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知德易象说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来知德易象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9)04-0003-14
明初官学《五经大全》中有《周易大全》，唯程朱易学独尊，合《程传》与《本义》，辑宋元程朱易学之成果。在官方倡导和功利驱使下，明初易学主流仍然是解释和阐发程朱易学。生活在嘉靖以后的来知德，则是尊重程朱易学而又不笃信程朱易学、最有创见者之一。来知德（公元1525-1604），字矣鲜，号瞿唐，梁山人（四川梁平县仁贤镇华安村白鹤湾）。自幼聪明好学，八岁能诵，九岁能词，被有司举为孝童。嘉靖三十一年中举。立下了“原学孔子”宏愿，以攻经入手，日夜诵读《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万历三十年，总督王象乾、巡抚郭子章合词论荐，特授翰林待诏。知德力辞，诏以所授官致仕，终其身。（参见《明史·儒林传二》）其学以致知为本，尽伦为要。所著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解》诸书，而《周易集注》（又称《易经集注》）一篇用功尤笃。“自言学莫邃于《易》”。完全靠长期自学悟出《周易》真精神。如他说：“德生去孔子二千余年，且赋性愚劣，又居僻地，无人传授，因父母病，侍养未仕，乃取易读于釜山草堂，六年不能窥其毫发，遂远客万县求溪深山之中，沉潜反复，忘寝忘食有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数年而悟伏羲、文王、周公之象，又数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杂卦，又数年而悟卦变之非。始于隆庆四年庚午终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九年而后成书，正所谓困而知之也。”（《易经集注·原序》，上海书店影印，1988年版。以下所引书同此）按照来氏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易学的贡献有四：在于易象、《序卦》、《杂卦》新的解释及发现卦变的错误。
一、易学起源：圣人之易，不过模写其象数
来知德继承了《系辞》“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的观点，提出易之本质在于象。他从易学史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易学起源于伏羲，伏羲创卦之初本之阴阳之象：“伏羲象男女之形以画卦”（《易经集注·原序》），然后画出八卦和六十四卦。文王观卦象而系辞，又作卦序。周公作爻辞。“孔子见男女，有象即有数，有数即有理……故所系之辞多于前圣。”（《易经集注·原序》）故无论文王、周公的卦爻之辞，还是孔子的易辞，皆本于伏羲的卦象。因此，来氏提出易的本质在于象，而象的本质在于像，即相似于万事万物之理。如他指出：“彖者，象之材也，乃卦之德也。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象之变也，乃卦之趣时也。是故伏羲之易，惟像其理而近似之耳。至于文王有彖以言其材，周公有爻以效其动，则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矣。而要之皆据其象而已。”（《易经集注·系辞下第三章注》）进而他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矣。”（《易经集注，系辞下第三章注》）“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易经集注·原序》）
那么，伏羲创制卦象的依据是什么？来氏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模写说”。认为易有自然之易和圣人之易，圣人之易是对自然之易的模写或效法。如他说：
天地万物，一对一待，易之象也。盖未画易之前，一部《易经》已列于两间，故天尊地卑，未有易卦之乾坤，而乾坤已定矣。卑高以陈，未有易卦之贵贱，而贵贱已位矣。动静有常，未有易卦之刚柔，而刚柔已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未有易卦之吉凶，而吉凶已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未有易卦之变化，而变化已见矣。圣人之易，不过模写其象数而已，非有心安排也。（《易经集注·系辞上第一章注》）
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观俯察，与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逺取诸物，见得天地间一对一待，成列于两间者，不过此阴阳也。一往一来流行于两间者，不过此阴阳也，于是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因而重之以为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集注·系辞下第二章注》）
所谓一对一待，是指阴阳二气对待，对待是区分、差别、隔阂、对立，阴阳二气对待即阴阳二气有自己截然不同的属性，各自以不同或相反方式存在，不可以混同，但是二者又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唯其对待，而又有流行、交感。他认为，自然界无非对待流行，如天与地，是对待；交感生万物，是流行。男与女，是对待；繁衍子孙，是流行。“天地间一对一待，成列于两间者，不过此阴阳也。一往一来流行于两间者，不过此阴阳也。”（《易经集注·系辞下第二章注》）他批评宋儒朱熹不懂先后天图对待流行不可分，如他说：“先儒不知对待流行，而倡为先天后天之说，所以《本义》于此二节，皆云‘未详’。殊不知二图分不得先后，譬如天之与地，对待也。二气交感，生成万物者，流行也。天地有先后哉？男之与女，对待也。二气交感，生成男女者，流行也。男女有先后哉？所以伏羲文王之图不可废。”（《易经集注·说卦传第六章注》）
按照来氏说法，有两部《周易》，一部是自然之易，有阴阳对待、贵贱之位、动静变化、吉凶福祸，这种自然之易其实质是自然之象，它是一种不受人力所支配的客观存在；另一部是圣人之易，乃圣人观自然之易而作，是自然之易的模本，这个模本不是圣人有心费力之作，只不过是模写而已，“易与天地准者，非圣人安排穿凿强与之为准也”（《易经集注·系辞上第四章注》）。在他看来，伏羲画卦的过程，即是摹写自然的过程，具体说，自然界有阴阳有奇偶之数，有阴阳二气对待流行之理。伏羲仰观俯察远近尽取，无非是天地之间对待流行的阴阳之道而已，本之于阴阳奇偶之数而画出两画符号，“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耦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耦以象阴”（《易经集注·周易上经注》）。“圣人作易之初，不过此阴阳二画，然乾本阳而名为乾者，以其健而成象，故谓之乾。坤本阴而名为坤者，以其顺而效法，故谓之坤。此则一阴一阳之道在卦者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然后重之奇偶符号而成八卦。伏羲“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又于八卦之上，各变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易经集注·周易上经注》）。这个画卦过程，“皆因天地自然之数，非圣人之安排也”（同上）。
在易象创作过程中，人作为自然之易，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生产生活交往需求，创造易象者首先识别自身性别特点，人有男女，男为阳，女为阴，男与女对待。人分为仁者知者，仁知对待。而人这个自然之易的象，具有直观、鲜明、生动的特点，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一阴一阳之道不可名状，其在人则谓之仁知，在天地则谓之德业，在易则谓之乾坤”（《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在这个意义上，来知德有时又用“三易”来说明易之形成：“有造化之易，有易书之易，有在人之易。德行者，在人之易也。有德行以神明之，则易不在造化，不在四圣，而在我矣。”（《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注》）
因此，来氏所说的易象，一种是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之象，即阴阳对待。一种是易书之象，即《周易》中的卦爻符号。关于两种易的说法，并不是新观点，易学史上屡见不鲜，如早在三国时虞翻曾提到两种易，他注《系辞》下伏羲“始作八卦”说：“谓庖牺观鸟兽之文，则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牺之所造也。故曰：‘象者像此者也。’则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读《易》者咸以为庖牺之时，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凶，圣人象之，则天已有八卦之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五）宋代刘牧也认为，天赐河图，内含四象八卦，“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伏羲以此画卦，“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易数钩隐图》卷下）。而来氏提出人易，不同于传统观点。当然，应当指出，来氏三易之说与模写说，可能本之于明初著名易学家薛瑄和蔡清。薛瑄提出模写说，蔡清提出“天地之易”、“吾身之易”、“易书之易”三易说。
而“对待”、“流行”概念，出自宋儒朱熹等人。如季通云：“理有流行、有对待。先有流行后有对待。”（《朱子语类》卷六）朱熹指出：“阴阳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来是也。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对待底。”（同上，卷六十五）朱熹以“流行”与“对待”解释易之变易和交易二义。阴阳互为其根，推移转化，阴变阳，阳变阴，是变易，即流行。阴阳定位而通气相交，阴交于阳，阳交于阴，是交易，即对待。按照朱熹说法，对待有相反对立之意，当然也有相辅相成之意。如朱熹说：“物相杂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为君臣之文，是两物相对待在这里，故有文。”（同上，卷七十六）其学生蔡渊云：“天地之间，对待流行而已。对待者，体静而生。流行者，体动而成。伏羲八卦，对待者也，体静而生，则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体动而成，则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后天。”“天地之间，对待流行而已，易体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圆图以对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圆图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横图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横图以对待而作也，是知主对待者，必以流行为用；主流行者必以对待为用，学者不可不察也。”（《易象意言》）毋庸置疑，来知德是在朱熹易学语境下谈论易学起源的，而关于流行对待思想是继承了朱熹等人的思想，并由对待流行引申出错综概念，然后进入先天易和后天易话语系统之中。
二、易学本质：舍象不可言易，无错综不成易
来氏重点探讨了反映自然的易书之象。易学一般意义上的象，指六十四卦卦爻符号及其所表征的事物形态、属性、功能等，易象源于客观世界事物，是对天地万物及其之理的效法和凝炼，故其特点在于高度的抽象性和象征性。其抽象性在于它是超越天地万物的抽象符号，当然它不能等同客观现实中的事理；其象征性在于它是对现实中事理的模写效法，它表征天地万物的属性和道理，又未与天地万物隔绝。来知德本之《系辞》“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的观点，提出易之本质在于象，“舍象不可以言易矣”（《易经集注·系辞下第三章注》）。而错综之象反映自然界的对待和流行的法则，是易书最根本的象。“若无错综，不成易矣。”（《易经集注·易学六十四卦启蒙》）
所谓错，是指阴阳相反相对而相辅相成。“错者，交错，对待之名。阳左而阴右，阴左而阳右。”（《易经集注·原序》）“大抵错者，阴阳横相对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中爻》）“错者，阴与阳相对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错》）阴阳相错是天地造化之规律，也是错卦产生的根源。天地造化之理，独阴独阳不能生成，故有刚必有柔，有男必有女，所以八卦相错，如他说：“天地造化之理，独阴独阳不能生成，故有刚必有柔，有男必有女，所以八卦相错。”（《易经集注·易经字义·错》）八卦相错，是说八卦两两阴阳相对或相反，即错卦。错卦分为八卦错卦和六十四卦错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四组卦阴阳符号相反相对，是为八卦相错。他说：“错者，阴与阳相对也，父与母错，长男与长女错，中男与中女错，少男与少女错，八卦相错。”（《易经集注·易经字义·错》）由八卦相错构成的六十四卦呈现出相错的变化，即相反相对的六画之卦是六十四卦相错。如乾坤、夬剥、大有比等。
所谓综，阴阳上下颠倒。即将一卦反转一百八十度，内卦变外卦，外卦变内卦，以下者为上，以上者为下。就爻而言，初爻变上爻，二爻变五爻，三爻变四爻。反之亦然。颠倒的两卦称为综卦。“综者，阴阳上下相颠倒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中爻》）“综字之义，即织布帛之综，或上或下，颠之倒之者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综卦分为八卦综、六十四卦综。
八卦综指四正卦与四正卦综和四隅卦与四隅卦综。“乾坤水火四正之卦，四正与四正相综；艮巽震兑四隅之卦，四隅与四隅相综。”（《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乾坤坎离四正之卦，则或上或下，巽兑艮震四隅之卦，则巽即为兑，艮即为震。”（《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
六十四卦分为正综和杂综。乾自下而上顺行，变初爻成姤，变下二爻成遯，变下三爻成否，变下四爻成观，变下五爻成剥；坤自上而下逆行，变下五爻成夬，变下四爻成大壮，变下三爻成泰，变下二爻成临，变初爻成复。姤与夬、遯与大壮、否与泰、观与临、剥与复相综，为乾坤之正综。其它卦皆为杂综卦。来氏云：“然文王序卦有正综、有杂综，如乾初爻变姤，坤逆行五爻变夬，与姤相综，所以姤综夬，遯综大壮，否综泰，观综临，剥综复，所谓乾坤之正综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
按照京房八宫说，乾坤二宫虽皆有游魂和归魂卦，但来氏认为这不属于乾坤之正综卦。“若乾坤所属尾二卦，晋、大有、需、比之类，乃术家所谓游魂归魂。出于乾坤之外者，非乾坤五爻之正变，故谓之杂综。”（《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
以易学发展观之，以错综为特质的易象经历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后易学失传，至明代来知德重现四圣易学。显然，来氏在此将自己置于圣人之列，而自己的易图也是圣人之图或圣人之象。按照来氏理解，易之卦象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由图式表示为：太极图、伏羲图、文王图、伏羲文王错综图、孔子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来知德八卦六十四卦诸图。而在圣人所画图示中，或是错象，或是综象，或错综交融。
太极图，虽然不是圣人所画，是来氏自创，但内含难以名状的圣人之理。“太极者，至极之理也，理寓于象数之中，难以名状，故曰太极。”（《易经集注·系辞上第十一章注》）其中有象数有义理，融数理气、对待流行为一体。“对待者数，主宰者理，流行者气。”（《易经集注·易注杂说·圆图》）此图“不立文字，以天地间理气象数不过如此”（同上）因此图为来氏所作，故自称一部《易经》“不在四圣而在我矣”（《易经集注·系辞上第十二章注》）。此为圣人作易之原。
来氏接受了宋人所谓伏羲易八卦图和六十四卦图，认为伏羲图本之太极图。太极图阴阳未分，由太极分为阴阳，生成八卦和六十四卦。他用加一倍法解释之，如他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节云：“生者，加一倍法也。两仪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为阴阳之仪也。四象者，一阴之上加一阴为太阴，加一阳为少阳；一阳之上加一阳为太阳，加一阴为少阴。阴阳各自老少有此四者之象也。八卦者，四象之上又每一象之上各加一阴一阳为八卦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注》）此八卦即伏羲八卦，由伏羲八卦相重为伏羲六十四卦。“八卦以卦之横图言，成列者，乾一兑二离三震四阳在下者列于左，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阴在下者列于右……因而重之者，三画上复加三画，重乾重坤之类也。阳极于六，阴极于六，因重成六画，故有六爻。”（《易经集注·系辞下传第一章注》）伏羲易最大特点是用数和对待。伏羲八卦是“易之数”，“一与八错，二与七错，三与六错，四与五错。”（《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三章注》）六十四卦圆图本之于八卦，亦“皆相错以其对待也”。（《易经集注·易注杂说·伏羲八卦方位之图》）故作“伏羲圆图相错图”。
与伏羲图不同的是文王八卦图，此图不以对待为学理，而是以流行为学理。他说：“易之气也，流行不已者也，自震而离、而兑、而坎，春夏秋冬，一气而已，故文王序卦一上一下相综者，以其流行而不已也。所以下经首咸恒，咸恒之交感者，流行也。”（《易经集注·易注杂说·文王八卦方位之图》）故来氏作“文王序卦相综图”。
然而，自然界流行对待相互依存，不相分离，“盖有对待，其气运必流行不已；有流行，其象数必对待而不移”（《易经集注·易注杂说·文王八卦方位之图》）。故易图有“伏羲文王错综图”。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一左一右，两两相对，是为相错。如乾坤、夬剥、大有比、大壮观、小畜豫、需晋等相对而相错。文王六十四序卦一上一下是为相综。“文王序卦六十四卦，除乾、坤、坎、离、大过、颐、小过、中孚八个卦相错，其余五十六卦皆相综。虽四正之卦如否、泰、既济、未济四卦，四隅之卦如归妹、渐、随、蛊四卦，此八卦可错可综，然文王皆以为综也。”（《易经集注·易注杂说·伏羲文王错综图》）无论错还是综，皆“自然而然之妙”，“不假安排穿凿”（同上）。
以图式为特征的伏羲易与文王周公易不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而且其图式和学理互含互摄，伏羲易象包含了文王周公易象。《周易》本之伏羲易而成。他注《系辞》“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说：“伏羲八卦成列，虽不言象，然既成八卦而文王之象已在卦之中矣。伏羲八卦虽无爻，然既重其六，而周公六爻已在重之中矣。”（《易经集注·系辞下传第一章注》）又注《系辞》“圣人设卦观象系辞”云：“设卦者，文王周公将伏羲圆图六十四卦陈列也。象者，物之似，总之有一卦之象，析之有六爻之象，观此象而系之以辞。”（《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二章注》）他在注《说卦》时指出：“此则总二圣之图而言，文王之流行，必有伏羲之对待而后可流行也。”（《易经集注·说卦传第六章注》）故来氏将“文王序卦相综图”置于“伏羲圆图相错图”之下，总称为“伏羲文王错综图”。
他解释说：“孔子韦编三绝，于阴阳之理，悦心研虑已久，故于圆图看出错字，于序卦看出综字，所以说错综其数，又恐后人将序卦一连，不知有错综二体，故杂乱其卦，惟令二体之卦相连，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是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中爻》）故孔子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重现了伏羲画卦过程及其八卦相错之理。“两仪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为阴阳之仪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注》）此谓太极生两仪图。然后依次叠加，即一阳之上加一阳为太阳，一阳之上加一阴为少阴；一阴之上加一阳为少阳，一阴之上加一阴为太阴。此谓四象图。四象之上又每一象之上各加一阴一阳，为八卦也。大阳上加一阳为乾一，大阳上加一阴为兑二，少阴上加一阳为离三，少阴上加一阴为震四，少阳上加一阳为巽五，少阳上加一阴为坎六，大阴上加一阳为艮七，大阴上加一阴为坤八。此谓八卦图。“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如乾为天、为圜，坤为地、为母之类是也。故六十四卦不过八卦变而成之，如乾为天、天风姤，坤为地，地雷复之类是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注》）他反对邵雍一分为二法，认为“邵子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三十二分六十四，不成其说矣”（《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注》）。孔子看出伏羲图有对待，文王序卦有流行，并在《说卦》中重显伏羲图和文王图：“第三章‘天地定位’，第四章‘雷以动之’，言伏羲圆图之对待；第五章‘帝出乎震’二节言文王圆图之流行。”（《易经集注·说卦传第六章注》）
来知德“八卦变六十四卦图”是以伏羲八卦的次序重新排列京房八宫卦，以此为据，作出“八卦自相错图”，阐明了六十四卦相错表现形式。如乾为一，坤为八，乾及乾所属的姤、遯、否、观、剥、晋、大有八卦与坤及坤所属的复、临、泰、大壮、夬、需、比八卦自然相错。其它兑艮、离坎、震巽所属卦同，皆自然相错。因先天八卦相错，八卦六爻依次变出卦也相错。故来氏又有“六爻变自相错图”。如兑与艮、离与坎、震与巽经六变皆为错卦。如乾与坤分别初变为姤与复、二变为同人与师、三变为履与谦、四变为小畜与豫、五变大有与比、六变夬与剥皆为错卦。
“八卦次序自相综图”是以先天八卦乾坤坎离为四正，兑艮震巽为四隅，然后相重，与另一卦相综。如乾为四正卦，分别与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相重，为天泽履、天火同人、天雷无妄、天风姤、天水讼、天山遯、天地否，依次与风天小畜、火天大有、山天大畜、泽天夬、水天需、雷天大壮、地天泰相综。其它同。
“八卦所属自相综图”，言乾之所属自姤至剥，顺行与坤所属相综；坤之所属自复至夬，逆行与乾所属相综。姤综夬，遯综大壮，否综泰，观综临，剥综复。坎之所属自节至丰，顺行与离所属相综；离之所属自旅至涣，逆行与坎所属相综。节综涣，屯综蒙、既济综未济，革综鼎，丰综旅。艮之所属自贲至履，顺行与巽所属相综；巽之所属自小畜至噬嗑，逆行与艮所属相综。贲综噬嗑，大畜综无妄，损综益，睽综家人，履综小畜。震之所属自豫至井，顺行与兑所属相综；兑之所属自困至谦逆行与震所属相综。豫综谦，解综蹇，恒综咸，升综萃，井综困。从八卦相综看，八卦自下而上变至五，两两顺逆相通，初爻变与五爻变综、二爻变与四爻变综、三爻变与三爻变综。如乾初变姤与坤五爻变夬综，乾二爻变遯与坤四爻变大壮综，乾三爻变否与坤三爻变泰综。乾四爻变观与坤二爻变临综，乾五爻变剥与坤初爻变复综，反之亦然，即所谓“八卦通，是初与五综，二与四综，三与上（“上”应为“三”之误——引者注）综，虽一定之数，不容安排，然阳顺行而阴逆行，与之相综，造化之玄妙可见矣。文王之序卦，不其神哉。即阳木顺行，生亥死午，阴木逆行，生午死亥之意”（《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
由是观之，来氏多年隐居山野，废寝忘食，反复深思，重新发现的易象，无非就是他所谓的伏羲文王所留下来的错综之象，错综之象是来氏易学区别于其它易学的重要标志。自宋以来，程朱易学取代孔疏王弼玄学易学，成为易学的主流。程氏以理言易，朱子以义理兼象数，旨在弥补程子易学之不足。然而朱子言象数，不言错综。明代立程朱易学为官学，纂修《周易大全》全取程朱及其后学易学而成，来知德独辟蹊径，标新立异，言错综之象，力图从学理层面上证错综之象为易学之本源，乃四圣所发明和传授，将自己的易学与当时官学易学区别开来。当然，错综之象并非来氏所发明，易学史上三国虞翻和唐代孔颖达等人皆曾使用过，虞翻所谓反卦、孔颖达所谓覆卦就是来氏之综卦，虞翻所说旁通、孔颖达所说变卦即来氏所说错卦。来氏言“孔子没，后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于序卦错综之中”（《易经集注·原序》），显然是言过其实。当然，来氏错综说与前人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他的错综是宋人易学话语下的错综，即他的错综吸收了宋人易学成果，如伏羲先天图和后天图是宋人易学重要内容之一，来氏接受了伏羲易和文王易的说法，其错综说即是以此为理论依托而展开论述的。他的错综说不仅仅是一种易学方法，更是易学根本和源头，故此说无论内容还是深度都已远远超出前人见解。
三、象辞关系：圣人立象设卦系辞
既然象是易之本，舍象无易，注易不可离象，而错综之象是易最根本的象，无错综即无易。那么，作易之初，圣人如何取象？这其实涉及到易学中象与辞的关系问题。《系辞》：“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依来氏之见，《周易》成书经历了立象、设卦、系辞三个过程。“立象、设卦、系辞，易之体已立矣。”（《易经集注·系辞上第十二章注》）伏羲立阴阳之象，设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文王周公观象系辞以尽其言，明其吉凶。故象辞关系为：先有象，后有辞，本象而系辞。以此理念出发，考察了《周易》文本取象问题。他认为，圣人卦中立象，不单错综之象，也“有不拘《说卦》‘乾马坤牛、乾首坤腹’之类者”（《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继而他通过考据文本，提出“圣人立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相因之象等。
（一）有自卦情而立象者
“有自卦情而立象者”，称之为卦情之象。此种象非真言具体事物，而是借具体事物表达一定的道理或情感。他以乾卦为例说明之：按照《说卦》，乾象“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而乾卦爻辞则言“龙”，《彖传》释六爻为“六龙”。“乾卦本马而言龙，以乾道变化，龙乃变化之物，故以龙言之。”（《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表面看来，乾爻辞与《说卦》相抵触，其实不然，此是取意，即以马、龙说明乾卦运动不止、千变万化之理，这是卦情之象。宋儒朱熹对此并未真正理解，认为乾卦卦象，无法理解，“乾为马，而说龙如此之类，皆不通”（《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显然朱熹不知《易》“有自卦情而立象者”。来氏又以咸卦为例，认为周公取人体部位为象，其旨阐明男女交感之理，他指出：“艮为少男，兑为少女，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年之少者，故周公立爻象，曰拇、曰腓、曰股、曰憧憧、曰脢、曰辅颊舌，一身皆感焉。盖艮止则感之专，兑悦则应之至，是以四体百骸，从拇而上，自舌而下，无往而非感矣。此则以男女相感之至情而立象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又以中孚为例，说明中孚取豚鱼、鹤、鸡三动物之象言信之理，“如豚鱼知风，鹤知秋，鸡知旦，三物皆有信，故中孚取之，亦以卦情立象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以渐卦取鸿，言女归之义，“以鸿至有时而群有序，不失其时，不失其序，于渐之义为切，且鸿又不再偶，于文王卦辞女归之义为切，此亦以卦情立象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以上皆为卦情之象。
（二）有以卦画之形取象者
有以卦画之形取象者，称之为卦画之象。这种卦画符号形状像某物，故此卦就以某物为象，此为卦画之象。“如剥言宅、言床、言庐者，因五阴在下列于两旁，一阳覆于其上，如宅、如床、如庐，此以画之形立象也。”“鼎与小过亦然。”（《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鼎卦
形状像鼎，初爻是鼎足，二三四爻是鼎腹，五爻是鼎耳，上爻是鼎铉。故鼎卦取象为鼎，卦爻辞言“鼎颠趾”、“鼎有实”、“鼎耳革”、“鼎折足”、“鼎黄耳”、“鼎玉铉”，《彖》曰：“鼎，象也。”小过
形状像鸟，中两爻为鸟身，上下分别两阴爻为鸟翼，故此卦取象鸟，卦爻辞言“飞鸟遗之音”，“飞鸟以凶”，“飞鸟离之”。此来知德理解的卦画之象。
（三）有卦体大象之象者
卦体大象是指某别卦之象像某经卦之卦象。“凡阳在上者，皆象艮巽。阳在下者，皆象震兑。阳在上下者，皆象离。阴在上下者，皆象坎，如益象离，故言龟。大过象坎，故言栋。颐亦象离，故亦言龟也。又如‘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亦取噬嗑火雷之意，以中孚大象离而中爻则雷也。故凡阳在下者，动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凡阴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丽之象。在上者，说之象。”（《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关于卦体大象之象，非来氏发明，宋元学者早有论述此象，如宋儒俞琰言“积体”，胡一桂言“似体”皆属此类，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四）有以中爻取象者
六爻卦中间爻连属，而组成另一新卦。如他说：“中爻者，二三四五所合之卦也。”“中爻者，阴阳内外相连属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中爻》）即汉人所谓互体。在他看来，《系辞》“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明言中爻取象，“《系辞》第九章孔子言甚详矣”（《易经集注·易经字义·中爻》）。他举例说明：“渐卦九三‘妇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满也，九五‘三岁不孕’，以中爻三五合离中虚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
（五）有将错卦立象者
来氏通过考辨乾、坤、履、革、睽、小畜、艮卦爻辞，说明《周易》有以错卦立象。他说：“乾错坤，乾为马，坤即‘利牝马之贞’。履卦兑错艮，艮为虎，文王即以虎言之。革卦上体乃兑，周公九五爻亦以虎言之。又睽卦上九纯用错卦，师卦‘王三锡命’，纯用天火同人之错，皆其证也。又有以中爻之错言者，如小畜言‘云’，因中爻离错坎故也。六四言血者，坎为血也。言惕者，坎为加忧也。又如艮卦九三中爻坎，爻辞曰薰心，坎水安得薰心，以错离有火烟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错》）此是说，乾坤为错卦，乾为马，则坤为“牝马”，坤有“利牝马之贞”之辞取之错卦乾。履内卦兑与艮错。艮为虎，故履卦有“履虎尾”之辞取之兑之错卦艮。革卦外卦为兑，九五爻辞言“虎变”也取之艮。睽外卦为离，“离坎错。坎为豕，又为水，豕负涂之象也。坎为隐伏，载鬼之象也。又为弓，又为狐疑，张弓说弓，心狐疑不定之象也。变震为归妹，男悦女，女悦男，婚媾之象也……又坎为雨，雨之象也”（《易经集注·睽上九爻注》）。故睽上九云“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纯用错卦。师卦“王三锡命”，取错卦同人之象，同人“乾在上，王之象。离在下，三之象。中爻巽，锡命之象。全以错卦取象”（《易经集注·师九二爻注》）。中爻互体错卦，如小畜三四五互体离，离与坎错卦，坎为云，故小畜言“云”。六四言血，坎为血。言惕，坎为加忧。又如二三四中爻互坎，爻辞曰“薰心”，坎无此意，而错卦离火有此意。因此，错卦是圣人作易所用之象。
（六）有因综卦立象者
来氏《周易》以八卦相综取象，“如屯蒙相综，在屯则为雷，在蒙则为山是也。如履小畜相综，在履则为泽，在小畜则为风是也。如损益相综，损之六五即益之六二，特倒转耳，故其象皆‘十朋之龟’。夬姤相综，夬之九四即姤之九三，故其象皆‘臀无肤’”（《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
来氏举例，说明《周易》以六十四卦相综取象：“如井与困相综，巽为市邑，在困为兑，在井为巽，则改为邑矣。”（《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八卦既相综，所以象即寓于综之中，如噬嗑‘利用狱’，贲乃相综之卦，亦以‘狱’言之。旅丰二卦亦以‘狱’言者，皆以其相综也。有以上六下初而综者，‘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是也。有以二五而综者，‘柔得中而上行’是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
因此，他提出掌握综是悟文王序卦之妙、进入易学之门径。“盖易以道阴阳，阴阳之理，流行不常，原非死物胶固一定者，故颠之倒之，可上可下者，以其流行不常耳，故读《易》者，不能悟文王序卦之妙，则易不得其门而入，既不入门，而宫墙外望，则‘改邑不改井’之玄辞，‘其人天且劓’之险语，不知何自而来也。噫，文王不其继伏羲而神哉。”（《易经集注·易经字义·综》）
（七）有爻变之象者
所谓爻变是指阴阳之变，“变者，阳变阴、阴变阳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变》）。由于阴阳之变，是一卦变成另一卦。以渐卦和归妹为例，说明《周易》有爻变之象。“如渐卦九三，以三为夫，以坎中满为妇孕，及三爻一变，则阳死成坤，离绝夫位，故有‘夫征不复’之象。既成坤则并坎中满通不见矣，故有‘妇孕不育’之象。又如归妹九四中爻，坎月离日，期之象也，四一变则纯坤，而日月不见矣，故‘愆期’岂不玄妙。”（《易经集注·易经字义·变》）
同时，来氏区分了卦变与综卦，认为综卦是一卦上下反转，卦变是爻变而引起的一卦变成另一卦。“如乾卦初变即为姤，是就于本卦变之……如屯蒙相综之卦，本是一卦向上成一卦，向下成一卦，详见前伏羲文王错综图。如讼之刚来而得中，乃卦综也，非卦变也。以为自遯卦变来，非矣。”（《易经集注·易经字义·变》）
他认为，周公作爻辞，取象“不过此错、综、变、中爻四者而已”。“如离卦居三，同人曰‘三岁’、未济曰‘三年’、既济曰‘三年’、明夷曰‘三日’，皆以本卦‘三’言也。若坎之‘三岁’，困之‘三岁’，解之‘三品’皆离之错也。渐之‘三岁’，巽之‘三品’皆以中爻合离也。丰之‘三岁’以上六变而为离也，即离而诸爻用四者。”（《易经集注·易经字义·中爻》）
（八）有相因而取象者
相因取象是根据两卦关系取象。“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兑错艮，艮为虎也。上六即以豹言之，豹次于虎，故相因而言豹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此类似于宋朱震曾提出的“卦有取前卦以为象者，有取后卦以为象者”（《汉上易传·丛说》），不同的是朱震讲的是今本卦序的前后关系，而来氏讲的是卦与卦之间的错综关系。
在来氏看来，圣人拟诸其形容而立象，至纤至悉，无所不有，不拘于错综，更不拘于《说卦》，不仅可以取现实中的象，也可以取现实当中根本不存在的象，“无此事此理，而止立其象，如‘金车’、‘玉铉’之类，金岂可为车？玉岂可为铉？盖虽无此事此理，而爻内有此象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在这个意义说，来氏提出“形容物宜可拟可象，即是象矣”（《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
以此出发，来氏批评了孔子以后的儒者，认为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尽扫象数，专以理释易，而使易象失传。后世治易者“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而易中取象之旨遂尘埋于后世”。尤其不知四圣之错综，由此，他得出结论，自孔子没，四圣之易如长夜二千余年。他说：
孔子韦编三绝，于阴阳之理，悦心研虑已久，故于圆图看出错字，于《序卦》看出综字，所以说“错综其数”。又恐后人将《序卦》一连，不知有错综二体，故杂乱其卦，惟令二体之卦相连，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是也，又说出中爻。宋儒不知乎此，将孔子《系辞》‘所居而安者’、文王之序卦‘所乐而玩者’、周公之爻辞认序字为卦爻所著事理当然之次第，故自孔子没而易已亡至今日矣。（《易经集注·易经字义·中爻》）
自王弼不知文王《序卦》之妙，扫除其象，后儒泥滞《说卦》，所以说象失其传，而不知未失其传也。善乎！蔡氏曰：“圣人拟诸其形容而立象，至纤至悉，无所不有，所谓‘其道甚大，百物不废’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观此以系辞，而后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为鱼兔筌蹄，殆非圣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矣。”此言盖有所指而发也。（《易经集注·易经字义·象》）
孔子没，后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于《序卦》错综之中，止以《序卦》为上下篇之次序，乃将《说卦》执图求骏。自王弼扫象以后，注易诸儒皆以象失其传，不言其象，止言其理，而易中取象之旨遂尘埋于后世。（《易经集注·原序》）
来氏把矛头直指明代官学《周易大全》。认为明代承袭宋儒之误，治易只言理，不知圣人之象，故其易学未得其门，乃门外粗浅之学。他说：“本朝纂修《易经》《性理》大全，虽会诸儒众注成书，然不过以理言之而已，均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杂卦，不知后儒卦变之非。于此四者，既不知则易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门而入则其注疏之所言者，乃门外之粗浅，非门内之奥妙。是自孔子没，而易已亡至今日矣。四圣之易如长夜者二千余年，不其可长叹也哉。”（《易经集注·原序》）
他以错综为尺度评价汉儒卦变说，认为汉儒言卦变，以卦变释易，由于不知综卦，而失之千里。他说：“又如以某卦自某卦变者，此虞翻之说也，后儒信而从之，如讼卦刚来而得中，乃以为自遯卦来，不知乃综卦也，需讼相综，乃坎之阳爻来于内而得中也。孔子赞其为天下之至变，正在于此。盖乾所属综乎坤，坎所属综乎离，艮所属综乎巽，震所属综乎兑，乃伏羲之八卦，一顺一逆，自然之对待也，非文王之安排也。惟需讼相综，故《杂卦》曰“需不进也，讼不亲也”。若遯则综大壮，故《杂卦》曰“大壮则止，遯则退也”。见于孔子《杂卦传》，昭昭如此，而乃曰讼自遯来，失之千里矣。”（《易经集注·原序》）自宋以来，程子多言理，朱子兼言象数，尤言卦变。来氏不仅以错综基础建立象数学体系，而且以错综为尺度，检讨和评价程朱易学，进而推断出程朱和宋明儒者不知象而治易，未得其门。这无疑是对当时程朱官学权威的挑战，其精神极为可贵，对于冲破程朱易学藩篱，活跃学术风气有积极意义。
四、象理关系：假象寓理，主宰者理
在象理关系问题上，来氏认为，有象才有理，无此象则无此理，象比理更为根本。舍象不可以言易。象的作用在于显理。象理不可分。故他提出“假象寓理”说：
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彷佛近似，可以想象者也，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若以事论，金岂可为车？玉岂可为铉？若以理论，虎尾岂可履？左腹岂可入？易与诸经不同者，全在于此，如《禹谟》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是真有此理也。如《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则无此事无此理，惟有此象而巳。有象则大小、远近、精粗，千蹊万径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弥纶天地。无象则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弥纶？故象犹镜也，有镜则万物毕照，若舍其镜，是无镜而索照矣。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易经集注·原序》）
来氏引《易传》之言，说明易象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客观依据。象者言像，是指象对现实中事理的模写或效法，既然是模仿，当然它不能等同于现实中的事理。现实中事理是真有其事其理，如史书中记载的历史事件是确有其事，确有其理，毫不含糊；而《周易》中的事理是具有高度的超现实性，可以想像的，“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它以一种比喻的形式近似反映世间事理。他以鼎卦为例，鼎有“金铉”、“玉铉”之辞，但现实中金不可为车，玉也不可为铉。履有“履虎尾”之辞，明夷有“入于左腹”之辞，但现实中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不可能有这种道理存在。《周易》异于其它诸经在于此。象与理之间的关系是象理不可分，“有象则大小、远近、精粗，千蹊万径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弥纶天地。无象则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弥纶”？象如一面镜子，有镜可以照万物，无镜则万物不可照，因此，他提出：“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他不同意王弼贬低象在易学中的地位，“若学易者不观其象，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正告子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者也”（《易经集注·系辞下第三章注》）。需要说明的是，他提出象即像，“惟像其理而近似之耳”，脱胎于宋儒，如俞琰曾提出“所以谓之卦象者，物理之似”（《周易集说》卷二十八），“象即像之谓，既谓之像，则不过其理近似而已”（同上，卷三十二）。
来氏从易学起源、象辞关系和象理关系角度，极力张扬象在易学中的作用，倡导以象解易。提出没有象就没有易，不用象就不可能训释易辞，更不能阐发事理。反对王弼得意忘象和宋儒言理不言象，其用心在于，强化易象在《周易》文本中的作用，以纠正王弼和宋儒多偏于理之倾向。但如果从古代经典解释学看，《周易》文本固然重要，它是表达圣人之意的载体，无这个符号载体，人们无法解释和阐发圣人之道。然而，理解和解释这个易学文本，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符号和文辞上，当透过文本符号和文辞的解释，进入宏观大道的解释和开掘。换言之，易学解释是以显现和阐发圣人之道为目标。来知德似乎认识到这一点，在论述象数与义理关系时并未抹煞理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提醒人们易学研究不能停留在象上，当通过象而到达理，从而完成自己易学的解释乃至理学的建构。在他看来，假象寓理，不仅有以象为本、无象则无理的意义，也内涵以象为工具、以彰显理为易学归宿的意蕴。
来氏提出“假象以寓理”的命题。那么，他是如何从“假象以寓理”出发，阐发以理为主宰的义理之学、建构其易学思想体系的呢？
从前面来氏对于易象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象数学体系以太极图为基点，然后推演出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图、文王卦图、孔子易图及其错综诸图。这些本之于客观自然、由象数构成的图，展示的是宇宙起源、演化历程，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对待流行之道和人物变化之理以及理与气、道与器、理与性之学理。这就是“假象以寓理”。
如来氏以阴阳未分融象数为一体的太极图，来表达宇宙本体。这个宇宙本体寂然不动，“无声无臭”，超乎万物之上，为万物之本，此为太极，为理，为道。他说：“太极者，至极之理也，理寓于象数之中，难以名状，故曰太极。”（《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一章注》）“道者，天地日月之正理，即太极也。”（《易经集注·系辞下传第一章注》）
理寓于象数之中，理主宰象数，此数是自然的本然之对待数，与理为一体，数理不相离，“元亨者，天道之本然，数也。利贞者，人事之当然，理也。易经理数不相离”（《易经集注·乾卦辞注》）。此象即自然流行的阴阳之气，万物生成，“此造化一气流行之妙”（《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一章注》）。万物始于气，“始者气之始，生者形之始，万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为也，天所施之气至，则生矣”（《易经集注·坤彖传注》）。
来氏太极图下言“主宰者理，对待者数，流行者气”（《易经集注·杂说·圆图》），理主宰者居中间，说明以理为主，数和气皆本于理，如台湾学者高怀民先生所言，“从形式上看，来氏列‘数’与‘气’于两侧，而列‘理’于中间，应是以‘理’为最主要”；“从含义上说，‘数’之所以有‘对待’之性与‘气’之所以有‘流行’之性，均本于‘理’”。①
来氏把理与数理的关系上升到道（理）器层面加以论证，认为理与万物根本的区别在于有无形色：有形色可见是谓器，无形色可见是谓理，“阴阳之象，皆形也。形而上者，超乎形器之上，无声无臭，则理也，故谓之道。形而下者，则囿于形器之下，有色有象，止于形而已，故谓之器”（《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注》）。同时，理又未离具体的万物，流行于万物之中。他认为道或理是抽象的无形的，它必须依赖具体的有形色可见的气和器而存在，有气则有理，理未脱离气或器而存在，阴阳之气聚散运行规律，即是理或道。此所谓“道器无二致，理数不相离”（《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一章注》）。他说：
理乘气机以出入，一阴一阳气之散殊，即太极之理，各足而富有者也。气之迭运，即太极之理流行，而日新者也，故谓之道。（《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
道器不相离，如有天地就有太极之理在里面，如有人身此躯体，就有五性之理藏于此躯体之中。所以孔子分形上形下，不离形字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注》）
虽然从易学上说，象是易学的本质，无象则无易，即无阴阳符号及其所构成的八卦符号和六十四卦符号，则不可能有圣人之易，但来氏预设了太极图，以易符号本之太极图，证明宇宙起源于超出万物难以名状的太极，有形有象的事物自太极（或理）出，太极是阴阳二气与万物之本，阴阳和万物产生于理。显然，在理气和理器关系上，来氏仍然未摆脱程朱理先气后、理上器下、理不离气、理器不分的思想。
来氏的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和八卦变六十四卦图，是一种宇宙生成演化图式，反映的是宇宙演化的历程。具体说，由太极生成的阴阳两画（两仪），象征宇宙中普遍存在的阴阳二气，以一奇以象阳，以一偶以象阴。阴阳是万物产生的最基本的元素。阴阳对待、流行、交感，大化流行，生生不息。阴阳对立交感而天地生，天是纯阳，地是纯阴，天地无非是阴阳对待，“天地间一对一待，成列于两间者，不过此阴阳也。一往一来，流行于两间者，不过此阴阳也”（《易经集注·系辞下传第二章注》），乾坤对待，是自然阴阳之道。“易之乾坤，本之天地，是天地之道。”“圣人作易之初，不过此阴阳二画，然乾本阳而名为乾者，以其健而成象，故谓之乾。坤本阴而名为坤者，以其顺而效法，故谓之坤。此则一阴一阳之道在卦者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乾坤之道与天地之道一致不二，“盖易以道阴阳，阴阳之道，不过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夫天地之道不过一幽一明一死一生一鬼一神而已，而作易圣人皆有以知之，此所以易与天地准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四章注》）。
由阴阳二画，而成三画的八卦，然后由八卦阴阳变化而成六十四卦，这种复杂的自然演化历程，来氏用卦变图示表示，即八卦阳爻变阴爻，阴爻变阳爻，八卦变六十四卦。“刚柔相推者，卦爻阴阳迭相为推也，柔不一于柔，柔有时而穷，则自阴以推于阳而变生矣。刚不一于刚，刚有时而穷，则自阳以推于阴而化生矣。如乾之初九交于坤之初六则为震，坤之初六交于乾之初九则为巽。此类是也。又如夬极而乾矣，反下而又为姤，剥极而坤矣，反下而又为复此类是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二章注》）因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理之所在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七章注》）。也就是说，天地阴阳对立交感，生生不息，而成天地水火山泽雷风八种物质，然后世界万物化成。“天地阴阳之流行，一施一受，易之气也。言天地万物惟有此对待，故刚柔八卦相为摩荡，于是鼓雷霆，润风雨，日月寒暑运行往来，形交气感，男女于是乎生矣。”（《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一章注》）
在这里，来氏重点阐发了错综之象所内涵的对待流行之理。来氏伏羲易卦图以错为特质，一左一右，两两相对，是为相错，内涵了宇宙普遍存在对待之理；而依伏羲易为据的文王易卦图以综为特质，文王六十四序卦一上一下是为相综，内含了宇宙普遍存在的流行之理。二者互涵互显，互为表里，为世界存在的普遍规律。“盖有对待，其气运必流行而不已；有流行，其象数必对待而不移。”（《易经集注·易注杂说·文王八卦方位之图解》）来氏运用对待和流行的概念以解释易图所符示的自然界普遍存在的阴阳对立交感、大化流行的原理。对待，是阴阳两个方面相反对立。流行，是阴阳交感而呈现往来屈伸、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状态。二者不分先后，相辅相成，唯于相反对立而相互交感。
与此相关的是来氏更看重由对待和流行而形成的自然造化之功。他认为，易学阴阳爻交替变化描述的是自然万物生成之后，不依外力，自然而然，应时感动造化。即昼夜、寒暑、进退、往来、消息、屈伸相感，生生不息，循环不已，皆有一定之数，非人力和思虑之所为。
以造化言之，一昼一夜相推而明生，一寒一暑相推而岁成。成功者退，谓之屈。方来者进，谓之信。一往一来，一屈一信，循环不已谓之相感。利者功也，日月有照临之功，岁序有生成之功也。应时而往，自然而往，应时而来，自然而来，此则造化往来相感一定之数惟在乎气之自运而已，非可以思虑而往也，非可以思虑而来也。以物理言之屈者，乃所以为信之地，不屈则不能信矣。故曰求必蛰而后存其身以奋发，不蛰则不能存身矣。应时而屈，自然而屈，应时而信，自然而信，此则物理相感一定之数惟委乎形之自然而已，非可以思虑而屈也，非可以思虑而信也。正所谓一致而百虑也，造化物理，往来屈信既有一定之数，则吾惟安其一致之数而已，又何必百虑而憧憧往来哉。（《易经集注·系辞下传第五章注》）
来氏以程朱的“理一分殊”说完成了人性的解释。他认为，万物秉受理而各有自己特点以相区分，是谓性。“以其天命之本体，不杂于形气之私，故曰善……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乃人物所各足之者也，因物物各得其太极，无妄之理，不相假借故曰性。”（《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自其各得其所赋之理，谓之性。”（《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一章注》）“物所受为性，天所受为命……性命虽以理言，而不离乎气……其实非有二也。”（《易经集注·乾彖注》）
就人而言，性是理的具体表现，为人之理。“性，人之理。”（《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二章注》）性发见为仁知。“此一阴一阳之道，若以天人赋受之界言之，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所以谓之道也。虽曰善曰性，然具于人身浑然一理，无声无臭，不可以名状，惟仁者发见于恻隐，则谓之仁；知者发见于是非，则谓之知。”（《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所谓仁是表现在内的造化之心，其用在造化之功。“仁者，造化之心。用者，造化之功。仁本在内者也，如春夏之生长万物，是显诸仁。用，本在外者也，如秋冬之收敛万物，是藏诸用。春夏是显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显之用。”（《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这种造化之功，被他称之为良知良能。人之良知良能本于自然造化。他说：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分之天理，为我良知良能者，本与天同，其易而乃险，不可知；本与地同，其简而乃阻，不可从者，以其累于人欲之私耳。（《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一章注》）
按照来氏的理解，乾天阳气之生物无凝滞，坤地阴气顺天成物不自作为，这种易简之理为造化万物的良知良能。“惟易乃造化之良知，故始物不难；惟简乃造化之良能，故成物不烦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一章注》）人本此理而居天地之中，“人之所知，如乾之易则所知者，皆性分之所固有而无一毫人欲之艰深，岂不易知。人之所能，如坤之简则所能者，皆职分之所当为而无一毫人欲之纷扰，岂不易从。易知，则此理之具于吾心者，常洽浃亲就，不相支离疏隔，故有亲。易从，则此理之践于吾身者，常日积月累无有作辍怠荒，故有功”（《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一章注》）。由此来氏推出天地有良知良能，吾心也有良知良能。“天有是易，吾之心亦有是易，地有是简，吾之身亦有是简，与天地参而为三矣。”（《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一章注》）
这种良知良能观点，发端于孟子，流行于宋明，孟子的良知良能是人具有的一种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天道德意识，明代王阳明夸大了这种德性，认为不仅人有先天的道德属性，自然界同样也存在，它表现为天理，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和造化之精灵，可以生成和主宰万物。来氏在解释《系辞》提出的易简之理时，接受王氏的良知良能造化说，将良知良能视为一种认知和创化的能力，主张天地有良知良能，易知是造化之良知，易从是造化之良能，人之良知良能本于天地。但未过多探讨人的良知良能的道德属性和它的主宰作用，是他与王阳明的区别。
继而，他通过解释的形式，说明性与理、命、德、道概念形式上虽有不同，但实质则完全一致，不过是理的别称而已。
性，人之理。命，天地之理也。阴阳以气言，寒暑往来之类是也。刚柔以质言，山峙川流之类是也。仁义以德言，事亲从兄之类是也。三者虽若不同，然仁者，阳刚之理。义者，阴柔之理。其实一而已矣。（《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二章注》）
易中所言之理，一而已矣。自其共由而言，谓之道。自其蕴畜而言，谓之德。 自其散布而不可移易，谓之理。自其各得其所赋之理，谓之性。道德理性四者，自其在人而言谓之义，自其在天而言谓之命。（《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一章注》）
仁义是人之为人而别于禽兽的标志，“天无阴阳则气机息，地无刚柔则地维坠，人无仁义则禽兽矣”（《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二章注》）。理论上说，人秉受理而生性本善，但由于形气之差异和物欲多寡，人有君子与百姓之分和情伪之别，人之情伪万端，六十四卦在于尽情伪。“百姓虽与君子同具此善性之理，但为形气所拘，物欲所蔽，而知君子仁知之道者鲜矣。”（《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五章注》）“本于性而善者，情也。拂乎性而不善者，伪也。伪则不情，情则不伪，人之情伪万端，非言可尽，即卦中之阴阳淑慝也，既立其象，又设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以观爱恶之相攻，远近之相取，以尽其情伪。”（《易经集注·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注》）因此，在来知德看来，人生所追求的境界，以穷理尽性，做到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安身立命，与天合一。“穷理者，谓易中幽明之理，以至万事万物之变，皆有以研穷之也。尽性者，谓易中健顺之性，以至大而纲常，小而细微，皆有以处分之也。至于命者，凡人之进退存亡得丧皆命也。今既穷理尽性，则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丧，与天合矣，故至于命也。”（《易经集注·说卦传第一章注》）由此，来知德从无象则无易到假象寓理、主宰者理，完成由象数到义理、由天道到人道的论证。
五、来氏易学意义
来氏易学，特别注重卦象，借助错综之象，重建不同于前人的象学体系，并以假象寓理为理念，阐发了以太极或理为本体、贯通天人的义理之学，从而与宋代程朱易学和明代以阐发程朱易学为宗旨的官学易学区别开来。从内容上说，他以错综探讨易学起源，把对待流行这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视为易学卦象的原形，伏羲以对待画卦，文王以流行排卦序，这与朱熹等人以河图、洛书解释易学起源大相径庭。他认为伏羲易学与文王周公易学相互包含不相矛盾，文王周公之象本之于伏羲易象，错象与综象相互表里，互含互摄。孔子作《易传》重现了三圣易学，故四圣易学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反映出来氏易学与朱熹易学在四圣易学关系问题上不同的见解。朱熹认为四圣易学各有自己特点，力图改变以往将四圣归为一揆的观点，但却有割裂四圣易学联系之嫌。来氏在区分四圣易学的基础上，又恢复了传统的四圣易学一体的说法，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他的易学之独到之处或是他对于易学发展的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敢于以错综之象为尺度评说当时占主流的程朱易学，批评宋儒易学不懂卦象尤其不懂错综之象，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虽然这种做法未必正确，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但这种始终如一坚持己见、不畏强权、挑战权威的精神，十分可贵，对于后世易学研究冲破程朱易学樊篱、活跃学术气氛、自由自主开展研究、拓展研究思路有重要的意义。
在象理关系上，来氏主张易象为《易》之本，有象则有辞和理，无易象则无辞和理，即无《周易》。义理本之易象，假象以寓理，反对王弼得意忘象和宋儒言理不言象，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易象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纠正了明代官方易学重理不重象的易学研究倾向。然而，在来知德看来，易象固然重要，而义理更为不可忽视。因为易象模拟客观自然，本之自然之理，从而成为表达义理的符号载体和解释义理的工具。也就是说，圣人创制易象，不是以凸现易象为目的，而是旨在以易象穷尽义理。故在象与理关系中义理是主宰，易象只是理解和解释义理工具而已，以此克服了汉儒将易学研究局限在易象层面的倾向。来氏对于易象与义理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论述，整合和超越了汉宋易学，对于易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鉴于此，古代学者对于来氏易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郭子张云：来氏《易注》论错综论卦象“皆抒千古所未发”，“继往开来，亘古百代而一见者也”（《经义考》卷五十五）。戴诰云：“先生远客万之求溪，探赜索隐，三十年而后悟易之象，又悟文王序卦，又悟孔子杂卦，又悟卦变之非，洁静精微之奥旨，粲然大明于世，羽翼四圣之功，伟矣。”（同上）
当然，来氏易学并未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易学的影响，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坚持程朱易学的观点。如卦象研究方面，他接受了朱熹等人对待与流行、错综的概念，以此解释伏羲六十四卦图和文王易图，用朱熹加一倍法解说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等；在义理方面，他承袭程朱以太极为理、以理为本、理一分殊、理气（器）不相分离、性为分理等思想。在注经方面，许多地方直接抄袭了《本义》之言，等等，这说明来氏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易学的观点，而在许多方面仍未超越程朱易学。
同时，来氏错综理论以至其整个易学，也阐发了汉唐易学。他吸收了汉儒互体之说、京房八宫说、虞翻卦变与旁通说、孔颖达非覆即变说等，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氏易学体系杂糅了汉宋易学。有人简单说，来氏不过是抄袭汉人观点，这种看法是不妥的。而来氏自称发前人所未发，则也不免有些言过其实。如张云章曰：“自序认为，文王周公立象皆藏于序卦错综之中，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杂卦，则易不得其门而入，自孔子没而四圣之易如长夜者二千余年。又谓易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惟有此象而已。吁！斯言也，何其自信之过而蔑视诸先耶。《杂卦》反对，上下经皆十八卦，先儒言之者多矣，非来氏所创获也。”（同上）
收稿日期：2009-04-21
注释：
①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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