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台湾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26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的风采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特别是他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更是令人感动。
1996年前后，我曾拜访过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兼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及其他相关人员，了解到有关的重要史实。
1975年末，周恩来总理在生命垂危之时，还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上，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最后一次批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周恩来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及美蒋特务一事。
罗青长回忆说：“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记得，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正式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为了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病中的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1975年3月5日召开会议，部署首先释放25名已改为起义投诚人员，由中央统战部负责接待，并统一安置工作，同时要求为全部特赦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1975年3月17日，周恩来向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关于将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的建议（由于周恩来病重，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到会作专题说明）；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北京秦城监狱及呼和浩特看守所，将在押的293名战犯全部特赦释放；3月23日，周恩来委托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释人员……
特赦战犯大会会场
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特别是毛泽东反复要求的：“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于1975年3月20日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但当时，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虽对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十分感激，可又担心回台湾会受歧视或陷害、报复，因而未敢递交申请。只有9人提出回台，并被立即批准。他们是：
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
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
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
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
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
杨南村，原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
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
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
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上校团长。
以上人员，唯有蔡省三在台无亲人。他为什么要申请赴台湾呢？据蔡省三抵香港后介绍：“中共的这条政策（注：指允许回台湾，并给路费）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去不去台？’我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知道中国政府一旦将政策公布于世，一般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如果报名回台，等于应了中共的政策……说到回去，心里又有一种隐隐的伤感。那就是对原妻曹云霞的思念。我与云霞感情甚笃。我俩在蒋经国先生的主持下结婚，搞宣传，历抗战，走过多少坷坎人生路。我俩心心相印，情投义合。可是当我被俘判刑后，即主动提出与她离婚。我希望她带两个女儿，为了生活，以后再嫁。但不管怎样，我心里却依然看待她是我的妻子。如果去台湾，与云霞、与女儿，今生恐难再见了……从政治上，回台湾也不是件轻松事。我在南京任职就办理过此类事，凡从战场上释放回来的战俘，一律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监管。我们关押25年后回台，再进台湾监狱的可能都有。但我有一件心事未了。我这人天生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我去台湾，想向蒋经国提出长篇建议，促成蒋先生与北京和谈……去台湾，就是冒险，就是牺牲，我也要尽己职责，向蒋先生进言。他听不听我不考虑，尽了言责，也算了了心愿。”
被特赦人员动身前往北京
蔡省三等临行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他们饯行。席间，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场的人听到这番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第二天登机前，蔡省三又笑着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申请去台湾可以吗？”童小鹏当即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就实讲，毛泽东此次决定全部释放在押的一切国民党人员，其本意是为了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了的国共两党高层间的秘密接触，便于进一步进行双方间的平等协商和对话。而国民党当局却将这种宽容和善意视为“统战阴谋”及对台湾进行“渗透”。
因此，自1975年4月14日蔡省三等到达香港伊始，国民党当局即陷入了极大的政策矛盾之中。一方面，这些人原都是原国民党军官，现申请回台湾同亲人团聚，在情在理，本应核准入境，否则定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如果让他们回台，势必会在台湾社会引起震荡，动摇和冲击岛内的军心、民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使自己陷入困境。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刚刚掌管政权的“实力人物”蒋经国实在没有更好的计策，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诀”为上。
在这一背景之下，蔡省三等滞留于香港140多天。先是张铁石被台湾特务将路费全部骗走，其在台的妻子、儿女因受到恐吓不肯为其担保，台方又一次次不予批准入境，致使张完全绝望，自缢身亡。之后，见去台无望，在香港又不宜久留，赵一雪、杨南村、张海商重返内地，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相继赴美国，王云沛于晚些时在香港病故。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一人了。
蔡省三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八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便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机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事宜。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被台湾当局拒绝入境的特赦人员杨南村（左三）、赵一雪（左一）、张海商（左二）返回大陆，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右）前往迎接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时时牵挂着台湾问题。早在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就曾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郑重地提出“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口号，并指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7月16日，周恩来又接见曾同蒋经国共过事的香港新闻界人士曹聚仁，希望曹将此信息转达台湾当局。1957年春，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到北京摸底作“实地考察”时，毛泽东、周恩来派李维汉和罗青长与之会见，再次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1958年，针对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果断地制定出“联蒋抵美”政策。周恩来亲自请知名人士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请其把这一方针事先告知台湾当局。
据童小鹏回忆，1960年7月章士钊再次赴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信息之前，周恩来在北戴河与之作了一次长谈。周恩来说，雷啸岭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雷、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
60年代末期，周恩来先后请屈武、张治中、傅作义分别给蒋经国、陈诚、张群、于右任写信，传达促成两岸和解的意向。周思来在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的信中归纳了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这些信息的传达，促成国民党当局不断地派人到内地摸底、调研，或刺探大陆境内的高级情报。
甚至陈诚在临终前，还曾通过有关渠道一再向周恩来、张治中表明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其遗嘱也一反常态，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周恩来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谈到陈的遗嘱时说，这是我们近四年对台通气、工作、传话、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效果和有影响的……
而此刻，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想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的海峡两岸高层间秘密接触，已深感力不从心了。尽管他一次次地提出重点保护对象名单，但那些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仍在受着“四人帮”的排挤、岐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又有谁愿意冒着风险去向台湾当局传话、写信呢？
在此之际，蔡省三申请去台湾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关注。
1975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开了一家诊所，蔡本人则为谋生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以上所列，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经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四期），他却是每期必读。周恩来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的最后批示，就落笔在他病榻旁放着的那本《内部参考》上！
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介绍，自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几年间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共计13次！但业已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直到生命终结之前，仍坚持每天让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读新华社等部门送来的有关重大国内、国际动态的内部“资料”。当他自知已来日无多，更是强忍着病痛不停地提出要约见党、国家、军队里的领导干部。但当时的中央，立了一个规定，只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
1975年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约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说道：“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值班人员才按照邓小平的吩咐接来了罗青长。
罗青长赶到医院，周恩来正陷于昏迷状态。一直到中午时分，周恩来苏醒过来，罗青长才在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很歉意地说道：“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说着，便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罗青长接过来，只见在该刊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显然是因为周恩来批示时手在颤抖而留下的歪歪斜斜的笔迹：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1997年5月中旬罗青长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仍然眼含泪花地说道：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他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但每当我想起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周恩来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为了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真是费尽了后半生的心血。可以说，他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尽了心和尽了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