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经济学方法论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科斯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5-0064-09 罗纳德·科斯(1910-2013)，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关于制度和交易成本的真知灼见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缓慢发酵，已经逐渐融入人类的知识背景，悄然改变人们对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认识。但截至目前，科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似乎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真正理解和认同。对科斯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学者们通常讨论科斯作品的英国味①及其所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②还有他所倡导的假设真实性③和所反对的黑板经济学④等，很少有人对他的方法论思想进行系统化。当然，就科斯本人来说，似乎并不希望谈论“认识论”这样的高深话题，也没有预设目标要构建一个方法论体系，甚至不曾见到他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的方法论思想进行过系统阐述。但在对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持续反思和批评的过程中，他的确已经形成了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有着根本性分歧的、以经济学实质主义观点为核心的、具有浓厚个人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一、科斯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产生背景 在科斯开始学术研究的19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在大西洋两岸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只是此时的“新古典(neoclassical)”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新古典”，最早是由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900年提出，用来描述马歇尔和马歇尔经济学把边际方法融入经济学分析特征的术语。⑤就马歇尔而言，他一方面接受边际方法和效用分析，另一方面秉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所开创的传统，认为经济科学是“运用强大的分析工具”来“研究与人类福利的物质必需品的取得和使用最相关的个体和社会行为”⑥，其精髓仍是对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真实因素的研究。换句话讲，他追求一般化“经济学原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人类贫困等发展问题，所秉持的仍是以真实世界中的人和经济现象(economy)为研究对象的实质主义观点。⑦ 19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发表长篇文章《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历史性地赋予了经济科学以全新的定义。这个著名的定义所要强调的是经济分析的形式意义，而不是现实的经济主体以及实际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和特点。在罗宾斯的影响下，新古典经济学几乎完全抛开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忽略马歇尔体系中无助于精确阐述抽象的理论问题的实际知识，沿袭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的分析性定义，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类目标与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之间关系的科学”⑧。在此定义下，“经济问题”转变成基于节约(economizing)原理来研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逻辑关系，借此将经济学与涉及价值判断的道德哲学加以隔离，转变为一门研究人类选择行为一般性原理的实证学科。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罗宾斯的形式主义定义与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框架相结合的产物。以“稀缺—选择”这样的形式主义定义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形式化来构建适合于所有经济体系和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一般性理论或经济学“原理”，这似乎是经济学发展成一门“真正科学”的最优途径。正是在这样的愿景下，经济学家们的形式化努力逐渐演变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1948年，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出版了著作《经济分析基础》，以数学方法全面地表述了当时的基本经济学理论，以形式主义为特色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始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主流。此后，凯恩斯理论也被涵括进这一新古典分析体系，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至此，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此后，新古典经济学，严格地说，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二、科斯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发展脉络 虽然科斯早年在罗宾斯领导下的伦敦经济学院接受教育并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但他更多是受导师阿诺德·普兰特的影响，倾向于立足真实世界的英国经验主义经济学传统，而与致力于发展一般化形式主义分析技术的新古典经济学保持距离。我们发现，科斯早年也曾尝试按照主流的形式化要求写过几篇关于不完全竞争的文章，但总体来说，这样的尝试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无足轻重。他似乎对形式主义经济学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即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大道上飞速前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发展趋势之中，科斯也没有随波逐流。他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即通过对实际资料(从亲身调研中获得的一手资料以及各种原始档案材料)的掌握、分析和提炼，努力实现以某种特殊的解释性理论去逼近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初衷。 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在文章第一段，他就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心目中的经济学是那种能通过准确的定义和恰当的逻辑来刻画真实世界的经济学。⑨这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事实上几乎难以通过严格精致的数学分析技术予以建立。因为，真实世界中的人及其经济现象是如此复杂，绝非数学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工具所能胜任。不仅如此，数学工具的强行使用反而会严重阻碍我们对真实经济世界的认识。这就意味着现实经济世界与数学符号系统无法建立起完美的匹配关系，两者甚至存在着基本的内在矛盾。处在这一矛盾之中的经济学所面临的选择似乎是，要么保证真实性而放弃分析的效率，要么保证效率而放弃真实性。众所周知，大部分经济学家选择了后者，即以牺牲研究问题的真实性为代价，追求经济学表达的精确性和效率。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2年发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为主流经济学的这一选择提供了方法论辩护。⑩这篇文章的影响巨大，使得形式主义的“实证经济学”此后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生长，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学术潮流。即便如此，科斯还是继续选择走在另外一条道路上，逐步放弃在当时热门的以数学分析技术来处理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以观察、调研、概念化等最为“原始”的社会研究方法处理真实的经济世界。现在看来，也许在写作《企业的性质》时，年轻的科斯未必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启的一条学术之路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不过，在他此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与形式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渐行渐远，最后彻底分道扬镳。 在3篇分别发表于1946年、1960年和1974年的著作《边际成本的论争》、《社会成本问题》和《经济学中的灯塔》(11)中，科斯继续使用《企业的性质》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来讨论具体经济学问题，同时表达出自己的方法论思想与主流趋势越来越大的差异。在《边际成本的论争》中，他从交易成本的视角，证明被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边际成本定价的无效性，进而质疑经济学界对待经济政策问题时所采用的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进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再次从交易成本分析视角，证明庇古福利经济学对“有害影响”的分析所存在的逻辑谬误，进一步指出黑板经济学研究进路所具有的误导性，同时提出了替代性的比较制度研究思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中，科斯更是大胆地把自己的方法论思想向前推进一大步，明确指出：发展一般性理论和普适性原理的可靠基础是研究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经济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而不是经济学家臆想出的“空中楼阁”。 人们很容易忽视科斯在1975年所发表的题为“经济学与相邻学科”的演讲，这个演讲的整理稿后来被收进《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书。(12)正是在这篇文章中，科斯自觉地梳理了自己所坚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主流方法之间的区别，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经济学性质的非主流观点以及与新古典主义所遵循的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根本性分歧。他主张应该以研究对象来定义经济学，而工具和分析方法都不过是服务于研究对象的。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不过是一种选择逻辑和一组分析工具，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经济学家为这种选择逻辑的进一步精致化和扩大应用领域而投入大量资源，但经济学在此方向上的发展必然会由于缺乏对真实经济体系本身的关注而丧失其内在的合理性，从而在面对现实时表现出力所不及。 此后，科斯在1981年发表演讲《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13)基于自己对“应该有的经济学”的信念，他很自信地对弗里德曼30年前那篇有关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的文章进行了正式而严肃的回应。他大胆挑战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价值在于理解而非预测，选择理论的标准不应该放弃假设的真实性。尽管如他所预言，在这场方法论争论中，大多数经济学同行并没有站在他这一边，但他不改初衷。在1988年所出版的第一本重要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序言(14)以及1991年所发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演讲(15)中，继续对经济学主流发展进行严厉批评，甚至在1998年和2002年的两个重要演讲中呼吁经济学进行彻底的变革。(16)另外，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的思想是科斯晚年持续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用和人性假设所进行的深入反思。(17)总之，科斯在进入古稀之年后毅然返回对经济思想的源流和方法论主题的思考，这意味着他把自己的重大关切集中到关乎经济学发展的若干基础性、方向性问题上。 三、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思想 科斯的方法论思想虽然散布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但它们之间具有发展的连贯性和递进性，这使我们有可能梳理出一个属于科斯的逻辑自洽的关于经济科学性质与方法的完整方法论思想体系。 1.经济学的性质 科斯对经济学性质的基本判断，在科斯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对经济学性质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关于经济学的性质，思想史上有两种不同但都和经济(economic)含义密切相关的观点：一是实质主义经济观，从经济实体(economy)的角度定义经济学；二是形式主义经济观，关注人的“节约”(economizing)行为，基于抽象的优化原则来刻画经济学，其实质是把经济学看成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 科斯秉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坚持实质主义经济观，认为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18)，“研究真实世界中经济系统的运行”(19)。而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系统是人们采取经济行动、进行经济交往的经济制度总和，包括企业、产品和服务市场、劳务市场、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国际贸易等。同时，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和婚姻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其他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构成了人际关系的纽带，使人们得以实现经济交往，并保证经济系统正常运行。因此，只有充分理解这些社会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并将其纳入经济分析，才有可能理解经济系统。简言之，科斯以研究对象定义经济学的性质，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系统运行及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制度结构的学问。 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识上，科斯将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认为关注制度的重要性是斯密著作中被遗失的思想遗产：“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斯密仅仅是提倡使用定价系统，但通读《国富论》后，我们会发现，他是在讨论价格体系运行所依赖的恰当制度框架。”(20)科斯还通过详实的思想史考据证明马歇尔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正是在于理解真实经济系统的运行，“他坚信我们不应该研究‘与真实生活状况不符的虚构问题’……对于技术分析，只有在它有助于我们实现主要目标时，我们才应该对它发生兴趣”(21)。正是基于这样的经济学定义，科斯鼓励经济学家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知识对话，共同研讨问题。(22)但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帝国主义进入其他学科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帝国主义进入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是要把价格理论的分析工具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试图揭示非市场行为下所隐蔽的选择逻辑。而科斯提倡经济学家进入其他社会科学，一方面是因为真实的经济运行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不可分割且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系统，就无法正确认识整个社会系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协助才是可以期待的。另一方面，真实的经济运行所依赖的制度安排有多个复杂的缘由，因此，要弄清楚相关制度的起源和作用机理，仅仅依靠经济学家的自身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专家的合作。总之，基于研究对象的特定性质所定义的真实世界经济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绝不应该是形式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那种学术殖民主义，或者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而应该是彼此分工又紧密合作的新型关系。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下，经济学才有可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2.经济学的假设 若想从最基本的层面把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离开假设是无法做到的，经济学的假设是深入研究经济现象的必要抽象。但什么样的假设才是好的假设？这是经济学家必须面对的理论选择标准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科斯似乎从未表现出任何犹豫，始终站在主流的对立面，强调有现实基础的假设的重要性，坚决反对为了追求研究的效率和表达方式的精致优美而牺牲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他认为，只有明确阐释其理论假设的现实基础，才可以避免由于对假设缺乏认识而导致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这有利于经济学家在竞争性理论的选择中保持良好的判断力。(23)而且，强调假设的真实性将“迫使(force)”经济学家分析存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陷入研究想象世界的智力游戏中。(24)当然，科斯强调假设的真实性并非主张假设要完全真实。科斯所反对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把假设不需要完全真实的理由扩大，直到几乎完全忽视假设的真实性，甚至在发现其分析无法解释真实世界时，就臆造一个他们可以解释的符号世界，并试图以对这个虚拟世界的认识来代替对真实世界的看法。 科斯在其毕生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坚持对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进行考察并努力寻求更具真实性的假设。从《企业的性质》开始，科斯就认识到主流理论视企业为投入产出的黑箱是不符合现实的，他努力通过观察和探究真实世界，寻求符合现实的企业假设。这使他不但洞察到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重要性，更获得了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交易成本的存在。交易成本的发现，为经济学分析打开了一扇洞察真实世界经济运行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科斯及其追随者逐步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巨大保护伞下，所隐含的交易成本为零这一虚幻的假设前提。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等更大程度上都只是一个个与现实无关的虚拟符号。因此，科斯主张要把更为真实的交易成本为正的假设引入经济学分析。 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交易成本为零的批判已经为人所重视，但他晚年对“理性人”假设的深入而广泛的反思还远远没有被人们理解。在科斯看来，经济学要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人的心理异常复杂，偏好结构并非不变，绝非简单的选择最大化程序所能模拟。在科斯眼中，人类天性有点马尔萨斯味道。(25)他认为，人类天性是长期演化的结果，遗传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偏好的形成是为了提高其生存适应性，而非为了寻找快乐。他说，“人类天性的结构包括学习规则(learning rules)，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尤其重要。因为通过学习，我们能把经验转变成预期。人类天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有助于人类在其赖以生活的环境中存活下来(human survival in the conditions)，而不是如(经济学)有时所假设的，是为了快乐(human happiness)。”(26) 除了从社会生物学中寻求真实人性的假设基础，科斯还通过对经济学思想史的研究来驳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学术合法性。在《斯密论人性》一文中，他充分论证斯密不可能认同“人是理性效用最大化者”的观点，因为在斯密眼中“人实际上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他人；人能够推理，但未必以这种方式达到正确目的；人仅仅是透过自我欺骗的面纱来感知自己活动的结果。”(27) 在回忆好友邓肯·布莱克的学术贡献时，科斯敏锐地发现“如果以基因代替欲望，很容易看到，个体在可替代行动方案中的选择，事实上由一种投票系统所决定……委员会(或类似事物)理论能被直接运用于个体选择分析，从而，就可以解释个人选择中的非传递性的或者是循环变动现象。这种方法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学中常做的假设——即个体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且选择是连续的。”(28)即使是在对挚友乔治·J.施蒂格勒的悼文中，他也要坚持表达自己对施蒂格勒用理性效用最大化方法来分析政治行为的做法持保留态度。(29)甚至在其临将生命终结之年，还积极与其学术助手王宁筹办一个名为Man and Economy(30)的新杂志，敦促人们从实际生活中的人的角度来研究人和经济。 的确，科斯对“理性人”假设的持续反思使我们意识到，为了使经济学理论更具说服力，经济学者就不得不放弃“理性人”偏好结构不变的假设以及改造其他社会学科的帝国主义热情，通过与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等学科加强联系并谦虚学习，来提高和充实我们对人类偏好结构的认识。 3.经济学的研究进路 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中，人们很容易混淆研究进路(approach)与研究方法(method)的区别。研究进路很大程度是指一种研究取向和视角，是学者所采取的接近科学目的的路线(way)。而研究方法则是指具体的操作手段，这就好比我们为了完成行程所选择的交通工具(tool)。 就经济学的研究进路而言，科斯反对黑板经济学，倡导比较制度研究。“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 Economics)”的提法最早出自科斯1966年发表的《公共事业定价理论》，尽管在此之前，他事实上已在自己重要作品中屡次批评经济学界的黑板经济学倾向了。他当时把黑板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家在面对经济政策制定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漠视真实世界的分析进路。这种研究进路具体表现为：经济学家论证经济政策时，“多与黑板上的图表有关，而不是考察这些政策在经济体系中产生的真实效果。”(31)后来，他对这个术语的含义进一步拓展，认为黑板经济学是指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时，倾向于把心目中所想象的理想经济体系与他们所观察到的(或他们认为自己观察到的)拿来比较，再根据这种比较，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使实际的经济体系达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境况，但从不深入探讨如何去完成相应的改进工作。(32)在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科斯进一步明确把黑板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家研究一个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而不是现实中的经济系统”，从而把企业、市场、政府、法律等制度都置于有名无实之境地的分析进路。(33) 在科斯看来，虽然黑板经济学的研究进路需要经济学家的高超智力和相当专业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有助于提升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能力，但问题是它可能会阻碍人们对真实经济活动的认识。因为黑板经济学家只是在分析作为参照系的东西(比如一般均衡状态、帕累托最优等)，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这样的比较完全缺乏实际的依据。即使这样的分析看上去会产生相当精巧的结论，但其实际含义往往并不确切，也不确定，在面对现实时会显得苍白无力。正因为如此，如果基于黑板经济学来设计政策，那将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性。在科斯看来，真实世界中的实际经济活动是依托许多社会安排来开展的，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效果千差万别，经济学家应该做的工作是从逻辑上再现不同安排的具体作用机理及其后果，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比较。 科斯倡导的研究进路有几个步骤：首先，从一个与目前相似的情况开始分析；其次，探讨某种建议的影响；再次，分析在新的情况下，就整体而言是否比原来的情况更佳。在比较不同的社会安排时要牢记：第一，带来某些决策改善的现存体系的一个变化，很可能导致另一些决策的情况变得更糟；第二，要考虑不同社会安排(包括市场和政府等)的运作成本和建立新体系所涉及的成本。威廉姆森曾经这样总结科斯所倡导的这种研究进路：“因为假象的经济组织与实际经济运行无关，而任何可行的组织都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的唯一之选是在可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比较制度分析。”(34) 4.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在新古典经济学日益演变为应用数学分支的时代，科斯并没有随波逐流，仍然坚持在研究中使用非常朴实和传统的概念化和理论叙事的研究方式。他不但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使用数理分析，更是完全没有使用过经济计量工具，甚至对一些追随者试图将他的研究成果进行形式化的做法也深怀忧惧。科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调侃，以致让人觉得他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怀有敌意。他说：“在我年轻时，人们常说，讲出来太傻的话不妨唱出来。而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傻话可以用数学来表达。”(35) 科斯本人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没有多大兴趣。但通读科斯作品，我们也不难发现，科斯所反感的并不是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分析方法，而是经济学家倾向于通过数学而不是通过对真实世界的研究来推动经济学发展。在科斯看来，经济学中数学与理论之间的这种本末倒置的趋势正在使经济学日益失去与现实的联系，经济学教育也正促使产生大量技术过硬但对现实经济问题缺乏洞察的所谓专家。 科斯明确表示，研究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这归根结底应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类型。(36)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运行，因此，经济学方法的选择就要以是否有助于正确理解真实经济运行作为判定标准。他深信，不了解经济活动的事实，没有对这些事实进行详细考察，就不可能有好的理解和解释，也就不可能有经济学的进步。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全力投入到具体而精细的经验性研究中，通过详细的案例调查来发掘影响经济系统运行的真实因素，并最终提炼出令世人惊叹的真知灼见。比如，在大学期间他通过对美国产业的实地考察，最终形成了对经济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交易成本思想；在1930年代初期，科斯与好友福勒一起对英国生猪生产和生猪周期的调查促使其产生了理性预期的思想萌芽；通过对英国广播业和美国广播业的30多年的跟踪调查，他不仅创作出经典之作《社会成本问题》和《联邦通讯委员会》，还写出了一系列值得以后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英国广播业：一个垄断的研究》、《广播与电视传媒中的贿赂》等优秀作品。更为可贵的是，直到耄耋之年，他仍然坚持跟踪考察青年时期所开展的案例，并发表文章修正以前的认识。(37) 科斯所从事的这些卓有成效的重要案例研究，都具有一些朴素而有效的研究方法要素，这值得我们反复而深入地研究：第一，甄选和凝练问题。好的问题意味着研究已经成功了一半。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找到好的问题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的直觉和良好的学术素养。第二，收集经验资料。通过现场观察、访问、社会调查以及文献研究来搜集有关的定性和定量的重要资料。第三，理论化。理论化的基础是概念化，就是对以往处理类似经验的概念努力进行评论，并尝试提出新的解释性概念。“交易成本”、“社会成本”等都是科斯用来处理经济事实的著名概念，也是通过理论来把握事实的出色尝试。第四，接受检验。概念化不仅意味着单个概念与特殊事实之间的匹配，也包括若干概念组成的概念结构与多个事实结构的匹配，甚至还要处理动态过程。这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以概念系统去解释真实世界的学术程序，解释通了，则这一套概念化的假设就可以暂时被接受下来，否则就需要另辟蹊径，开启另一个概念化的尝试。 四、科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 假设清晰(不必真实)、逻辑严密和定量严格，这是当代经济科学的形式特征。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只有符合这些形式特征，一项研究才可能被认定为“科学”的。支撑这套形式标准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弗里德曼在其“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集中表述的科学方法论。应该肯定，经济科学之所以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获得高度认可，与深度运用高度发达而成熟的形式分析工具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瑟夫·熊彼特把对分析方法的推进作为评判经济学家贡献的主要依据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38)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除非经济世界的运行呈现与物理世界同样的全面严格性和长期稳定性，否则，以形式主义分析技术去探索经济运行就只能是经济科学的进路之一，不仅不应该是全部，即便作为主流也是相当可疑的。至于一些经济学家挟工具以令天下，自命不凡地试图改写全部社会理论的殖民主义态度，更是缺乏充足的理由。 毋庸置疑，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经济学经过近两个半世纪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如果我们仅仅是以数学应用于其中的范围和水平来衡量，它无疑是最成熟的社会科学，称得上是无冕之王。但是，它目前所享有的如此地位与它对现实社会的贡献已经越来越不相称。过度强调经济学的形式科学标准，无视理解实际经济生活所提出的理论要求，难以提出切实的制度改革和政策设计建议，这些日益突出的问题正使得主流经济学的正当性面临着强烈质疑。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以来，不断发生的全球性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使经济学面临更加严峻的理论考验，但遗憾的是，主流经济学似乎未能经受住这个考验，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和政府对它的不信任。 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无能，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目前所要做的是深刻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哲学基础所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寻求经济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经济学毕竟是一门研究人及其群体行为的社会学科，其终极目的不是要发展出一种“非人的”、“科学的”智力体系，而是要提供给人们一种正确理解人及其经济行动的范式。 回顾历史，在理解人及其群体的经济行为方面，经济学中存在着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差异巨大的范式。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倾向于设想、假设和想象某些典型的普遍性世界，从一个抽象的、不存在于任何具体事物中的理论假设出发，去认识、分析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信奉唯理主义的学者更推崇演绎的方法。而经验主义则强调个人的感觉系统带给我们的印象、知觉及其所构成的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考察各种社会实体和关系。持经验主义立场的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归纳和描述的方法。 从地域上看，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似乎更倾向于唯理论，如重农学派中的魁奈、19世纪后半叶洛桑学派中的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等。这一系统的经济学家的最大特征就是非常重视运用数学语言来研究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英国的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大多数持有经验主义立场。首先，在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那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虽然之后的大卫·李嘉图大大推动了唯理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发展，但直到19世纪末，经验主义仍然在英国学者的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经济学发展中的另一里程碑式人物马歇尔，长期纠结于究竟是走经典物理学式的经济学发展之路还是达尔文式的演化论经济学发展之路，于是他把自己的经济学科学化的梦想置于《经济学原理》中，而把始终不能放弃的演化论思想放在《工业与贸易》等著作中。但其《经济学原理》风靡世界以及大批追随者的形式化改造，接近物理学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占据上风，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后被定于一尊。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则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成为经济学的异端。由于主流的经济学定义从学理上排斥了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合法性，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支柱最后只剩下演绎法一种，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逐渐嬗变为理论内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当前经济学日益脱离真实世界的事实，正是唯理主义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一个由唯理主义支撑起的形式主义经济学独霸天下的时代，罗纳德·科斯顽强地坚守着自己对真实世界经济学的信念，不断发掘和发展斯密、马歇尔等前辈思想中被边缘化甚至完全被忽视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并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巨大的原创性为经验研究方法重新赢得了荣誉。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坚持使用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还通过对这种方法的巧妙运用获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斯经济学方法的巨大影响力就不仅是对经济学经验主义传统的复兴，更是对这一研究方法的重大创新。我们认为，科斯的工作已经建构起了一种可以有效拒斥社会理论自然科学化的新范式，从而给经济学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来发挥应有的功能注入了新的刺激。 简而言之，科斯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研究方法旨在体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应该有一种属于自身的理论诉求，而不能听任自然科学方法的殖民。(39)从目前情况来看，科斯所继承并创新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传统要取代或者平行于当下占据主流地位的唯理主义的方法体系，尚无可能，但是科斯的工作已经唤醒了更多的学者认识到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内在价值。尤其是在中国，科斯经济学所受到的重视是空前的，这也许说明了更具经验主义认识论传统的中国人似乎更容易与科斯有精神上的契合，也更容易认同他的工作，响应他的呼吁。 中国目前正处于史无前例的重大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国内外的学者都迫切希望能准确认识和理解这一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很有必要从科斯传承和创新的认识论传统中汲取资源。中国不仅需要符合“科学”标准的经济学，更需要能够解释现实、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因此，我们对科斯经济学的重视，不仅不应该削弱，而且应该不断加强。对支持科斯不断产生原创性思想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并进一步加以深化研究和推广。 ①Richard Posner,"Ronald Coase and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l.7,No.4,1993,pp.195-210. ②小理查德·泽布和斯蒂文·米德玛：《罗纳德·科斯、英国传统和经济学方法的未来》，斯蒂文·米德玛编《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4-312页。 ③Uskali Maki,"Is Coase a Realist?"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28，No.1，1998，pp.5-31；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3-326页。 ④乌斯卡里·迈凯：《社会科斯问题》，引自斯蒂文·米德玛编《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9-356页。 ⑤托尼·阿斯普洛蒙戈斯：Neoclassical词条，参见《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卷3，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70页。 ⑥Alfred Marshall,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8th ed.),London:Macmillan,1949,p.1. ⑦Ning Wang,"Coase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7,No.6,2003,p.808. ⑧Lionel Robbins,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2ed.London:Macmillan & Co.,1935,p.16. ⑨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 33-34. ⑩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罗卫东编《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11)Ronald Coase,"The 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 in The Firm,the Markert and the Law,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75-93,95-156,187-213. (12)Ronald Coase,"Economics and Contiguous Disciplines,"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34-46. (13)Ronald Coase,"How Should Economists Choose?"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15-33. (14)Ronald Coase,"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in 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1-5. (15)Ronald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3-14. (16)Ronald Coase,"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No.2,1998,pp.72-74; "Why Economics Will Change," speech given at University of Missouri,April 4,2002. (17)Ronald Coase,"Adam Smith's View of M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No.19,1976,pp.529-546; "Economics and Biology: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8,No.3,1978,pp.244-245. (18)Ronald Coase,"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Vol.140,No.1,1984,p.31. (19)Ronald Coase,"Economics and Contiguous Disciplines,"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41. (20)Ronald Coase,"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88. (21)Ronald Coase,"Marshall on Method,"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75. (22)Ronald Coase,"Economics and Contiguous Disciplines,"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46. (23)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33. (24)Ronald Coase,"How Should Economists Choose?"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8. (25)Steven Medema,Ronald H.Coas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130. (26)Ronald Coase,"Economics and Biology: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8,No.3,1978,pp.244-245. (27)Ronald Coase,"Adam Smith's View of Man,"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16. (28)Ronald Coase,"Duncan Black,"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90. (29)Ronald Coase,"George J.Stigler,"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206. (30)Wang Ning,"Man and the Economy," The Journal of the Cause Society,www.degruyter.com/view/j/me. (31)Ronald Coase,"The Theory of Public Utility Pricing," in 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of Public Utility(Papers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1966,p.100. (32)Ronald Coase,"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in The Firm,the Markert and the Law,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28-29. (33)Ronald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p.5-6. (34)Oliver Williamson,"Evaluating Coa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Vol.8,No.2,1994,p.202. (35)Ronald Coase,"Notes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in 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 Law,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185. (36)Ronald Coase,"Economics and Contiguous Disciplines," in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38. (37)Ronald Coase,"The Acquisition of Fisher Body by General Motor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43,2000,pp.15-31; "The Conduct of Economics:The Example of Fisher Body and General Motors,"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trategy,Vol.15,No.2,2006,pp.255-278. (38)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朱泱、孙鸿敬、李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39)罗卫东：《经济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