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当代经济增长范式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范式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11-0001-05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就形成了从开采资源到生产兼任意排放污染物，再到消费兼丢弃的单向线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生活在大工业生产的上升阶段，却已经看到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缺陷。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虽然“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都是当代用语，但是，我们可以从《资本论》中发现某些具有生态学意义并与当代循环经济相契合的基本思想。他还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生产方式具有生态合理性的设想，这对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实际意义。
一、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metabolism或metabolic interaction或Stoffwechsel)(或“物质循环”，《资本论》法文版的中译本用此译文)一词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德文“Stoffwechsel”恰恰是由“物质”与“变换”两词构成，马克思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一是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二是人类社会内部的物质变换，马克思用它分析资本的循环过程和商品的交换过程。“物质变换”既包含了特定的生态意义，也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过去我们忽视了马克思关于第一种含义物质变换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201。一句话，劳动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长期以来，人的衣食来自大自然，而人的排泄物又以肥料的形式回归土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现代科学让我们认识到，地球上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完全依赖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联系，其中的物质循环包括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生态系统就是生命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物质交换的自然过程，这个系统内部的各组分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没有“因”和“果”以及“废物”之分。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农业造成了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断裂，城市污染、土壤肥力的衰竭和人口过剩是当时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虽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技术范式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也使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之间产生了物质循环断裂(metabolic rift)。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会造成物质循环的断裂？马克思认为，一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2]286。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力，市场问题是实现剩余价值的关键，而绝对发展的生产力一旦与广大的世界市场相结合，就推动了资本对自然的掠夺。二是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更多地向自然索取，这是因为工业生产的原料来自农业和自然界。不仅如此，“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2]888。另一方面，在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了资本主义农业制度，大工业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农业渗透，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工业产品进入农业，加快了对土壤自然力的掠夺和对土地的破坏。马克思精辟地说明了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3]579。“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3]58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资本扩张的无限性，既使地力枯竭，又使生命力遭到摧残。它的必然结果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并存、某些区域的自然保护与另一些区域生态恶化的并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物质变换断裂可以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循环断裂、人类社会经济循环的断裂以及城乡对立。这些矛盾一旦尖锐化就会爆发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会导致生态问题，而生态问题(包括环境及社会运动对这种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经济问题”[4]294。自从1825年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爆发了多次经济危机，人们也在不断寻求预防与缓解危机的办法；而由于地球的承受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有一个过程，直到20世纪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才真正爆发。
“物质变换”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基础上的。如果人类对自然不友好，自然就会对人类不友好。因此，当我们进行物质变换时，无论是索取还是回归，都要考虑自然的承受力。“物质变换”思想实际上一直在引导着人们不断地探索自然物质变换的新形式，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根本的还是在于增长范式的革命。现在已经得到广泛传播的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物质变换，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能够在循环中得到充分利用，将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最小化。
二、资源价格是实现增长范式革命的突破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隐含着后来的合理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借用托马斯·S·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循环断裂预示着人们将以新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是一种单向线性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大量消耗资源和任意排放废料的生产方式，它建立在一种旧范式的基础上。旧范式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界和经济社会规律的一种解说或共同认识。这必然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严重的污染。19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觉醒，终于提出了末端治理生产方式，但仍然属于老范式的范畴。旧的范式中产生的问题是不可能在相同的范式中得到解决的。只有当旧范式不足以应付新问题的挑战时，才会促生新的范式。可以说，一种新范式产生于老范式的问题之中。循环经济要求以高效、生态、循环和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将人的最终产物再进入物质循环，这就是一次生产方式的范式革命，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转型。而这个范式革命的突破点就在于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原料)的价格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一是分析了原料价格对利润率的影响，他指出：“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2]123。现实中也存在着产品价格和原料价格不按相同的比例提高或下降。随着机器质量和生产工艺的提高，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加工更多的原料，也可以更彻底地利用原料。无论如何，原料价格还是决定了人们对待原料的态度以及对技术的选择。当原料的价格足够高时，人们可通过提高原料利用率来减少废料，也可将废料转化为原料，因此原料价格在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以说，资源的耗竭问题根本上是一个价格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源也在于人为压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和环境监管不到位，结果是企业对减少废料的产生和提高原料的利用率没有积极性，低廉的自然资源价格不仅导致浪费，还使废物难以被回收利用，节能减排没有动力。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很多行业的单位能耗都远远超过国际水平。为了扩大出口，我国企业竞相压低资源出口价格。2001年之后出口的稀土资源价格明显下滑，降幅甚至超过55％。因价格低廉，发达国家限制甚至停止本国稀土矿的开采，转从我国进口。外国资本还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规避我国的出口配额，在我国大量采购稀土原料，稍作加工便运往国外深加工或储存。虽然采掘工业的劳动对象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但因资源的有用性、稀缺性和专属性(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有了价格。一个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是循环经济运行的前提和条件。只有让资源价格回归合理的水平，才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只有以价格杠杆促进资源节约、节能降耗和废物利用，严格控制粗加工资源品的出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会成为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在具体方法上，可以运用资源税达到调节资源价格的目的。
二是原料价格会影响对废物的态度。原料价格日益昂贵，刺激了废物利用。这从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如果原料价格过于低廉，人们是不会重视废物利用的。马克思将人的排泄物分为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前者包括工农业废料，后者包括人的新陈代谢物和消费品的残留物。生产排泄物可以作为原料再进入生产，一些消费排泄物可进入农业用途。马克思辩证地认为：“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116。这不由地让我们想起当代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我国不少城市现在对一些废品不加以回收利用，就是因为原料价格低于回收的费用。当原料价格上涨时，导致废料的价值损失也随之上涨。“由废料所引起的费用和原料价格的波动成正比：原料价格提高，它就提高；原料价格下降，它就下降”[2]124。但有一个界限。当原料价格涨到足够高时，废料得以重新利用，就可以补偿部分涨价。因此，资源价格的合理确定可以发挥刺激废物回收的杠杆作用。
废物的回收利用除了资源价格的影响之外，还需要其他条件。一是排泄物要有一定的量，才可能形成回收规模，在经济上才具有可行性。马克思说：“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2]115。实际上，无论是生产排泄物还是消费排泄物，只要建立了社会回收网络就可以具有再利用的经济价值。垃圾是个巨大的资源体，垃圾内的几乎所有物质都可以得到循环利用。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回收既让全体国民参与环境保护，又降低了回收成本。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国在生产上没有确立生态设计的理念，在起始端——产品设计时没有考虑到产品回收的便利性；我国的城市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可行的垃圾分类回收的网络。
二是机器的改良和新生产工艺使原来不能利用的物质得以利用，从而减少废料的产生。马克思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例子加以说明，这两个地方的农场主都不愿种植亚麻，主要理由在于小型梳麻厂加工亚麻时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产生了许多废料，损失达28％～30％。工人们常常将废麻当柴烧，而这些废麻却是很有用的[2]116。马克思认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2]115。科技是减少工业和消费废料的有效手段。这与当代循环经济理论有着一致之处。循环经济选择先进生产技术、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共生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和废旧资源利用技术。
三是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利用天然肥料，实现对废物的巨大节约。生产要素中的资源与劳动力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这种以劳动力来替代自然力是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生产方式。但是，自1960年代开始我国农业化学品使用量呈现大幅上升，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近年数据显示，中国每公顷土地化肥施用量超过了美国，21世纪初我国钾肥施用量是1980年初的3.5倍，农民选择化肥的原因是化肥见效快又省劳动力，却导致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农产品品质也随之下降，甚至造成污染，危及食品安全。中国传统农业依靠一种精耕细作、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虽然它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却是一种没有丝毫浪费、且对环境友好的生态型农业，现在它的一些经验再次引起新的关注，有机农业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三、《资本论》与循环经济之关联
要解决物质循环断裂，就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实现增长范式革命——循环经济，合理地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虽然“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鲍尔丁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提出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观点，并且他总是将科技的运用与之相联系。生命的起源就是以循环的模式出现的，地球的生态系统能长期生存并不断发展，就在于物质的多重利用和循环再生。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而生态经济是尊重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规律的经济。循环经济使经济在资源承载力之内良性循环，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循环再生原则是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它告诉我们，生态系统长期演化形成了复杂的食物网和生态工艺流程，使物质得以多重利用和循环再生。
当代循环经济著名的“三R”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Reduce，Reuse，Recycle)。减量化是指资源投入最小化，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是指尽可能多次利用或以多种方式利用资源，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再循环即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实现资源再循环，实现废物多次资源化和资源的闭合式良性循环。循环经济强调在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的基础上综合“三R”原则，力争达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一章时，就提出了与之类似的观点，并分析了科技在其中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节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节约是通过改良机器、提高机器质量和改进生产工艺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料的产生，这相当于减量化原则。他说：“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2]115。“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2]117，就辅助材料而言，也是如此。马克思以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为例说明了改良的机器在减量化中的作用：“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2]117，这显然属于内涵式增长。
但是，内涵式的增长包含着外延式的扩张，“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3]699。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提出“杰文斯悖论”，指的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他以煤炭利用的经济性导致了煤炭的广泛消费来说明这一悖论。任何产业的技术进步都会刺激其他产业对其产品的需求，煤炭的利用越有效率，工业就越发达，产品也就越多。如果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导致资源消耗增长，而节约效应就会消耗殆尽，也称之为反弹效应[5]20。这是经济自身的动力使资源的消耗量不断提高。每个企业在竞争压力和追逐利润的驱使下，都会千方百计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但是从全社会来看，就必须动用越来越多的资源，生产规模处于不断扩大之中。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发达国家的资源利用效率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他们对地球资源的消费量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例如1970年代因油价上涨而刺激了节油型汽车的开发，但并未遏止发达国家对汽油的消费。这个现象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积累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3]683。资本对生产资料的节约或内涵式增长都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护地球资源环境。“处于这种积累和创造性消亡的残酷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势必残暴地对待一切阻挡其发展道路的东西：所有来自人类与自然的干预资本积累的要求都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6]90。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就是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的提高与对自然资源的迅速消耗同时并存。只有转向以满足人的适度消费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才能解决“杰文斯悖论”。
马克思说的另一种节约是废物的再利用，相当于再利用原则。马克思提到化学对废料的利用可以大显身手：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和药品[2]117。马克思对再利用和减量化作了区分：“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2]117。科学技术是开发自然的力量，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循环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但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技应用的各种负面后果，科技和自然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3]698。科技成为资本掠夺自然的得力工具。因此，它必然受资本主义规律的制约，服务于资本的更多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具体表现为通过科技更多地剥削劳动力和掠夺自然资源而不顾及当代其他人、也不顾及后代的利益。“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7]572。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开发自然的力量越大，意味着对生态自然的破坏也就越大，生产力在此时等同于破坏力。
这就涉及技术选择问题，当代人在这方面已经意识到必须加入生态标准。“对于任何新技术，我们都要更加认真地看一看它给大自然带来的潜在的副作用。无论我们提议使用一种新能源，一种新材料，或一种新的化工产品，我们都必须确定它将怎样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微妙的生态平衡，而且我们必须预测它们对遥远的未来和远方可能产生的间接影响”[8]486。
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物质循环)思想体现了再循环原则，他说：“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3]698。马克思的思想与我们今日所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是一致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仅要推翻它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特定关系，而且要用现代科技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类对自然的异化。
马克思的理论包含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现在我们得承认它还包含了生态学。尽管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发展史来看，二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最多只有间接联系。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生态因素在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中确实显得比较单薄。这是因为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把生态破坏(对劳动阶级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因素除外)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生态问题看作是一个同时超越资产阶级社会视野和劳动阶级运动的直接目标的问题[9]155。也可能因为当时自然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资本化，也就是说，历史条件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成为了可能。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可以体会到马克思理论的前瞻性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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