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书论文,年代论文,评价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4-0012-08
一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必须研读的著作。由于康有为自称他在1884年撰有此书，而书中却有很多1884年以后的事例，我在1957年撰文指出：《大同书》是1901～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对他的评价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康有为的政治实践进行实事求是的估计（注：拙撰：《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1月号。）。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连日本学者也感兴趣。我又先后撰文，重申己见（注：拙撰：《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历史研究》1959年8月号；《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历史研究》1959年11月号。）。此后，争论似稍平息。粉碎“四人帮”后，我在上海博物馆翻阅康氏家属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大同书》手稿，再次证明它不可能撰于1884年（注：拙撰：《〈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月》，《文物》1980年7月号。）。但它只有卷三、卷四（部分）、卷五、卷六、卷七（部分），内容相当于《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版（下简称“今本”）的乙、戊、己（缺总论）、庚、辛（六至十五章）数部。后来，又从天津图书馆找到《大同书》手稿卷一、卷二、卷四（部分）、卷七（部分）、卷八，相当于“今本”甲、丙、丁、己（总论）、辛（一至五章）、壬、癸数部。虽然它和“今本”编次、内容等出入较大，但南北合璧，配成全帙，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把它影印出版了。
天津图书馆收藏的《大同书》手稿前面，有犬养毅的题句，原文是：“南海先生侨寓东京，距今殆四十年也。先生出示《大同书》稿本廿余篇，是时起稿以后已经廿余年，深藏箧底。先生晚年，仅刊第一篇，无几弃世。此著先生一生心血之所注，虽敷衍《礼运》一篇，实为先儒未发之业，予尤服研钻之精、造诣之深矣”。由于其中有看到康有为“深藏箧底”的《大同书》情节，而康有为在政变后曾经流亡日本，有人推论“《大同书》成书及流传经过大致是：1898年9月12日康有为去日本时，已有稿本‘廿余篇’。在东京时曾向日本友人‘出示’此稿，此后即随康有为周游列国，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注：朱仲岳：《〈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接着，又有人附和，说是“这根据最新发现的《大同书》手稿及有关资料，提出的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新见解，由于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具有很大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是研究《大同书》成书年代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新收获”（注：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6页。）。并补充他看到的材料“确证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确曾将《大同书》原稿给犬养毅看过”（注：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3页。）。
康有为在旅居日本时，确曾见过犬养毅，但他到日本不是一次，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次在哪里将《大同书》手稿“出示”给犬养毅的？是否是1898年？
于此，且将康有为先后旅居日本的情况作一简单的回顾：
1898年9月，政变发生，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10月19日，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出发赴日。25日下午，入神户。旋入东京，住牛込区市个贺加町三番地（注：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1898年11月5日副岛种臣上鸠山外务次官函，编号500092-93。）。1899年4月3日，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赴加拿大。这是第一次。
1899年10月，康有为自加拿大返香港，23日，经过日本时，“始终监视”，“上陆拒绝”，（注：日本外务省档案：《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上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函》；又1899年10月19日兵库县知事之通牒，机密送第35号，编号500167-169。）被留难，这是第二次。
1911年5月8日，康有为自新加坡到香港。6月6日，赴日本。初去箱根，后居神户（注：康有为于6月11日抵神户，见日本兵库县知事报告，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发，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杂纂》，支那党关系第5卷1门6类1项4121，编号450429号。）。他到神户后，先住梁启超所居双涛园。双涛园原为神户华侨麦少彭别墅，地近海滨，松影婆娑，“双涛”即指“海涛”、“松涛”而言。康有为有《辛亥夏来日本须磨，居任甫双涛园，筑小楼卜弓临海，名曰无风海涛楼，室成，与任甫、觉顿乐之，兼寄若海索和》，诗云：“海外逋亡十四年，又来须磨结三椽。纸窗板屋生虚白，夕霭朝晖览万千。松罅旧亭立前后，丘中曲径得迴旋。小楼坐大吾知足，吞吐东溟占碧天”（注：见《南海先生诗集》卷12《憩园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本，第482页。）。梁启超也有《南海先生倦游欧美，载渡日本，同居须磨浦之双涛阁，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注：见《饮冰室合集》，45。）。这年10月，武昌起义，随着各省响应。康有为以为“革命必无成”，慨叹“国事亦多变，神州竟未还”，恋栈旧制，眷念清室，在双涛园写了《救亡论》、《共和政体论》，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与当时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
1912年3月，康有为自双涛园迁须磨长濑园别庄。6月，撰《中华救国论》。次年归国。这是第三次。
康有为和犬养毅相晤，应为第一次和第三次。至于他将《大同书》稿本“出示”犬养毅，却不是第一次赴日，而是第三次赴日时。
犬养毅（1851～1932年），日本冈山县人。1890年，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历任各届议员。1897年底，派宫崎滔天、平山周等调查中国秘密会社。1898年，任大隈内阁文相，组织东亚会（后与同文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这时，他结识孙中山、陈少白等；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时，也与犬养毅有交往。如今，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犬养毅先生书翰》中藏有康有为、孙中山、毕永年、王照、梁启超等笔谈。其中康有为与犬养毅笔谈有两件，其一曰：“柏原兄心术最仁，才大心细，再一游历各国，更成大才。若近者相待以来，无微不至，何不令一出外国游乎？若令出游，莫若同行。至此间梁生等微通贵国语，原无待如柏兄者始能接待也，未知宜否？若得柏兄同去，则佳甚。”其二曰：“我两国同教同文，较泰西各国，其情最亲，其办事亦有不同。我邦通人侧首东望，莫不在此，并不必引公法也。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而已。闻贵国宪法，太后皇后亦在臣列，此即经法与敝国同之者也。今伪临朝之篡废，在西人公法认之，且以为托于训政，亦以公法免干预内政之故。惟我两邦兄弟唇齿，其情亲而势逼，似有不能以西人公法论者。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拥口主而擅权，外分内讧，支那必亡。高楼大厦之倾，其旁邻亦为危墙所压，似不能不议支柱之也”（注：两件笔谈，均见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见拙撰《乘桴新获》，第401页、407页。）。康有为也曾赋诗寄犬养毅：“夷吾不出奈苍生，问取木堂嘉树城。万里东归不得见，海云冥冥怒涛横”（注：康有为：《过日本怀旧相大隈伯前文相大臣犬养毅木堂寄呈》，见《南海先生诗集》，第171页，台湾丘海学会编印本。）。木堂，犬养毅。康有为忙于“勤王求救”，而此时犬养毅和孙中山、陈少白也有交往。因犬养毅时掌文部，所以康、梁还请犬养毅担任神户同文学校校长。至于《大同书》稿本却没有提到。因为这时康有为还没有写出《大同书》稿本。
有趣的是，《康有为大传》的作者为了“证明”“康有为在东京向他（按指犬养毅一引者）出示过《大同书》二十余篇”，引用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1919年，康有为在《电请犬养木堂转达日本内阁撤兵交还青岛》中所说：“昔在汤河，同浴温泉，曾以《大同书》就正于执事，执事以为自有东亚数千年以来未尝有此书也”。说是“把犬养毅重读《大同书》写的跋和康有为给他的电文相参考，可以确证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确曾把《大同书》原稿给犬养毅看过”（注：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483页。）。殊不知这个“确证”，却是确证犬养毅看到《大同书》，是在康有为第三次流亡日本的1911～1913年间，而不是1898年的第一次。
在这段确证中，说明《大同书》是在康有为和犬养毅“昔在汤河，同浴温泉”那个时候，“曾以《大同书》就正于执事”的。康有为在辛亥后和犬养毅在汤河“同浴温泉”，曾有诗二首记其事：一曰《偕犬养毅木堂浴汤河，原与阮紫阳观弘法大师清泷步月夜行，秉烛穿林，犬养木堂后至，倚桥口占诗，木堂请书》：“山庙幽幽月似银，峭崖曲径倚桥频。萧萧飞爆照山月，说法声声清净身。摩崖剔藓扪山径，秉烛穿林照树阴。见雨白龙直飞下，雷声大吼海潮音”（注：《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本，第634页。）。一曰《偕犬养毅木堂、阮鉴光紫阳游汤河，原不动泷，木堂请题诗》：“飞瀑轰雷响振林，风涛搏石激潮音。天惊地裂皆摇动，证取如如不动心”（注：《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本，第634页。）。这两首诗都写于辛亥后第三次旅日时，清楚地记载了他与犬养毅“昔在汤河，同浴温泉”。
《康有为大传》的作者从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找到“确证”，殊不知《年谱续编》中，也清楚地记录了康有为第三次旅日与犬养毅游宴事。她在“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先君五十四岁”记：“四月十日，返港省母”。“五月十一日，重游日本，寓须磨门人梁启超之双涛园，自筑小楼临海，名曰无风海涛楼。时与矢野文雄、犬养木堂等把酒话旧”。“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先君五十五岁”记：“十月，偕犬养木堂游日光山，观瀑布”。康同璧倒是清楚地记载了1911至1912年间康有为与犬养毅的交往的。
康有为将《大同书》“出示”犬养毅是在1911年至1912年间，也就是说，是在“辛丑、壬寅”后的十年，是他“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后的十年。梁启超“收拾丛残，发愿手写”《南海先生诗集》，第一篇即为《〈大同书〉成题辞》。“梁启超谨按”中特意注明它是“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康有为“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九日”为此书作序，随后在日本将《南海先生诗集》影行，梁启超手写的诗和“谨按”，康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因为《大同书》确撰于“辛丑、壬寅”间。
二
考察书稿的成书年代，最关键的是看它是否符合作者在各该时代的思想内容及作者是否与那个时代相符，如果作品中明显记载这一时代以后的事迹，那就值得考虑了。
《大同书》手稿中有不少记载1884年以后的事迹，试举数例：
如记1885年事：“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沈于马江，血蹀于谅山，风鹤之惊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将军登陴，城民走迁，穷巷无人”。按：见“手稿”第一册第一叶，与“今本”第1页同。1885年2月14日，法军攻占谅山。2月23日，占领镇海关。“一夕大惊”，自为1885年2月后事，“手稿”与“今本”文字尽同。“而吾行经羊城华德里，飞砖压顶，幸隔寸许，不然，吾死于光绪乙酉岁矣”。按：见“手稿”第一册第29叶、“今本”24页，“光绪乙酉”当1885年，“手稿”、“今本”文字全同。
记1887年事：“若光绪丁亥香港华洋船之惨祸，先自火焚，焦头烂额，中于烟毒，船客尽焚，已而沈下，予几不免焉。后一日自港归，见海中犹露船桅出水面数尺也，为之心胆俱裂，是役知交多有死焉”。按：见“手稿”第一册第28～29叶、“今本”第25页。“光绪丁亥”当1887年，《康南海自编年谱》是年亦记：“八、九月游香港。”“手稿”与“今本”文字全同。
记1887、1888年事的：“吾既少孤，寡母育我，姊嫁百日，夫即病死。妹有三子，夫丧中年，以病自伤，数载遂殒”。按：见“手稿”第一册第28叶、“今本”第28页。“姊嫁百日”后“今本”作“吾妹琼琚静贞好学，生有三子”，有增改。查康有为姊倩游湘琴卒于1887年，他的三妹琼琚卒于1888年，均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记1895年事：“吾门人陈千秋通父者，绝代才也，年二十六，以肺痨卒。吾哭之恸，伤传道之无人焉”。按：见“手稿”第一册第13叶、“今本”第14页，“为吾门冠”四字，“手稿”无，系后来增加。查陈千秋卒于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上述事例，“今本”虽有增改，但情节是一致的。且“手稿”都定于正文中，不是后来增添，可知“手稿”不可能是1884年所撰。
“今本”也有记1884年以后事迹，而为“手稿”所无的。如“今本”：“吾年二十，先祖溺于连州大水之难。吾弟幼博（主事，名有溥，字广仁），戊戌之难戮于柴市，携骸而归，身首异处，至今思之心痛（38页）”。而“手稿”《爱蛮之苦》却作：“吾年二十，先祖溺于连州大水之难，至今思之心痛”。“今本”“吾弟幼博”，死于戊戌数句，系后来增上。戊戌，当1898年，是否凭这一条就说《大同书》写于“戊戌前”呢？不能。因为“手稿”不是没有提到康广仁，不是没有提到“戊戌”。查“手稿”第二《论女》下《妇女》云“吾于群妹，目击其苦（按指缠足），心窃哀之，誓拯二万万女子之苦。故弱冠以还，即开不缠足会，其后同志渐集，舍弟广仁主持尤力，大开斯会于粤与沪上，从者如云，斯风遂少变。戊戌曾奏请禁缠足，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矣”。查《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光绪九年（1883年）：“时邻乡区员外谔良……其家亦不缠足，吾乃与商，创不缠足会草例，……为作序文”，今尚存康氏所撰《戒缠足会启》（注：见拙撰：《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78～879页。）。到了1895年，维新运动掀起，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去广州再度提倡不缠足运动，并创立粤中不缠足会。1897年，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由康广仁经理。“戊戌曾奏请禁缠足”，则为1898年8月13日。“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矣”，自指政变以后。
同时，“手稿”中还有不少游历海外以至定居印度的记录。这里姑举两例：其一是《大同书》手稿第52叶：“吾昔入加拿大总议院，其下议院长诸友陪吾观焉。吾谓‘卿等具有才学，何不求为议员，议长诸女胡卢大笑，谓‘吾为女子，例不得预’，目吾为狂”。“今本”第130页与“手稿”同。书中谓“陪吾观”、“目吾”以至和加拿大下议院长诸女之谈话，不是亲历，是不可能谈得如此具体的。查康有为于1899年4月16日，抵加拿大之温哥华。5月，去伦敦。《大同书》手稿谓“昔入”，自在1899年5月以后，可知《大同书》不可能撰于1899年以前。“手稿”还不止一次地谈亲历加拿大之事，如“今本”168页谓生于加拿大的动物，“昔吾从者尝猎得狨之母子，群狨列树而长号，及将烹其子也，其母号哭甚哀，啮从者之手而俱死焉，吾欲放之而不及也”。“手稿”也有此记录。
其二是《大同书》手稿记载印度事迹很多，“手稿”有时有空格待补，而“今本”文字则较完整，如“手稿”《大同书》第二册第一叶，谈印度等级，“在昔有四种”下，没有“今本”丙部《去级界平民族》完整，表列如下：
“手稿”第二册第一叶 “今本”第108页
一曰婆罗门，为净行者，或出家，
一曰婆罗门种，世掌学术教化；
或在家修净行而涅槃者；
二曰刹帝利，为王种，奕世
二曰刹利德，世为王者及将相贵人；
君临，统辖其余之三姓者；
三曰
三曰吠舍，旧曰毗舍，为商贾、贸易有无者
四曰首陀，为农工役隶。而首陀
四曰戍陀罗，旧名首陀，为农民及奴身勤稼穑者。
之下诸贱族又有十数等种族。 首陀内分贱族七十余，今略举数种如下。
由上表可见，除内容有增改外，译音也用较通行的，如“刹利德”改为“刹帝利”。“手稿”“三曰”空白，“今本”补为“吠舍，旧曰毗舍，为商贾、贸易有无者”；“四曰首陀”，补为“四曰戍陀罗，旧名首陀”；对每一等级的统辖、责掌，“今本”也较“手稿”明确。
此外，“手稿”下面还有“以今考之，有婆罗门列种如下”，“今本”删去。这些，应在印度定居时所拟，后经垂询或参考典籍而行修改。“手稿”“三曰”空白，其余也不详，可见“手稿”是最初稿本，它是1901年至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
《大同书》手稿以“太平世”（大同）的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而立“公政府”，“欲去国害必先弭兵破国界始”。这是他受到俄罗斯尼古拉二世倡议的、荷兰首都海牙会议后受影响而发的，而这次会议是在1899年5月18日才开的。康有为也说：“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也可确证它写于1900年以后。
至于“手稿”的装帧、笔迹、纸质等，都与1901年至1902年康有为所定的《论语注》、《孟子微》、《政见书》相同等例证。我在《〈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中已经指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
《大同书》是康有为避居印度时所撰，为什么他在这时撰写？除避居时间较久、闲暇较多外，还因他流亡海外，漫游欧、美，看到理想中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感到“千界皆烦恼”，“苍天太不神”；旅居新加坡，潜读《天演论》，又觉察“万年无进化，大地今沉沦”（注：康有为：《〈大同书〉成题辞》，见《南海先生诗集》，卷一《延香老屋诗集》。）。这几年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重振儒术，撰写《大同书》。
康有为是在1901年12月7日离开槟榔屿，乘海轮去印度的。12月12日，“入恒河”（注：康有为：《印度游记》，见蒋贵麟：《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5～6页。），直到1903年4月才离开印度。在这比较长的“定居”中，除初到印度时游览考察外，主要还是埋头写作。
康有为之所以到印度定居，是因为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必有可考观而益中国者”（注：康有为：《印度游记》，见蒋贵麟：《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5页。）。然而，参观考察的结果，却对这“文明最古邦”、“大地第一古国”，的因循守旧、沦为英国殖民地倍加感慨，对印度的等级森严、“重男轻女”、“不平等之处尚多”，也感到“实非乐士”，“可谓西方极苦世界”（注：康有为：《印度游记》，见蒋贵麟：《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55～56页。）。《大同书》中既有记述印度事迹四十余处，在其他著作和函札、诗文、游记中也屡次谈到印度。
正在康有为“驰聘印度中八千余里，蒙沙犯尘，举耳闻目见而亲考之”之时，中国的情势却较政变前有了极大的变化。
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企图废除光绪皇帝未能如愿。次年，慈禧、荣禄准备立“大阿哥”废黜光绪也未如愿。1900年，康有为、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迅遭失败，此后，革命派和改良派“各张旗帜，亦自兹始”（注：支那汉族黄中黄（章士钊）：《沈荩》，第17页。）。
1901年5月10日，参加过自立军的秦力山在日本和戢元丞等创刊《国民报》，在8月10日刊出的《国民报》第四期上，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对康、梁鼓吹光绪复辟力加批判。康有为却宣传保皇保教，抵制反清革命。1902年，为了防止华商和门人“摇惑革命”，发表《答南北美洲渚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辑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说是：“吾居印度久，粗考其近代史，乃得其所以致亡之因，即诸子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注：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自立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496页。）。印度因自立而“夷为奴隶”，使“数千里宝藏之须弥山、恒河、新头河，绝好江山，一旦赠之”（注：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自立书》，见拙编：《康有为政论集》，第496页。）。还赋诗志感：“印度泱泱大，文明最古邦。只因倡革命，各自背君王。行省争分立，全疆遂尽亡。鉴兹持燏蚌，渔者到吾旁”（注：康有为：《十一月十二日送同璧女还港省亲，兼往欧美演说国是，并召薇女来》，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版，第247页。）。专门写信给梁启超等谈“印度亡国”。此后，他追忆旅居印度旧事，还说：“故吾自游墨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注：康有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序》，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016页。）。
过去，康有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只限于耳食的民主概念，或依靠西书翻译本得来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学说。政变以后，他流亡海外，游历欧、美，定居印度，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不完全和自己理想的那样完善。“入世界观众苦”的结果，发觉资本主义国家也存有“苦境”，感到人世间是个大苦海，贫贱人有苦，富贵人也有苦，连帝王也有苦。在新加坡潜读《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资本家的竞争垄断，对中小企业进行排挤和对广大人民的残酷剥削，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革命的“铁血之祸”，究竟怎样走向大同？定居印度稍久，耳闻目睹这文明故国不是“进化”，而是“行省争分立，全疆遂尽亡”。既想望有一个“大同世界”，而游历欧、美，定居印度，仍然找不到一条通达大同的道路。
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眼目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耳食或阅读得来的书本知识和亲身游历得来的实际见闻之间的矛盾……等等，更使康有为踌躇彷徨，思想混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既不是那么美善，西方和印度的宗教也不能使之信奉，“耶稣尊天而轻父母”（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79页。），印度婆罗门教既等级森严，佛教亦不如人意，从而“吾取中国也，吾从孔子也”（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79页。），转过来再乞灵于传统儒家学说。于是注《中庸》、《论语》，发《春秋》之笔削，阐孟子之“微言”，依托古籍，移易概念，改变旧说，附会经训，对“大同”三世说重新考虑：如果中国二千年来封建社会为“升平”，那么变法已失败，“大同之域”难求，欧、美国家社会经济又有超越中国之处，中国已达“升平”，欧、美又将是什么？于是一则曰：“孔子生非平世，躬遭据乱，人道积恶，……何能遽致太平大同自由之域”。再则曰：“孔子生乱世，虽不得已为小康之法，而精神所注常在大同”（注：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中华书局，1984年，第18页。）。二千年的中国，还只是“笃守乱世之法以治天下”。
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不平衡，不能单看欧、美的“进化”而想一跃超飞，不能单效欧、美的民主而“昌言革命”，康有为强调“进化有渐”、“因革有序”，只能“徐导大同”，“不能躐等”，用他的话来说：“孔子岂不欲即至平世哉？因时有未可，治难躐等也。”（注：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第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这是不能“躐等”、不能“一跃超飞”的。
康有为也曾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与“大同三世”比附，当时中国民主革命之风已经掀起，他对之拼命反对，认为只能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据乱之法”，必先求之小康，而后徐导大同。
“大地既开，国势各异”，只用“三世”来概括，已难自圆其说，从而把“三世”“三重”，把“三世”进化，说得更加玄远，说：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注：康有为：《中庸注》，中华书局，1987年，第223页。）。三世之中，各有三统，又可分为三世，因时而行之。三统又称三建、三微，……此三统之变，不过一世之制，其范围如此。若推三世、九世至无量世、无量统，则不可思议矣（注：康有为：《孟子微》，卷四《仁政》，中华书局，1987年，第85～86页。）。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八十一世可推为千万世，为无量世。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亦繁，岂止百世哉？其理微妙，其事精深（注：康有为：《论语注》，卷二《为政》，中华书局，1987年，第28页。）。
不管是“三重”还是“三统”，不管是“三世”、“九世”还是“八十一世”、“无量世”，都把“大同”说得越来越玄远，把“进化”分得越来越“细致”。这决不是康有为理论的微妙精深，却更加暴露了他循序渐进的实质。他把“大同”推到遥远，替自己制造出的未来美好社会砌成无穷的阶梯，企图用幻想来抵制一场可能引起的革命灾难，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防范和攻击。
尽管如此，这种解说终难弥缝补隙，于是又倡什么“据乱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据乱”（注：康有为：《孟子微》，卷一《总论》，中华书局，1987年，第11页。），“据乱与太平相反而相成，小康与大同迴环而同贯”（注：康有为：《孟子微》，卷六《贵耻》，中华书局，1987年，第141页。），循环往复，“相反相成”。甚至还说：“孔子发大同、小康之义，大同即平世，小康即乱世也”，不惜淆乱自己原来“发明”的“精义”。康有为没有找到一条通达大同的道路。
政变后，康有为潜研《天演论》，“妄思新论”；游历欧美，思想蜕变；定居印度，遥想文明古国。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改变，正是他不能找到一条通达大同之路的反映。
《大同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避居环境中撰写的，正是在漫游欧美，思想迷离；定居印度，抵制革命的情况下撰写的。这样，在评价《大同书》细致寻绎其内容的同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康有为的政治实践。
一个人的撰著，特别是政治家、思想家的撰著，总是时代的产物，总是他在各该时期对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反映。因此，正确地剖析他们的思想，就要弄清他的写作和发表的时代背景。
古代“文献不足征”，流传下来的书籍，也只有凭已刊各本阐述，要把每篇文章、每本书的写作时间都弄清楚，非常困难。好在古代社会发展迟缓，即使时隔十年、几十年，也不会有显著变化。近代则不然，社会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政治人物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正确评价近代人物，就要看他的实践是否符合社会客观规律，按照一定的时间、条件，加以科学的分析。如果以“陈言为新猷，以晚定为少作”，那就“薰莸莫辨，徒增殽乱”了。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从他自称1884年“悟大小齐同之理”，“推太平之世”（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7页。），到1901年至1902年撰述《大同书》，时隔十八年，这十八年中，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康有为也由维新志士而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在发表《政见书》公开反对革命的同时，撰写《大同书》，这在潜研《大同书》的同时，就不能不注视他写作的时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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