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测度的新探索——三螺旋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螺旋论文,视角论文,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已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时代，谁在知识与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在发展和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随着我国国家创新战略的逐步实施，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还需要有效的评价体系或“创新标尺”对区域创新实践进行阶段性评价和宏观调控。在这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OECD组织及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都投入研究力量，发布了一系列创新测度技术、方法和研究报告；我国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也相继发表过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为摸清区域创新发展的现状和实力，明确发展中的障碍和差距，为有针对性地优化和实施创新政策，提供科学决策支撑。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创新测度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缺乏基础性的理论支撑；也缺乏对测度方法的深入研究和应用比较检验；此外，本土区域化指标体系研究更为匮乏。这些已经严重制约了区域创新的实践发展。本研究旨在为区域创新测度研究找到新的理论基石，即基于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利用三螺旋理论框架，探索涉及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和产业各方的区域创新测度的新理论框架，特别是将政府的作用评价纳入到指标体系中，凸现我国政府拉动式三螺旋[1，9]的作用。
1.创新测度研究概述
目前对创新测度的研究逐渐科学，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契合[2]，但仍为学术界和实践者的难题。Anne P.Carter教授曾指出创新及其测度是经济学的两难中心性问题。迄今为止，学术界仍旧无法将创新转化为一个可测量的变量。一方面，创新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区域发展离不开创新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对创新的测度与评价却遇到了困难。正如麻省理工学院Karen R.Polenske(2007年)教授指出的那样：关于创新的定义非常之多，但缺乏在理论框架上的共识，从而在创新理论的定义和测度创新的方法上各执一词，而基于调查研究的测度相对过于简单。创新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Apiwat Ratanawaraha和Karen R.Polenske则认为目前学者们寻找数据并采用技巧性强的方法来测度创新及其分布，主要是通过引用和修正各种可得的反映本地增长的指标建立指标项和标度体系[3]，这样区域性创新测度工作缺乏理论指导，就会出现测度评价不够全面和深入。据我们所知，国内外还没有较为一致的专门测度创新型区域的理论和方法[4]。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目前也是迫切需要构建创新测度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各个区域的创新发展。国内主要是通过对国际上创新测度指数及其相关内容进行借鉴或采用，来分析我国在创建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5]。以往创新测度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集中于国家、省际层面，在中观的省域层面(及省内各市地区域)的创新测度和评价较为缺乏。由于创新的地理区域性、过程动态性、路径依赖性以及效益滞延性等特点，其测度评价必须在适合我国、省市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框下，充分考虑到创新主体的差异性，并结合本区域创新实践现状和特色优势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对一个区域的创新予以科学测度和准确评价。
2.区域创新测度的研究进展
在创新测度研究中重中之重是创新测度指标体系的确定，本研究将从测度指标体系确定涉及的两个方面着手研究——理论基础与测度方法。
(一)创新测度的支撑理论
1992年美国学者Nathan Rosenberg研究表明创新不但包括工艺性、技能性创新，而且创新投入还必然包括非R&D投入，拓宽了创新内涵和外延。将区域创新系统化概念的是英国学者Philip Nicholas Cooke于1992年首次提出的，他在《区域创新系统：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作用》(1996)一书中定义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且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此后Autio E.(1998)、David Doloreux(2002)、Asheim B.T和Iasaksen A.(2002)进一步丰富了区域创新理论体系，分别从社会系统下的知识流动、知识基础与互动网络、产业集群等角度深入研究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6,7，8]。伦德瓦尔(Lundvall，2000)和珀维特(Pavitt，2000)则分别强调学习与知识流动、激励与政策措施在区域创新中的核心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Henry Etzkowitz和荷兰学者Loet Leydesdorff基于“麻省理工学院—128公路”和“斯坦福大学—硅谷”区域创新发展的实践提出区域创新三螺旋理论。它特别关注知识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和现代知识生产机构——大学在实现区域产业升级改造和创造新产业方面的贡献。三螺旋理论不仅强调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而且非常注重区域创新的三个主体——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如何在一个区域里通过三者的作用产生动力机制，推动可持续的创新和经济增长。近年来，三螺旋的研究也涉及公众参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9]。此外，格兰特(Robert M.Grant,1996)、斯本德(J.C Spender，2006)和蒂席(David J.Teece,1996，2000)也纷纷指出知识具有构建组织动态能力的战略性地位，在区域创新过程中，知识成为了关键性资产，是区域创新内在持续动力所在[10]。
可以说区域创新系统和三螺旋理论能为创新测度提供有效的支撑，为创新指标的确定提供指导，进而推进区域创新实践的评价和监测。然而，就目前来看，在创新理论与创新测度方法之间融合程度不高，从创新测度指标体系研究中发现问题。
(二)创新测度指标和方法方面的国际研究
早在2000年，欧盟就为监测其高技术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制定了《欧洲创新记分牌》(EIS)，从2001年开始欧盟正式发布欧盟国家创新指数报告(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利用创新指标体系对欧盟成员国的创新绩效进行定量比较，分析欧盟各国创新优势和劣势。《2006年全球创新记分牌》(GIS)从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知识扩散、知识应用和知识产权五个方面对全球主要国家进行创新能力测度[11]。其测度方法主要是基于基年的标杆法和年度平均值法形成创新测度的复合指数。我国学者崔维军对欧盟创新指数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指标体系[12]，但没有进一步进行比较性的实践验证。
2005年，OECD组织在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Scoreboard of Indicators 1997报告基础上，推出STI指数指标体系：R&D和创新，科学技术人力资源，专利，信息与通信技术，知识流动和全球企业。此后在2011年的OECD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1中，OECD为了更好地促进经合组织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借助最新的国际比较数据，在更加宏观的国家层面从科学、技术、创新与工业等几个方面通过指标予以分析研究[13]。
2008年，世界银行提出的知识经济指数(Knowledge Economy Index，KEI)主要由经济激励和体制机制、教育和人力资源、创新系统和信息通信技术四个一级指标构成。其数据主要是世界银行内部数据及出版数据。世界银行开发的KEI指数相对于其他指数而言具有简单、易操作的特点，是集成世界银行相关评价指标的指数评价[14]，其测度方法为数值规范化的指数法。
(三)我国国家与省市层面的测度实践研究
国内较为权威的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11年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15]。该报告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与应用、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五个方面提出了国家创新指数，其测算方法为国际流行的标杆分析法(Benchmarking)。2008年，赵彦云课题组《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的要素：来自创新指数的依据》[16]提出了中国创新指数的钻石模型，包括创新资源、攻关能力、技术实现、价值实现、人才实现、辐射能力、持续创新和网络能力八个要素。该研究是从统计的层面上直接开始实验，具有一定的原创性[17]。
其他从国家层面研究还有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18]，该报告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力。它采用聚类分析法从创新的实力、潜力和效率三个方面对全国各省市进行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并选取长三角、东北地区、珠三角等国内重要区域进行研究型案例分析，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强有力支撑。其他的还有中国科协《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报告》[19]，刘凤朝《国家创新能力测度方法及其应用》[20]等研究工作。
另外，在省域层面研究对创新进行测度的有：2009年，刘露萍在借鉴欧洲创新记分牌的基础上，对江苏创新型省份建设进程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和推广应用价值的创新型省份建设进程的综合评价体系[21]。2011年，叶琳在探讨福建创新型省份建设内涵的基础上，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五个方面构建了福建创新型省份建设进程评价指标体系[22]。然而，相对于国家层面的研究，对各省域及省域内各市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
国内城市区域层面对创新进行测度研究的有：中科信所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层面《中国城市创新报告》[23]，着重对城市体制创新、城市创新的主体、集群创新以及产业提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分别从创新基础条件与支撑能力、技术产业化能力、品牌创新能力三个方面来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评估。目前国内影响较大的城市创新测度与创新指数研究的是杭州城市创新指数。2010年倪芝青，林晔等认为城市创新指数是反映城市创新水平进步程度的一个相对数，有利于衡量和评价城市创新水平及进步情况。根据杭州城市发展的特点，构建杭州创新指数指标体系，供国内同类城市开展创新能力评价借鉴参考[24]。
3.区域创新测度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1.在理论研究方面，国际上对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开展较早，内容较为丰富；国内研究大多是对国际理论的介绍、引进和消化吸收，原创性强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区域创新理论基本框架/范式的缺位是导致我国区域创新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其次缺乏系统集成式的深入研究，各创新理论研究没有彼此融合、相互促进。区域创新理论应是紧密结合当地区域创新实践孕育而生的应用性强的理论框架体系，其次随着知识创新与管理理论在知识经济中作用的突显，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目前的区域创新理论。
2.注重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知识经济的测度，主要以OECD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为代表，两者都非常重视创新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世界银行主要针对知识经济的模式对世界各国的总体创新体系进行测度，以更好促进各国依靠知识来驱动经济增长。OECD的STI指数评价首要是将科学、技术与创新、产业进行联结，重点突出新兴技术和产业。以上指标细化较好，并以相对指标为主，但没有体现经济的规模效应；其次就是过于强调信息技术的作用，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背景，再加上目前美国、日本、欧盟制造业等实体产业的“回归战略”，都说明虽然信息技术指标相对重要，但必须以生产、制造等实体产业为核心才能真正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
3.以区域知识创新为主题的创新测度，主要是欧盟和中国的研究为代表。欧盟的EIS\GIS指数指标设置科学合理，内涵清晰，已形成从指标设计、测算方法、数据支撑系统以及政策分析框架的综合创新测度体系。但该指标数据量大，并大多来自于欧盟调查数据和企业调研数据。相对于我国来讲实践操作起来有很大难度。《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其指标体系是以“绝对指标、相对指标和增长率指标”来评价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使评价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但子指标多达132个指标。尽管详细全面，但各自指标之间共性多，重复计算的可能性高，导致了主要指标弱化等问题。
4.以区域为特色的创新型省、市地区创新测度研究。江苏省、福建省以及杭州市等的创新型省市建设评价研究。2011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创新指数》以非常简练、简洁的指标对全球创新进行了测度研究。总体而言省市创新测度研究区域性强，具有一定的区域特色，体现了当地创新优势。但无论从基础理论深度，还是测度技术方法上明显与国际、国内研究具有较大差距，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省市层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而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必须依靠各省市的创新型区域建设。
5.具有强烈空间依赖性的创新实践必然需要有区域特色的区域创新理论予以指导。目前针对省市区域的创新测度研究无论在理论体系构建，还是在测度模型方法方面都需要深入地探讨研究。首先国家层面的创新测度与省市区域测度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国家是有国界的，在知识传播、技术扩散、人才流动等方面必然受到国界的约束和限制。而我国各省市相对于国家间来讲，其知识、技术、人才流动性是更强的，约束与限制较少。有些城市所在地区原本属于一个文化、社会区域，差异性不大，这就给知识、技术、人才流动和扩散带来一定影响。其次，每个省市区域都有其发展背景、特点和优势，其创新的区域本地化特征突出，只做横向的简单比较明显不够，并且创新测度的支撑理论方面较为缺乏，那么迫切需要构建适合我国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创新理论框架，进而对从纵向历史维度的创新予以测度。尤为突出的是大多数研究对国际上著名指标的选取，没有结合我国各省市地具体实践，没有深入探究其测度指标的产生背景和理论基础，必然出现值得商榷的创新测度结果。
4.区域创新测度的新探索：三螺旋理论视角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有对创新的研究至少包括国家创新系统理论(Freeman，1987)、区域创新系统理论(Cooke,1992)、产业集群战略(Porter,1996)和区域创新三螺旋理论(Etzkowitz和Leydesdorff，1995)[25]。以学术界—产业—政府三个创新主体构成的区域创新三螺旋已成为国内外创新研究主流的理论之一，并在区域创新驱动实践过程中不断体现其价值。它是对现有主流创新理论予以补充完善，为区域创新政策提供了新的决策视角。
区域创新三螺旋理论更加适合属于中宏观层面的区域创新实践。区域创新主要涉及大学、科研机构、产业(企业)、中介机构和政府等多个创新主体。三螺旋理论只强调其中最主要的三个主体——大学/研究机构、产业和政府，而不是像在技术创新理论中过于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三者都可以是区域创新的发动者、组织者与管理者，彼此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动态三螺旋，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创新发展。我们认为，无论是Freeman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还是Cooke的区域创新系统理论，都强调企业、产业创新的区域创新自组织制度性安排，适合欧美发达国家的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但可以作为一个概念框架进行参考；而来自于硅谷实践的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区域创新三螺旋理论更适合我们进行区域创新指标的设计与组织。
区域创新三螺旋理论更加符合区域创新测度的区域化要求。区域创新测度的一个前提假设为每个区域的创新资源、创新基础和创新政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三螺旋理论强调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每个三螺旋模式都可以有效驱动区域的创新发展。比如，大学推动式的形成前提是在区域里必须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并致力于为区域产业和社会发展服务，优势是能帮助形成自主的创新区域，并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点，适合于知识密集区域，如美国硅谷，中国北京、上海等地。政府拉动式三螺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不是产业自身进化，而是要依靠政府和学界的互动。其前提条件是政府的作用必须强有力，必须能充分调动创新资源，适合于实现国家重大建设目标的项目，如组织重大项目联合攻关，实现大型建设工程，建设共享创新平台等。而大企业带动式的前提条件当然是区域中不乏在行业中领先的大型企业，可利用产业集群战略带动区域优势产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适合于发展在区域内已经有一定基础的资源性和战略性产业[26]。
区域创新三螺旋更加符合目前区域创新的新背景、新需求。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美国的现代信息服务业、英国的金融服务业、韩国的信息制造业等都已成为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优势产业。驱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逐渐由土地、资本、劳动力向知识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政府对金融风险投资的监管缺失为原因之一。政府在创新中的政策引导与战略调控方面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政府在知识的商业化、产业化过程中的财政支持和政府采购，尤其是创新的风险控制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国，政府的作用绝不可以忽视，在他组织的基础上走向自组织的创新系统进化安排将是我们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何将政府作用这个维度纳入区域创新评价体系将成为创新中国在区域创新测度论理论与实践方面对世界的极大贡献。
5.结论
综上所述，区域测度研究重点在于指标的选取和设定。如何基于创新基础理论寻求适合本地区的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如何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是重中之重。此外，聚焦于省域和市级区域的研究亟需受到关注。今后应着力从创新测度的支撑理论、模型方法、指标体系本地化方面进行深入考究，根据测度分析结果，紧密结合我国各省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现状和优势特色，从实践层面出发，得出相对有效的评价结果。鉴于国际国内对政府作用的评价的不足和对区域创新动力因素的忽视，基于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利用三螺旋理论对区域创新测度的探索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