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脉络梳理及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未来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企业战略决定企业的总体发展方向和主要经营活动，但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从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看，企业战略是指导企业发现、评估并利用外部环境中出现的机会的行动纲领，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实质上就是把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与外部环境中的机会进行匹配的过程[1]。企业外部环境是由广泛存在于企业边界之外、对企业产生现实或潜在影响的因素所构成，包括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全部外部因素，如地理位置、技术进步、行业发展水平等等，这些因素会对企业的战略制定与实施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柳士顺和凌文辁，2006)。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战略管理理论在美国诞生以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企业战略能否与环境匹配，已经成为决定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国内外学者围绕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对企业战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始终占据战略管理研究的重要位置。关于环境选择与战略主动适应之间的争论形成了众多理论流派，对相关流派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我们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把握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同时对于指导企业把握环境机会、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的脉络梳理和观点评介
企业战略与其外部环境总是相辅相成的，且这种互动关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化的。换言之，在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关系的演化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因此，对企业战略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分析必须建立在时间维度之上[3]。按照产生的先后顺序，我们可以把现有的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归结为环境决定、战略选择、战略改造和协同演进四个理论流派，它们是伴随着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变化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下面择要介绍这四个流派的主要观点。
(一)环境决定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战略管理研究开始在西方兴起。当时企业面对的经营环境相对比较稳定，战略管理研究以环境决定论为主导，强调环境对战略的决定作用。环境决定论又可分为战略规划(strategy planning)和种群生态(population ecology)两个理论分支。
1.战略规划理论。战略规划理论的开创者是被后人尊为“战略管理之父”的安索夫(Ansoff)。他于1965年最先提出了公司战略和战略管理的概念，并创建了主张把战略与环境结合在一起研究的权变理论。安索夫认为，企业是环境的产物，而战略是企业为了能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进行决策而制定的规划，任何涉及战略的内容都同企业与环境的关系有关。在安索夫看来，战略规划的好坏同规划贴近环境变化的程度密切相关，企业的战略规划应该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动态的，而不是单向和静态的。同年，安德鲁斯(Andrews)也详细探讨了战略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他阐述了外部经营机会与企业资源相匹配的必要性和战略规划的作用，并在充分考虑了企业内、外部环境对战略规划的影响后提出了被后人简称为“SWOT模型”的战略构成框架[4]。根据这个框架，企业战略应该在充分考虑外部因素(机会与威胁)和内部因素(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上，尽可能通过扬长避短(即利用优势，克服劣势)，在规避威胁的同时有效利用机会。这个框架能够帮助企业分析环境条件及其对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求企业通过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尽量把资源投入到机会最多的领域。
战略规划理论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战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如何在既有环境条件下求得生存、如何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成长等。然而，该理论过分强调战略结构的完美和确定性，却忽略了环境变化及其对战略可能造成的影响。此外，战略规划理论根本没有考虑企业主动改变环境的可能性。
2.种群生态理论。种群生态理论主要关注在同一领域共同运作、相互竞争的组织群体，旨在回答同一行业的不同组织在长期内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压力这一问题[5]。汉南(Hannan)和弗里曼(Freeman)率先于1977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阐述了与“组织生态”有关的问题。其后，许多学者(如Betton和Gdess，1983；Wholey和Sanchez，1991)针对组织生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创立了种群生态理论。种群生态理论秉承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着眼于整个组织集群或产业，把组织演化视为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通过探究影响组织诞生、成长和衰败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等问题，研究者们发现能在某种特定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组织都顺应了优胜劣汰的法则。究其原因，一方面，如果既有组织不能针对环境变化及时做出适当的调整或自我更新，那么，新组织就有可能乘机取代反应迟钝的既有组织；另一方面，无情的优胜劣汰法则会淘汰大多数新生组织，因此，能够留存下来的新组织都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战略规划理论类似，种群生态理论也把组织适应环境的必要性作为其基本假设前提，认为组织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因而其生存状况取决于组织回应外部需求和期望的能力[6]。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强调企业必须根据环境来制定战略的战略规划理论，还是把组织视为“受丛林法则支配的种群”的种群生态理论，都基于组织被动适应环境这样一个隐含假设。在这个前提下，企业行为被认为是环境选择的结果，环境决定了企业必须遵循的战略和资源获取路径。另外，环境决定学派还有一个前提假设，即环境是可以预测或基本可以预测的，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可以彼此分离，战略制定是内容导向型的。因此，企业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洞察力，通过认真分析考察外部环境因素，就能够对未来进行预测，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战略。以上这些假设与当时的经营环境相对稳定的特点相适应。但随着后期环境变化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的加剧，准确预测环境便成为一种奢望。为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人们意识到制定战略的目的是为企业设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因此，战略不应该是准确描述的计划[7]。
(二)战略选择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日益明显，对战略与环境的匹配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战略管理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企业如何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投入产出效果，有选择地进入吸引力相对较强的行业。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波特的竞争理论和摩尔的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理论。
l.竞争理论。波特(Porter，1980和1985)在其代表作《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中从产业选择的视角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的外部产业环境，强调有吸引力的行业及其外围环境是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企业只有了解所处的产业结构特征并有选择地进入有吸引力的行业，才能具备长期获利能力。在此基础上，波特进一步指出企业能否获得竞争优势取决于其在产业中的战略定位及与之有关的价值链活动，并提出了著名的“五力模型”、“三大竞争战略”和价值链理论[8,9]。其中，“五力模型”描述了产业吸引力和企业获利能力的决定因素，进而阐述了企业选择进入的产业结构；“三大竞争战略”解释了企业关注在产业中的相对位置的重要意义，并且告诉企业应该采用哪种战略(低成本、差异化和集中化)来谋求竞争优势；最后，价值链理论阐述了企业通过一系列活动组合为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创造并提升价值以形成持久竞争优势的过程。
波特的竞争理论构建了战略的产业组织思维模式，为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次飞跃。然而，随着全球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变化的不断加速，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对于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比行业选择显得更加重要、关键，竞争理论也因此暴露出自己的缺陷。
2.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摩尔(Moore，1993)首次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概念，并构建了一个企业选择环境的框架模型[10,11]。该模型不再把企业看作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把企业置于商业生态这个大系统中来考察。在商业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的企业和机构围绕创新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竞争与合作。与把产业边界视为既定的传统产业理论不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产业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变的；战略制定的基本单位不再是单个企业，而是由企业合作形成的商业生态系统。企业可以选择自己所在生态系统的成员，通过有选择地建立不同的联盟和网络关系，把自己融入周围环境，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周围环境为自身发展服务(谭力文和田毕飞，2005)。在此基础上，艾安斯迪和利维恩(Iansiti和Levine，2004)[12]提出了衡量商业生态系统相对健康状况的三大标准以及系统内部不同地位企业的权变战略选择模式，从而大大丰富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
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表明，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编织高效的关系网络，并且设法在网络中处于优势地位。该理论从产业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外部环境以及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企业对企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且强调了企业深刻理解和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因素以及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竞争理论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都是围绕企业对环境的选择作用展开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使企业战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与环境决定论相比，战略选择更加强调企业的能动性，对环境的分析也从侧重于宏观环境分析转向了更加关注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分析。但是，战略选择论依然以传统的产业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础，并且强调市场进化的均衡性，因而无法面对此后由环境不确定性加剧所带来的冲击。
(三)战略改造论
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顾客需求日益多样化，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加剧。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对企业决策和战略选择等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使得传统的战略管理范式面临挑战(王益谊、席酉民和毕鹏程，2005)。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也开始由以适应环境变化为主的战略选择问题转向企业资源和核心竞争力问题。
1.资源基础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彭罗斯(Penrose，1959)就指出，企业是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成长除了受外部环境要素的制约以外，还要受经营资源的约束[14]。普费和萨兰希克(Pfeffer和Salancik，1978)也认为，资源是联系企业和环境的重要纽带，企业获取并维持资源的能力是决定其能否生存的关键。他们通过观察环境和资源来理解企业的行为，并且认为企业之所以依赖环境，是因为环境中存在攸关企业生存的稀缺资源。由于资源获取具有不确定性，企业能否通过与外部相关者进行互动、交往和谈判来增强自己获取资源的能力，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模式，并尽可能降低自身对环境的依赖[13]。维纳菲尔德(Wernerfelt，1984)[15]根据彭罗斯和普费等的观点正式提出了“资源基础观”。他把企业视为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并且认为企业是依靠积累资源和培育能力来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内部的组织能力、资源和知识积累是企业获得超额收益、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从战略与环境关系的角度看，资源基础学派第一次跳出了环境决定论和战略选择论所依附的“环境决定战略”的思维模式。在资源基础论的框架中，企业的主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外部环境对于企业战略从制约因素变为促进因素，企业在对环境做出迅速反应的同时还会试图驾驭或改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本身也是企业在谋求自身生存和成长的过程中与环境进行交互的结果。
2.核心竞争力理论。在资源基础论的基础上，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rahalad和Hamel，1990)提出了核心竞争力概念。他们认为，企业的竞争力源于企业具有的核心能力，即所谓的“组织的累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术流的学识。核心竞争力理论强调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特有能力为出发点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在其著名的《竞争大未来》(Competing for The Future)中，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深入研究了环境变化与企业战略的内在关系，并且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开创新产业或改变现有产业结构来寻求新的战略发展空间(Prahalad和Hamel，1998)。巴尼等(Barney et al，1992)[16]从竞争优势可持续性的角度提出了衡量核心能力的四个标准(即稀缺、有价值、不可替代和难以被模仿)，并且认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资源或者核心能力，企业应该着力培育自己的核心能力，以“不变”的能力应对瞬息万变的环境。
资源基础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已经由对环境的被动适应转向了对环境的能动改造，由如何谋求短期、外在的竞争优势转向了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内在竞争优势，这与企业身处复杂多变的外部竞争环境并重视构建和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头十年里，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变得空前动荡、复杂，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关战略与环境互动的研究亟待深化，于是新的研究范式也呼之欲出。
(四)协同演进论
协同演进学派是目前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领域新出现的一个学派。考夫曼(Kauffman，1993)[17]和马克威(McKelvey，1999)[18]最早提出了不应把战略与环境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而应该根据时间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观点，即认为两者之间应该是协同演进的关系。后续研究者在秉承考夫曼和马克威观点的基础上，把战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协同演进的理论高度。目前，与协同演进学派有关的前沿理论分支主要有组织学习理论、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
1.组织学习理论。阿吉瑞斯和谢恩(Argyris和Schon)早在1974年就提出了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的概念，费奥尔和莱利斯(Fiol和Lyles)则在1985年对“学习”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定义，即“通过更好地汲取知识并加深理解来提升组织行为效能的过程”。此后，大量针对组织学习的研究论文和专著陆续问世。组织学习理论对战略变革的启示在于：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组织仅仅依靠传统的战略很难获得支撑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知识，只有通过学习来积累为实施战略变革所需的知识，才有可能保持真正的核心能力。赫德贝格(Hedberg，1981)认为，组织学习既体现了组织对环境的被动适应，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组织对环境的主动改造，即组织可通过其行为来影响环境，从而实现与环境的更好匹配。卡姆比尔(Kambil)等学者于2000年指出，组织始终要承受来自竞争对手的创新压力，而组织学习是企业不断创新并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组织学习理论强调为实现与环境的匹配，组织必须具备一些独特的学习和再学习能力。在学习过程中，组织应该不断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转化、传播和记住相关信息。通过学习获得的外部信息在转化为内部知识和技能以后，就能够融入组织的知识基础，在组织内部实现共享，并最终推动组织的认知和行为变化，对自己进行变革或重塑。因此，组织学习有利于战略与环境成为高度协同的统一体。
2.复杂系统理论。复杂系统理论起源于非均衡热力学。该理论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非均衡状态，在诸多复杂的非线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庞大系统(何铮等，2006)。管理学意义上的复杂性是指环境构成要素的异质性和竞争的激烈性，这种复杂性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一个复杂系统通常由多个自适应个体①构成，这些个体根据应激模式对外界的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在宏观层面上，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具体表现为新结构、新现象和更高层次的复杂行为的出现②。适应性是复杂系统最重要的特征，即个体能够与环境及其他个体实现交流和相互作用，通过不断演化来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成思危，1999)。考夫曼斯(1993)研究指出，当组织处于远离均衡的状态或者达到混沌的边缘时，一方面具备复杂的结构以支持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又具备相当的灵活性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从而实现战略与环境的协同演进。
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世界的复杂性和混沌性向现有的全部管理知识提出了挑战，战略管理范式也因此被迫从简单向复杂转变。把复杂系统理论运用于战略管理研究，就意味着承认管理的复杂本质，从动态、发展和系统的视角去审视组织在环境中的演化发展，以便建立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组织。
3.网络组织理论。面对外部环境的新一轮巨变，企业跨越自身边界进行网络化合作正日益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的新实践，网络组织被认为是一种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新型组织形态，并以其显著的协同效应逐步成为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的热点。网络组织中的企业作为行为主体，能与其他主体或者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根据从内、外部环境获得的反馈信息来修正自己的“反应规则”以实现逐步优化。与此同时，企业之间从对抗竞争转向合作竞争，形成互为依赖的协同系统，以整体协同竞争来寻求更多的发展机遇(侯赟慧和刘洪，2008)。从对环境的适应性角度看，网络组织相对于传统科层制组织，具有内部契约更加完善这一明显优势，因此，网络组织能使其成员以较小的成本来适应环境的重大变化[19]。应当指出的是，网络组织与协同效应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网络组织的形成是实现协同效应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网络组织并非天然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Duhaime，2002)。因此，如何通过网络组织治理来有效发挥网络配置资源的独特功效，已成为近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问题[20]。
组织学习理论、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为战略与环境协同演进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由这三种主导理论及其他理论构成的协同演进论已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主流理论。战略与环境协同演进论为研究战略与环境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于战略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运用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来考察战略与环境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实证研究还是治理实践都有待深化。
三、理论沿革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理论沿革总结
由上可见，由于战略与环境本身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图1按照年代顺序对不同流派形成时的环境特征及其主要分支进行了综合比较，以便对理论沿革过程进行更准确的概括。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1 战略与环境关系理论沿革
如图1所示，关于战略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范式，有关两者关系的假设和研究经历了从简单、稳定向复杂、动态的变化，并且仍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当中。这种理论沿革态势是与企业所处的环境的变化趋势相一致的。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全球经济形势和竞争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外部环境由相对稳定变为动荡、复杂，而这种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在以多层次、多元化为特征的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企业战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而理论沿革恰恰反映了企业战略从被动适应环境到主动选择并影响环境，再到与环境协同演进的过程。在早期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环境对战略起决定性主导作用。以战略规划理论和种群生态理论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强调企业对环境的被动适应，认为企业的内在特征与外部环境越匹配，企业就越能更好地生存。因此，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被动地向环境做出妥协；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尚在可以预测的范围内，这一时期的主流研究以竞争理论和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为代表，开始重视战略对环境的选择性适应，认为企业战略不再是企业被动地适应环境的结果，而是企业主动选择对自身有利的环境的产物。企业应尽可能地在顺应环境变化的同时，有选择地抓住环境中有利的因素以实现自身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企业要应对日趋全球化的竞争。在环境的变化呈现极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无法进行有效预测的情况下，企业很难把握环境变化的全貌。于是，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开始把关注重点放在企业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知识和能力上，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核心的资源和能力并尽可能地融入环境之中，并且能动地改造环境，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全球化竞争和信息革命成了进入新世纪以来企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迫使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高度动态的外部竞争环境，组织学习理论、复杂系统理论和网络组织理论认为新的环境系统具有非决定和混沌的特性。此时，环境成了企业获取资源、信息、能量的终极源泉，是企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协同演进论强调全面关注战略与环境的互动，并更多地从协同的角度来看待环境，才能在动荡、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并与环境实现协同演进。
(二)未来研究展望
1.调整战略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角度。首先，从研究层次来看，企业战略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发展过程。可见，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特点，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而且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续研究当然也应该根据环境变化的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环境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的不断加剧，整合企业、产业和环境不同层次进行综合研究，构建微观、中观和宏观多层次协同演进的整合模型，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战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次，现代企业面临的是高度复杂的环境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等分系统，每个分系统又有自己为数众多的子系统或组成部分。因此，要深入研究企业战略与环境的关系，就应该根据不同分系统和子系统的特点深入剖析战略与环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够准确反映战略与环境关系的一般理论。在上文介绍的不同流派的理论中，环境这个大系统的某个或某些分系统比其他分系统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基于协同演进理论视角的后续研究可以尝试从不同的分系统甚至子系统出发，整合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构建多维的战略与环境协同演进模型。
2.加大实证研究的力度。管理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相伴而行。对于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而言，一方面，理论研究为战略与环境协同演进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另一方面，实证研究应该对理论研究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通过实证来检验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从而推动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未来的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应该加大实证研究的力度，以便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互补和相互支持。
相关的实证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环境条件确定、数据采集和测量指标选取等方面。第一，对于环境与战略协同演进研究而言，背景条件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恰当的环境背景对数据采集乃至研究的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与战略之间的协同作用显然有着极大的差异，研究者必须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当的环境背景来开展研究。第二，战略与环境的协同演进是一个阶段性过程，一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跨度才能表现出来。有关演进过程中两者是否相互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数据往往只能通过长期跟踪调研来获得，而长期跟踪调研很难保证调研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可靠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数据采集方面多花工夫。第三，选择适当的战略和环境测度指标是保证实证研究信度和效度的关键。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信息不确定性和资源依赖性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外部环境，而既有的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环境设定的测量指标，这样的环境测量指标显然已经不能客观反映今天企业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因此，后续实证研究应该针对当时的环境特点开发更加有效的测量指标。
3.融合不同学科的理念和方法。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涉及范围比较宽泛，管理学的不同分支几乎都论及了战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不同学科引入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但由于各个学科都是用自己特有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来论述战略与环境的关系，因此难免会造成体系庞杂、莫衷一是的问题。因此，今后在把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不断融入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的同时，还应该对不同学派进行分类、比较，探寻不同理论的特点和差异，并从各理论的内在逻辑出发对它们进行解构和融合，对不同学派的相关理论进行整合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理论体系，并且不断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回答战略与环境如何协同演进、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阶段如何变化等问题。
4.加强本土化研究。环境分析是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重要一环，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应当得到重点关注与鼓励。国外学者已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相比之下，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基础显得相当薄弱。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从早期极度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经验和能力、被动地采取防守型战略以应对环境变化，到如今主动适应环境、采取注重创新和长远发展的能动型战略，只用了三十来年时间。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环境处于连续剧烈动荡阶段，且这种动荡间隔的时间较短，这就使得战略与环境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为研究协同演进作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化扩张速度的加快，未来我国企业肯定还会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与环境协同演进模式，加强对环境因素，如政府规制、市场机制、产权配置、技术创新、职业经理人市场等的考察，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企业的环境适应能力和环境的影响机制的理解。因此，今后国内的相关研究不但要对国外现有的理论进行消化、吸收，而且更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我国企业的实践来开展针对我国企业的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这样既能指导转型时期我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又能丰富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
总之，不同时期企业战略与环境之间的不同关系都是历史的产物，在特定时期都有其内在合理性。因此，不同的关系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环境和企业战略的不断变化，将来两者之间必然还会产生新的互动。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环境下，探究战略与环境之间最优的关系模式，是战略与环境关系研究的目的所在。
注释：
①自适应个体是指一定范围内遵循一定行为规则的主体，他们通过接收来自于环境的相关信息来调整自身的状态和行为。
②参见宋新平等：复杂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中小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建设研究[J].情报杂志，2010，29(3)：83-88。
③参见Tan,J,and Litsschert,R J:Environment-strategy relationship and it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4,15(1):1-20以及Tan,J,and Tan,D:Environment-strategy co-evolution and co-alignment:A staged model of Chinese SOEs under transi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2):14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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