面发展。 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及其管理所引发的分工思维，客观上对领导干部坚持系统思维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有效克服分工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成为坚持系统思维的重要前提。作为人类发明的自我组织技术，社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实践效率和人类自身发展水平。社会分工技术运用的同时，也塑造了人类的分工思维，即通过对局部或个体工作的认知与评价，来对其价值作出评估，进而基于其对社会奉献出的价值对其进行激励，以促使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种思维将本来有机的社会事业划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事业单元，从而在不同事业主体及其分管者心理之间画出一条条清晰的边界。人们日常工作思维自然而然地在边界内部展开，即人们更多地思考的是本领域、本部门甚至本人工作方面的事，对于关联性工作缺乏应有的思考，更难以谈得上从社会事业或整体工作出发来认识和思考自身的工作。久而久之，分工思维带来的便更多是工作上的分而不是合，社会事业或社会工作有机性的维系便成了问题。 对领导干部来说，克服分工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在领导班子内部确立分工合作心理，即领导干部要在认识上首先明确：分工是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合作是分工前提下的合作，分工的意义是为了发展，合作则保障分工意义的实现。基于此，领导干部中的副职首先应确立全局意识，视所分管的工作为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既要注重追求自身所分管领域工作的开展，又要注重为其他领导所分管工作的开展提供应有的配合或支持。具体来说，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需要物质保障，分管财政工作的领导应思考如何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如何将有限的财力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需要之间进行有效的分配；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应思考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之间的关系，确保经济发展规划、发展指标的有益性；党政一把手则应着重思考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价值诉求，以此为基础，理性地协调不同领域工作规划、工作目标及其实施方案之间的矛盾，从整体上把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态势。 3.思维空间阈限从区域性转变为区域性与全局性相结合，在认识和处理区域内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时，将审视问题的视野从本地拓展到全国乃至国际。将地域性问题和情形放到国内、国际大背景下来认识、分析，有助于领导干部认清问题的本质，进而为科学地界定问题、选择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提供充分的参考乃至依据。 做到这一点，要求领导干部确立“宏观本地化思维”，即立足全国、国际来认识和思考本地的问题，进而选择解决本地问题的对策。这种思维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当今的全球化、网络社会更凸显了这种思维的价值。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拓展边界的经济，即不断拓展思想的边界——不断打破已有思想的禁锢，用新的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不断拓展行为的边界——用新的机制、新的方式方法、新的模式来从事传统的社会实践活动。 市场经济的不断拓展性在极大地拓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空间的同时，也导致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素超越传统的自我空间因素而纳入他者空间因素，这种情形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表现得愈发明显，这意味着现实中的领导情景已不再仅限于传统的地域因素、国家因素，而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特点。为此，领导干部必须立足国内、国际情势来认识和分析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明确自身发展所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不足，在此基础上选择富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和更富有竞争力的发展规划来吸引国内、国际资源以实现自身的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既要遵循邓小平提出的著名的“不争论”思想，向资本主义世界学习治理市场经济社会的经验，充分利用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和国外、境外的资本与生产力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事业；又要积极扬弃民族文化遗产，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中的有益成分来整合人们的思想、处理社会伦理关系，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有序的社会。在这方面，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考察山东时提出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习近平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2] 在充分借鉴、利用国内外智慧与生产力资源发展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同时，领导干部还应充分利用我国的体制优势推动所在区域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福祉的提升。我国所实行的集中统一行政管理体制要求领导干部立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以及相关政策、机制来审视和选择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与目标。为此，需要领导干部确立战略思维，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机制来审视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战略机遇与可利用的政策优势，科学选择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策。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在经济结构、主导产业构成等方面存在明显趋同，由此造成众多产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尤其是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大量过剩，导致整个社会投资收益率偏低②。其中，众多省市近年来深受房地产业发展拖累，导致大量资金被挤占，而其他行业和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又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这不仅制约了经济全面发展，同时还引发货币政策和地方债务等新的问题。与此同时，党中央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实现，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依旧是当下我国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③，而科技、人力资本、管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尚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由此而来的是我国现行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而这正是党中央出台《决定》和《通知》的重要背景。 在社会事业发展问题上，众多省市的管理对策存在背离国家指导思想而导致人本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得不到充分落实，从而阻碍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情形。目前，一线劳动者收入明显偏低、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教育重智力轻德育、医疗服务公益性程度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幅度低、环保与生态问题治理不力等问题已成为人本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上述问题的形成尽管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地方政府对问题的关注度不够、投入的力度不够则是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经常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借口，逃避自身在社会事业建设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以此来减轻管理压力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类发展的历史则告诉我们，只有不断提升管理责任，才能推动管理的进步，进而推动改革的深化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这一意义上讲，切实提升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打造一批具有高政治素质、能够充分有效贯彻党中央战略部署的领导干部队伍是各级组织部门在进行领导干部管理的机制建设，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应该是《通知》出台的另一重要背景及其所做出的重大改革的核心之所在。 4.思维时间阈限从立足现实转变为现实与未来相结合，在思考发展对策时，既立足当前问题的解决，又兼顾对未来发展的影响，确保现实发展对策的选择具有长远正价值，从根本上维系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最广大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做到这一点需要领导干部确立可持续发展思维，即将现实发展视为社会和最广大人民发展的一个节点，现实的发展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在促进现实发展的同时为未来发展奠定体制、机制基础和生态、社会心理基础。尽管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是20世纪的事，但不断推进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却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一种持续性的追求。中外在政治体制设计上选择权力分散配置与制衡这一共性的体制、机制，其出发点之一就在于通过设立维护广大人民不断发展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民主机制来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制约主政者的短期化思维与行为。 领导干部责任制、任期制决定了领导干部坚持可持续发展思维的必要性。社会赋予领导干部公共权力的目的在于使其通过权力的行使来履行社会所赋予的责任，即引领和促进社会的经济及其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为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断实现提供各种条件保障。人类对发展的永恒追求以及领导决策实施效果对人的发展影响的长远性要求领导干部不能仅仅从自身的任期出发思考其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决策，更不能单单从追求所谓的政绩出发选择价值准则，进行决策判断。但领导责任制与任期制客观上又必然对领导干部任期内提出相应的政绩指标要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以及领导干部如何科学地看待政绩、如何科学地界定政绩指标。作为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地迎合社会的政绩诉求，更不能利用社会对其政绩诉求的心理误导人民而追求“政绩工程”。有效的领导要求领导干部发扬民主，充分发挥民意、民智，尤其是智囊机构、人大与政协的作用，选择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来追求具有可持续性的政绩。 《通知》着眼于领导干部任期制可能导致的“政绩工程”思维与行为，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与使用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与考核的新机制。新机制的实施启示领导干部要想成为一位称职的、有进取心的领导者，必须抛弃原有的急功近利心理，潜心发展本地经济与社会事业。在此过程中，要尊重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规律，对于显性政绩与潜性政绩同样看待。对于本届任期内该打基础的事业，潜心解决各种矛盾，为社会发展打下应有基础。对于可能、可以实现的发展，则抓住机遇实现发展成果，提升现实发展程度。以此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良性发展，减少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畸形发展，提高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效率与质量。 当下，领导干部必须解决注重对有形事物的追求并把其视为政绩的主要体现的思想。一切价值都是无形的，有形的事物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将有形事物与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实现结合起来，其价值才得以显现。从这一意义上讲，有形事物只不过是实现人民价值追求的载体，而不是价值本身。只有时刻从人民根本利益诉求实现的内在要求出发分析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应如何追求，领导干部才能选择出人民所需要的工作目标，围绕目标实现所取得的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近年来，我国GDP总量不断增长，GDP指标持续得以实现，但环保指标完成的却十分艰难。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目前有四项指标拖了“十二五”规划的后腿，其中两项就属于环保领域：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面对污浊的空气、不青的山、不秀的水，GDP的意义必然大幅度贬值。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大幅度增长，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享受优质教育人口的数量不断提高。但与受教育者智力得以不断提升的情形相比，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准、健康人格却没有同步提升。与医疗单位医疗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相比，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形没有得到应有改善。这一切表明，现行教育、医疗卫生体制尚存在明显背离人民利益诉求的情形，教育与医疗事业的经营模式尚未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领导就是服务，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领导干部肩负的神圣使命。追求应有的政绩是满足人民发展诉求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实现领导干部个人政治理想的条件。从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出发，立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放眼全国与全球发展态势，选择适宜本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发展路径来提升区域社会全面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内最广大人民自由全面发展水平是社会对领导干部政绩实践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科学政绩观应有的维度，更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人本社会对领导干部评价提出的基本要求。 ①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服务对象不是百姓，而是人民。不是少数人民，而是最广大人民。 ②2013年10月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钢铁、电解铝、船舶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 ③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0%多一点，发展为目前的50%以上，其中个别年份更高达80%以上。标签：党政领导干部论文; 领导责任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