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特征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特征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社会联 系极为密切的有机整体。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生态的、行政的 、军事的不同视角来论述城市的本质特征。他们通常是从与乡村的对比中，根据聚落和 人口分布密度、土地利用或景观特性、社会流动等方面来识别城市的特征的。如美国学 者奥沙利文(O'Sullivan，2000)将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作为经济城市的主要特征，因为 他认为只有当大量厂商和家庭集中在相对较小面积区域内，才可能开展一整套密切相关 的城市经济活动[1]。法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将在贸易——商业关系中占 有相对优势的聚居地视为城市的主要特征。美国学者沃思(Wirth，1964)把规模大、人 口稠密的永久性聚居地、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具有异质性的人群作为城市的重要社会特征 [2]。赫希(Hirsch，1973)认为，地理上的接近性、生产专业化、财富和技术的集中是 城市经济的主要特征[3]。英国学者巴顿(Button，1976)将“市场网络系统”作为城市 的重要组织特征，认为城市是一个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 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4]。前苏联学者伊利英(1987)认为， 生产力的区域集中是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聚集体则是生产力区域集中的重要形式[5]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则把聚集性、经济性、社会性作为城市的基本特征(李其荣，1 997)[6]。日本学者山田浩之认为，城市的一般性质是密集性，城市的经济性质是非农 业的土地利用，城市的社会性质是异质性(即多样性或流动性)，因而他把兼具上述三个 性质的地域称为城市或城市区域[7]。谢文蕙等(1996)则将密集性、高效性、多元性视 为城市的三大特征[8]。邹农俭(1998)也将社会经济要素、物质设施的集中和高密度视 为城市地域景观的主要特征[9]。上述观点虽然注意到了城市特征的主要方面，但也易 于导致忽视城市系统的对立统一性的弊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 ，城市功能日趋多样，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突显。因此，重新认识 城市的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集聚与扩散作用的共存性及交替主导性
集聚与扩散是城市系统运行中相生相伴的两个过程，无论是城市内系统还是城市间系 统，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都是通过流态(如物质流、人口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 流等)的集聚与扩散形式联接起来的，这些流通过城市结构和城市体系的变化达到自组 织和自适应的目的[10]。
集聚是指各种流向城市中心的向心汇聚运动，通过人口集聚、物质和资本集聚、文化 集聚及信息集聚，产生城市的集聚效益、规模经济效益、乘数效应、集群效益、范围经 济效益等。扩散则是指各种流从城市中心向外的离心分散过程，使城市的影响作用不断 扩大，产生溢出效应、外部经济效益等。
集聚与扩散是城市系统运行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永恒过程，集聚中有扩散，扩散中有集 聚，两者是并行不悖、且可以共存的。正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和交替运动，推动着城市和 区域迈向经济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虽然在某个阶段以集聚作用占优势，而到另一个阶 段又以扩散作用为主导，但却不能厚此薄彼，不可强调一方而偏废另一方。因此，以往 那种偏重城市的集聚性而漠视其扩散性，从而将两者分离开来的做法是欠科学的，同样 ，那种将城市化划分为集中型城市化和分散型城市化等基本形式的做法也是不能令人完 全信服的。
城市化的实际发展进程也表明了集聚与扩散的共存性及交替主导性。据王旭对美国城 市发展史的研究成果[11]，从殖民地时期到1920年，总的趋势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集中 ，从小城市向中等城市集中、再向大城市集中，形成区域城市化格局。但随着从“运河 时代”到“汽船时代”、再到“铁路时代”的演进，一方面，通勤距离逐渐扩大，就业 与居住分离成为可能，城市边缘住宅区迅速崛起，单个城市的扩散现象日渐显现；另一 方面，新的资源开发和新的区域开发，又吸引着人口从原有的城市向新的城镇扩散和集 聚。到1920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突破了50%，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此后，美国的城 市化进入了“大都市区化”的新阶段。从1920年代至1950～1960年代，作为大都市区的 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的市中心区和郊区各自出现了一衰一荣的迥异现象。至1970年，美国 郊区人口超过市区人口。1980年代以来，随着旧城更新和复兴中心城区的行动付诸实施 ，市中心区在完成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性经济的功能转换之后，再次显现出强劲的发展 活力。至1990年，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中。事实 上，正如王旭所指出的，若从单个大都市区来看，随着汽车的普及化，确实出现了人口 、制造业、零售业及部分服务业从市中心区向郊区的扩散现象，但从整个美国来看，人 口和产业没有分散，而是在郊区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集聚，即向新兴地区的大都市 区集聚[12]。由此可见，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机制一直都在发挥着作用。
上海目前虽然进入了以人口和工业向近郊区迁移的郊区化发展阶段，但市中心区仍然 处于金融资本集聚化发展阶段。如浦东小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在面积为1.7km[2]的土地 上，仅吸聚的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就已超过200亿美元，平均每km[2]逾117亿美元；75幢 智能化办公楼宇成为浦东经济的新增长点，涌现了一批“亿元级税收办公楼”和“5000 万元级税收CBD功能建筑集群”，成为亚洲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13]。
2 溢出效应与乘数效应的互动性
溢出可定义为通过非正式的交流方式而获得效益或产生变化，而不需要直接付费或给 予补偿的一种具有部分共享性的行为。溢出是扩散效应的一种形式，它首先在城市特别 是大城市间进行[14]。
城市的溢出效应包括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利益外溢等方面。研究认为，知识溢出是 导致产业集群的重要原因。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多数位于大公司研究与开发部门、大 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较为密集的地区，正是由于这些地区拥有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富 含大量的创新知识源，因而具有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15]。当然，知识溢出主要还是以 接触扩散的方式发生在地理上相互靠近的地区内，而不是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表明距离 因素仍然在知识溢出中发挥作用。
同样，外商直接投资亦可导致技术溢出效应。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大量 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及其技术诀窍。
在开放的城市经济系统中，城市的主导产业部门不仅能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可 以通过与其他产业部门建立的内在技术经济联系，产生间接的经济利益，即主导产业部 门的“利益外溢”[16]。此外，城市土地投资的地租效应同样具有明显的“利益外溢” 现象[17]。城市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不仅直接影响投资所在地的发展，改善了城市投资 环境，提高了城市容积率，增加了城市土地级差收益，而且还会促进和带动周围城郊、 小城镇乃至农村地区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溢出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正的溢出可以给城市经济活动带来 增长效应，就是这些正的外在化效应推动了城市的经济进步。应当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彰显城市溢出的正效应，抑制城市溢出的负效应，以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由于城市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投入产出关系链，故向某部门或产业投资，都会通过投 入产出关系链引起其它相关产业成倍增长，这种效应被称之为“乘数效应”。非农产业 是城市成长的产业基础和依托，其中现代工业生产要求企业之间和产业之间形成协作配 套关系，并多以组团式布局的形式出现，因而某一工业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产生乘 数效应，带动相关企业和相关部门的联动发展。由此可见，乘数效应是城市集聚体不断 成长壮大的重要机制之一[18]。同样，城市就业也存在乘数效应，因为增加一个城市基 础产业的就业人口，往往需要增加0.5个以上的城市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口；增加一个城 市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就需要增加一个服务业的就业人口[20]。
在现代城市发展中，重大事件也可产生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地化 互动发展进程中，重大事件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推动效应日益明显。抓住重大事件发展 和布局的契机，通过对土地的重新开发、城市总体规划等途径，促进城市形态扩展和功 能升级，进一步发挥其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已成为一些城市和区域快速崛起的成功经 验。如奥运会、世界杯赛和世博会已成为全球公认的加速一国经济发展的三大“超级引 擎”。它们均通过直接投资而带动城市相关产业如建筑、旅游、会展、物流、新材料、 网络信息、商业贸易、金融、广告、传媒、餐饮、房地产、交通、环保产业等的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推动周边区域互动合作，促进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重 大事件的规模、性质和出现频率，及其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都将对城镇化新模式的形 成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3 公共性与经营性的兼容性
城市的重要性质之一就是它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相互作用的独特场所，是公共资产 和私人资产共存的空间载体，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有机结合的地域系统。因此，城市 发展必须兼顾其公共性和经营性，实现经济利润与社会责任的融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 统一。也就是说，城市发展要在重视提高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切实关注城市公 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及其政策效应，并兼顾相邻关系及其布局效应。饶会林先生 (1999)认为，城市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和特点就是它的独到的研究公共经济的角度和侧 重点[20]。如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政策等应当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城市公共产品包括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它们属于公共资源的范畴，城市政府具 有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的责任，但一般不可以就公共资源向公众收费；若将公共资源的 使用让渡给商业主体，则必须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得到人民许可。城市公共投资包括公 共基础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主要依靠政府的公共财政进 行建设，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城市公共政策主要是针对城市住房、环境污染、犯罪、 交通拥挤、种族和贫困等系列问题而提出解决的政策思路与对策措施。城市政府应当从 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城市的公共经济效益。城市政府要将主要 精力用于改善城市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市场规则，加强法律监督 ，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塑造城市形象等方面。企业则应将重点放在加快技术 创新、打造名牌产品等方面。
城市经济效益理所当然是城市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因而城市经营、城市营销 成为各级城市政府思考的重要课题。当前许多城市政府经营城市的目的是为了让城市要 素市场化，以解决城建资金短缺的瓶颈。因此，经营城市所倡导的理念，是运用市场机 制来创造价值，以实现城市要素或资产的增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城市要素中， 一些要素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创造价值的，从而获取更高的效率；但另一些要素，特 别是那些城市公共产品和要素，却不宜片面追求市场经济价值，而应以体现社会价值或 生态价值为主要目标取向，尽量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以促进人类的公共福利及社会文 化的进步。
如土地是城市的主要资产之一，因而成为城市经营的主要对象。但一些城市在经营土 地的过程中，片面追求“以地生财”的短期效益，不仅引发了盲目的圈地运动，造成土 地资源的过度透支或闲置浪费现象，而且过快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还损害了城市低收入阶 层的利益，城市商务成本的急剧增加，对招商引资及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产生了不利影 响。少数部门甚至绞尽脑汁盘活城市资产，如将下岗失业人员或残疾人原有的谋生摊位 一律拆除，将其用地纳入“拍卖经营”轨道；或缩减蚕食部分城市公共绿地，改性为“ 经营性地产”。凡此种种，皆因强调城市资产的经营性而漠视其公共性所致。城市公共 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公共福利设施建设等 ，都是城市公共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提升城市品位及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都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当然，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公共绿地 、水域面积不断地被蚕食而缩小，也与对这些公共资源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评估方法有 关。
4 多样化与两极分化的并存性
城市的多样化特征鲜明：①城市是一个多功能的经济实体，城市内部的经济活动涉及 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多个环节；②城市是一个包括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 和低收入阶层在内的多层次的社会实体；③城市是一个涵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传统 文化和时尚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多元化的文化实体；④城市是一个拥有工作、 居住、游憩和交通的多类型的地域实体。
城市社会在趋向结构多样化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①部分城市中， 中等收入的蓝领工作岗位减少，处于就业结构顶端的就业岗位增加，以及下层事业增加 [21]；②部分城市中，跨国经营者、专业人士等“精英阶层”与工作不稳定的低薪劳动 者、夕阳产业的从业者、街头经济的从业者、长期失业者及大量无业人口之间的收入差 距和生活差距日趋扩大。如1979年美国纽约市区从事高端服务工作的全日制男性工作人 员的收入是从事低端服务工作的全日制男性工作人员的4倍，而1996年则扩大到7倍[22] 。改革开放以来，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总体上也呈现出上 升的趋势(见表1)；③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中，郊区的“中产阶层化现象”与市中 心的内城区的“贫民窟”现象并存。因为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私人轿车的普及和通 讯手段的便捷，越来越多的创新园区和高档住宅区、高档旅游度假场所等均选址于土地 价格和劳力成本相对便宜、税收又低的郊区或小城镇，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也乐于 将居所迁往空间开阔、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郊区或小城镇，而原来市中心的内城区则 出现产业“空洞化”，沦为贫困窟，成为拥挤、喧闹和空气污染之地及不良住宅、犯罪 、种族矛盾的集中地。这也是城市高收入技术性岗位与低收入技术性岗位之间的两极分 化在居住区分异上的反映。为了遏制这一趋向，一些学者便提出了复兴中心城区等城市 更新主张，或回归市中心区的“新城市主义”理念；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中 心城区与远郊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日趋扩大，有的甚至超过了省际之间的发展差距，远郊 区的边缘化倾向愈益明显。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年份 1980
198519901995 2002
基尼系数 0.16
0.190.230.28 0.32
资料来源：①钟鸣，王逸编著.两极鸿沟——当代中国的贫富阶层.中国经济出版社，1 999；②连玉明主编.中国数字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5 线性关系向非线性关系的递进性
城市是一个包含着微观的和宏观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时间的和空 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多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该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以及各个子系统 的各元素之间既存在着易于度量的静态线性变化关系，又存在着不易测度的非线性动态 变化关系。
线性关系是指城市系统中各个子系统或各个要素之间呈现出均衡的变化。一般地，在 一个较小的均质地域范围内或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许多城市要素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 线性相关关系，如城市劳动力数量与工资之间、城市家庭规模与人口总量之间存在着线 性相关关系。但随着城市地域范围的逐步扩大或时间的逐步延长，城市的异质性不断增 强，要素的流动性和替代性亦随之增大，原有的线性关系将有可能被非线性关系所取代 。如在城市土地的投标租金函数中，R = PQ - C - Qtu，这里的地租函数则是线性的( 式中R为投标租金，P为单位产品价格，Q为土地产出量，C为非土地生产成本，t为单位 运输成本，u为离市场区的距离)，即土地投标租金与各因素之间呈现均衡的变化。但当 存在要素替代时，投标租金函数则是向下凸的而不是线性的了(Arthur O'Sullivan，20 00)[23]。
非线性关系是指城市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增长不成比例、系统的整体功能的非可加性 及与之相关的放大作用。城市系统中的非线性关系是广泛存在的，兹举数例如下：
5.1 城市化发展过程的非线性增长机制
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M.Northam，1979)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过程经历了 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增长机制。我国学者谢文蕙推导出 该S型曲线的数学模型为[24]：
式中Y代表城市化水平，t代表时间。
5.2 城市房地产业的长期增长趋势一般也呈S形曲线
在城市房地产业发展的初期，增长过程较快；随后这种增长率就会回落，一段时间后 ，房地产业的增长将逐渐趋向于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趋势之中，并会受到经济总量波动 的影响，因而存在着明显的循环性和周期性特征[25]。但他们却没有给出这条曲线的具 体数学模型。
5.3 城市人口密度与到市中心的距离之间的关系也呈非线性相关关系
米尔斯(Mills，1972)的实证估算结果表明[26]，城市人口密度与到市中心的距离之间 的关系也呈非线性相关关系，具体函数模型为：D(u) = A·e[-gu](式中D(u)为离市中 心u英里的地方的人口密度；A为通过已知数据估算的参数；e为自然对数的底；g为通过 已知数据估算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