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何以向竞争政策转变：欧盟的经验与上海的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上海论文,欧盟论文,现实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16.01.009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在我国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以市场之手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决定》却遗留两个问题——何时与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于我国区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全国层面统一实施《决定》的难度颇大；比较合适的方式是以省级区划为单位先行先试、逐步推广。鉴于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选择上海作为参照物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因此，本文拟对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进行分析，结合欧盟国家经济发展转型期的经验和教训，从实证角度研究在上海实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战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文献梳理 资源配置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调节，一种是市场调节。①政府进行资源配置跟广义的产业政策重合，也即“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②依其目的不同，产业政策可以分为两类：功能性的和选择性的；前者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制定，后者则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对被选择的产业进行的特殊扶植政策。③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是在市场不能的时候弥补市场机制，一般认为其等同于竞争政策；政府配置资源往往是指选择性的产业政策。④而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则跟广义的竞争政策相关，也即“以市场为导向，重视维护、修复、弘扬市场机制，促进或优化竞争的政策”。⑤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均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都是国家为了维护产业内部的竞争机制而设置。但是，二者的出发点具有较大的区别：产业政策是政府对于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而竞争政策则要求市场直接配置资源。⑥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二者各有利弊。具体而言，产业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弊端。首先，产业政策的最大职能是将资源投放到产出最高的行业，但是这会导致协调外部性的问题。市场的发展需要多行业的配合，虽然优先发展某个产业在一定时期会有促进作用，但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则该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会受限于其他行业的发展缓慢。其次，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要求政府掌握完整的信息，但是产业政策制定的事前性总会使政府无法事先获得所有信息。再次，利用政府之手进行资源配置也存在政府失灵或者监管捕获的情况，从而导致腐败、权力寻租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缺憾。⑦相对于产业政策而言，以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则具有灵活性、及时性、权力分散性的特征，这既可以解决以政府进行资源配置时所产生的协调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大量因权力寻租而产生的腐败的问题。⑧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劣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垄断、高交易成本以及产业转型。自然垄断行业对于竞争者的规模有一定的要求，因此不太可能实现完全竞争的状态；高交易成本则会严重阻碍市场的形成；最后，转型期国家可以利用产业政策集中配置资源、迅速推动产业升级，这会大大缩短单纯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转型的时间。⑨因此以何种形式为主进行资源配置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制定。 因此，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并非截然对立。二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必须结合具体经济发展状况才能判断以何者为主进行经济发展才是最优选择。但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理论层面挖掘二者的关系，对于《决定》遗留的两个问题尚未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展开研究。 二、上海的经济发展历程 上海是我国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经济发展不但为周边地区的经济与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影响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格局。依据GDP增速，上海自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9-1991年：缓慢增长阶段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间，上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指引下对经济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经济开始稳步前进。但在这段时期内，上海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中央的计划供应。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对于珠三角地区的政策倾斜，计划经济时期畸形发展的恶果开始出现，上海开始逐步面临计划供应减少、传统工业优势逐步削弱、经济结构失调等问题。⑩在此后的五六年间，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严重放缓，并且连续多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1)。
图1 上海与全国GDP增长速度对比(1979-1991)(11) (二)1992-2007年：高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经济发展以浦东开发为契机，进入了经济腾飞的新时期。而浦东开发正是以产业政策作为导向大规模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12)上海实施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对重点行业进行政府补贴和贷款优惠。(13)进入21世纪后，上海的产业政策出现新的变化，即以长三角的经济合作与协同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段时期内，上海开始放弃与江浙两地对制造业的争夺，改而向高端生产、服务业融合领域进军，并为长三角世界级制造基地提供服务支撑。(14)在这段时期内，上海通过各种产业政策逐步建立了其全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上海的GDP增速惊人，几乎每年都超过全国的增速水平(见图2)。
图2 上海与全国GDP增长速度对比(1992-2007)(15) (三)2008年至今：再度缓慢发展阶段 2008年始，上海的经济发展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16)自改革开放以来再次进入缓慢发展时期。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当大，上海GDP的增速开始连年低于全国水平(见图3)。
图3 上海与全国GDP增长速度对比(2008-2014)(17) 至此，上海市开始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随之产生的问题即是否需要继续坚持以产业政策为主的发展模式。 三、欧盟经济发展中的转型期 与我国类似，产业政策主导的模式在欧盟战后的经济发展史上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该模式的种种弊端，欧盟最终选择了竞争政策为主的模式。欧盟自二战后的经济改革可以简单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一)1949-1980年：战后快速发展时期 欧洲在二战中基础设施受到重创，社会可利用资源也处于崩溃的边缘。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扶植之下，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采用产业政策来培育基础工业，以期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欧洲各国政府主要运用的调节方式有二：第一，国有化基础设施行业，实现政企合一；第二，通过优惠政策选择性地扶植重点行业。但产业政策的具体运用在欧洲三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表现略有不同。 英国在战后迅速将重点行业国有化，并对之进行巨额的政府资金投入；同时，英国也积极推动大型企业之间的合并，其目的是为了打造国有大型企业，尽快跟美国的企业进行竞争。(18)法国在二战结束之后也在煤、铁、电力等行业实施了国有化，但其国有化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放缓。此后的一段时期，法国主要通过政府资本来扶植民营企业的发展。与英国不同的另外一点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法国尽量维持国内市场的封闭化。(19)西德的做法与英法不同。西德从开始就以竞争政策为主来发展经济。这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的西德长期处于其他国家的控制之下。为了防止西德利用产业政策发展大型企业，其他国家限制西德利用政府力量扶植经济发展。(20)事实证明通过政府来分配资源的产业政策在二战结束之后的20年间大大刺激了欧洲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十年，欧洲主要国家的GDP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但是，以产业政策为主刺激经济的弊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出现。进入70年代之后欧洲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开始提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英国，由政府运作的劳斯莱斯公司等国有企业趋近破产。(21)法国则面临钢铁、汽车等行业崩溃的危机。此外，这些被法国政府扶植的企业由于受到过度国内保护，在面对国际竞争时抗压能力严重不足。比如，在70年代法国政府扶植的计算机企业几乎被美国企业收购。(22)与英法的情况相反，缺乏产业政策扶植的德国企业在70年代间的发展反而可圈可点，甚至在汽车行业、电子行业等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3) (二)1980年至今：经济转型时期 连续多年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使得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对产业政策进行反思，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开始逐步消除产业政策，采取竞争政策。在此，英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欧洲国家。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英国开始迅速推行去国有化和开放市场两大改革措施，电信行业成为这次改革的先头兵。英国于1984年展开对英国电信公司民营化的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开放电信市场。随后，类似的改革举措开始向其他公用事业行业挺进，如电力行业、航空行业等。在改革初期英国政府也经历着失业率持续攀升、大量国内企业被国际企业兼并等阵痛。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改革后的英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吸引美日外资，并迅速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平。此外，英国政府也开始强力推行竞争法的实施。(24)这些改革使得英国在整个80年代经济持续增长，远超同期的德国和法国。 与英国相比，法国和德国的改革路程不但起步晚，而且力度低。80年代的法国也面临着高额政府赤字以及货币贬值的压力。然而由于左派政府当政，法国迟迟没有进行大幅度的经济改革。直至1986年希拉克上台，法国政府才开始在国有垄断行业撤资，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25)但是，对于公共事业行业的改革，法国做得很不彻底。法国电信公司直至1997年在欧盟的要求之下才部分民营化，而在电力、民航、金属制造等行业中，法国政府一直保持大股东地位。德国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依赖产业政策发展经济，因此，这个时期的德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政策调整。这主要是因为在80年代德国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东西德的合并上面。进入90年代以后，德国政府又致力于解决东西德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德国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乏善可陈，其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也主要是为了配合欧盟层面的相关政策，缺乏创新性。(2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90年代之后开始高度关注创新政策，对于半导体行业、航天工业、生化工业进行了大量的政府投资。但是德国的创新政策并不成功。对于中小企业扶植的缺失，使得德国没有产生类似于美国谷歌、雅虎等的网络巨型企业。但这不仅仅是德国自身的问题，整个欧洲在实施创新政策的时候，普遍存在对于中小企业缺乏足够支持的情况。 从80年代，欧盟开始思考如何通过竞争政策让欧洲尽快追上美国，或者至少不被美国远远超过。在英国经济改革的示范性作用之下，欧盟在1986年下定决心开展“欧洲单一市场计划”。该计划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严格执行欧盟竞争法，一方面严厉处罚特许企业限制竞争的行为，另外一方面也限制成员国政府对于国内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第二，要求欧盟诸国开放传统的政府垄断行业。(27)与英国类似，电信行业成为欧盟实施该计划的抓手。作为改革的第一步，欧盟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必须在1998年之前全面开放电信市场，这极大促进了欧盟电信行业的发展。如今电信行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已经逐步推广到其他传统垄断行业，比如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电力传输等。根据OECD的测评，自从实施“欧洲单一市场计划”之后，欧盟国家的GDP以每年2%的增速前进，并且就业率每年提升1.5%；此外，OECD认为如果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更为充分的话，这两个数据一定会更高。(28) (三)欧盟的经验总结 欧洲在二战之后长达30多年的时间一直通过产业政策选择性地扶植重点行业来发展经济。这对于在二战中各种产业机构几乎崩溃的欧洲来说的确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欧洲的重要产业迅速成长，并且有效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复杂，通过产业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缺点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暴露。这一方面是因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将社会资源向部分行业倾斜，压制或者延缓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而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反过来又限制了受扶植行业的发展。(29)此外，80年代以前欧洲国家希望通过政策来扶植大型企业，从而加强跟美国企业的竞争。但是经济学研究表明，主要工业行业产业政策扶持强度与行业规模经济性是成反比的，规模效率递减的行业反而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30)如此，欧洲国家一方面通过政府之手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而另外一方面却又不能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就容易理解了。 欧洲80年代的经济转型是在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的情况下被逼产生的。而这种倒逼机制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情况往往是：1.GDP增速变慢，2.高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贬值，3.高失业率，4.巨额政府赤字，5.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随后各国都选择了开放市场、由竞争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并产生了至少两方面的积极效果。第一，将经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使资源流向更为需要的经济部门，同时大大降低政府赤字。第二，开放市场之后民营资本及技术迅速进入，迅速提高经济总量以及运行效率。经过向竞争政策的转型，欧洲国家的GDP增速开始变快，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开始降低，经济发展又呈现了新的局面。 四、上海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海在2008年后进入经济发展的缓行期，但是上海的经济发展总体还是令人满意的。虽然最近几年其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但就GDP增速的绝对值而言，上海自2008年以来GDP增速至少保持在7%以上，高于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31)其次，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上海市的人均GDP为15 947美元，大致处于东欧国家的水平。(32)再次，上海的产业布局基本合理，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例在2014年达到64.8%，接近当今发达国家70%的标准。(33)这些数据表明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要远远好于欧盟诸国在20世纪80年代转型期的情况，因此不存在立即改变主流经济运行模式的绝对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海不需要改变及目前的经济发展中不存在问题。从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上海至少存在如下五个问题。 第一，2008年以来上海市的GDP增速开始连续低于全国水平(见图3)。虽然GDP并不代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但是GDP增速放缓却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自2004年开始上海的GDP总量占全国的比例开始下降，但同期上海的居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却在一直攀升。(34)这意味着上海人均收入的相对值在降低。根据中国经济研究院2015年初的统计，上海的GDP含金量自2011年以来首次跌出三甲，排名第七。(35)这表明上海不但在经济总量上已然落后于兄弟省市，而且在居民人均收入方面也开始被超越。在市场化改革已经相对普遍、政府主导作用相对弱化的今天，某一省市的经济一旦被其他省市超越，则很难在短期内赶上。若放任这种情况的发展，上海降低的不单是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更是其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第二，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是政府的资金投入或者减税、贷款等优惠政策，但任何方式都是以政府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持的。这在政府掌握的资源在社会总资源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时候，的确能够起到集中资源加速发展经济的效果。但是，随着政府掌控资源在社会总资源中的比例降低，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也会降低。从图4可以看出，虽然近20年来上海的地方财政收入随着GDP总量的增长而增长，但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已经从1990年的36.4%下降到了2014年的19.5%。因此，上海以政府资源为主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将会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状况。 第三，上海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已经趋近于政府能够承担的临界点。根据《上海市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上海市地方性债务的总债务率为87.62%，(36)而国际通常使用的负债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为60%。(37)其次，自2010年起上海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每年年均增长16.05%，(38)远高于同期的GDP增速(7%—8%)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比如，2013年为9.8%)。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上海市政府无法偿还地方性债务的情况。 第四，上海的地方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低下，无法真正面对市场竞争。根据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40)截至2013年底，上海地方国有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4%，低于上海市当年的GDP增速(7.7%)。同时，净资产盈利率高于当年GDP增速的企业只有10个，占公布企业数量的17%。再次，以证监会200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净资产收益率6%的规定为参照点，也只有14个企业的盈利率超过6%，占公布企业数量的24%，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的地方国企无法实现正常的企业利润率。 最后，上海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不容乐观。自2010年以来上海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2%。但是，我国的官方口径仅统计城镇登记失业率，不统计未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流动失业人口以及农业失业人口，存在低估失业率的可能。(41)其次，我国没有通货膨胀率的统计数据，只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二者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具有一定的关联性。(42)上海2013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2.3%。大致可以得出当年上海的通货膨胀率也在2.3%左右。很多学者认为该指数对于食品类权数过高，且未包含购房价格，因此可能存在严重低估的情况。(43)关于如何确定这两个指数的警戒基准点，学界的认知颇为不一，在此我们仅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观点进行衡量。厉以宁认为应该以4%的失业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作为经济发展的警戒线。(44)若以此为标准，上海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即便没有低估也已经超过了警戒线；而通货膨胀率至少已经接近警戒线。 综上所述，虽然上海目前在GDP增速方面表现良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也开始面对欧盟诸国在转型期中所遇到的经济问题，比如较高的政府赤字、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以及较高失业率。因此，本文认为虽然上海不存在类似欧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被倒逼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情况，但也应当未雨绸缪，逐渐向竞争政策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图4 上海历年地方财政收入与GDP总量及对比(亿元)(39) 五、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政府的公共管理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需要对其功能和作用进行清晰的认识，并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做出最优化的配置。上海目前的经济发展基本处于良性，不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以产业政策为主的发展模式的直接压力。但是考虑到现阶段上海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为了保证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进行适当的经济管控调整也是相当必要的。因此，建议上海市政府采取以下相对稳健的政策转型措施，从而在大致维持现状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首先，应当确保《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反垄断法》对于促进竞争、发展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意义，因此贯彻反垄断法的实施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第一步。(45)自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实施以来，上海市已经办理了多个影响力巨大的反垄断案件，比如“锐邦诉强生案”“上海黄金饰品行业协会案”“克莱斯勒汽车反垄断案”等，其执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应当以此为基础继续加强反垄断的执法工作，一方面扫清阻碍竞争深化的负面因素，另外一方面为今后全方位向竞争政策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根据欧盟转型期的经验，加强《反垄断法》的执法工作只是实施竞争政策主导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则是开放市场。目前在上海还存在非常多的政府主导行业，或者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包括政府垄断行业和存在政府资源扶植的行业)。但是，上海的经济发展并不存在类似于欧盟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极度受阻的局面。此外，产业政策在上海市实施了30多年，已经深入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若骤然完全放开政府之手，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可预知的问题。因此，比较妥善的方案是逐步放开政府之手，从而实现产业政策的软着陆。为此，本文依据欧盟的经验设置了如下三个转型步骤。 第一步，建立明确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实质在于让市场主体自行决定价格。对市场主体准入的限制会提高市场进入门槛，从而大大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点以及出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并非所有的行业都完全适合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因此，政府应当及时、明确地告知市场哪些行业暂时不允许自由的市场准入，这就需要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第二步，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对于暂时没有进入负面清单的行业，政府应当定期进行竞争评估，以决定其是否可以被开放。(46)竞争评估可以参照《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方法进行。具体而言，首先界定相关市场，其次分析在该市场中是否存在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对于没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行业，原则上可以让市场之手介入来完成资源配置。对于存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行业，可以分为如下两种情况进行管控。第一，虽然市场中存在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但是该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对于这些行业，政府可以设置市场开放的时间表，逐步全面开放市场。其二，对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行业，政府可以继续维持产业政策。第三步，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对于暂时不宜立即开放的行业，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应当以促进竞争作为主要目的。政府应当具体分析这些行业竞争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并针对这种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一方面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一方面大力扶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这些行业，政府可以在下一次竞争评估中决定该行业是否可以由市场之手来主导。 ①洪银兴：《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的政府作用》，《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第14-16页。 ②王先林：《产业政策法初论》，《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第112-118页。 ③叶卫平：《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9-126页。 ④李平、江飞涛、王宏伟：《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评价与政策取向探讨》，《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第3-12页。 ⑤史际春：《竞争政策：经验与文本的交织进化》，《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104-112页。 ⑥李剑：《反垄断法实施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选择》，《东方法学》，2011年第1期，第103-112页。 ⑦张悦：《产业政策的利弊双重性分析》，《学术论坛》，2009年第6期，第120-122页。 ⑧许秋起：《透析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权力嵌入现象——市场化“质”的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当代财经》，2004年第6期，第13-18页。 ⑨陈秀山：《我国竞争制度与竞争政策目标模式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25-35页。 ⑩黄金平等著：《上海经济发展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6页。 (11)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4年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编制。 (12)曾刚、赵建吉：《上海浦东模式研究》，《经济地理》，2009年第3期，第357-362页。 (13)黄金平等著：《上海经济发展三十年》，第69页。 (14)林兰、屠启宇：《上海产业结构演变及其政策思考(1978-2010)》，《上海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第90-100页。 (15)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4年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编制。 (16)郭旭东：《走出危机：上海制造业企业转型的“纵横”路径》，《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第72-78页。 (17)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4年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编制。 (18)M.Chick,Industrial Policy in Britain 1945-1951:Economic Planning,Nationalisation 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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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产业政策转变为竞争政策：欧盟的经验与上海的现实_经济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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