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小说与想象的可能——对刁斗小说的简单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与论文,简单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刁斗，这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在建法君相约此文之前，我对他的记忆只限于他那个奇崛的名字。据刁斗自己所说，他在1990年之后才开始集中精力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作，但我知道，他的写作历史比这要长久得多。当我阅读他的中篇《真纯岁月》与《独自上升》时，才发现刁斗的写作已经相当的老练与成熟。许多人习惯地将刁斗与韩东、何顿、张旻、朱文、鲁羊等人摆在一起讨论，统称为新状态作家，但我更喜欢刁斗、韩东与何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很朴素地讲清楚一个故事，具备了一个小说家起码的基本素质，还在于他们小说中装腔作势的东西较少。在一个朴素与抒情普遍丧失的时代里，我对一些作家那种勉强的姿态一直保持着警惕，因为技术主义的地位被夸大之后，一方面完成了形式革命的功课，另一方面也为许多力不从心的作家提供了掩护。长期以来，中国文坛都有技术美学大于精神形式的危机。当然，刁斗的小说很难被提高到这个层面来讨论，但我却愿意从这束视线中来阐释刁斗小说的几个重要方面。
故事的两种冲突
技术美学不仅表现为语言美学或一种形式关系，还可能是一种故事美学。现代小说普遍反对了故事，宣称故事以时空为本位，它对现代人心灵的表现相当有限。其实，故事的大限并不是出自于故事本身，而是因故事中只剩下了美学的力量。我在读叶兆言的新作《风雨无乡》时，为他那构筑故事的出色能力而感到吃惊，然而，叶兆言在故事中要完成什么呢？如果故事的阅读只给读者提供一种以情绪为本位的美学趣味，我们便很难将叶兆言与张恨水区别出来。《风雨无乡》试图在女人的命运上作出像《活着》一样的分析，可叶兆言的机智时常打断他在小说中继续深入存在。《风雨无乡》算是一部美学层面上的优秀小说，它与我这段读的刁斗小说一道，引发了我关于故事的两种冲突的思考。
我把刁斗写作的一批小说称为是旧小说。尽管刁斗的小说包含着许多先锋小说的流风余韵，但他所出示的形式经验并不新鲜，尤其是刁斗的故事方式，更是显得老旧。我择用旧小说一词，并没有任何的贬义。旧小说可能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在小说历史中，故事是最古老的方式，也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方式。不变的故事中可以完成变动的故事精神，这正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人的区别。故事的重要性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在于讲述的方式，而是在于这个故事是否与存在的经验发生关联，这就必须对故事提出更高的要求：故事不是为了给人物提供活动场所，而是提供一个内在空间，让人物的存在境遇及作者对存在的理解得以展开。
那么，什么是故事的动力，或者说什么是故事的基本冲突呢？第一层的冲突是情节的冲突，我把它称之为美学冲突，这层冲突的内在机制是以情感、情绪与欲望作为动力的。与语言美学所不同的是，故事美学的表层包含着情感经验，许多作家能够在不动声色中讲故事，这也只不过是对情感的抑制，它不像语言美学那样，只有对语词的理性思辨和技术推演。故事所出示的是一种经验化的现实，它有一个基本的中心。我发现，刁斗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情感与欲望作为故事的核心的。欲望成了故事的发生根源，但刁斗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却不断地使欲望边缘化，从而在叙事的隙缝中给读者造成精神的错觉。《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的故事源于丰丰与国的一次偶然相遇，接下去他们俩人的浪漫旅行便成了一次欲望的历险；《为之颤抖》中的两姐妹是欲望与理想的象征，在林亚芬身上，方城找到的是一种失败的理想，而林亚芬则使方城的情欲得到了满足，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林亚芬死于方城与林亚芬作爱达到高潮之际；《捕蝉》表现的是一种窥视欲，《证据》里通篇是对可能发生的情欲故事的猜想；包括在《新婚中的恐惧》、《城市浪游》、《假如种子死了》、《独自上升》、《作家自杀团》等作品中，刁斗都不惜笔墨地将人类欲望的各个侧面敞露出来。欲望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在这样一种描述中，我感觉刁斗是在指证一种存在的缺失：由于理想与神圣性的缺席，情感在当下的社会里便失去了该有的约束，发展成了欲望。
情感与思想的防线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在一个非道德、非价值的标准下，我们很难为生命的激情提供保护。人类所有的热情似乎都花费在欲望上。生命的激情来源于对生存的盼望，这个盼望一失去，欲望在人身上就获得了一个地位，进而引导人的生活。刁斗似乎有意在小说中强化欲望是如何一步步地蚕食人类的生存盼望的，这种的变化可以有力地唤醒读者心中的不安，道德的冲突也就从这里开始了。情感的冲突是一种经验的冲突，道德的冲突则可能成为一种存在的冲突——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故事的第二种冲突。
在第一层冲突里，情感与欲望在美学的层面上被再现，由此构筑的故事话语系统有许多非理性的成分，它与读者之间所达成的关系，首先是使读者作出情感的反应，其次是使读者作出艺术的反应。我们在读《捕蝉》的时候，情感的推动使我们在潜意识里参与了窥视别人隐私的活动，主人公“我”既是《捕蝉》的作者，也是《捕蝉》的主角，艺术的综合使我们共同意识到，我们的世界是一个被窥视的世界，在这种令人不安的窥视欲的指使下，世界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我”与W的偷情活动同样可能被窥视，而从一个窥视者成为一个被窥视者，因此，最后“我”拒绝了W要求到他家参与窥视的邀请，回家是“我”逃避这个世界的借口。而且，在“我”的视野里以及别人的视野里，看到的尽都是欲望如何越过道德的界限，膨胀成为生存的主体；《作家自杀团》里的那批作家，起初，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使他们激动，后来当这个过程被无限期地延缓之后，为艺术献身的崇高便渐渐被成名欲所占有，以致于后面有人背叛了这次计划好的自杀活动，因为在死亡面前，欲望是不堪一击的，惟有神圣的理想能与死亡对抗。《独自上升》中马人的艺术行为也总是伴随着私欲，艺术的纯洁性无法被捍卫，因为马人作为一个现实中人，他的存在是一种现实性与想象性存在的混合，在幻想的世界里，艺术是马人逃亡的有力空间，在艺术的创造中，马人能够体验到生存的欢乐；在现实的世界里，马人却感到自己的生存总是伴随着屈辱、窘迫与被欺骗，他该怎样与现实劈面相迎呢？他只能认同现实的原则，就是接受欲望引导生存的原则，让性与酒从他的生存世界里登场，使之成为抵抗现实的武器。马人在这样的冲突中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
情感、欲望所代表的冲突，是故事的表层冲突，它是非理性的，也许刁斗在小说中很欣赏这一点，显然有意强化了这一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好的小说应当是非理性的，而好的小说读者则应该是理性的。”①然而，如果小说只停留在这里，那它所企及的高度依然是有限度的，还停在生活的经验里，无法触及更有价值的存在的经验。许多作家的写作命运终结在这上面，他们缺乏关于存在的想象力。无法洞悉因这种冲突而有的痛苦的真相，这样的写作便只能认识存在境遇的肤浅方面，只解决生活的难处。
存在的冲突是好小说该有的内在冲突。小说的第一层冲突目的是为了到达这第二层冲突，使冲突能够被提升到价值的层面上。那些一次性消费的小说的根本困境，就是在于对价值的失语。在这里，我不是说刁斗的小说很好地在故事中实现了存在的冲突，但至少刁斗没有满足于修饰故事的美学效果，还是力图在小说中探索存在的答案。《捕蝉》这部小说，刁斗显然有意夸大了人类的隐秘的窥视心理，在这种窥视别人的连环链中，刁斗要告诉我们的是一种存在的监视：我们可能逃避别人对我们在生活上的监视，但在更大的范围里，我们的存在本身是被监视的，这种监视是无处不在的，使得现代人的生存完全失去了安全感。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许多人的生存快乐就是建立在对别人的窥视上的。如同《为之颤抖》中的方城，当他每次与妻子作爱的时候，“他就会目光呆滞地给林亚芬讲述那个瘆人的故事，在讲完之后，他还会蛮横地要求林亚芬也告诉他她在农村的种种遭遇”。方城“在想象它们时温习它们时，能够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真纯岁月》中的申展为了英子蹲了大牢，英子立誓要等他出来，要嫁给他，可几年之后，当“我”再见到英子时，她告诉“我”她很快将与另外的人结婚，无法再等申展了；《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里的丰丰与她的丈夫黄海是一对感情很好的夫妻，丰丰走向国，完全是不自觉的，她胜不过欲望的诱惑，当她觉醒到要回到黄海身边时，黄海却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丰丰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在这里，方城、英子、丰丰都是很想维持最初的幸福，可他们缺乏这种能力。他们若想维持生活的圣洁，理想的尊严，就必须使自己的存在有一种神圣的内容来作他的力量，听从内在的良心声音的引导，拒绝欲望。良心的冲突就是存在的冲突，方城的痛苦源于良心告诉他未尽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对家庭的背叛，使他的生存一直处于偷偷摸摸，窃窃私语之中，生存失去了高中的品格；英子对生存的屈服表现为对时间的屈服，她说：“我等不及了，还要等好几年呢！”那种童年的光辉与梦想被时间无情的磨损了，对苍白人生的认同显然是一种生存的屈辱；丰丰体验到爱欲中的快乐的同时，却在痛苦中思念丈夫黄海，她发现，这份快乐本应是由丈夫给予的，现在却是由一个陌生男子给予，丰丰为此有一种隐忍的绝望：她做的与她想做的不一样。这种生存的悲剧发生在用良知感知生存的那一刻，良知的标准就是存在的终极标准，良知定罪欲望，渴慕圣洁，一个小说家若能在作品中强化良知的声音，其冲突就内在化了。
背德与理想的失败
一个作家要想真正表现存在，就必须具有对存在的想象力，即精神的想象力，如普鲁斯特对时间的想象力，博尔赫斯对迷宫的想象力，包括卡夫卡对甲虫和地洞的想象力，都包含着内在的与存在相抵触的形式体验，它们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精神真相的象喻。这是一种多么博大的想象力啊！它可以创造幻像，并有能力指证它为真实的。中国人的想象力似乎总是太具体，所以只有四大发明这样的具体的科学创造，却没有系统的科学理论。在艺术中，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也只是在形式法则与语言经验上有突出的表现，或者对这个世界作出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分析，却无法出示存在论上的答案。我在《今日的艺术与我们的理想》一文中对此作了分析，并把它称之为是“美学想象力的大限”。艺术的转换要求中国作家具备一种非凡的精神想象力，具备抑望终极存在的勇气，这样才能脱离对实体存在的粘附，脱离小家子气的困顿局面。我感到，刁斗的一些小说篇章有意地做着这种努力，其中两点我感觉是重要的。
一、他为纯真的理想获得了一个缅怀的立场。这集中体现在《真纯岁月》这个中篇里，它是刁斗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小说之一。对童年经验的再现，本是文学的基本母题，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它。在现代社会，充斥的都是调侃、游戏和随遇而安，童年式的那份纯真以及美好的情感线条，早已成了不合时宜的产物。现代人似乎连缅怀的心情都没有了。刁斗在《真纯岁月》中，描述那上特殊年代里的童年生活，或者说是儿童眼中的世界，那种夸张的理想和虚伪的英雄主义，现在看来是好笑的，但那种生存却充满真实、激情和盼望，代表了人生的一种理想。有理想的生存至少可以有效地脱离颓废和绝望，“我”与申展、英子、草莓在爱情胡同的生活是一种真实存在，可是，长大的“我”只能怀想它，无法返回，那些美好的理想正在时间中渐渐消逝于无形，这就是生存的悲剧。刁斗启用了缅怀、追忆的情感立场，使叙述人重新成为经验的主体，因为记忆中的经验是最有力、最持久的，但刁斗并不想停留在对记忆残片的复现，而是强调人记忆中出现的生命活动与生命沉思之间的对抗性。在这样的沉思中，记忆成了一种绵延的现实，它使人的灵魂摆脱时间的缠绕。刁斗在《真纯岁月》中总是将时间奇特地割裂开来，只有很少的几个日子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诸如草莓父亲出事的“那天早晨”，这些重要的日子便是时间得以完成的日子，它们是回忆的日子，而不为经验所证明。它们与其它日子没有联系，而是独立于时间之外。在刁斗印象中的记忆片断不是一些历史的材料，而是一些记忆的材料，或称前历史的材料，并以一个追忆者的身份进入这些材料，追忆使记忆不再是历史，而是一些美好的可以经历的瞬间。按照雷克在《震惊心理学》一书中的观点，追忆功能是印象的保护者，记忆却使它瓦解，追忆本质上是保存性的，而记忆是消解性的②。这种缅怀使刁斗为自己想象中的生存有力地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它成了一个乌托邦，成了人被现世生存伤害之后的一个假想的存在意义的守护者。刁斗揭示出了现世生存与想象生存之间的基本矛盾。
二、刁斗在小说中建立了一种幻想人格的内在痛苦性，这是由中篇《独自上升》、《作家自杀团》所代表的。这两部小说描述了一群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可以直接表达刁斗的艺术理想。马人是一个诗人，一个矛盾的人格，幻想的人格，写诗使他耽于幻想，以自我为中心，却缺乏生活能力，他存在的理想与存在的本质出现了严重的分离，这主要是源于现实世界中存在意义的缺席，他客观上在现实之中，却又想活在现实之上，他对生存的超常期待使正常的现实关系被扭曲，女友离开，朋友背叛，惟一的写诗之乐也只是一种觉醒的痛苦，这是一种分离后的痛苦，而幻想又是脆弱的，它导致马人最后的自杀结局。《作家自杀团》里的那些作家们都具有为艺术殉难的勇气，可是，这种崇高的英雄主义情怀却是为了一个屈辱的目的：使自己的作品能受到重视。起初，这些作家们的痛苦源于作品不被社会所承认，即艺术的意义无法确立，后来，这种痛苦渐渐成了一种人格的屈辱，一种等待死亡而死亡又迟迟不来的尴尬。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其次是一种意识到自身实体存在的存在，存在的痛苦产生在实体存在与意识存在无法和解的基础上，这种的冲突发生在艺术人格的内部。如果这种意识中的存在能继续与无限存在发生冲突，作家就能从中为人类的境遇找到关怀的起点。刁斗揭示了一种人离弃艺术，被迫与艺术分离的痛苦，照马人的生活经历来说，现实总是在不断地解构他对艺术的激情，使艺术不断地现世化，失去理想的光芒。而且，面对我们周围黑暗的生存环境，艺术正在失去抒情的功能，而成了表达绝望的一种方式。艺术正在越来越远去的境遇，使马人、王艾一、江河水这些视写作为生命的艺术家感到恐惧，他们只能进到自己的幻想里，直至最后，用自己的身体为艺术书写上一个悲凉的句号。
艺术是一个理想，可当马人、王艾一等人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回答艺术时，就表明这种理想已经失败。这种理想的脆弱在于它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上，不是以圣洁为基础，并且严重地诋毁着道德主义。那些坚持理想的人，却都是一个背德的人，这可能是当下社会的最真实的一幕：理想成了一种假想，它必须以背德为代价才能获取精神的动力。《真纯岁月》里写到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理想就是能够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可这些东西的获得是靠抢别人的，使这个理想更添了豪壮与罪恶的双重色彩。那个叫爱情胡同的地方，上演的是一幕反道德主义的青春戏，所以，当正义临到这个胡同时，童年的理想就破灭了。《独自上升》中的马人。其理想总是伴随着颓废的生活方式，玩女人、打架、酗酒等，似乎成了这个理想人格的外观，理想并没有力量维持马人过上一种圣洁的、追求理想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是在毁灭理想，导致马人从盼望走向了绝望。《为之颤抖》中，方城与林亚芬在北京车站时的信誓旦旦，后来因林亚芬遭强奸而成了一纸谎言；《英雄》中的那个濒死的病人，本想在最后的一些时光中，充当一位英雄，让自己心中那个隐藏许久的罪恶愿望得到一次满足，可这个反面理想依旧是失败的，背德所带来的结果是良心的谴责，是人格的颓废直至萎缩。
关于理想的失败，刁斗在《为之颤抖》中写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林亚芬与方城在北京信誓旦旦之后不久，她认识了另一个男生，“林亚芬断然结束了与方城的通信，就好像她轻而易举地向那个高中男生交出了她处女的贞操。她把方城幼稚的情书送给那个男生阅读嘲笑然后卷旱烟用，那个男生在以后打驾林亚芬的时候总是以方城的情书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个情书成了卷烟纸的象征性场面，似乎正是对我们这个理想主义失败的时代的一个讽刺，理想成了笑料，背德成了时髦，绝望成了美德，刁斗只能充当一个在幻想中与理想相遇的人。理想的基础隐晦之后，我们的生存便只剩下现实的基础了，现实总是带着罪的，缺乏盼望，它与人类的肉体、欲望结盟，遵循的是享乐的原则。这时，人类的心中便很容易被生活细节或肉体的欢悦所充满，存在中超越性的一面便消失了，留下苍白的生活本身。人类一旦中止了现实之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人类也就放弃了作为人类的基本权利。刁斗在揭示理想消逝的悲凉时，总忘不了为人类争取一个可能的、新的精神空间，刁斗的写作使命正在于此。
想象与游戏中的精神
人就这样成了一种悲剧性的存在，但这并不是人存在的本性，痛苦就在这种矛盾中展开。刁斗在探查这一人性境遇时，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先出示一批生动的痛苦表象，以便引起适当强度的同情心与情感激动，譬如《英雄》中“我”在濒死心情支配下所渴慕作的，因丧失真正的行动勇气而成了“我”的痛苦经验；方城与林亚芬的婚外关系是为了满足肉体欲望及精神需要，可当欲望的要求因方城步入中年而渐渐走向终结时，痛苦起头了。这些痛苦表象，是刁斗与读者间的第一次联结，在这个层面上，刁斗的小说使读者作出情感反应。接着，刁斗在小说的内在维度中都贯彻着一种对痛苦表象的反抗，以便唤醒人们意识中内在的精神自由，这样的反抗使读者作出道德的反应，道德在痛苦面前获得了一个主动性，它的向度是走向崇高感的。这两点，正好是席勒论到康德思想时所特定的悲剧艺术的基本原则。
痛苦表象背后所指涉的是一种可怕的对象，它总是在想象力的驱动下试图挣脱道德义务的约束，轻易地与我们的肉体存在结合在一起，在主观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反过来摧毁我们的生存主体。马上与袁水水的自杀，王艾一等人的殉难勇气，以及申展的冒险，都是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完成的，人的生存本能与理智力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抗。道德的维度一被遗忘，人立刻就会被艺术所代表的审美激情所支配，这就是为何马人、王艾一等人对死亡抱有强烈的自我欣赏的态度之缘故。并且，对自己的背德行为也缺乏良知的审判。这令我想起尼采的哲学，它实际上是将邪恶浪漫主义化了，他对生活的观点失去了道德的判断，只有审美激情，而美是可以不对道德负责任的。尼采有一次讽刺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大谈什么真理和正义时，说他们“就不再是希腊人了，而成了犹太人或者天知道什么东西”。这个观点记录在他的著作《不便时宜的想法》里。但是，正是由于犹太人有自己坚强的道德观念，才连同他们的信仰及那位独一全智的神在历史上绵延数千年而不灭，道德力量胜过了苦难的打击，而古希腊那批放荡的审美家与艺术家很快就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同样的，在刁斗的小说中，死去的是马人等人，胡光生、草莓等人作为一个普通、正常、有道德感的人却活了下来。自杀是人对自身最坚决的否定方式，马人幻想自己所住的地方是一个“无羁国”，结果，这个假想的家园成了他的坟墓。
我感觉刁斗的写作有一种紧张感，这不是由叙事的紧张决定的，而是他的小说里面包含着复杂的冲突。许多作家也试图在写冲突，但许多冲突还未开始就已释然。刁斗的小说冲突虽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显然，但作为读者还是可以查找到冲突的核心所在，并且刁斗在小说中使用了几种解决冲突的途径，来表达自己对生存的理解。许多人可能难以理解刁斗现在还要写这种不愿意放弃深度追求的小说，是的，我们在他的小说中找不到奇崛的语言与结构，也找不到以知识分子叙事人介入小说的那种固执的自恋情结，我所关心的是，刁斗如何在小说中解决他所面对的存在难题，因为历代作家可以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带来小说界的一次次的形式革命，惟独存在的难题一直无法洞明，且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显为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
危机是无处不在的，它显形于生活之中，刁斗为危机的消解寻求了几条途径。第一，现实主义的途径。现实如同一个巨大的泥淖，它可以将生存化解到形而下的苍白之中，它对生存的解释是以代替作为基本目的的，生存成了生活。《为之颤抖》中，当方城与林亚芬的关系破裂之后，他们的孩子脚残废这个事实却把他们再次联结在一起，爱情成了一种婚姻的任务。《塑像》里刁斗选择了一个约会的情节，可这个本应充满理想情调的情节却常常被现实中的生活细节所打断，或者被历史所遮蔽。王安与红杏总是没有机会相遇，因为那个塑像作为一段凝结的历史像一团拂之不去的阴影，总是横亘在他们中间。并且，红杏总是被那些庸俗不堪的生活细节转移注意力，诸如与陌生人打招呼，围观一口痰等，真实的情感就这样旁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现实消解了这些危机，使危机只剩下表浅的部分，失去了内在的那种灾难感。此其一。
第二，理想主义的途径。马人、江河水、王艾一等人所遇见的精神困难，与现实之间有难以和解的矛盾。包括像丰丰、林亚芬这样的人，都是在现实中找不到满足的人，他们共同需要一种更理想、更超越的生活来满足他们，但由于这个时代离理想所期待的有太大的距离，若找不到和解的根据，就只能使灵魂付出痛苦以致被撕裂的代价。他们几乎都在某一个时期找到了暂时的理想，如写作、情人等，但这种假想只是为了让他们遗忘那种苦难，没有解决道德的冲突。良心的冲突，往往在这种时候，就显示出作家本人的价值立场。若是这个理想拒绝道德的干预，作家也不愿在这里出示面对苦难的勇气，理想便会成为一种精神的逍遥，一种失去道德感的闲适风度。如果作家在这里继续往下走，就能洞明这种理想其实是一种幻想，从中找不到确立存在意义的根基。虽然，刁斗为好几个人最后都安排了死亡这个惨烈的结局，但危机仍旧没有解决。
存在答案的无解，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共有难题。像《证据》这篇小说，就是表明了这种困境：关于两人通奸的事，由所谓的证据确立起来的答案，究竟是不是事实呢？由这点我想起刁斗的许多小说，都有意地勾起读者猜想事实真相的欲望，这为刁斗的小说增加了可读性，但这种知性求解的模式，只会消解存在的力量，因为猜想是一种理性方式，它的结果是作用于人的心思，使读者在思想里不断对作者设谜的严密性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关闭了自己的良心。《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到最后，读者所有的热情都花费在对黄海死因的猜想上，整部作品便失去了对丰丰与国两人的道德谴责，以及对更高幸福的追求。同时，由于理性自身的局限，也使刁斗的小说丧失了可贵的崇高感，一旦没有崇高，理性就会使我们忘记人性尊严这一面，人性的光芒一旦消失，那么，小说也就失去了作为高贵艺术品当有的气质。这是从读者这一面说的。
从作者这一面讲，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刁斗本来为这些旧小说模式提供了新的可能，想象也在小说中占有了新的空间。但刁斗的想象力似乎还无法真正超越感性，使得想象力与感受力结盟在一起，这一点可能连刁斗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想象力与感受力一旦丧失了清晰的界限，在作品中必这会产生一种游戏的色彩，使得作品中的叙述策略演化成一种游戏图式，一种感性手段。《捕蝉》中的窥视链、《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中丰丰与国邂逅的偶然性及黄海的猝死、《英雄》中“我”临死前那种虚假的“英雄”之行、《作家自杀团》最后对游戏真相的揭示、《塑像》中那种不该有的错过，等等，都构成了一部小说的游戏图式，由此作者所出示的经验都是与人物的感受力相结盟，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感性力量战胜了另外一种感性力量。但是，写作绝对不是奴隶般地服从感受能力的踪迹，如果想象力只局限于现象界、无法再朝超验空间伸越，它最终也还是死亡的想象力。刁斗的矛盾之处在于，在想象的趋势上他总想实现一种人格与精神的想象，可落实到具体的想象中时，他又被经验所困，因此，刁斗的小说细节很难深入人性，出示人性的力量。刁斗并不是一个满足于经验与感性的作家，故他要在写作上进入新的空间，必须解决想象的可能性方面的难题，可以说，他的优势与缺点都在这里。也许，我末了这些话，对刁斗来说是苛求了，其实，这也是我对许多作家的期待。
1995年5月9日于福州
注释：
①刁斗：《小说阅读一得》，《作家》1995年2期。
②转引自韩亚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问题》，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第583页，知识出版社199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