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丑闻生产中的媒介角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丑闻论文,媒介论文,角色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1-0157-04
丑闻是政治领域的重要特征，“如果说金钱是政治的乳母的话，那么丑闻则是政治的孪生兄弟”[1](P95)。尤其是“在美国政治领域，丑闻并非是新鲜事物，它是随着共和政体的出现而一直存在的”。“政治丑闻是美国公共领域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所激起的媒体兴趣以及公众的注意程度是其他政治事件所不能比的。”[2](P1)某个政治丑闻的出现可以占据媒介议程的中心，打断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公众舆论的热门话题。政治丑闻日益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显著的媒介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
一、美国政治丑闻生产的基本要素
政治丑闻成为一个凸现的社会现象被关注是在大众媒介产生之后。政治丑闻成为媒介对政治领域中试图被掩盖的组织和个人所作的违法、违德行为进行揭露并传播的消息形式。在当代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丑闻应属1972年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美国政治丑闻的起点，“一是因为‘水门事件’是美国政治丑闻发展的转折点；另一个原因是它是唯一一个直接导致总统下台的政治丑闻”[2](P9)。“水门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政治丑闻的关注，促进了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为媒体的政治丑闻报道提供了框架，“水门事件”还为指代政治丑闻提供了专门的术语，即“-门”(-gate)。自此后，记者开始用“-门”来专指官员、政客们的丑闻。“水门事件”后，美国政坛丑闻不断，比较著名的有：卡特政府的财政和管理办公室主任伯特兰斯的丑闻；卡特总统弟弟的“比利门丑闻”；在华盛顿的南朝鲜商人和其他代理人向美国国会议员行贿，以期取得美国优先考虑对南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支援的“朝鲜门”事件；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加里·哈特的性丑闻；“伊朗门”事件；“基廷五人组”的储蓄贷款丑闻；老布什政府的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的寻租丑闻；克林顿总统的“白水门”事件；小布什政府的“律师门”事件；杰克·阿布拉莫夫的诈骗丑闻等等。
虽然大众媒介产生后，表面上看，大众媒介成为政治丑闻的唯一生产者，但从美国政治丑闻产生的主要要素来看，更应该把美国的政治丑闻看做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复杂的合力共同决定着政治丑闻的生产。
第一，“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使美国政治丑闻的揭露和公开成为可能。
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共和制，总统由选民选出，并对选民负责；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一些政治学家认为政治丑闻只能产生于自由民主政体中，因为“自由民主政体建立在开放和较为透明的运行规则上，这些规则存在着对违背合法操作程序的行为的检查机制”[3]，它为丑闻的揭露提供了制度性的框架。因为权力天生具有私有化和集中化的特质，自由民主的理念则反对没有限制的、私有化的权力，将权力的使用置于其他部门的监督及公众监视之中，并设立对权力滥用行为的问责机制。民主体制和强大的市民社会使得对权力的问责成为可能。另外，美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一系列制度(比如，行政、司法、独立的立法和媒体制度)，这些制度为监督国家权力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比如“水门事件”中，国会可以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白宫与“水门事件”的关系，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辞职。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民主政体，为权力之间的监督和检查提供了可能。如此的制度性规制也为政治丑闻的生产、揭露、公开、传播提供了制度化空间。
第二，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孳生政治丑闻，并使美国政治丑闻具有了工具性特征。
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以及候选人竞争和民主普选的选举制度，竞争并赢得选举的胜利是进入美国政坛的基本方式。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选举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其它的还有议员选举、行政官员选举等。同时，政党在美国政坛的作用也并不重要，其主要职能和工作就是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推举候选人，并在选举中获胜。两党竞争的焦点就在于总统选举。由于竞选机制的存在，金钱成为决定美国竞选活动胜负归属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在总统竞选中，各候选人除了要在党内争取到候选人提名，还要在提名后在全国展开历时数月的争取选票的竞选运动，其中包括到各州作竞选旅行、广泛会见选民、发表电视演说、进行电视辩论等，这些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才能展开。根据美国独立研究机构敏感问题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保守估计，2004年白宫和国会选举支出总和高达39亿美元，比上届选举花费高出近30％；其中民主党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共筹得了9.12亿美元，共和党总共筹得了10.3亿美元；而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数据，2000年大选时，总统候选人筹集到的资金总额是5.28亿美元，1996年是4.25亿美元，1992年是3.31亿美元[4]。在这样的竞选机制中，竞选腐败成为美国政治腐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趋严重。“参选的政党和候选人短期内需要大量的钱，而合法的和非法的个人和组织就会用钱来讨好他们，以达到某种协议，从而滋生了各种各样的寻租行为……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政治丑闻源于选战及其政党的非法融资行为。”[3]由于政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各类选举中的腐败现象，使得美国的丑闻也呈现出与党派之争和竞选活动的高度关联性。同时，为了能够在选举中打败对手，各党派都无所不用其极。挖掘和炒作对手的丑闻自然也成为可利用的有效工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夫妇一直陷于共和党的调查和指控当中。到了布什当政期间，又开始转为民主党揭露总统的一系列不良行为或者其他共和党高官的不当行为[5](P244)。如此不断地循环成为党派之争的规律。也使美国政治丑闻越来越具有工具性特征。
第三，自由独立的媒介制度是美国政治丑闻得以揭露和传播的保障。
虽然“丑闻”在美国政坛一直存在，但未能成为公众舆论的中心，也未能影响政坛的发展。早期的政治丑闻与大众媒介产生后的政治丑闻的最大区别则在于信息的“公开性”(publicity)，充分的“公开”是丑闻形成的必要条件[6](P19)。而作为技术存在的大众媒介并不能主动揭露和传播政治丑闻，其背后的制度属性是大众媒介发挥作用的关键。在美国，大众媒介以商业属性为主体，在体制上，既独立于政府，又独立于党派，常被认为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来引导公众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讨论，对政府权力实行监督。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到上世纪70年代调查性新闻，新闻媒体的独立角色和“揭黑”精神一度得到极高的赞誉。“水门事件”后的调查性新闻的兴起也使大量被掩盖的政治丑闻被揭露出来。这些丑闻之所以能够公之于众，与媒体的介入、调查和报道紧密相关。可以说，没有美国相对独立的媒介体制，就不会出现制度性的“揭黑”报道或者“调查性”报道，也就不会确立相对成熟的政治丑闻的报道机制。“透明政治是将丑闻政治化的外在条件，透明政治的关键在于政治监督和媒体自由。”[7](P85)在美国，“丑闻的产生不能离开大众媒体的参与；媒体不仅报道丑闻，更重要的是，常常发动调查来揭露丑闻”[8]。所以说，自由独立的媒介制度是美国政治丑闻得以揭露和传播的保障。
二、美国政治丑闻生产系统中的媒介角色及其变迁
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和媒介制度为美国政治丑闻的揭露和传播提供了制度性保证，这是政治丑闻系统在美国社会存在的制度性基础。而具体到某个政治丑闻来看，大众媒介是丑闻得以呈现的主要载体，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决定某个政治丑闻的面貌：通过选择政治丑闻进行议程设置；通过报道框架来影响公众对某个政治丑闻的反应，从而影响丑闻的政治后果。从美国政治丑闻的发展过程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丑闻样态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数量上看，政治丑闻激增；从类型上看，非严肃性的、缺乏实质的丑闻(比如性丑闻)占据主流；从公众反应上看，公众对政治丑闻报道产生疲劳；从功能上看，政治丑闻的反腐功能弱化，等等。在政治丑闻生产系统中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和媒介制度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导致政治丑闻的面貌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大众媒介的角色变化。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揭黑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性新闻，美国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遏制腐败、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新闻媒体“第四权力”和“看门狗”的角色。这一时期属于美国政治丑闻生产的传统模式，新闻媒体会主动寻找并挖掘丑闻；当发现潜在的丑闻时，新闻媒体会主动调查并作大量的报道；一旦新闻媒体报道了某些组织腐败或官员的不当行为，就会使之变成丑闻，并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后果(比如遏制腐败或使丑闻当事人受到惩罚)。总之，在媒介传统角色中，虽然市场因素始终存在于媒介生产机制之中，但新闻专业理念在媒介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媒体能够根据自己的行为逻辑选择是否报道和如何报道。经营部门和编辑部门的分离，也使市场逻辑侵入媒介内容生产时始终被新闻专业理念所隔阂。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主要是记者和编辑)的思考和调查相对独立，他们愿意并且主动接近丑闻事实。虽然也受到外界权力的影响(比如，政府、国会和司法部门)，但媒体具有相对独立的立场。媒体在采纳来自外界信息的时候能够依专业理念和调查精神对其进行过滤和选择，并且尽可能还原事件真相。《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中的角色就属于这种模式。也正因此，“水门事件”成为美国丑闻报道典范，也使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因其在“水门事件”中的出色表现而赢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虽然“水门事件”后，美国政治丑闻不断出现，可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新闻媒体日益缺乏积极挖掘政治丑闻的动力；当潜在丑闻出现时，新闻媒体也并非主动介入调查(比如“伊朗门”事件)；对待类似的潜在“丑闻”，媒体并没有一视同仁，在选择上，有些“丑事”被报道了，而有些没有，有些被框架为“丑闻”，而有些只是作为一般新闻报道；在丑闻框架的运用上，也显示出随意和缺乏实质意义(比如克林顿的“白水门”事件和“性丑闻”事件)。因此，如果说传统的美国新闻媒体在丑闻生产中的角色较为单一的话，如今的角色相对复杂；如果说传统的新闻媒体是秉承社会责任的“看门狗”的话，如今的新闻媒体更像是权力网络中的“角力者”：它虽然独立于权力，却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受之影响并对其产生反作用。
在当代美国政治丑闻的生产中，当潜在的丑闻事实出现时，媒体在作出是否报道和如何报道的决定中，主要受到两个圈层的影响：第一个圈层的影响因素是媒体外部的权力网。面对潜在的丑闻事实，媒体直接介入的调查减弱，代之以政党之间、丑闻当事人所在部门(政府、国会或司法机关)以及国会的独立调查机构和司法调查之间进行的力量博弈。每一个与丑闻相关或者希望借丑闻达到某些目的的部门或权力机构都会形成自己的丑闻框架，并传布出相应的信息，从而影响媒介。比如在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中，共和党人一直利用这一丑事制造大量新闻，而克林顿所在的民主党以及总统办公室的被动应对，使得共和党人的框架成为此事媒体框架的主要来源。第二个圈层的影响因素是媒体内部的工作逻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市场导向和新闻专业理念，这两种因素决定着媒体在选择丑闻信息和框架丑闻内容时的立场和态度：当市场导向为主时，媒体倾向于简单的框架、耸人听闻的细节描写、娱乐化的丑闻处理；当新闻专业理念主导时媒体报道更倾向于客观、中立，主张深度冷静的调查，强调社会责任。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是，市场逻辑和新闻专业理念并行影响媒体行为，利润导向对编辑部门的入侵使得隔阂在市场和媒体内容生产中的专业理念力量逐渐弱化。
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丑闻事件时，究竟市场逻辑和专业理念哪一个被选择成为主导，又受到两个方面力量的影响：受众偏好和意见气候。对于媒体来说，最理想化的状态是：受众的信息偏好和对某件丑闻事件的公众意见相吻合，这样媒体即可以迎合受众、笼络市场，又可以反映舆论、承担社会责任。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二者经常处于一种交叉不吻合的状态。比如，在克林顿的性丑闻中，媒体之所以高密度地报道，是因为它们选择了市场导向的行为逻辑，而这一逻辑的选择主要在于媒体想要迎合受众的信息偏好：受众更倾向于接受简单丑闻框架；受众喜欢耸人听闻的报道方式；娱乐化和细节化的媒体内容更容易被受众所消费。当然，之所以选择这一行为逻辑也与这一事件的性质有关。性丑闻既能迎合受众对“性信息”消费的偏好，又不挑战民意，因为它并非一件严肃的腐败案件。而相反的案例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媒体千篇一律地“主战”，因为媒体感知到的民意是“主战”的，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媒体敢于挑战民意。
当今美国媒体在政治丑闻生产中的行为逻辑主要来自于媒体自身对受众偏好和意见气候的感知，以及与外部力量的博弈，这种行为模式一直影响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治丑闻生产。
三、当代美国政治丑闻生产系统中媒介角色变迁的原因
导致政治丑闻生产系统中媒介角色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的渗透。
传统的美国媒体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独立和客观的品质，主要在于美国的新闻生产实行的是编营分离的双轨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的编辑领域不断渗透，影响着媒介内容。造成市场逻辑不断渗透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后期美国媒体之间的并购浪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过去的二十年，美国的商业媒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购并浪潮，集团化经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不仅是发行部门头痛的问题，也渗透到新闻生产部门，使得编营分离的双轨制受到了挑战。“传媒公司结构的变化、主编对经济压力的担心、对人力、财力进行分配的厌倦、司法的压力使得揭露政治丑闻成为一种昂贵和危险的工作，于是新闻媒体开始越来越少地做调查性报道了。”[9]为了节约成本、拉拢受众，争取更多的利润，媒介的政治丑闻生产日趋娱乐化和故事化。二是受众选择多元化的压力。在信息供给匮乏的年代，为某个媒介内容寻找消费市场并非媒介经营的主要任务。而随着无线电波不再成为稀缺资源、互联网的准入门槛日益降低、手机通讯工具的多媒体化，媒介内容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态。对于新闻来说亦是如此，它不仅要与各种各样的娱乐信息相竞争，还要与海量的新闻信息相竞争。“尤其是在24小时新闻出现以后，用不间断的‘重大新闻’来满足新奇性和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则显得更为重要了。”[10]
在这样的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变化中，美国媒体的新闻生产不得不将市场逻辑放置首位，在最广泛程度上不违背专业理念的情况下，选择不挑战民意的、不登大雅的“性丑闻”或者严肃丑闻的故事化叙事成为政治丑闻的主流，而严肃的、深度的、重大的腐败丑闻则被媒体所忽视。即便是腐败丑闻，“新闻媒体也只是通过追逐有关官员腐败的耸人听闻的情节而生产着丑闻，这些故事除了戏剧性的描写外没有实质的意义。新闻专业主义日益丧失：谣言代替了确定的事实、耸人听闻代替了实质内容、窥探隐私代替了诚实正直”[11]。“如今的丑闻报道已经与‘水门事件’的报道大不相同了。在‘水门事件’中，新闻媒体扮演着揭露政府腐败行为的角色，他们关注事实，在选择报道内容时有着良好的判断。而在‘拉链门事件’和最近的丑闻报道中，新闻媒体过分关注的是丑闻的琐碎细节和娱乐价值，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新闻专业主义中的基本的报道原则。”[8]
第二，政治权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当今美国的新闻媒体已经不再是独立的“看门狗”角色，而是走进了权力网当中，成为各种权力博弈的“角力者”。政治权力渴望操纵新闻生产，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报道框架来影响民意；而媒体也在与政治权力的较量和合作中获得社会资本和市场利润。
当今美国媒体在政治丑闻生产中所受到的政治权力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党派竞争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两大政党的竞争理念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美国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加剧，支撑传统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社会阶层发生了融合和细分，致使党派政治理念的分歧日益降低。然而在竞选政治中，为了拉拢更多的选民，尤其是中立的骑墙派选民，两党不得不泛化和中庸自己的政治理念，并只能在政治纲领之外的其他方面大做文章以彰显与竞争党派的不同。此时，选择挖掘对手的丑闻成为打击竞争对手的有力工具。因此，如今的政治丑闻大多不是通过媒体的独立调查所揭露出来的，而更多的是依靠其他部门的信息泄漏，尤其是竞争党派故意挖掘和发布对手的丑闻信息。二是司法诉讼的压力。政治丑闻的生产是多个权力博弈的产物，揭露的一方着力挖掘，当事的一方尽力掩盖。如今美国的政府部门以及主要的政要官员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媒体公关部门，除了进行宣传外，更主要的是应对丑闻。“取证难”成为丑闻生产中的重要问题，越重大的政治丑闻，记者就越难以取证调查。而证据不足时发布的丑闻信息就容易使新闻媒体或者记者吃到官司。由于“容易引起法律和财政问题，以及激怒有权力的政府官员”，媒体不得不进行让步，屈服于权力，甚至为了私人或者经济利益奉迎于权力或者与其勾结[3]。有研究认为，因为在里根和布什当政时期，新闻媒体忽视、淡化政府和官员的不良行为，甚至是与政府合作共谋，使得“伊朗门”事件和“基廷五人组”的储蓄贷款并没有被深入调查，也没有产生应有的政治效果[12]。
在市场逻辑的侵染以及政治权力的渗透下，传统政治丑闻生产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调查性新闻日益式微，而肤浅的、戏剧性、故事化的丑闻报道成为主流。正如一位原CNN记者接受访谈时所说：“调查性报道越来越难做，主要有两个原因：怕证据不足吃到官司；受到权力和市场的压力稿子不能播发。我想这不仅是CNN面临的情况，也是美国新闻媒体和记者们共同面临的情况。”
如今，美国的媒体无论如何都不能逃避政治权力的影响，丧失了完全独立于权力之外执行监督权力的功能。美国的新闻生产也不能无视市场逻辑的影响，而坚持单纯的职业操守。主要原因是媒体在与政治权力的博弈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以便在市场的竞争中，争取最大的利益。这种博弈既不能放弃所谓的“第四权力”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为这是美国新闻媒体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放弃了这一理念，则意味着失去公众的支持；也不能与政治权力对抗，因为媒体的生存与收入来源与政治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的媒体在政治丑闻生产系统中的角色发生了变迁，从而导致了政治丑闻样态的变化：趋炎附势、尊重市场的政治丑闻选择；避重就轻、避繁就简的政治丑闻框架；娱乐化、故事化、煽情化的政治丑闻呈现是当今美国媒体政治丑闻的主要特点。这也会是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政治丑闻报道的主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