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和谐论文,思想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谐就其原意而言，是配合适当和匀称的意思；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则含有合调、匹配、等当、协调、合度、对称、秩序、规律等的意思。
和谐思想，概括地讲就是：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和谐的，因此，反映宇宙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的认识或理论也应该是和谐的。
和谐思想在西方科学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徐纪敏曾就此指出：“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和谐与比例’这一科学美学原则，成为哥白尼与刻卜勒再次提出新的天文学见解的理论依据与信念所在。……熟悉科学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化学家阿斯顿提出的原子数量说、英国物理学家莫斯莱提出的原子序数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的量子说以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都可以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论著中找出他们科学美学思想的源流。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科学美学思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正是遵循着毕达哥拉斯的传统，当然从形式上变得更加精巧和深奥了。”[1]
和谐思想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过程中，起过怎样的作用？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特征及作用
（一）中国的和谐思想
早在古代，中国的和谐思想就已产生了，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例如，在阴阳五行学说中，就包含着和谐思想。阴阳原义只是指日光的背向。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周人将阴阳这一对范畴，推广到世界万事万物，便发展成为阴阳学说。根据阴阳学说，阴阳是推动宇宙万物生长变化的两种基本元气，阴阳变化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如同满月和弯月一样。凡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客观变化称为阴阳有序；而把一切自然现象中出现的反常现象归因于阴阳失调。如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对地震的解释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就是说，天地间的阴阳两气各有其最完美的处所，如果阴阳两气一旦不能各得其所，阳气隐伏在下面不能透露，阴气被阳光压住不能蒸发，那么就会发生地震。
关于五行学说，《尚书·洪范》指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折，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124]一些学者用五行学说来解释自然界万物的起源和发展。如史伯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以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姟极。”[1:126-127]
八卦学说中也包含着和谐思想。如《周易·说卦》认为：“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首乎风，……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1:122]
《老子》中的和谐思想更是丰富。如《老子》一书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30]“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言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1:131]
（二）和谐思想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和谐思想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具体地表现在各学科之中，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医学。可以这样说，它为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例如，按照阴阳五行理论，宇宙整体和万事万物具有相同结构和统一的运动步调，即一致的时间节律。其相同的结构模式即阴阳五行，其统一的时间节律即宇宙阴阳二气的消长转化和五行生克制化过程所表现出来的五行轮流当令。这种理论被移植到医学中就变成了：人体的生理过程随自然界的运动和自然条件的变更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体和自然界有共同规律。根据这一观点，医家总结出了各种时间节律，如年节律、日节律、月节律、超年节律。其中的月节律是说：人体生理病理与月相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黄帝内经》曾就此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闭），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膲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2]
另外，古代学者还发现了全息现象：由于系统整体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有相对稳定的结构联系，各要素通过相互作用而把自己的属性以信息形式传递出去，同时也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接受了别的要素传来的信息，因此系统的每个要素原则上都寓含着其他所有要素以及系统整体的信息。系统的等级越高，局部反映整体的现象越明显，局部中所包含的关于整体的信息也就越完整、越清晰，换言之，系统的全息性就越强。医家将这种全息现象应用于人体研究，发现并建立了人体全息论。根据这一理论，从人体的某一部位的情况，就可以断定人体是否有病。如鼻子（明堂）的色泽可以反映五脏的健康状况。如果鼻部依旧四时迭次显示出春青、夏红、长夏黄、秋白、冬黑，则表明五脏无病。
除了医学之外，受和谐思想影响较大的还有农学。这表现在：它为农学提供了指导原则，使农学产生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形态。例如，宋代陈旉试图用气化和阴阳的理论来说明农作物与天时地宜的关系：“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2:458]“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 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2:458] 所谓阴阳消长之理大致是说，天地之间充塞阴阳二气。春夏阳气渐盛，阴气转衰；秋冬阴气渐盛，阳气转衰。阴阳二气的轮替消长，形成四季的循环往复。陈旉认为，农作物的萌发、生长、开花、结实、死亡这一生命过程，正是受阴阳二气的推动而形成，与阴阳二气的消长有着准确的合于规律的对应关系。明代马一龙认为，正如宇宙万物的生化一样，阴阳平衡也是农作物茁壮生长的基本条件，所以在为作物创造良好生态环境之时，须以阴阳平衡作为努力的目标。比如耕地，他说：“启原宜深，启隰宜浅。深以接其生气，浅以就其天阳。”[2:459] 地势高的田地（“原”）要耕得深些，这样方能与地下的“生气”接通。地势低的田地（“隰”）要耕得浅些，因为地势低本来就阴多阳少，若再耕得深，就会使阴重于阳而失去平衡。
和谐思想还对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医学和农学相比，这种作用就小得多了。
二、中国和谐思想的缺陷分析
中国和谐思想在科学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应该承认的，但也应该看到，从整体上说这种作用是比较小的，特别是与西方和谐思想对科学的促进作用相比，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认为，主要是中国和谐思想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偏重于社会领域
中国和谐思想，虽然也谈到自然领域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更偏重于社会领域，即更关心社会领域的问题。例如，齐国的大夫晏婴提出了“和”与“同”相异的概念。他认为“和”是集合许多不同的对立因素而成的统一，而“同”则是简单的同一。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3]这是说“和”好像作汤羹，加上各种佐料、鱼、肉， 以及火力烹调，使各种味道调和，然后做得可口。又以音乐为例，必须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声音然后才能“相济”以组成乐曲。简单的同一则不能有这些效果，他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3:35]这是说水和水羼在一起是做不成美味的汤羹的，而单一的琴瑟调子也成不了音乐。晏婴把这种“和”与“同”相异的思想运用到君臣关系上，认为君和臣之间应当是“和”而不应是简单的“同”，这样对国家政治才有好处。他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3:36]
和谐思想还被用于伦理道理之中，这就是中庸思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 把“中庸”说成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为无“过”与“不及”，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调和、折中。《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4:36]这种所谓“执两用中”之说，亦即中庸之道。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4:36]
和谐思想在社会领域应用的最大成果是“三纲五常”的提出。关于“三纲五常”，董仲舒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 “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5:388] “三纲五常”在规范、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和谐思想在社会领域的应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加之这种应用又是儒家所提倡的，而儒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两个原因的结合，使和谐思想在社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重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在自然领域的应用却受到冷淡和忽略，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进展不大、所获甚少。
（二）中国和谐思想的基础是气，不可能成为数学、物理学的指导原则
中国和谐思想的基础是气，即阴阳二气。当然，在其中也包含有“原子”的观点，如墨子的“端”，但这一观点对中国的和谐思想影响不大。此外，还包含有数的观点，如八卦说。在八卦说中，卦和爻的演化，蕴含着一种数理之美，用现代数学理论来说，这就是数的排列组合问题。但应该指出的是，八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阴阳二气，因此它还是以气为基础的。
由于中国的和谐思想是以气为基础的，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数学、物理学等的指导原则，特别是不可能成为数学的指导原则。因为最初的数学是以数为基础的，它的特点是相对固定的、离散的，这就不能以气作为基础。其结果是，我国古代的数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最早使用位值制、最早使用分数、最早使用小数、最早使用负数、最先提出勾股定理、最早发现二项式系数法则等；特别是祖冲之计算的圆周率，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记录，这个记录一直保持了将近1000年。但应该指出的是，我国古代的数学理论的程度较低，没有出现像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系统。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和谐思想的指导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三）比较含糊、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或个体的模型
中国的和谐思想比较含糊、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或具体的模型。这种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和谐思想一旦产生，其内部出现矛盾的可能性较少，即使出现，也可以通过各种修补而得到解决。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和谐思想基本上没有大的变更和发展，甚至可以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例如，阴阳学说、八封学说、五行学说等，在它们产生之后几千年的时间中，其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很少有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和谐思想的这种状况，使它不可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持续的动力，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拖科学发展的后腿。
西方和谐思想则不一样，由于它与科学的结合比较密切，因此表现得比较具体、明确。例如，毕达哥拉斯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数构成的，并以数为基础，构造了宇宙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取决于数量及其几何形状，都是由点或最小的存在单元按照相应的各种几何形象组合而成的。不仅如此，他还具体论述了这个模型的生成过程。他指出：“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以地为中心，地也是球形的，在地面上住着人。还有‘对地’，在我们这里是下面的，在‘对地’上就是上面。”[6]
既然数是事物的基础和本质，那么数是什么呢？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数就是整数或整数之比。用整数之比表达的比称做可公度比，意即相比两量可用公共量单位量尽。这是毕达哥拉斯的信条。但这一信条后来遇到了困难，因为有些数是不可公度的。例如，若设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能与一直角边公度，则同一个数将又是奇数又是偶数。证明过程如下：“设等腰直角三角形斜边与一直角边之比为α∶β并设这个比已表达成最小整数之比。于是根据毕达哥拉斯定理得α[2]＝2β[2]。由于α[2]为偶数，α必然也是偶数，因任一奇数的平方必是奇数。但比α∶β是既约的，因此β必然是奇数。α既是偶数，故可设α＝2γ。于是α[2]＝4γ[2]＝2β[2]。因此β＝2γ[2]，这样β[2]是个偶数。 于是β也是偶数。但β同时又是奇数，这就产生了矛盾。
上面的矛盾，导致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信条的破产，并进一步导致了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基础的宇宙模型的破产。这在当时产生的震动太大了，因此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数危机。
为了摆脱危机，当时的学者做了种种努力。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柏拉图、欧多克斯、欧几里德。柏拉图鉴于以数为基础的宇宙模型的破产，提出以几何为基础来建立宇宙模型的设想。他指出：神永远是按几何规律办事。他认为，有两种原始的几何图形可以作为创世的原初物质。一种是等边三角形，一种是等腰直角三角形。从这两种三角形就可以逻辑地产生四种正多面体，这就形成了组成世界现实万物的四元素。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元素只有天国才有，叫精英，由正五边形形成的正十二面体，它组成天上的物质。四大元素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组成和谐的现实世界。其比例为：火对气的比例等于气对水的比例和水对土的比例。因此，大千世界都可以用它所含各种元素的比例这一个数量关系来表达。欧多克斯通过给出比例即两个比相等的定义从而巧妙地解决了毕达哥拉斯体系的问题。他所给出的定义与所涉及的量是可公度的还是不可公度的完全无关，其内容可叙述如下：所谓四个量成等比，即第一个量与第二个量之比等于第三个量与第四个量之比，是指：当取第一、第三两个量的任何相同的倍数，并取第二、第四两个量的任何相同的倍数时，前两个量的倍数之间的小于、等于或大于的关系是否成立，取决于后两个量的倍数之间的相应关系是否成立。欧几里德则在柏拉图、欧多克斯工作的基础上，总结了以前的全部几何学知识，建立起第一个几何公理系统。这个公理系统抽象度高、概括性强、逻辑严谨、体系优美，对后世数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知，含糊、笼统是中国和谐思想的一大缺陷，这既影响了它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它对科学的促进作用。
（四）提出者很少是著名科学家
中国和谐思想的提出者很少是科学家，特别是缺少著名的科学家。例如，老子主要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他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哲学和社会领域。当然他也提出过几个物理命题，但并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也不能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其他如晏婴、董仲舒等，也都不是科学家。唯一与科学联系较多的是墨家，他们研究过几何学、物理光学、力学、逻辑学等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型的原子论，其内容可概述如下：一切事物的起始是“端”，“端”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事物被分割到无厚、无间的程度，就达到了它的起始点——“端”。“端”是不能再进一步分割的，因此它是原始物质的最小单元。但墨家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很小，在显赫一阵子之后，便很快衰落了，而且再没有复兴。除此而外，墨家所崇尚的是经验，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主要是对经验的总结，而不是对客观规律探索的产物。这两方面决定了墨家的和谐思想不会对科学的发展发生重大的影响。
西方则不一样了。西方的和谐思想的提出者几乎都是科学家。例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欧多克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都是科学家。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往往把和谐思想作为指导原则，这样和谐思想便成了他们科学研究的动力。这方面较突出的例子是毕达哥拉斯，他在和谐思想的指导下，对数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了亲和数；他把数分为完全数、亏数和过剩数，还把数分为三角形数、正方形数、五边形数、六边形数等，他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还发展了关于比例的理论，等等。这些成就的获得，都与和谐思想密切相关。
（五）中国和谐思想始终未成为科学家的坚定信念和追求目标
中国和谐思想对科学是有影响的，对科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们是以和谐思想为基础，去解释具体的自然现象（包括人体现象），因此在这里，和谐思想便成了一种手段或工具。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如果运用，就把它拿来；如果运用得比较成功，就推广到有关的领域；如果在运用中受挫，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其结果是，和谐思想始终未成为科学家的坚定信念和追求的目标，当然对科学也就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和谐思想则不同，它逐渐深入到科学家心中，并成为科学家的坚定信念和追求的目标。例如，毕达哥拉斯对数的和谐深信不移，并成为他始终追求的目标。欧几里德在追求和谐的过程中，建立了第一个几何的公理系统。这里特别需要提到哥白尼，因为哥白尼对日心说的发现，其动力源泉在于他对和谐思想的坚定信念。这方面的情况可简述如下：哥白尼认为，关于天体的理论应符合毕达哥拉斯的天体运动匀速圆周运动轨迹的观点。用这一观点来看托勒密的地心说，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为了解释行星的运动，托勒密曾经假设圆心是地球，太阳和行星绕着地球运动。可是为了解释天体的视运动现象，他又必须认为太阳和行星各自绕着一个假想圆的圆心作匀速圆周运动，这个假想圆叫“本轮”，“本轮”的中心在一个大圆上绕地球作等速运动，这个大圆则叫“均轮”。太阳或行星对“本轮”的圆心而言，虽然在作匀速圆周运动，但是这种匀速圆周运动对“均轮”的中心——而言，却变成不均匀的运动了。此外，哥白尼坚信，行星运动应该是一种简单而和谐的天体几何学。用这一原则来衡量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他的本轮均轮体系就显得太复杂了，因为为了较圆满地解释已知的天文观察事实，他所用的圆多达80个左右，超过了亚里士多德的天球层的数目。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即为了使天体理论符合和谐的原则，哥白尼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最终建立了日心说体系。根据日心说体系，地球每天绕自转轴转一周，每年绕太阳转一周。这样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变为太阳，一下子就把托勒密的80—90个圆圈减为48个，后来哥白尼又进一步简化为34个。在哥白尼这样的安排下，宇宙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对称，轨道的大小和运动都显示出与太阳大小有着和谐的关系。关于这一情况，哥白尼指出：“太阳在万物的中心统驭着；在这座最美的神庙里，另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地点能安置这个发光体，使它能一下子照亮整个宇宙呢？……事实上，太阳是坐在宝座上率领着它周围的星体家族……地球由于太阳而复杂，并通过太阳每年怀胎、结果。我们就是在这种布局里发现世界有一种美妙的和谐，和运行轨道与轨道大小之间的一种经常的和谐关系，而这是无法用别的方式发现的。”[1:212]
三、中国和谐思想的缺陷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我们知道，科学的发现来自两个方面的推动。一是生产实践的推动。这种推动主要表现在：生产实践中提出种种问题和要求，科学为了解决（满足）这些问题（要求），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由此就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恩格斯曾就此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且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7]我们可以补充说，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受到生产实践的推动，并且是主要的动力源泉。
科学发展的第二个推动力是科学理论体系内部自身矛盾的推动。科学产生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形态或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形态或理论体系，其内部存在的矛盾会不断地暴露和被发现。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科学家们不断地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样科学也就向前发展了。例如，微积分产生后，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被贝克莱所揭露，他指出，如果x取得一个增量i，这里i 代表某一不为零的量，……现在令i＝0， ……这时假设突然改变，因为i原先是假定不为零的。这简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为了解决贝克莱所揭露的矛盾，数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长期的探索。首先是达兰贝尔，他指出：必须用无可指责的可靠的理论来代替当时使用的粗糙的极限理论。但是他本人未能提供这个理论。拉格朗日也进行了探索，他想用泰勒级数展开式来表示函数，但没有成功，因为那时还不知道收敛和发散是必须考虑的事。柯西在此问题上跨出了很大一步，他成功地接受了达兰贝尔的挑战：发展了一种可接受的极限理论，然后用极限概念定义了连续性、微分和定积分。魏尔斯特拉斯则进一步完善了微积分的基础，他提出一个规划，实数系本身先得被逻辑地推导；然后再以此数系去定义极限概念、连续性、可微性、收敛和发散。由此可见，在解决微积分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了微积分的发展。
生产实践对科学的推动，取决于生产实践的水平，即生产实践的水平越高，对科学的推动作用越大；生产实践的水平越低，对科学的推动作用越小。而科学内部矛盾对科学的推动，则取决于科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即如果科学已形成了理论体系，科学内部矛盾对科学的推动作用就大；反之，其推动作用就小。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有了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内部的矛盾就更容易被发现和揭露，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科学也就向前发展了。
西方的科学，在和谐思想的影响下，较早地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系统。到了近代，又产生了牛顿力学体系。随后，又有不少的科学理论体系诞生。由于这些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使西方科学受到来自科学内部矛盾的强有力的推动。这种推动，使科学有了一种新的前进路线和方向，也可以说为科学开辟了“新战场”。由此导致的科学发展不依赖于生产实践，也不受生产实践的制约，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生产实践。这样，西方科学的相对独立发展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也产生了累累硕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科学的两种发展到了近代才交汇到一起，这就更加速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可以这样说，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得益于、甚至取决于这种交汇。
中国则不同，由于和谐思想本身的缺陷，在古代未能产生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就比较弱，不像西方那样强劲。与此相联系，中国古代科学的相对独立发展也比较幼稚、落后，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当然，中国古代的科学还是有一些相对独立发展的。拿数学来说，根据吴文俊的观点，其发展过程是：由天文到高远，再到勾股；由勾股到开平方、开立方、开高次幂，再到高次方程数值解、天元术、四元术，最后到几何代数化、数学。从这种发展中可以看出，数学已经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的发展。但应该承认，中国古代科学的相对独立发展始终是涓涓细流，与西方相比，其水平、速度、成就等都大为逊色。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基本上依赖于生产实践，其结果是科学的发展无法摆脱生产实践的制约，更不能超越生产实践的水平，只能跟在生产实践后面亦步亦趋。于是，科学前进的两条路线基本上变成了一条路线，科学发展因此而受到影响。特别是当西方的科学在两条路线上交汇的时候，中国的科学却交汇不起来，这就使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也未能实现近代期间的科学的加速发展。以此为界，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相比，越来越落后，其差距也越拉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