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道德维度--基于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状况分析_教育论文

关注我国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基于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教育行政论文,伦理论文,现状分析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4)10－0016－09

       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是指教育发展的道德维度、状况、程度和趋势，是教育伦理自主性的标志。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涉及教育发展质量与效率关系、教育行政部门及其管理者的道德形象、教育行政机构决策的伦理价值、教育行政人员应遵循的伦理准则、教育政策伦理向度和教育行政伦理建设策略等方面。当前，教育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增长，教育向伦理“跑步前进”的趋势日益明显。这是效率与价值、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互相吸引的结果，是教育回应社会的实际行动，也是道德哲学对教育学科的呼唤。

       本研究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揭示我国教育伦理的发展现状及动向。①本研究在正式开始前专门选取了300名家长进行小样本预试研究，通过对预试结果分析，完善了研究设计，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正式调查问卷。本研究主要采用整群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北京市通州区、朝阳区、丰台区、西城区的若干所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及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和原宣武区教育委员会等教育行政机构的管理者为调查对象。回收统计结果显示，实际共发放问卷5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93份，有效回收率为89.9％。

       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按户籍进行统计，北京市户籍1894人(42.2％)，外省市户籍1779人(39.6％)，未明确自己户籍的820人(18.3％)；按职业进行统计，农民1216人(27.1％)，个体经营者980人(21.8％)，工人445人(9.9％)，公司职员493人(11.0％)，非教育行业公务员84人(1.9％)，大、中、小、幼教师359人(8.0％)，教育行业公务员113人(2.5％)，科研机构人员47人(1.1％)，军人7人(0.2％)，其他职业461人(10.3％)，未作答者288人(6.4％)。

       数据分析表明，该问卷调查的数据真实性比较强。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认为自己回答问卷态度真实的有2317人(51.6％)，认为自己态度比较真实的有1002人(22.3％)，两者合计73.9％；认为自己态度基本真实的有592人(13.2％)，认为自己态度不真实的有50人(1.1％)，说不清自己回答态度的有172人(3.8％)，未明确自己态度倾向性的有360人(8.0％)。其中，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态度真实度(90.1％)高出总体调查样本的态度真实度(73.9％)16.2个百分点。

       一、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我国教育发展的伦理价值在矛盾和冲突中艰难演进

       1.公众对我国教育发展效率指标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教育伦理指标的满意度

       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实施，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最突出亮点而被社会公众认可。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对“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和“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认同度相对较高，比例分别为55.7％、32.3％和30.8％。在关乎教育行政伦理的指标方面，总体调查样本的认同度不是很高。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部门廉洁自律，为人师表”、“政策伦理导向正确，公正民主”和“教育均衡发展，择校问题解决”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2％、9.1％和10.8％。

       调查结果还显示，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发展成就的态度与总体调查样本的态度既有共性，也有明显差异。在“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全面实施”、“教师专业化水平提高明显，师德良好”、“教育发展速度快，效率高”和“教师待遇改善，社会地位提高”四个方面，两者态度基本一致。但在“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评价上，两者态度差异比较明显，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这一选项的比例仅为2.7％。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在此方面的自信心明显不足。

       2.教育职业的道德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但正在不断弱化

       近十年来，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形象的看法出现明显分化。调查结果显示，57.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我国教育的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25.5％，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31.5％)，18.3％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明显负面评价(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9.6％，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明显退步”的比例为8.7％)，另有24.8％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给予了非积极评价。

       值得重视的是，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教育社会形象的评价更消极。数据显示，教育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很好”的比例为9.8％，认为教育社会形象“一直比较好”的比例为28.6％，两者均明显低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认为教育社会形象“有所退步”的比例为26.8％，明显高于社会公众的评价比例。

       3.公众对教育发展伦理失误关注度高，教育不公平、择校问题被认为是当前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层面的失误认同度很高。其中，认为“教育不公平，分化严重，择校问题突出”的比例高达47.8％，认为“教育发展急功近利，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的比例达31.5％，认为“腐败和乱收费问题没有解决好，形象不良”的比例为26.1％，认为“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薄弱，效果差”的比例为20.4％。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发展效率方面失误的认同度明显偏低。其中，认为“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欠账太多”的比例为13.1％，认为“教师素质建设滞后”的比例为14.0％。这说明，在社会公众看来，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和教师素质方面的问题已不是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总体调查样本认为“决策机制不公正，伦理化程度低”的比例仅8.9％，在8个选项中最低。笔者分析后认为，社会公众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机制及其伦理公正性是基本认同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决策是教育发展的决定性环节，重大的教育失误首先是教育行政决策的失误，是教育价值选择的偏颇。

       4.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评价态度出现明显分化

       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是衡量教育决策效率和伦理的重要标尺之一。忽视对民意的敬畏和伦理考虑，会导致决策的低效、盲目、狭隘和反道德。

       关于“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满意度”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半数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半数总体调查样本不认同当前我国的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的价值肯定。其中，表示满意的总体调查样本比例为20.0％，比较满意的比例为30.0％，认为一般化的比例为42.7％，比较失望的比例为5.6％，非常失望的比例为1.7％。考虑到教育行业的社会敏感性和教育决策的极端重要性，50.0％的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行政决策未给出积极评价，说明公众基于教育的价值判断出现了态度分裂，当前我国教育决策的民意度尚需增强。

       5.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敏感度较高，对其职业道德的不满意度相对较高

       “不满意度”是从负面角度评价人物、事物性质状况的指标，它与“满意度”指标相比，更能直接反映评价主体的否定性意见。

       关于“您对教育行政管理者下述哪一教育管理现象最不满意”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选择“缺乏职业道德”的比例高达36.7％，位列第一；选择“知法犯法”、“缺乏公正”、“个人利益至上”、“工作效率低”、“监督缺乏”和“服务意识差”的比例次之，分别为28.3％、27.8％、25.8％、25.3％、20.1％和19.3％；选择“决策不科学”的比例最低，仅为14.9％，这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性问题持异议较少，或者说，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决策科学化问题的敏感性相对较低。

       总之，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状况评价较低，对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评价较高。这一方面说明，教育行政伦理问题比较突出且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评价比较矛盾。职业道德问题严重的管理者，怎么可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6.教育行政决策前的社会咨询与论证环节薄弱，被认为是教育问题出现的最主要环节

       教育行政决策是一个过程。事出有因，教育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与决策过程有关。在行政决策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和疏漏，会导致性质不尽相同的问题出现。令社会公众明显不满的教育管理问题，究竟出现在教育行政决策过程的哪个环节？这一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关于“我国教育问题主要出现在哪个环节”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6.0％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前民意咨询实践调查和政策研究薄弱，准备不充分，决策缺乏坚实基础”，25.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主体缺乏专业性和责任感，不能有效解决社会公众提出的教育问题”，19.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决策过程缺乏民主、科学和公正，政策的价值导向出现偏差”，18.8％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执行环节薄弱，政策难以落实”，10.0％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对政策的评价和监督薄弱，对行政决策主体缺乏必要的约束”。

       (二)教育行政组织及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备受关注

       1.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公信度值得关注，非教育类公务员道德认同度相对较低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社会形象。教育行政管理者首先是教育者，然后才是管理者。他们虽不直接从事教学工作，但也是教育行业的重要力量，是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校和教师影响巨大。通过对不同职业道德形象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教育职业的道德认同度。

       调查表明，教师和军人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最好，认同度明显高于其他职业。教育管理者的道德形象不如教师，也不如农民。非教育类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形象认同度最低。

       在对9类社会职业的调查中，教师和军人的道德形象相对最好，其中，53.2％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师”，41.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军人”。处在第二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医生和研究人员，其中，22.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医生”，20.6％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研究人员”。处在第三个道德认同层次的职业是农民和教育类公务员，其中，14.4％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农民”，1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教育类公务员”。处于道德认同度最末端的职业是工人、商人和非教育类公务员，其中，6.7％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工人”，3.3％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商人”，仅2.5％的总体调查样本选择了“非教育类公务员”。(见表1)

      

       2.教育行政组织在政府机构中具有相对道德优势

       关于“你认为下列哪一行政部门的道德形象最好”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均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在8个被调查行政部门中的道德形象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认同度最高。其中，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自身道德形象最好的比例(68.1％)明显高于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47.2％)，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优势感很强。气象局的道德形象也得到一致认可(总体调查样本选择“气象局”的比例为33.8％，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37.2％)。(见表2、表3)

      

       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较好，在8个政府部门中，检察院、法院的支持率位列第二(36.3％)，公安局的支持率位列第四(26.4％)；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审计局的道德形象相对较好，位列第三(25.7％)，检察院、法院位列第四(17.7％)。

       在对公安局和审计局的道德形象认同度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出现明显差异。26.4％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公安局的道德形象较好，仅7.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可公安局的道德形象。25.7％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审计局的道德形象较好，仅9.6％的总体调查样本认可审计局的道德形象。

       3.教育行政管理者的道德形象在教育领域处于明显劣势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教育行业职业道德形象的态度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四类教育职业中，两个样本一致认为，教师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好(其中，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51.9％，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51.8％)，教育研究者的职业道德形象位列第二(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28.6％，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27.3％)，校长的职业道德形象位列第三(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8.6％，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10.0％)，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低(总体调查样本的比例为8.1％，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为10.0％)，校长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形象相对较差。

       (三)教育行政组织决策的伦理价值存在明显冲突

       1.公正、负责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组织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

       在“关于教育行政组织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问题调查中，56.8％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4.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公正”，公正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55.7％的总体调查样本和42.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负责”。两者对民主和效率的认同度相对不高，19.5％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3.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民主”，16.0％总体调查样本和1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选择了“效率”。

       在“诚信”和“服务”两条价值准则方面，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态度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诚信度要求(37.8％)高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24.0％)，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服务要求(12.4％)明显低于教育行政管理者的自我要求(46.0％)。

       2.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伦理关系

       关于“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51.3％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3.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应优先解决。后者比例更高，说明这一冲突问题给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困扰相对更大。

       公平与效率、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间的冲突也被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公认为是教育行政组织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但两者在部分伦理价值冲突选择中差异显著。其中，在“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廉洁与腐败”等伦理冲突的选择方面，差异最为显著。

       在总体调查样本看来，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外，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廉洁与腐败、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应优先解决，比例分别为39.4％、29.8％、26.0％。而决策理性与非理性、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之间的冲突，紧迫性相对最低，比例均为12.6％。

       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看来，除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间的冲突问题外，公共期待与自身特定责任、公平与效率、道德使命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也应优先解决，比例分别为39.8％、28.3％、26.5％。而廉洁与腐败、公共责任与自利行为之间的冲突问题，紧迫性相对较低，比例分别为13.3％、9.7％。

       (四)我国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伦理困境加剧

       1.公共责任与自身利益之间存在明显冲突

       调查结果表明，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公共责任与自身利益之间存在伦理冲突的感受相对更直接，而社会公众对这种冲突的存在更加不能接受。

       关于“如何看待教育行政人员在承担公共责任与关切自身利益方面的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4.5％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教育行政人员在这方面没有冲突问题发生，持此种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18.9％。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对这种利益冲突的感受相对更直接。46.1％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教育行政人员在承担公共责任与关切自身利益方面存在冲突(选择“冲突问题不可避免”的比例为24.3％，选择“经常冲突”的比例为14.3％，选择“冲突严重”的比例为7.3％)，而持此种态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只有32.5％(选择“冲突问题不可避免”的比例为23.4％，选择“经常冲突”的比例为4.5％，选择“冲突严重”的比例为3.6％)。这说明，社会公众更难以接受这种冲突，认为其导致的后果更严重。长期处于这种冲突中并受其煎熬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在伦理感知方面会逐渐麻木。

       2.道德脱节、道德自满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是自身最明显的道德问题

       管理及其他行为，都是由价值观驱动的。唐玛丽·德里斯科尔和迈克·霍夫曼指出，“道德的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自愿的情感关系，它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并为正当的价值观所驱动”，“我们都知道，声称自己信奉公司的价值观，并不总是意味着高级管理人员是按照这些价值观行事的。我们已经确认了七种失败的道德领导的征候”。[1]这七种道德征候分别是：道德盲点、道德沉默、道德不连贯、道德麻木、道德虚伪、道德分裂和道德自满。那么，在教育行政管理中，这七种失败的道德征候如何呢？对此，笔者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还增加了道德轻蔑(过重倚赖法律)、道德贬值(过度追求个人利益)两种现象。

       调查结果显示，30.1％和29.6％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道德虚伪、口是心非”“道德贬值、个人利益至上”是教育行政管理者最严重的道德问题。对“道德分裂，工作道德与家庭道德之间相背离”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仅为7.6％。

       38.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道德脱节”是教育管理中最严重的道德问题，言行不一的情况比较普遍。选择“道德自满”的比例为29.2％。教育行政管理者属于权力执行者，有道德优势感，比较习惯于要求别人，这一特点也被教育行政管理者自身认可。

       3.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关于管理者原型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

       教育行政伦理存在不同的范式选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霍基金森(Hodgkinson,C.)认为，在一个价值与事实总是纠缠不清的世界中，价值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事实和逻辑成分是次要的。管理理论的中心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与价值和道德相关的哲学问题。霍基金森认为，“价值是复杂的，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类型或范式”，“将价值范式运用于组织管理生活，特别是行政管理者的时候，便将形成野心家、政治家、技术专家和诗人四种重要的管理者‘原型’(archetype)”②。[2]

       笔者对霍基金森提出的上述四种管理者原型的现实性进行了验证。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公众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诗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技术专家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

       36.8％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决策实际。24.7％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管理者原型为政治家，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群体的代言人、喉舌和领袖，并从其中得到活力和道德力量。17.8％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管理者的原型为野心家；41.5％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技术专家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认为自己倾向于立法而容易忽视个性，其管理目的是合乎道德地以尽可能好的效率和效果实现合法的目标。13.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认为，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行为更符合教育管理者决策实际。这种远离善和道德良心的价值特征，是不符合教育者的职业伦理特质的。

       调查结果还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调查样本对当前我国教育行政决策模式的态度之间，在0.001水平上呈现极其显著的差异。打工子弟学校调查样本更倾向于“有责任感”“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管理者原型，而公立学校调查样本更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立法但忽视个性”的管理者原型。

       (五)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公正性受到明显干扰

       1.影响教育行政管理者决策公正性的主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都认为，社会关系(38.8％、31.8％)和个人素质(29.3％、46.9％)是影响教育行政决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两者对社会监督的影响力看法明显不同，15.3％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社会监督是影响教育行政决策公正性的最大因素，而持此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31.9％。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更加关注和期待外部制约因素；两者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力看法也明显不同，15.1％的总体调查样本认为个人福利是影响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公正性决策的最大因素，持此观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仅为5.3％。这说明，社会公众认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关注自身利益会影响其教育行政决策的公正性，而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此认可度不高。实际上，自利倾向对教育管理决策公正性的影响是必然的，教育行政管理者只不过是身在庐山而不知其真面目罢了；同时，两个样本都认为，子女升学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公共利益对教育行政人员公正性决策的影响力。其中，持此观点的总体调查样本比例为13.3％，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为10.6％。

       2.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明显的角色冲突

       人在社会中主要有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两种，这两种角色的职责和意义具有明显区别。教育行政管理者是人的社会角色，是公众教育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家长是人的家庭角色，是孩子的监护者，是家庭正当教育权益的维护者。

       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对基于家长角色的教育热点、难点的态度倾向，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调查结果显示，孩子的学习成绩、习惯和品德培养、升学择校均是总体调查样本作为家长最为焦虑的教育问题。其中，57.5％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习成绩，47.3％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习惯和品德培养，36.3％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升学择校问题；在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看来，孩子的升学择校、学业负担、习惯和品德培养均是他们作为家长最为焦虑的教育问题。其中，55.8％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择校问题，52.2％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业负担，50.4％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习惯和品德培养问题。另外，两者对孩子的教育经费支出、孩子的健康问题焦虑度相对较低。有23.0％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2.1％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教育经费支出，26.5％的总体调查样本和23.9％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健康问题。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高达57.5％的总体调查样本最焦虑孩子的学习成绩问题，而焦虑该问题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仅为24.8％。两者态度倾向性悬殊，除了与两者的教育价值观存在差异有关外，可能还与他们的社会角色有直接关系。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孩子择校问题上具有相对的行业优势和独特话语权，孩子成绩对择校影响不大；而社会公众在这方面的选择余地小，因此会将孩子择校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学业成绩上。

       教育行政管理者存在着明显的角色冲突。他们承担着维护公众教育利益的责任，是教育公平的捍卫者。他们虽然具有相对的行业优势和话语权，但作为家长，他们却比社会公众更加焦虑孩子的择校问题。这种角色冲突和教育价值方面的分裂，使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处于困境中，教育管理伦理的自主性备受煎熬。

       3.处理好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冲突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优先伦理选择

       关于“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调查结果显示，47.6％的总体调查样本和69.0％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一致认为，处理好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矛盾与冲突应是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优先伦理选择。

       在伦理价值判断上，总体调查样本和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差异性明显大于相同性。

       除了“处理好机会均等和教育分化的冲突”外，在总体调查样本看来，贪与廉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也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问题，选择比例分别为38.2％、34.0％。对上述两种选择持同样态度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比例则相对较低，分别为18.6％、11.5％。

       总体调查样本对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享受权利和履行职责的冲突”“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的认可度相对最低，选择比例分别为20.2％、13.3％。而选择此两项的教育行政管理者调查样本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分别为23.9％、29.2％。两者对“享受权利和履行职责的冲突”的选择度差异不明显，但相对差异很明显。该选项的有效百分比在总体样本各选项中位列第六，而在教育行政管理者样本选项中位列第三。这说明，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权利和责任冲突的职业感受更加强烈。(见表4、表5)

      

       二、研究结论

       第一，我国教育发展成就显著，公众对教育发展效率的认可度高于对教育发展伦理的认可度。社会公众的教育伦理期待强烈，对教育发展的道德正当性明显不满意。

       第二，社会公众对教师、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相对最为敏感。教师具有明显的职业道德优势，教育行政管理者道德公信力出现弱化趋势，虽然其职业道德形象好于其他行业公务员，但明显不如教师和校长。

       第三，公正和负责被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应遵守的最重要价值准则，民主、效率等价值准则的认同度相对偏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冲突被公认为是教育行政机构最应优先处理的伦理关系。

       第四，社会公众和教育行政管理者对教育管理者价值原型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希望教育行政管理者保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的诗人特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强调立法而忽视个性更符合自身的价值特征。

       第五，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的伦理自主性受到明显干扰。教育决策者面临着日益强烈的角色冲突，在捍卫公共利益和实现个人合理诉求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分裂，这使得我国许多教育行政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处于道德困境中，他们的伦理自主性备受煎熬，并被社会公众质疑。

       三、启示与建议

       (一)高度关注我国教育发展的道德向度问题，促进价值自觉，建立伦理相关的教育改革动机观和成就观

       教育发展要警惕工具主义、效率主义泛滥，消除急功近利倾向对儿童、青少年和教师身心健康发展的潜在威胁，尽快回归教育改革理性和伦理正当性。教育者特别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及决策机构，要高尚其事，建立伦理相关的教育改革动机观和成就观。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扩大、教育同质性不断增强以及学校教育个性化的日益消解，以企业化方式推进所谓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教育理性和伦理自主性丧失的表现。

       (二)加强对教育发展道德向度问题的研究，提高教育决策的伦理自主性、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研究至少应领先决策半步之遥。对教育失误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是我国教育行政决策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反思意识淡薄，互相抱怨和无端指责，是教育失误研究滞后的必然结果。从教育道德问题中查找原因，找寻新思路、新办法，避免行政决策在低效、无效、反伦理层面的恶性循环，是教育病理学研究的目标。对教育失误问题的研究，还有助于营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研究氛围，使教育行政决策回归理性和道德。

       (三)强化教育规范化标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对名校过度扩张进行必要约束，真正促进内涵式发展和教育公平

       如果一味强化中小学名校的影响力及所谓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就意味着我们在为社会提供非优质的甚至劣质的教育资源，而这种逻辑有可能导致误读。我们应创新教育发展价值，致力于公立中小学均衡化、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建设，防止所谓“教育集团”泛滥、“一家独大”和“名校通吃”等不健康现象，使所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享受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达到“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要实施“弱势强补”策略，尽快提升底线标准，使普通学校看到教育成功的希望，这才是教育均衡、特色、优质发展的根本。教育管理部门和管理者要切实负责，敢于担当，使我国教育发展更加公正、理性、均衡。

       (四)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者要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对贪与廉、善与恶等价值冲突的关切，避免教育中出现伦理缺失、效率至上的现象

       社会公众认为，教育行政管理者应优先处理好机会均等与教育分化的冲突，还应该处理好贪与廉、善与恶的冲突；而教育行政管理者认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享受权利与履行责任应是自己优先处理的伦理冲突。在伦理价值判断上，社会公众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差异性明显。因此，教育决策机构和教育行政管理者不仅要改善教育政策伦理，也要加强教师的师德建设。立德树人、育人为先的宗旨，是对全体教育者的行为约束。

       (五)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者个体道德建设，重视教育行政管理者道德素质的积极作用

       既要发挥法律法规对教育政策公正性的制约，也要发挥教育行政管理者和教育者自身良好道德品质的无形引领和示范价值。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积极追求善和道德良心，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对教育行政管理者的期盼。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不断强化自身职业的道德比较优势，给教育决策和育人行为注入丰富的道德基因。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鸿源和王本陆先后对本研究给予深入指导，谨表敬意；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崔宇澄为本研究数据统计分析提供宝贵帮助，深表谢意。)

       注释：

       ①本研究于2009年5月进行预调查，2009年9月至2010年5月进行正式调查，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对数据进行后期分析，2012年5月至10月对数据结果进行深入分析，2014年2月至7月对调查结果进行再研究。

       ②加拿大著名教育哲学家霍基金森认为，野心家的价值特征是自我保存和发展、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政治家的利益超出了自我利益范围，倾向于把自己看做是群体的代言人、喉舌和领袖，并从其中得到活力和道德力量；技术专家倾向于强调立法而忽视个性，其管理和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合乎道德地以尽可能好的效率和效果实现合法的目标；诗人是受善而不是利益所指引的，诗人并不缺乏经验和判断能力，其通过各种途径而常常成为超理性欲望的体现者和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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